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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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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就碰到了老三，我家那口子，这是错中加错。咱们这号人，喜欢浪漫，老三那时候年轻，白白净净，也喜欢吹个笛子、看个书什么的，看着特别文气，我就很喜欢，开始和他谈恋爱。那时候还在做衣服，每天忙到半夜，但真是很开心。每天早晨还坚持锻炼，到坝上高歌。为这，我妈老是骂我。裁缝店一直没有扩展起来，再辛苦也挣不了多少钱。
襄樊橘子多，后来就跟着一些老乡进橘子，从当地联系，然后往全国各地拉，主要往开封、河北等地。那也是相当辛苦的，买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容易把坏橘子混进去，去卖的时候一定要好东西，价格一直提不高，在这过程中，也很辛苦，再加上路上的辛苦，有时候一天吃一顿饭，把胃都饿坏了。但也没赚多少钱，有时候一车还赔两三万。拉了两三年橘子，也没赚多少钱。
从那时候开始对老三不满意，没有一点创业精神，不愿受苦，有事喊都喊不到前面来，死不出头，我哥他们给他安排个活儿也干不好。我俩总吵架，我哥就说我，这可是当初你选的，会拉会唱，会耍花枪，就是不会干活。其实，我心里也明白，老三就是不会和人抢，拉不下个脸，我也是一样，所以挣不来钱。可总得生活呀。
2000年左右，跟我哥一块到河北做砖厂，帮着找工人，在车站上用自己的方式打动人，让他跟着我走，要懂点心理，在几分钟内把对方说动，也是很不容易。在石家庄租一间小房子，每天必须出去，有时候刮好大风，还出去，在候车室、火车站出站口等。
我是想着帮助这些人，我们介绍的地方都是听说是好厂，能发下来工资才送的，但也挡不住厂家的坏。这中间非常艰难。每天早晨五点多起床，找那些打工的人，然后说动他们，云贵川的人比较多些。一切的开支都要从这些中介费中来，所以不可能不收费。中间公安局也抓我们，到处躲，还和其他中介争客源，打得头破血流，真不知道那日子是咋过来的。有时候，一个人坐在火车站，坐着坐着就想哭，我竭力追求好生活，最后咋成这样了？看一些报道，说民工在砖厂干活不给钱，还有被逼死的，我就很难受，好像那些人都是我送去的，是我把他们送到了火坑里。想着想着就走路连头都抬不起来。
这样做了三四年，我总想着这种生活不是长久之计。后来认识一个女的，也想做服装生意，我们就合伙开始做服装生意。2005年开始，也该倒霉，那会刚好服装生意开始走下坡路，我把在石家庄赚的钱又投了进去，没有足够的客户，生意做得不是很成功，就又不干了。
回到襄樊。我哥的生意做起来了，需要人，就让老三跟着他跑运输。你看，到最后，还得依靠我哥。
目前我家的情况是，还剩一个橘园，值四五万，别人欠的有三四万，就剩这么多。我开个茶馆，其实就是麻将馆，我每天烧茶不说，人凑不够手的时候，还要陪着打，还要垫钱，我现在也是老手了，一天不打都有点手痒。赚钱也难，打麻将的人都是熟人、亲戚，当时先不给，挣钱时再给你，也有最后不给你的。
现在想想，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不是想保持这点理想，我能过得这么差？我能嫁给老三这样的窝囊废？要是嫁给我哥那样的人就好了。现在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我哥，当初觉得我哥太粗暴，没文化，现在看，还是人家干起来了，不嫌脏不嫌累，啥事都敢担当。老三可不粗暴，没一点本事。但是，说到底，老三人也不错，比较平凡，属于保守形式，应该是上班那种类型，不敢冒险。我们俩之间的矛盾就是思想不对路，原来谈恋爱的时候还经常谈心，谈理想，现在，还谈啥，说不上三句话，就开始吵架。他也不沟通，我也觉得与他说话就好像对牛弹琴。
开裁缝店的时候还有理想，再苦再难，都觉得能坚持下去，活得也充实，总觉得快乐。现在生活再富足，也不快乐。也有点自卑，毕竟你们还是实现了自己。我自己呢？啥也没有，日子过得也不好。
我晚上做梦，还经常梦到咱们上学那时候，考试题不会做，紧张得要死，但是，心里还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又回到学校，又上学了。醒了之后，特别难过。还有那个乡间小路，咱们三个人坐在夕阳下、小河边，散步，发呆。这梦都做了无数次，也不知道是恋旧，还是怎么回事。这两天和你们在一起玩，感觉又回到少年时代，心里特别特别高兴，很单纯，有很多感触，特别是又回到咱们学校，我对学校有深厚的感情。如果我考上学，最起码精神上比较充实。
我现在的真正想法是想把孩子教育成材，也算实现了自己的部分梦想。但感觉孩子也是朽木一个，他的性格也是受他爸爸的影响，比较压抑，他爸有时打他。再一个我们的环境也不好，家就是茶馆、牌场，也受影响。
我打算买个房子。房子一定得弄，孩子需要个地方，原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房子弄起来，明年到我们家去玩去。
唉，有时候真觉得前途茫然，觉得没有目标，但是我一定要找到目标。我的理想生活就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结合在一起，就像你现在的生活，就是比较让人满意的生活。
说到帮砖厂拉人的那一段生活，菊秀的脸通红，眼泪都要出来了，她反复告诉我，这是她的秘密，不能写出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想，我明白菊秀的意思，她为这段生活而羞愧，这也是她干不下去的原因。
从某一层面看，确实是“理想”害了她，如果她和她的兄弟一样，如果她没有保持着那可笑的理想和尊严，如果她能够舍下这些，放下身段，只上到小学，就和哥哥妹妹们一样去拼抢，去找一个能在社会上闯荡的男朋友的话，那么，她今天的生活也不至于这样艰难。可是，难道说保持这样一种情怀就有错吗？是什么使菊秀好像在过一种错位的生活？母亲的蔑视、哥哥的嘲笑并不是没有道理，她太不务实，尤其是在异乡异地，这样一种虚幻的情感使她的一切选择都显得不切实际。
生活没有给她实现理想的机会，于是，她的理想、她的浪漫都变成了缺点，成了阻碍她更好生活的绊脚石。从言谈举止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菊秀的自卑。在菊秀看来，我的生活多么顺利，求学，最后获得一份工作，过着安稳的生活，我可以实现我的理想，写作，思考，过一种有深度的生活。而这些，正是菊秀所向往的，这是她在少年时代就确定下来的理想。可是，当生活把她抛到另外一个轨道上时，她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知道菊秀还隐瞒了她的其他更为复杂、黑暗的经历，但是，就我们三个而言，只有菊秀还保持着某种单纯的品性，她对人对事、对许多关系似乎还不是很明白，仍然带着某种明显的幼稚。在听她讲述的过程中，我和霞子不时交换着眼神，透露着一种怜悯的神情，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菊秀，她的心灵还停留在十八岁，她还是那个充满理想、幼稚、总是把事情搞砸的少女。
我们在霞子家住了三天。那几天一直是晚上下雨，白天放晴。清晨起来，空气凉爽、湿润，清新怡人，我们带着一群孩子，到河坡里散步，仿佛重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我们重新走上当年默望夕阳的田间小路，重又回到村庄，去寻找昔日的足迹。菊秀还是那个天真烂漫的菊秀，非常雀跃。但是，一和她十二岁的儿子说话，她就变得哆嗦、急躁、伤感，可以看出，菊秀是把未实现的理想寄托在他儿子身上了，但是，她的儿子却又恰恰对学习不感兴趣。我们沿着上学的老路又走了一遍，却似乎没有多少欣喜的感觉了。这条路似乎被我们遗忘了，这是它必然的命运，就像菊秀也有着她必然的命运一般。
春梅：我不想死，我想活
2008年的夏天似乎特别热。正是中午时分，和哥哥闲聊了一会儿，我就到楼上房间去整理这些天的录音。嫂子忽然跑上来说：“快下来看看，春梅服毒了。”然后，又旋风一样跑了下去。
我摘下耳机，听到哥哥的前院已经是一片嘈杂，有哭声，也有人在大声叫着，“春梅，春梅，你醒醒，醒醒！”我赶紧下去，看到哥哥正拿着工具，往躺在架子车上的女人嘴巴里灌东西。这应该是在灌肠了。
春梅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表情非常痛苦，在拍打声中，眼皮不时地翻动几下，好像在回应着大家。一番抢救过后，春梅似乎清醒了一点，她睁开眼睛，四处搜寻，蓦地紧紧抓着了婆婆的手，嘶哑着嗓子说：“我不想死，我想活，我不想死呀，你救活我，我一定好好哩。”她断断续续地说着，又昏迷了过去，这期间她一直抓着婆婆的手，仿佛抓着一根救命稻草，在短暂的清醒时刻，她还用含混不清的声音挣扎着吐出几个字：“要是这次好了，我给你做双鞋。”
一个小时后，春梅腿脚抽搐了几下，然后就一动不动了。哥哥查了查脉搏，摇摇头说：“不行了。”
我默默地退了出来。随后的几天，寂静的梁庄村忽然变得热闹起来。村子东头的春梅家，第一次成为了村庄的中心，人们或围在门边，或站在坑塘旁，纷纷议论着这件事。梁家几个长辈聚在一起，商量了很久，最后派出一个有些威望的中年人去通报春梅的娘家。春梅的丈夫在外地打工，来回得两三天时间，而夏天高温，尸体难以存放。春梅娘家爹妈、哥及本家来了二十几口人，哭着，骂着，拿着棍子、锄头、锨把，把春梅屋里和她婆婆屋里的锅碗瓢盆都摔碎了，又上去撕扯堂叔与堂婶。他们不让下葬，一定要等着春梅丈夫回来，给个说法。于是，又派人去叫堂哥。我的这位堂哥小名叫根儿，初中毕业，是村里少有的在煤矿挖煤的打工者。他没有手机，也没有留矿区电话，每到农忙、春节的时候，自己就回来了。这时候，大家才突然发现根本无法联系到他，于是只好让一个同门的年轻人坐火车去找堂哥。在春梅娘家哥的“押送”下，堂叔买来了最好的棺材，又买来大量冰块，放在棺材四周，以压除日渐浓重的臭味。
春梅是村里比较漂亮的小媳妇，个子高高的，圆脸上的一双大眼睛总是流露着好奇和警惕的目光。她在村里并不受欢迎，太要强，又不会事儿，和村里大部分妇女都有过矛盾，平时路上见了，还要彼此挖上几眼。春梅死了，对她们的震动最大，一群群女人围在一起，议论着什么。奇怪的是，当我想过去插一两句话的时候，她们马上停住了议论，警惕地看着我，并迅速转移了话题，那暧昧的神情似乎昭示着这里面还有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事情。这些年轻的媳妇和我并不熟，在我离开村庄的时候，她们还没有来这个村庄。后来，听哥说，春梅与我们自家的一个堂嫂走得比较近，她也是春梅在村里唯一的朋友。在哥哥的引见下，我和那个堂嫂，一个颇有些见解与现代意味的高中毕业生，进行了一番交谈，也大致了解了春梅自杀的缘由。
我只给你说这些，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这几天，我心里不美得很，可难受，说起来，春梅的死也怨我，与我有关。
春梅和根儿结婚不到一个月，根儿就出门打工了。按说春梅也可以去，可是她晕车，一坐车就吐得死去活来，她说啥也不出门。后来，生下那小闺女，她也就不想着出门了。别看春梅脾气暴，跟她婆子妈＇6＇、跟村里人经常吵架，她和根儿的感情可好着呢，没见过他们吵架。根儿回来了，经常骑着自行车，前面带着闺女，后面坐着春梅，去镇上赶集，回春梅娘家走亲戚。有时候把闺女留给婆子妈，两人到城里去玩，也是骑自行车，你带我，我带你，亲得很。
春梅虽说知识少，有点笨，可是人真叫个勤快，干净。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就两间小房子，收拾得可干净，床上、桌上连个灰粒儿都没有。下地干活，舍得出力气，家里养有鸡、鸭、猪，有段时间还养兔子，忙得不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像焕嫂子家那样盖大房子，不和婆子妈憋在一个院里。
事儿出在今年春上，春节的时候，根儿没回来，在那边给村里老支书打了个电话，说矿上需要有人看矿，一天双倍工资，他就不回来了。春梅也没接上电话，心里就一直生着暗气。你不知道，根儿上次回来是去年春节的时候，中间割麦也没回来，这再不回来，到夏天割麦子就是一年半没回来了。春梅心里不痛快，在家里打闺女，骂牲口，不给人好脸子。有时，关着门，大半天不出来。在农村，哪有大白天关着门的习惯？婆子妈看不惯，说她离了男人就不能活。春梅也不省心，说她婆子妈：“你可不想男人，天天晚上出去跑。”把她婆子妈气得直噎气。实际上，她婆子妈是信主，也是跑得不落家。你说，大过年的，别人都团聚，小两口一块儿走亲戚，她就剩自己，也怪可怜的。
过完年，春梅来我这儿玩，说起这件事，一开始也是扭扭捏捏，啥也不说。后来说开了，一连声地骂根儿，我听出来了，她是想根儿想得很。我就给春梅出主意，给根儿写封信，说自己生病了，要他赶紧回来。春梅刚开始还不好意思，说写啥信哩，他们从来没有写过信。根儿上到初三，还能写字看报，春梅是几乎不识字的，咋写呀。我说，你不会写，我替你写。咱好坏是个高中生，也是好浪漫，你哥在南方当海员，我们俩经常写信，还相互寄照片，感觉挺好的。每次来信，心里美得不得了，再累也高兴。春梅知道我们经常通信，早就羡慕。最后她答应了。我就以春梅的名义给根儿写了封信，还加了些抒情话。写完给春梅念念，她听了，还只骂我，说谁想他了？但也不说让我再改，我就把信写好，封好，把地址写好，春梅拿到镇上邮局寄走了。
这下可坏事儿了，从寄出去第二天，春梅就开始天天等信，在村口等，有时还到邮局等。一看见邮递员来，就前后跟着，怕别人看出来，还非得拉上我。我告诉她，信来回得走二十多天，她不听，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信。我就想着，是不是信寄错地址了？按说不会啊，是按根儿寄钱回来的地址寄的。春梅有事没事就往我这儿跑，来了就问，咋回事，咋回事？我说，干脆，再写封信，上次有可能投错了。就又写了一封信，我还让春梅拿张相片夹进信里，让根儿见信回来。现在想想，我有点太急了，那时候应该先劝劝春梅，我这等于是火上浇油，把春梅领到死胡同里了。
这一等又是二十多天，根儿还是没回信，更别说人了。春梅也不来问我了，我去看她，她也懒得理我。成天坐在家里，关着门，辣椒也不摘了，地也不拾掇了。婆子说她几句，她也不像以前一样一句不饶。我心里着急啊，就偷偷又给根儿写封信，还找老支书，让他查根儿打过来的电话记录，老支书的电话没有来电显示。我上网去找，根本找不到根儿打工的那家矿。你说这咋办？
我和春梅去镇上赶集，原来上街，每一次春梅不是在卖衣服的地方跟人家吵，就是在卖鞋、卖苹果的地方吵，热闹得很。现在倒好，人一声不吭，眼睛直直的，见啥买啥，温顺得很。我看她的脸，红得不像样子，摸她的手，潮热得很。有一段时间，忽然又狂躁得不行，见人都吵，把她老公公、婆子、闺女吵得门都摸不着，都不知道是为啥哩。
她婆子妈说她是得了“花痴”，想男人想疯了。俩人吵架，她婆子妈当着村里人的面这样骂春梅，春梅脸上挂不住，干脆钻到屋里不出来。还真有点像（W//RS/HU），最后这俩月，春梅连活都干不成，神志不清。有好几次去地里干活，把闺女落在地里，自己回来了。也不烧火做饭，见了村里的男人就跑，好像谁要抓住她一样，看着都不正常。村里也开始有人拿眼看春梅，背过去还议论。我也气得不行，谁问我了，我都给呛回去。可有啥办法，根儿联系不上。也没往坏处想，联系不上也正常，平常没事没非，谁跟家里联系？到时候，自己回来就是了。
想着熬到割麦时，根儿可该回来了，没想到，这死劲头儿，还是没回来。不过，往年根儿割麦时也没回来，现在，都机械化了，机械直接把袋子装好，运到家里，也不需要多少人手。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春梅眼瞅着都不行了，人都快熬死了，她是一股劲儿憋着，成心病了。
要说，这还没事，说句难听的，春天猫都叫春，人也正常，熬一下，就过去了。可是，前几个月咱邻村王营出一个事儿，春梅又上心了。王营一个小媳妇上吊自杀了。为啥哩？她丈夫回来，俩人好得不行，一块同进同出十几天。后来丈夫走了月把天＇7＇，这媳妇一直下身发痒，她忍着，不好意思去看，最后开始发烧，才不得不去医院，一看，说是得性病了。医生还问她丈夫接触过什么人，要抽血查艾滋。村里人都知道了，这媳妇又羞又气，上吊死了。春梅一听说，疯了一样来找我，逼我，问我是不是根儿也在外面坏了，不敢回来了。我说这哪儿知道，再说，矿上挖煤的，都是男的，根本没有女的。春梅说，她看过电视，矿上周围都有女的，专门干那事儿，肯定都有病。我咋解释也解释不清，我说：“干脆，你带着闺女去找根儿，现在，大矿不都有家属区吗？租个房子也能住下。”这一说，春梅又泄气了，她从来没出过远门，晕头转向的，吓都吓死了，再说，她不年不月地去找根儿，村里人肯定会笑话她。家里的地，她舍不得给别人，她好不容易种的辣椒、绿豆，她还要撒肥料种萝卜、白菜。根儿挣的钱到现在还不够盖房子，她咋能把地丢了呀？
后来，春梅也不提去找根儿的事儿了，只是有事没事就到王营去转悠，打听那个男的在哪儿打工，女的啥样子，咋染上这病的。回来还问我，是不是一跟别的女人在一块儿，男的就会得病？一惊一乍的，问得我心里也难受得很。你想，你哥也在外面呢，当海员的，到哪一个地方不靠岸，哪一个岸边没有那样的地方？我先前从来没想过这事儿，挣个钱多不容易，谁有那闲钱去干那事？可是也架不住那么多人去呀。
大前天，不知道为啥事儿，春梅跟她婆子妈大吵了一架，吵完架之后，春梅上地里去撒肥料，回来才想起来撒错地了，把整整两袋化肥撒到别人地里了。她又跑回到地里，在地头转了好多圈，我看她神情不正常，一直跟着她。回来，眨眼不见，就喝敌敌畏了。你说，傻不傻，村里有几个男人不是在外面，都像她这样，大家还活不活？
我都不敢跟你哥提我写信给根儿的事儿，你哥非骂死我不可，闲得没事招啥风哩？！
三天之后，派去的人和根儿哥一起回来，春梅的娘家人又来闹一番。娘家哥在冲动之下，上去打了根儿哥几巴掌，根儿哥直挺挺地站着，也不还手，也不抹泪，甚至连泪都没流，好像麻木了一样。或者，他始终处于诧异之中。他似乎不明白，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他的老婆春梅怎么会去自杀呢？我没有走过去，尽管我很想问他，是否收到春梅的信？如果收到了，为什么没有回来？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为什么不配手机？难道他不想念春梅吗？不想念她那年轻的、仍然圆润的身体？
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乡村人来说，没什么事儿，不年不节，又不是春忙秋种，回家一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绝对是浪费钱。而情感的交流与表达，更是难以说出口的事情，他们已经训练出一套“压抑”自我的本领，性的问题，身体的问题，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中国有几亿这样的流动大军，如果要考虑这些“小”问题，那不是太麻烦了吗？
改革开放，“劳务输出”一词成为决定地方经济的重要指标，因为出门打工农民才能挣到钱，才能拉动地方经济。但是，这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生命被消磨殆尽？男子离开家乡，一年回去一次，至多两次，加起来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他们都正值青春或壮年，也是身体需求最旺盛的时期，但是，他们却长期处于一种极度压抑的状态。即使夫妻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有条件住在一起，因为建筑工地、厂家并没有义务给他们提供住宿，而他们的收入又很难租得起房，往往都是各自住在厂家。至于周末怎么相聚，怎么进行性生活，则是难以想象的黑暗问题。即使这样，能在一个城市，经常会会面已经是很幸运的了。由于性的被压抑，乡村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乡村道德观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农民工通过自慰或嫖娼解决身体的需求，有的干脆在打工地另组建临时小家庭，由此产生了性病、重婚、私生子等多重社会问题；留在乡村的女性大多自我压抑，花痴、外遇、乱伦、同性恋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也为乡村的黑暗势力提供了土壤，有些地痞、流氓借此机会大肆骚扰女性，有的村干部拥有“三妻四妾”，妇女们为其争风吃醋，衍生出很多刑事案件。
人们在探讨农民工的问题时，更多地谈及他们的待遇问题，却很少涉足他们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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