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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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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方老师让我看一张他跟他的朋友们的合照，许多人站成一排，黑白的，在那一张照片上，我只认得方老师一个人，却忘不了照片背后的一行毛笔字：“同是天涯沦落人”。当时还不太懂这句话的含意，却记在心里。渐渐长大，愈发地为这一位仅仅得年四十九的老师心酸。
方老师的班级，同学之间的感情很好，我们毕业至今五十多年，在台北的同学还是常常聚会，这样的情感，不得不说是方老师之赐。那个时候许多班的男生不跟女生说话，要不就是男生常常欺负女生，这些都是方老师不允许的，他告诉我们，那样子“不文明”，要我们别当野蛮人。他写得一手好字，书法课，他可以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颜、柳的字体，让我们照着练。有一次我当值日生，体育课大家都去操场上课了，他在教室后面批作业之后，把我叫到身边，关怀备至地问了些问题，让我把许多的委屈一下子奔泻而出，大哭不已，方老师也不断地拭泪。
我在小学、中学，都是编壁报的高手，能写能画，都是方老师启蒙培养的。常常一个人把整幅壁报编出来，得没得奖无所谓，我要的是不用上课的公假。
方老师在说话课中会讲一个一年到头连续不绝的故事，同学都听得津津有味，但我倒觉得不怎么样，下一次聚会时我要问问，当时你们听得那么带劲，是不是装的？
有一次，发作文本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有了，只差我的，我正在狐疑不已的时候，方老师不慌不忙地拿出我的作文本，要我亲自读给大家听。那时正当我刚读完老舍的幽默文集之后，我也仿老舍来上了一篇题为“大倒楣”的作文，描写一天里没有一件事情顺利的搞笑故事，全班都笑得前仰后合。这就是我成为壁报老编的开端。
方老师英年早逝，得寿不及半百。他过世时，我们也都是青年了，我们这一班好几位小学的同学，为他办妥了葬礼。我们聚会时总是会提到方老师，包括挨他打的故事也都有了趣味，他是我们永远的班导。
学校常常有外国人来参观，看来北师附小应该是某种样板。在我们刚毕业时，校长换成了陈诚的亲戚谭达士，事出仓促，学长张法鹤骑着脚踏车四处通知校友，非常热心地为王鸿年校长举行了惜别会。为什么忽然校长要换人？在那个年代，这样无厘头的事是很平常的。谭达士之后的北师附小，我就不知道了。
铁铸的命运
许多人的一生都是在迎战，有一阵子，政府都在鼓励战斗的人生，有一次《蓝与黑》的作者王蓝来我就读的建中演说，他讲的就是“战斗的人生”。蒋经国开办了“暑期战斗营”，让大中学校的学生去体会战斗的滋味。虽然根本没有打仗，却可以年年选出“战斗英雄”，直到现在我还不懂。人生无处不战斗，好像全台湾都在摩拳擦掌，随时都可以展开战斗，真的要反攻了吗？偶尔也会猜想。
只有我，过得无精打采，一点战斗精神都没有。
我不爱读教科书，尤其不爱读课文之后的许多也要背下来的注解跟练习。我无法接受历史课本里远远不如历史小说精彩的内容。我记不住长江有多长，黄河改道有几次，什么地方产煤又有铁。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的某些金属，比如“锰”、“钴”、“锑”是啥玩意儿？却要知道什么地方一年可以挖出多少吨。我看不出模范生除了非常乖之外，还有什么优点？家长老师都说要跟比自己好的朋友来往，很奇怪，我不明白要是比我们好的小朋友也相信这一句话，谁还能跟谁做朋友？我愿意做个孝顺的孩子，但是要用功读书才算是孝顺，我就只好不孝到底。我也很同意“‘共匪’是万恶的”，但是他们在好远的地方，想要“报国”也无路可去。“蒋总统”说要反攻大陆，那么可不可以大家都不用上学了？就像从前打倒军阀的时候一样？我甚至于希望“共匪”的炸弹把我们的学校炸掉算了，这样我的成绩记录就不再会暴露出来了。我读《水浒传》，读到他们的郁闷，很有同感，很想也像其中的好汉们一样，闯出一片新天地，然而何处是“江湖”？我找不到。《西游记》里齐天大圣的本事我一点儿也没有，反倒像是个无人保护无人照管的唐三藏，遇到了无数的妖魔。为什么我爱读的书都不是好书？读不下的偏偏都非常要紧？
种种疑惑，一个答案都没有，生命漆黑一片。
所有的快乐只剩下想象，成天只知道胡思乱想，读书做功课时，总是不知不觉眼望窗外，神驰云天。
我们家隔壁是在电力公司服务的徐正方先生，徐伯母生了四个儿女，姐姐名叫徐亚蒙，下面的几个，我只记得小名，妹妹唤作米糕，然后是大弟跟阿狗。他们也很顽皮，个个都爱玩。我家后院有一个小小的游泳池，但是长年就让这一座游泳池干着，当然是怕太费水。有一天徐伯伯专诚来我们家拜访父亲，问可否让他们家的孩子来玩玩水，水管由他们家接过来。
父亲没有答应，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石门水库，夏天常常缺水，父亲说有的人连喝的水都成问题，不好意思把这里的游泳池灌满。
我想父亲有道理，但是让我感受得更深刻的是，徐伯伯那么爱他的孩子。原来在这个世界上也有那么爱孩子的父亲，怪不得他家的几个兄弟姐妹总是笑口常开。
徐家后来请了一位说书先生，每天晚上到他们家的后院说书，都是武侠小说。同时请了许多亲朋好友来听书，说书人就是有名的孙玉鑫先生。他说的时候，慢慢吞吞地讲话，却非常动人，随着他手边的折扇指处，好像许多武功高强的侠客就在眼前的树影跟屋顶间飞蹿。我开始幻想我也有如此高强的武功，大人如果要打我，我只要施展轻功，一顿脚人就不见了，他们能奈我何？
我们家斜对面姓黄，做的应该是大生意。青田街的每一栋房屋都有一两百坪，他们家却又买下了后面五巷的院落，两家并作一家，其大可想而知。但是家中常常不见人影，只有一个年纪比我小两三岁的男孩，有个日本发音的名字，唤作“偷米”。那么大的家院，常常只有偷米跟一位男工。
我们很玩得来，就在他们家的院子里，种植了许多的奇花异卉，又有喷泉跟锦鲤，地面上铺了翠绿的、细细厚厚又软软的韩国草坪，草里埋着洒水喷头。我到偷米家，便可以跟他整整地玩上一天。有的时候偷米也来我们家玩。我们玩得上了房顶，有一次偷米一不小心，踩破了石棉瓦的屋顶掉了下来，还好只是跌在煤炭的竹篓子上，没事。但是姑丈却要我去索赔屋瓦，现在想想，人家的小孩子在我们家的屋顶跌了下来，没有受伤，已是万幸，怎么还要人家赔偿？那个时候我大概十岁左右，却已经觉得说不出口。在一个黄昏，当着偷米的面，我被姑丈打出家门。
也许应该说是逃，我逃出了家门。因为很晚很晚也许到了半夜才回家，晚饭当然没吃，少吃一顿饭，跟挨打这样的事情比起来，太微不足道了。
有一次外面下着雨，我被姑妈打得受不了逃了出来，却也只能在家门口站着哭，夏天，连背心都没有穿上一件，赤裸着上身，哭着，在雨中。好几个过路人问我小朋友你怎么了？我哪说得清楚？只顾哭哭哭的，一个个陌生人也只得摇摇头离开了。
就那么样地挨着，挨过了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就渡过了劫难。
记得曾经有整整两天，我什么也没吃，只敢在外东逛西逛，不敢回家，怕见到会打我的姑妈。以后读书，读到有人饿得两腿发软，我真的体会得出，因为我曾经饿得真的两腿发软，随时在马路边就想躺下来。
常常撒谎，然后又要用另一个谎去圆先前的谎，一个套着一个的谎，渐而渐之，变成了好庞大的一个虚拟世界。比如说我家有了祖父祖母，又有了外公外婆，因为＇文＇老师问我＇人＇为什么＇书＇昨天前天＇屋＇都没有来上学，我只好创造出几个长辈让他们死掉，就合理地有了丧事，于是当然不能上学了。我还得找块黑布作黑纱，快到学校的时候戴上，跟真的一样。一共四个从活到死的长辈很好用，加上他们病了要我去看他们，可以逃学好多次。
其实真正生病的是我，身上有了伤口，哪管是小小的钉子扎破了个小洞，也会肿得好大，滚出许多脓水，便是好了，伤痕也久久不退。我的大腿上，屁股上，甚至脸上，红紫青黑的印子新旧交替、此起彼落。“马国光你又挨打啦？”同学这样问，我听来都像是讽刺调侃。我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小孩子也要尊严的，我们家的大人似乎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一天到晚昏昏沉沉，应该是在发烧，至少营养不良，但是自己并不明白。长大了以后，不再昏昏沉沉了，才知道，世界上的人原来并不都是昏昏沉沉的。
我读到了马克·吐温的《汤姆历险记》跟《顽童流浪记》，幻想着台湾假如也有密西西比河该有多好，那么广大深远的天地，怎么样都可以活下去，我就可以真的去流浪，到无人认识我的原始森林里，吃野果，在山涧里洗澡，跟我最爱的动物作伴，像电影里的小泰山一样地生活，再也不回家。
但是事实上办不到，我也知道。
学校里的功课不行，尚且可忍，不及格不列名便了，然而家中痛打却无法躲藏，想到不知哪年哪月才能长大脱离苦海，十年、二十年，跟一两万年又有什么不同？
想要逃走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家，已经跟地狱没有什么不同。我开始享受到家，是在婚后。
在一个夏夜，我逃了一趟家，那可算是逃家之始。
白天便做了准备，我打算跟谁也不说，逃走了事。
收拾了一个小包包，里面有我的蜡笔、纸张、几件衣服，也许还有几本书吧？钱是不会有的，也许年纪太小，还想不到这么深奥的问题，这些就是我以后生活所有的东西了。
夜阑人静，皓月当空，地上映照着万点树影，四下里寂静无声。我把布包袱斜背在身上，轻手轻脚地走到玄关，生怕惊动了任何人。我系紧了鞋带，悄悄出门，在大门口，我们家的狼狗“Lady”过来跟着我，摇着尾巴，那时我的个子还不高，它很轻易地在我脸上舔啊舔的，我抱着Lady吞声而泣。我轻轻地掩上了小门，在月光下离去。
只走到了巷口，便站住了。往前走是新生南路，有一条瑠公圳，再过去就是一直连到六张犁的水田，然后是满山的坟堆。往右是和平东路直通水源地，到新店溪，但我从来就没有过过河。往左是信义路，拐个弯走上一阵可通松山，然后是基隆，基隆再过去就是大海了，怎么办？再回头，又是家，可以过门不入，然而再走下去，一直到淡水河，淡水河过去又是哪儿？我不知道。
天地沉寂，月华如水，我，该往哪个方向？一点主意都没有。那一刻，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人，孤独得很怪异，难分真假，希望只是一场梦。我悄悄地回了家，不动声色地爬上床睡到天亮。就这样，结束了我头一次逃家的故事。
那一年，我十岁。
以后漫长的岁月，哪管直到须发俱白，小不如意则小逃，如跟太太有意见，便躲入书房关上房门不言不语；大不如意则大逃，如留书辞职或是干脆转身而去。在他人眼中，有时可能像是新的突破，我却只是为了逃，能逃就逃，随时随地都可能生出逃意，也不见得有什么生死大事。我越逃越远，总有一天，再也不回来。
第六章 逃啊逃
引子
十五岁时，正在一列小火车上，与同学一起逃学去碧潭玩。
穷开心
起初跟父亲住在青田街七巷，我们常常到靠近和平东路的三巷姑妈家玩，姑妈家有大小表妹跟表弟，看他们日子过得十分热闹，而我们家来往的都是大人，对姑丈姑妈家的向心力自然就大得多了。要是当初便料得到以后会常常挨打，我是死也不会去的。然而可能吗？
姑妈家对面住的是农业专家戈福江先生家，他们家有一位宝贝女儿，名叫戈定瑜，小名宁宁，我们唤她小宁宁，极得伯父伯母的钟爱，也成了我们的玩伴。戈福江先生总是笑嘻嘻的，骑着脚踏车，见到我时，也跟女儿一样地喊我马哥哥。父亲跟戈伯伯也很熟，我们姐弟二人来台湾之前，戈定瑜就常常到七巷我父亲家去玩，也在那儿早早认得了齐邦媛姐姐。至今想来，戈定瑜认得我父亲，要比我自己实际认得我父亲还早。以后我们成了小学同班同学，我们至今依然有来往，她从加州柏克莱大学图书馆退休之后，到大陆开热狗店，赚到的每一文钱都捐作公益，她是我一生中最长久的老朋友了。
一到姑妈家就开心，姐姐自己搬了棉被要去姑姑家住，我是她的跟屁虫，自然也搬了我的棉被一起去。父亲当然不是会照应孩子的人，我们成了姑丈姑妈的孩子，想来也是早晚的事。
没有几年之后，姑丈姑妈一家却住到了父亲的家里，原因｛：文：｝我至今｛：人：｝不明。他们｛：书：｝的房子卖｛：屋：｝给了陈果夫先生，陈果夫不会不付钱的，那么钱到哪儿去了？从来也没有听他们说过，只见姑妈姑丈的感情有了变化，最后简直就是水火不容，随时可以动手动脚。夫妻失和，姑丈只得单独住一个小房间，吃饭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单独吃。他同时也失业了，因为父亲起先兼任海洋研究所所长，把姑丈从天津请来做主秘，却没有想到这个单位忽然之间撤销了，姑丈应该从那个时候便失了业，我猜他们卖了房子的钱也许是投资到了什么地方去，后来血本无归。小时候，有一阵子常常有一位姓杨的客人到家里来，有一次，姑妈拿了一把日本短刀追杀他，姑丈还去阻挡，这事应该跟钱有关。
人生许多的痛苦，是说不出，也不想说，恨不得忘记的，所以我从来也不问，连我都老了，干嘛还要挑起任何人不胜负荷的伤心往事？
但那个时候全台湾上上下下都穷，至少在从前，说台湾之所以经济发展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政府把库存的黄金带到台湾来了，凡是经验过穷日子的人，绝不会相信那么点儿黄金会有什么作用。最早的时候用的是老台币，“老总统”来台之后不久，便改成新台币的币制，那也是在金圆券彻底崩盘之后的事。政府也没有钱，当时的台湾银行总裁任显群，也就是名伶顾正秋的夫婿，推动了“爱国奖券”制度，五块钱一张，特奖二十万元，当时一栋青田街的庭院也不过三五万元。一方面政府靠奖券发行挹注了许多必要的资金，而老百姓也为此疯狂，常常听到有人说哪一天我中了特奖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小宁宁收集没有中奖的过期“爱国奖券”，视同珍宝，说是过期的一张还是值三块五，不知道谁跟她讲的？
政府还发动了克难运动，要大家在贫穷里保持奋斗精神。于是克难这个克难那个，处处都克难。选出了许多的克难英雄，有的街道便唤作克难街，村子是克难村，一个村子还不够，有克难一村、克难二村、克难三村，等等。还有克难号火车呢。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反正不克难也不行。许多人经年累月不做一件新衣，不看一场电影，更谈不上去哪儿旅游，大家克难嘛！彼此苦笑。
台湾的夏天很长，全台湾有几家有冷气，大概数得出来。西门町最早装冷气的电影院是万国戏院，电影广告上的标志就是结了霜的“万国”两字。台北唯一有电梯的公共场所是衡阳街的建新百货公司，也只有四层楼。黄昏时分，许多人家的晚饭是在院子里摆张小桌子，围着吃的，因为屋里热。电扇都很少见，人人手中一把草或是竹编的扇子，坐在小竹凳上，望着星斗，天南地北地聊，最常谈起的话题是回大陆。大家都没有电话，但是随时随地可以串门子，不用预先约定，远近不拘，谁都不会嫌无礼。
电压不足又不稳，常常断电，就要找电力公司修理站来修电灯电表，重装保险丝。一家子摸黑吃晚餐，平平常常。我们家附近就是新生南路，瑠公圳的水清清澈澈，有鱼有虾，两边绿柳垂荫，傍晚许多人就下去泡澡，又有许多人摇着扇子在圳边石栏上坐着乘凉，兼参观泡澡，直到月上东山，才拖着木屐，踢踢拖拖摇摇摆摆地回家。
就在青田街，有一位台大教授的太太养了几头猪，她每天到各家去收馊水，一桶桶挑回去。每家都空荡荡的，家徒四壁很普遍，甚至于有地位、名声的人也是如此。父亲的同事，台大地质系教授张丽旭的儿子张达民，跟我小学同班，夏天的时候，常常在巷子里遇到他，他斜背着一口木箱子，里面厚厚的白布下，整齐地放着保冷的冰棒，他沿街用闽南话喊着：“枝仔冰哟红豆仔冰！”我也曾经抱着姑丈姑妈养的鸡，站在菜场边，等着问价的主顾。
娱乐活动远不如今日的多元，有布袋戏看就很开心，没有人买过票看布袋戏，全都是酬神演出，到庙口就有得看，一毛钱都不用花。挤在人堆里，小孩子个子矮，看不到，就爬到树上、电线杆上看。可怜我这个大陆来的土包子，根本不知道那些小人物是假的，起初看到了布袋戏，觉得好奇怪，怎么那么小的人也会打斗？动作还那么利落？只要听说哪儿有布袋戏，再远，也会走着去看，从和平东路走到松山也都不累。还想着他们一天不晓得吃得了多少饭？能不能跟着戏班子的主人回家，看看小人儿怎么过日子，又怎么训练出那样的本事？
还有歌仔戏，花旦青衣动不动倒抽凉气哽哽咽咽，常常一口气抽得好长好长，演着演着，又会有人拿出一块红纸写好的牌子，放在台前，上面是毛笔大字“十年后”。台子架得好高，台底下小孩子可以来去自如。绕到他们的后台，看到王宝钏正在喂她的小娃娃吃奶。关公抽着烟，红壳子香蕉牌的。孙悟空到水沟边去撒尿了。戏台前大人小孩高高兴兴地聚集在一起，卖糖葫芦、麦芽糖的，烤鱿鱼的，当场做棉花糖的，抽冰淇淋的，就是一毛钱可以在飞转的木盘上，用一枝木柄铁针，使劲往板子上一剁，看看打到的只有大拇指头大的一小球，还是打到了一个比汤碗还要大的“天霸王”，足足可以让两三个小朋友吃到肚子痛。
我们还有电影看，附近眷村要放电影了，只需一天半日，大家都闻风而至。自己带着小板凳跟扇子，早早到村子的广场等着。银幕就是一大张白布，四个角分别绑在树上、电线杆上、大石头上……
终于天黑了，电影开演，都是黑白片，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海棠红》还没开拍哪。有剧情片，也有新闻片，但跟宣传片一样，都是跟我们讲政府的事情，我们也搞不懂，依然看得有劲。还有社教片，类似保密防谍之类，也有跟大家说如何养猪养牛的示范片。
只要一起风，银幕就给吹得一下子鼓起来一下子凹下去，影片中的人物一下子胖一下子瘦，小孩便高兴得咯咯咯不停地笑。但不论什么片，大家都爱看，不然要干嘛？
学校里也偶尔会演电影，记得看过《小泰山大战飞人国》，还有许多美国西部片，都是白人英雄打红番的故事。只要救兵到了，小朋友就拍手狂叫，当然，英雄一定是白人。但是放映中常常断电，连电影院也常常演到一半断电，只好等，人人都非常有耐性，影迷很多都自备手电筒，断电的时候，几十只手电筒像探照灯一样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划来划去，还有人吹口哨。那样的年头电影院不禁烟，很多人也乐得休息一下，吸一支烟。也常有正在“跑片”，接不上来，也要等。银幕上打出手写的、用一片蜡烛熏黑了的玻璃片儿，火柴杆子划出歪歪倒倒的字幕：“跑片未到请稍候”。这是说，同一部拷贝要给好几家演，就要雇人骑着脚踏车，后座捆着一盘盘铁盒子装的影片，从这一家电影院急急地骑单车到另一家，赶紧把拷贝送到放映室，同时再把这一家放完的那几盘再急急地骑车送到还有一家。这应该算是今天快递的鼻祖吧？
后来和平东路的菜场上午卖菜，下午就变成了电影院，那个菜场唤作民生菜场，变成了电影院，就是民生戏院了。五毛一张票，跟学校里一样便宜，明天上午又恢复成了民生菜场。菜场跟电影院合而为一，可想而知有多简陋，随随便便钉在一起的木板，处处漏光。同学常常会在民生电影院相遇，便是正在放映，老远也看得清楚打得了招呼。我在民生戏院看过人生的第一部超人影集，当然还是黑白的。看到超人可以明明白白地飞来飞去又力大无穷，惊羡不已。
许多学校也开始在周末举办电影欣赏会了，卖票的。也有让学生自办，一女中就这样，姐姐常常带了明星剧照回家，参考着用颜色笔画大海报，线条准到跟照片一模一样，也许更好看些，她是“宣传组”的大将。
吃得也简单，有的人家小孩子过生日，也只是吃了个蛋，别的孩子不一定也有得吃。便当里，有人带的就是半个咸鸭蛋，这还不算顶穷，还有人只那么一颗话梅压在白饭里。小孩子也知道要面子了，吃便当的时候，便当盖子盖住百分之九十，只露出不得不露出好扒饭的小小空隙。我们家后来长年只吃一个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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