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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长城-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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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乡机群开始轰炸青云浦机场了。地面上浓烟翻滚，烈焰冲天。一架来不及起飞的轰炸机变成火球。机场的空中守卫者们怒火填膺，操纵驱逐机呼啸而下，像一道道闪电插入日军机阵，射出一簇簇青光。一架日军轰炸机开始冒烟了，拖着黑烟翻滚而下。日军轰炸机群四下逃散，指望己方的驱逐机来对付他们的克星。
南乡茂章是明眼人，马上知道遇上了劲敌。他想出奇制胜，击落对方的领队长机，打乱对手的阵脚。他认准勃尔盖维森斯基的座机，紧咬这架苏军领队长机的尾巴。但他不急于射击，他要有十足的把握才会发射子弹。苏军大队长全神贯注地对一架日军轰炸机紧追不舍，竟没有发现死神派出的恶魔已经跟在他的后面。
日本海军的“空中霸王”还在咀嚼着即将偷袭成功的喜悦，他要让这种滋味再久一点，再久一点……他控制着一名苏联飞行官的生命，死神的意志就在他的指头上，胜利的桂冠随时可以撷取，他现在只是从射击瞄准镜里玩味着一个无法逃脱的猎物。
武汉上空构成立体纵深空战（3）
南乡茂章狞笑了，他的手指开始动作，他听到了“嗵嗵”的枪响，但是这声音似乎响得早了一点，因为——因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人从“空中霸王”后面射击，动作比他早了那么一瞬。因此，南乡茂章前面的苏联飞机平安无事，他自己的飞机却冒起了黑烟，而且再也不听他的控制，而成了万有引力的另一个证据，栽到银波浩淼的鄱阳湖中。
勃尔盖维森斯基在惊出一身冷汗之后，回头看到了救了他一命的中国飞行员，他就是罗英德。被救者和援手者心心相印，但他们当时都不知道，刚才栽下去的竟是日本海军航空队的一名“天王”。他们自然也不会想到，和这个“天王”齐名的另外三名“天王”，不久以后也会在中国的天空中被死亡剥夺他们的荣誉。
南乡茂章死了，把死亡的恐惧留给了仍在空中混战的日军飞行员。日军驱逐机只顾逃命，把他们应该护卫的轰炸机留给中苏空军做枪靶。中苏空军当仁不让，又击落八架日军轰炸机。然后，他们凯旋返回机场，跳下飞机，迫不及待地互相拥抱。
空战大捷，喜讯传遍武汉三镇，百万军民欢呼雀跃。２月２１日，武汉各界民众一万多人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
中共中央和驻武汉的第十八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董必武和叶剑英等人出席集会，他们送的挽联写道：“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万万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
日军在“二一八”空战中失利，气焰收敛了一阵。紧接着，发生了一个令他们大为恼火的插曲。２月２３日是苏联红军节，苏联空军志愿队决定长途奔袭日本设在台湾的空军基地。当时，台湾的松山机场上停放着大批日军战机。留恰哥夫决定派出汉口波留宁率领的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队的二十八架飞机和驻南昌的中苏混合编队轰炸机队的十二架飞机。
当天早晨，两队分别出发。由于领航员计算偏差，南昌起飞的机队没能到达台湾。波留宁大队航程远，不得不靠五千五百米高空的直线飞行节省燃料。从汉口到台北，飞行员们忍受着高空缺氧的折磨。
到达台北时，云层中出现“天窗”，苏军迅速钻出云层投弹，机场陷入火海。日本人根本没料到竟有人能够袭击台湾，毫无戒备，战斗机和高射炮都成了哑巴。
这次轰炸，苏军共投掷了二百八十二枚炸弹，炸毁十二架日机、十座营房和三座机库，还焚毁了可供三年使用的航空燃油及其他装备，松山机场完全瘫痪，一个多月不能使用。
第二天晚上，宋美龄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设宴，为全体参战人员庆功。她在祝酒辞中说，这次袭击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日本当局已将台湾行政长官罢免，并将松山基地司令官撤职审判。
在异乡作战，语言障碍是最大的不便。苏联航空志愿队来中国作战初期，曾发生跳伞的飞行员被当地民众误认作日本人而加以围攻的事件。为了避免类似的误会，国民政府为他们制作了蓝色的袖章，上写“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１９３８年初，波留宁的飞机在作战返航时出现故障，迫降在一片芦苇里。全体机组人员忧心忡忡地望着这个陌生地区。不久，三百多个中国人小心翼翼地朝他们走来。波留宁赶紧用手指着绣在他制服上的蓝布条，中国人端详了一会儿，突然露出了笑容。
机组人员通过图画语言，指导村民们把重达七吨重的飞机从沼泽地里拖出来，中国人硬是靠人力把飞机挪到江边，抬上一条小火轮，一位老船长痛快地答应把飞机运到汉口。
随后，这几位“洋人”被安排到一家小餐馆吃了顿安逸的便餐，有蒸肉、花生米和各种陌生的蔬菜。饭后，他们在安静的村舍里美美睡了一觉。他们好不容易才弄清楚那地方叫做芜湖，在他们记忆里，那里好像一个战时疗养所。
护送他们去汉口的中国小伙子带足了面饼，还带了茶水。他一路上做着手势讲故事，用口哨吹出动听的中国民歌。两天后，飞行员们安全回到汉口基地。不久，飞机也运到了基地。
再说日军在武汉空战中吃了亏，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报复。４月２９日是日本的“天长节”，是日本人大庆的日子。侵华日军头目企图在这天之内一举消灭驻武汉的中国空军主力，为天皇祝寿，邀功领赏，调来海军佐世保第二航空队执行这个使命。
离日军预定的奇袭还有九天，中国空军击落了一架在湖北孝感上空侦察的日军双座侦察机，在死去的日军飞行员身上搜到一个笔记本，上面记载着日军的空袭计划。中国空军积极准备迎战。
日军并不知道计划已经暴露。２９日下午两点半，日本海军第二航空队出动三十六架重型轰炸机，在十二架战斗机掩护下，杀气腾腾飞向武汉。
中国空军三个大队的十九架驱逐机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４５架战斗机，此刻已占据有利高度，等待日机进入布好的口袋。中苏空军的作战方针是：一个机群在武汉东北巡逻，相机与日军战机缠斗，迫使日军战斗机与轰炸机分离；另一个机群负责保卫武汉市区，重点打击日军轰炸机。
日军机群刚一进入武汉上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的九架И－１５首先迎了上去。此时，敌我飞机数量为四比一。第四大队不畏强敌，突入日机编队，与日机展开“空中肉搏”。
武汉上空构成立体纵深空战（4）
开战不到五分钟，少尉飞行员陈怀民首先咬住一架日机，把它揍了下去。这是陈怀民击落和重创的第三架日机。半年前，日军出动三百多架飞机空袭南京时，他驾驶二四○五号霍克飞机，与战友们一起，击落日机一架，击伤四架。陈怀民被四架日机包围，油箱被日机击中起火，迫降长江，折断了鼻骨。
伤愈后，母亲对他说：“怀民，杀敌报国，无上光荣，妈不扯后腿，可我有个心愿，为了咱陈家不断香火，你先结婚吧。”
陈怀民说：“我正在作战，结婚会增加心理负担，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二一八”空战中，陈怀民随队从孝感飞到武汉应战，座机被日军击中，迫不得已跳伞，腿部负伤。４月１０日，他驾机飞到台儿庄低空侦察，返航途中与日机遭遇，孤军奋战，撞毁一架日机，自己又一次跳伞成功。
这一天，陈怀民首开纪录后，一拨机头，盯住了另一架日机。他的出色的战斗动作，引起了日军注意。五架日机发疯似的扑上来，狠命向他射击。陈怀民的战机多处中弹，难以操纵。他本可再次跳伞求生，但他开足马力，向附近一架日机的机背撞去。“轰隆”一声巨响，两条火龙翻滚着落向地面。陈怀民的壮举，使日军飞行员胆寒，令地面上观战的中国军民动容，令空中激战的战友骄傲！
在陈怀民的鼓舞下，中苏空军越战越勇，经半小时激战，击落日机二十一架，其中战斗机十一架、轰炸机十架，取得抗战以来最辉煌的空战胜利。武汉三镇掀起了祝捷的热浪，人们涌向王家墩机场，慰问凯旋的飞将军。第二天，冯玉祥为陈怀民赋诗一首，以纪念“四二九”空战，缅怀英烈：“舍身成仁同归尽，壮烈牺牲鬼神气。”
人们在清理被陈怀民撞落的那架日机残骸时，发现了日军飞行员高桥宪一的妻子美惠子的照片，以及美惠子写给丈夫的信，信中充满了凄凉、孤独和对丈夫的缱绻之情。陈怀民的妹妹陈难读了这封信，提笔写下《一封致美惠子女士的信》。她愤怒地控诉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侵华战争的罪行，表达了对美惠子的关心。这封信拨动了亿万人的心弦。武汉各报相继刊登，电台将它译成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香港《读者文摘》把美惠子和陈难的信一起刊出，并介绍她们的通信。这件事轰动了全球，形成强大的反法西斯舆论。
日本空军遭到重创后，在一个月内没有再敢进犯武汉上空。直到５月底，日军才恢复对武汉的空袭。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日本人瞠目结舌的事情。５月１９日下午，两架马丁式СБ－１０轰炸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升空向东飞去，这两架飞机的飞行员，是徐焕升和佟彦博。轰炸机上装载的不是炸弹，而是写给各界日本人的二十万张传单，上面写着：
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徐焕升和佟彦博驾机经过南昌和衢州，到达宁波前进阵地加油，然后直飞日本，在第二天下午抵达九州上空，一路奔袭，向长崎、福冈、久留米和佐贺等主要城市及四国的部分地区散发了传单，然后安全回国，分别在玉山和南昌机场降落。
日本上空来了中国飞机，全国骚动，惊恐万分。徐焕升后来回忆道：“当时，日本的防空哨戒能力相当幼稚，我们进入日本上空时，并未被发现；直到完成任务离开日本，俯视眼底的都市才刚刚在实施灯火管制。及至天明飞回到我国东海岸上空之际，接到地面联络，得知在上海、杭州一带有多架日本飞机升空拦截我们，但我们则掩蔽在云雾中安全返航。”
这次针对日本本土的“人道飞行”，没有投掷一颗炸弹，也没有人流血，只是实施了“纸弹轰炸”，使日本政府非常难堪，在国际上引起了深切关注，国内外舆论一致称赞中国翱翔在天空的雄鹰。
接下来，在５月３１日上午，日本海军第十二航空队的十一架战斗机袭击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正义之剑”大队的三十一架战机立即升空，爬到一千五百米高度，作为主力迎敌。与此同时，中国空军的十八架战机也爬上二千四百多米高空，构成立体纵深的空战态势。
１２点左右，飞入武汉上空的日机，见中苏空军已排好队形迎战，急忙掉头回窜。中苏空军近五十架驱逐机扑向日军机群，击落几架日机。其余日机掉过头来，正要激战，中国另一个机队赶来增援，又连续击落几架日机。苏联飞行员古班柯击落一架日机，机枪子弹打光了。还不愿撤离战场，开足马力，向一架日机猛撞，将它的机翼撞断。失去一条机翼的日机一头栽向地面。古班柯驾驶负伤的飞机安然返回。
这次空战击落日机十四架。作家老舍描写了当时的盛况：“看到敌机被我机打伤，曳着黑烟逃窜，走着走着，一团红光，敌机打几个翻身，落了下去，有多么兴奋、痛快呀！”
至此，中苏空军在武汉上空与日军进行了三次大空战，共击落日机四十多架。６月５日，国民政府在汉口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在空战中牺牲的空军官兵。武汉三镇万人空巷，人们涌向会场默悼。中共中央代表参加悼念，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办事处献上花圈和写着“义薄云天”的横幅，挽联上写的是“捐躯报国”。
武汉上空构成立体纵深空战（5）
武汉空战的胜利，当然应该感谢苏联雪中送炭。苏联空军志愿队支援中国抗战，始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从苏联阿拉木图经中国兰州到汉口的航线开通以后，就有二百五十四名苏联飞行员和机械人员组成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分别由马琴和库尔丘莫夫率领，驾驶二十一架СБ轰炸机和И－１６战斗机来到中国。１０月２１日，由四百四十七人组成的第二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在阿拉木图集中，出发来到中国，与第一批人员共同组成四个大队，拥有一百二十四架飞机。１１月，波留宁率领第二批СБ轰炸机来到中国，驻扎汉口机场。１２月底，由勃尔盖维森斯基率领的И－１５战斗机大队分三批来到中国，驻扎南昌机场。武汉和南昌成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中心基地。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1）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
１938年春天，新四军军部成立不久，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迅速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4月下旬，军部派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从安徽南部驻地岩寺出发，向江苏南部敌后挺进，揭开了新四军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序幕。陈毅抽调两个连队加强粟裕的先遣支队，同时命令第一支队第二团的两个营在镇江至下蜀一带活动，及时策应粟裕。
4月底，高敬亭率领第四支队从安徽西部的驻地霍山出发，向东推进到安徽中部的舒城、桐城、庐江和无为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5月，陈毅和张鼎丞分别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进入江苏南部。
6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新四军先遣支队破坏镇江到下蜀之间的铁路，牵制日军会攻武汉。粟裕发现，镇江至句容的公路上，日军汽车往来频繁，便决定在镇江西南十五公里处的韦岗设伏。
17日早晨，镇江的日军三十多人乘汽车向句容行驶，开到韦岗附近，突然，新四军的子弹和手榴弹，暴风雨般地落在日军汽车上，日军几乎没有还手的机会。战斗只进行了半个小时，击毙日军土井少佐以下二十多人，击毁四辆军车。镇江的日军赶来增援时，粟裕已率领部队转移。
韦岗一仗，新四军缴获长短枪十多支，日币七千五百多元，还有其他军用品。部队把缴获的日本国旗、日军军旗、日军指挥刀、军大衣、钢盔、皮鞋和望远镜等物品，放在一座祠堂里展出，远近民众赶来参观，新四军打胜仗的消息很快传遍全中国。
陈毅爱作诗，为首战告捷赋诗一首：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随后，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在镇江、句容、丹阳和江阴、溧水等地区展开，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
6月中旬，日军占领舒城和桐城县城，打通了合肥到安庆的公路。第四支队活跃在合肥到六安公路的两侧，连续袭击日军的后勤供应，打击伪政权。
据抗战军人回忆，在抗战初期，战场上很难俘获日本军人。日本兵认为当俘虏是莫大的耻辱。他们气焰凶顽，又听不懂中国话，一些新四军战士发挥人道主义，却被垂死的日本兵杀伤。
有一次，一名新四军电话员在公路上查线路，看见一辆汽车旁躺着一名即将死去的日本兵，跑过去大喊一声：“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谁知日本兵扬手一刀，刺进电话员的胸部。
一名新四军战士想把负重伤的日本兵背回来，日本兵苏醒过来时，把他的一只耳朵咬掉了。
不过，新四军还是抓到了日本战俘。韦岗伏击战结束十天后，陈毅指挥第二团第二营在竹子岗伏击了日军一个车队，抓了一名日军俘虏，名叫管明弦政南，是日本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黎明公司的经理。
两战两捷，新四军士气高昂。夏天，新四军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在苏南展开破袭战，得悉宁沪铁路线上镇江与丹阳之间的新丰车站，只有日军一个小队约四十多人守备，而且警戒松弛。陈毅命令第一支队抓住时机袭击新丰车站。
7月1日深夜，第二团第一营派一个连的兵力在车站附近警戒，掩护民众破路，另一个连担任预备队，准备打击援敌。担任突击任务的一个连悄悄地将驻守车站的日军团团围住，突然攻击。日军仓皇抵抗，十几名日军冲出房屋，企图突围，当即被击毙。其余日军在屋内抵抗。眼看日军援兵就要赶到，新四军采用火攻，烧毁了新丰车站的三层大楼，将三十多名日军烧死。同时，地方武装和民众拆除了铁轨，割断了电线，使宁沪铁路一度瘫痪。
同一个月，张云逸和谭震林率领第三支队从岩寺推进到安徽南部的沿江地区对敌作战。
9月3日，日军运输队从安庆驶向桐城，共有八十多辆汽车，载着两百多名步兵和一批军用物资。新四军第四支队特务营和第七团第三营埋伏在公路旁的棋盘岭，准备打击这个日军车队。
上午9点钟左右，两辆日军汽车率先驶入棋盘岭伏击区，新四军战士突然甩出手榴弹，将它们炸毁。日军车队接踵而至，被新四军压制在长达五公里的公路上。新四军勇猛出击，激战半小时，炸毁日军汽车五十多辆，歼灭日军七十多人。
10月份，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从驻地河南确山县竹沟出发，向河南东部敌后挺进，开辟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底，新四军各部都已相继挺进敌后，互相协同，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初步打开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皖苏边等地敌后抗战的局面。
战场上捷报频传，在新四军军部，叶挺以他鲜明的个性，活跃了战时的气氛。这位军长服装整洁，仪表堂堂，总爱骑马到各支队去，还带着一些随行人员。外出巡访或集合，叶挺总要带上他那架德国造的照相机，拍些精彩的照片。此外，他跟各方面的朋友频繁地交往。
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到皖南采访时，叶挺特地让军医处长沈其霞把她接到军部。史沫特莱想看看新四军的“竹子医院”。她知道，这所医院是在叶挺直接过问下发展起来的，病房、病床和桌椅，都是用竹子做的。病房里明亮整洁。叶挺陪着史沫特莱看望伤员。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2）
有几天，叶挺领着史沫特莱上山，去采摘鲜红的杜鹃花，史沫特莱总是把最美丽的花献给伤病员。新四军医院药品紧缺，设备简陋，史沫特莱表示要写一篇有关新四军医务情况的报道，帮助新四军解决医院的困难。
日军一整师团遭灭顶之灾（1）
日军一个整师团在万家岭遭到灭顶之灾。
在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以后，国民党的最高军政机关并未立即迁到四川，而是转移到武汉。不久，南京沦陷，武汉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中国的九省通衢，一时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军队看出日军没有停止攻势的迹象，于是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
1938年1月17日，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成立，陈诚任总司令，卫戍部队共有十四个师、一个旅和特种兵一部。随后，又以七个师组成江防部队，任命刘兴为江防总司令，负责防守武汉下游的马垱、湖口、九江和田家镇等长江要塞。
蒋介石在2月份提出：“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在5月写成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科学地预见到，持久的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即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他同时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
《论持久战》实际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纲领，得到包括国民党爱国将领在内的普遍重视。白崇禧经周恩来介绍，读了这篇论著，称赞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几个月后，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把《论持久战》介绍给蒋介石，还说要全国人民都看一看。
徐州会战结束后，日本军方积极准备进行“汉口作战”，只等着裕仁天皇的号令。6月2日，裕仁指令陆军部发布进攻武汉的命令，要求在秋天占领武汉。畑俊六大将的华中派遣军奉命统一指挥这次作战。畑俊六迅速派出波田支队，在海军与航空队协同下，从芜湖溯江西进，进攻安庆。另派稻叶四郎的第六师团，在第三飞行团协同下，从合肥西进，连续击溃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和徐源泉的第二十六集团军等部队，在8日占领舒城。11日，日本海军通告驻汉口的各国领事，声称溯江进攻武汉的作战已经开始。
中国方面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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