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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们都不曾忘记-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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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下起了大雪，老莫正望着空蒙蒙的马路发呆。
突然，在银行工作的儿子打来了电话。“爸，你知道吗？有人要购买你的面馆！”
“怎么回事？我不卖！”老莫第一个反应。
“我也这么以为，”儿子附和着说，“听副行长说，有人大动资金，想有所动作，还说什么会给我们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
“不卖不卖！多少年的老牌子了，不能砸在别人手里。”老莫气愤地挂掉了电话。
这时，一辆低调的好车停在了老莫面馆前头。
老莫从儿子的杂志上看过，这个车起码要七位数。这大款怎么不去星级酒店，反而到我这来吃面了？
车上下来两个职业西装、打扮时尚的女郎，老莫夫妇兀自咋舌，却见那两个女的退到一边，恭恭敬敬地打开后门，从里头又走出一个不施粉黛，清汤挂面，却美丽逼人的女子。
老莫只觉得她眼熟！莫大妈连忙给三个贵客让座。
坐定，那为首的女子轻启朱唇，和气地说：“老板，要一碗清汤面。哦不，是三碗。”
老莫如梦初醒，回头看了又看，一边小跑着，颤抖着手去下面条。原来是她！
老莫夫妇兴奋地躲在柜台上，看着那三个贵客吃完了面，又惊又喜，不敢上前搭讪。那女子却站起来，径直朝他们走过来，还没等老莫夫妇反应过来，就深深地鞠了一个大躬。
老莫夫妇慌忙扶起，女子的脸上已是清泪纵横。
“有话慢慢说，慢慢说……”老莫一辈子没遇见过这样的事，门外有好奇的人看东看西，还用手机拍那豪华轿车，莫大妈干脆把门给拉上了。
那女子就带着哭声，断断续续地说了一段往事：
原来，那女孩叫柳芬兰，她的爸爸是一名厨师，以前就为老莫面馆的前任店主工作。他做得一手好面，迎来顾客盈门，女孩也常常带同学来吃，她自然可以赊账。可是一个大雪天，她爸爸为了送一碗热面到她学校，在路上被一辆打滑的卡车给撞了。女孩失去了父亲，可是她不愿意相信残酷的现实，也不想让同学们瞧不起，而且她也怀念来爸爸工作的店里吃面的时光。
于是她还是带同学来吃面，并照常赊账，其实她一开始也十分害怕老莫拒绝的。为了报答，她把爸爸祖传的面条方法也教给了老莫。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公派到美国读了三年投资学，回国后有家跨国餐饮公司聘请我做投资顾问，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要买下你们的面馆。”女子从那两个秘书包中取出合同解释说，“你们别怕，你们不仅会一次性得到一大笔授权资金。等这个面馆成为公司后，你们还是股权最多的经营者，管理者，我只是用我的专业和资源把你们的面馆打造成中国最好的面条企业！”
老莫夫妇听了一席话，百感交集，感动得直抹眼泪。
“砰砰砰！”面馆外突然有人猛烈敲门，“爸，妈！是不是谁来封我们的面馆了？告诉他们，我们不怕！我们不卖！”
店里的人听了，愣了一下，顿时哈哈大笑。
“这小子，多少年了，还是这样风风火火的。”莫大妈连忙把门打开了。
一股暖风吹来，莫识宝和当年的校花柳芬兰撞了一面，顿时两人脸上都梅花朵朵，喜不自禁。
窗外的雪更大了，老莫望着雪地上堆雪人的娃娃们，心里默念到：明年，一定会是一个大丰年。
母亲的“辛德勒名单”
◎朱成玉
母亲在肿瘤医院住院期间，认识了一些老姐妹。这些癌症患者经常在一起讨论各自的病情，时间久了，慢慢建立起一种相依为命的情感。临回家的那天，母亲与那些病友们相互都留下了各自的电话号码。
母亲眼神不好，回来后让我把那些电话号码工工整整地挨个儿抄下来。长长的一排，算上母亲自己，一共十二个危在旦夕的生命。
从此之后，家里的电话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每天都有母亲的病友打来的电话，她们互相询问着病情，嘘寒问暖，相互鼓励，俨然成了天底下最知心的莫逆之交。
我真担心，如果有一天，那电话不再响起，母亲该会有多难过。
母亲每天都会守着电话，害怕错过每一个病友的问候。我对母亲说：“电话上面都是有来电显示的，如果谁的电话没有接到，我们给拨回去不就行了吗？”
母亲说：“不一样的。如果我当时没有接，她们会担心我先走了，会难过的。”
我们决定给母亲买个手机，这样母亲就可以随时随地接听病友的电话了。我把那十一个人挨个儿存进了母亲手机的通讯录里，仿佛存进去一笔巨额财产。
那是一群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人，她们共同筑起了一道生命的墙。
这让我想起了“辛德勒名单”，不仅仅是母亲，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有那样一本通讯录，那是她们要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生命的名单，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要拯救的对象。
起初，母亲是悲观的，在治疗上也不大配合我们，总认为自己迟早会死，往自己身上搭钱是浪费。我们用尽了各种办法使她振作，领她去听二人转，鼓动她参加秧歌队，可是都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发现每次只要母亲和那些病友通过电话之后，就会变得开朗许多，心情舒畅。
所以，我们为母亲的手机多备了几块电池，保证母亲的手机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一部小小的手机，分分秒秒传递着生命的讯息。
杨姨是十二个人中最乐观的一个，其实也是病情最为严重的一个。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全身。但每次母亲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打电话过去，杨姨都会兴高采烈地给母亲讲一些她的“奋斗”经历。每次通过电话后，母亲都会开心好一阵子，因为生命又有了新的希望。
又一个阴雨天，母亲疼得厉害，心情变得很坏。我们赶紧替她拨通了杨姨的手机，杨姨爽朗的声音很快传了过来：“喂，你好啊。我知道你是我的老姐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昨天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的癌细胞控制住了，活个十年八年的不成问题。我现在忙着打太极呢，不和你说了。改天再聊吧！”杨姨的话像连珠炮一样，没等母亲问什么，那边就挂断了。虽然母亲没说上什么话，但知道自己的病友又多了一次战斗胜利的捷报，心里顿时敞亮了很多，感觉身体也不那么疼了。
直到有一天，母亲打电话给杨姨，这次换成一个年轻人接的。他说：“我妈妈去世已经半年了，她在临终前几天让我们替她在手机里录制了几段录音。告诉我们不让关机，免得你们打不进来电话。”说到这，年轻人有些哽咽，“阿姨，我不能再瞒着您了，这半年来，你们听到的，都是我妈妈的电话录音……”
挂了电话，母亲的手开始抖了起来。母亲拿过那本通讯录，用笔轻轻地把杨姨的名字圈了起来。那一堵生命的墙，忽然就裂开了一个缺口。我听到母亲喃喃地说着：“他杨姨啊，你先走了，等些日子，我去陪你。”
我们的心跟着凉了。母亲一直依赖着的希望没有了，她的心会不会就此沉进谷底呢？
结果完全相反，母亲的做法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一辈子没跳过舞的母亲，让我们替她报名，她要参加秧歌队！
穿着大红大绿的母亲，样子很滑稽，扭起的秧歌也很生硬，但不管在晨曦里，还是夕阳下，我看到的母亲都是最美丽的。我知道，母亲不仅仅是为她自己活着，她在为她的亲人们活着，也为那些“辛德勒名单”上的病友们活着，就像杨姨一样。哪怕让她们多活一天，都是一次成功的拯救。
病情又一次严重的时候，母亲虚弱得很，额头上沁着大颗大颗的汗珠。这个时候，母亲的手机响了，我们知道，肯定又是病友打来的。母亲颤巍巍地接过手机，看了看那个电话号码，马上示意我们静下来，然后清了清嗓子，用比平常高了八度的声音对着电话欢快地喊道：“喂，老姐姐，你好吗？我啊，我好着呢，刚刚扭完秧歌，你看把我累的，气喘吁吁啦，哈哈……”
我们含着眼泪听着母亲在病床上撒谎。我们知道，杨姨走了之后，母亲终于成了那堵生命的墙上，那一块最坚强的砖。
你记住了谁的名字
◎马国福
在一个饭局上，一个食客说，他曾经和市长吃过一次饭，而且握过手，当时紧紧地握住市长的手，手心都出汗了，紧张又激动，心狂跳不止几乎要迸出胸膛了。顿时，饭桌上的人羡慕不已，一个劲地夸他荣耀。我问他：市长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他不太自信地说：应该记得吧。
我说：我不认识市长，市长离我太遥远了。我和我们楼下买烧饼的、修自行车的、送纯净水的很熟，我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也记得我的名字。每天上下班见了面，彼此热乎乎地叫着名字打招呼问好。
在座的各位有些不屑一顾，说：这有什么好记的？
我知道，我的话有点逆耳，让他们听了不舒服。在他们眼里，我所关注的人，像一粒沙，根本无关紧要。世俗的标准已经在他们眼里打上了标签，很显然，对他们而言，精英的名字才是值得记住的。
曾经，刚到新单位，有一天门卫收发报纸的一个小伙子来送信件。他出门后，我问同事，他叫什么名字？同事有些惊讶，说：问这干啥？我也不知道。他这么胖，就叫胖子好了。
说来很惭愧，我记性不好，也经常记不住人的名字。有一天下午，天突然下大雨，下班后，我没有雨具，站在单位大门口张望，犹豫着打的还是等雨后再回家。
门卫看到了我，他叫我名字，说：我这里有雨衣，你带回家吧。我晚上值班不要雨衣。让我窘迫的是，我叫不出他的名字，叫了他一声“胖子”表示感谢。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热情地自报姓名。我穿上他的雨衣，准备回家，他说：你来了几天，我就记住了你的名字。此后，你经常收到报刊、信件、稿费，真不错。我故作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写着玩呢。
末了，他有点不好意思，似乎欲言又止。我问：你还有什么事吗？他回答说：请你以后不要叫我胖子好吗？叫我小×，或者直接叫我的名字好了。我的脸红了。
机关里有几个勤杂工，每天上班比别人早，等我们上班后，她们已经将楼梯、垃圾桶收拾得干干净净。机关里上班的人不论年龄大小，平时遇到她们叫小刘、小李、小赵。我估计知道她们名字的人不会超过一半。她们的名字被自己简称的姓氏代替。我曾仔细留意过，她们每天分两三次更换机关卫生间里的手纸、洗手液、垃圾桶。这让我很感动。可一想到有很多人不知道她们的名字，这多少让我有些悲凉。
在一个单位，很多人把领导的家属、朋友的名字烂熟于心，就是记不住一个默默在背后为他们服务的普通人员的名字。我深深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现象。
如果说人的姓名是一顶帽子，那么他的尊严、人格首先由他的姓名所凝聚。记住一个人的姓名很容易，只是我们不屑于记住或者不愿意记住。原因很简单，在这个普遍功利的时代，对我们而言，与自己最密切的人往往是与我们有利益关系的人。我们习惯于眼睛向上，脑袋向上，是因为奴性的思想已很微妙地渗透到我们心灵的每个角落。上望，我们才有可能分到一杯功利的羹，沾到一点权势的光，靠到精英的一点边。似乎我们或多或少与“上”与“精英”有关了，我们自身才有了被他人“上看”砝码和分量。这实在是荒谬、幼稚。
不错，这个一天天美好起来的世界，很大程度上由一些精英所驾驭左右。他们的名字被大众牢记在心，仰望、崇拜、追随。可我看到的现实是，有许多人连给自己送水、送报、送菜等从事所谓“底层”工作的人的名字都记不住、不屑于放心上。这真是一种病态的价值趋向。说重一点，这是功利人格的沦落；说轻一点，这是个人素养的霉斑。
记住并念出一个人的名字，不仅仅是嘴里无足轻重的一口气，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一种平等人格的风度。就像洒香水，你自己身上洒上一点，不经意间和别人擦肩而过，他们的身上也会沾上一点。
我想说的是，那些微尘一样默默在我们身后或者不远处低头、弯腰、屈膝忙碌的身影，被我们忽略名字的人，是一把丈量活在这个尘世众生人格高度的卷尺，也是揣摩这个时代世态炎凉的温度计。
听母亲讲父亲的故事
◎郝冒新
从小母亲就常给我讲父亲的“城南旧事”，这些故事让我了解了别样的父亲。母亲给我讲的最多的是父亲儿时的那些事儿。父亲兄弟姐妹多，遇上大饥荒那年，家里僧多粥少，父亲常饿着肚子去上学。一天，面黄肌瘦的父亲被饿得够呛，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学校的方向走，经过一户人家时，那家女主人叫住了父亲。父亲抬起头来发现那是一位有点胖的中年妇女，她让父亲等一下，自己就转身进了屋子。不一会儿她就拿着一张黑黑的煎饼出来了，递到父亲手上说是给父亲吃，父亲连忙道谢之后就大口吃了起来，那女子笑吟吟地看着父亲。母亲讲到这段的时候，父亲常在旁边补白道，那张红薯做的煎饼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煎饼了。每当这时我和母亲的心里都会隐隐感到疼痛。母亲讲父亲上中学的时候，总是会讲到父亲在放学后还要去割草喂猪，挣工分。一学期下来，父亲挣足了学费还有剩余，但父亲向祖父要求给他买一支圆珠笔，却一直未能如愿，父亲至今还耿耿于怀。
父亲初中毕业就早早地踏入社会了，一开始就干赶驴车拉石子的重体力活。父亲年轻时吃过很多苦，因而我很幸福。无论向父亲要什么，只要父亲能做到，绝对二话不说让我如愿。我说要买支笔，父亲给我买两支。他常对我说，我当时没能上好学，你要努力为我争口气，完成我未完成的愿望。当我十几年寒窗苦读后，终于收到大红色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父亲的眼睛湿润了。父亲紧紧地抱着我，我看到了父亲欣慰的表情，而父亲的胡须扎疼了我的脸。
再后来，我听到了苏芮的那首《酒干倘卖无》，当她唱到“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是你抚养我长大，陪我说第一句话，是你给我一个家……”时，我的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被深深地触动了，竟不知不觉流下了滚烫的泪水。每次听到这首歌，总想起父亲，这是一首属于父亲的歌，让我想起他陪我走过的路，为我做过的事。其实父亲的爱比母亲的爱更含蓄，母亲想我的时候会直接给我发短信，告诉我她想我了。而父亲想我，我只能从母亲的口中得知，父亲又一次一整夜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了。
每年我过生日，父亲总是给我买一个大大的鲜奶蛋糕，而父亲却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因而我们家把父亲的生日庆祝定在了每年的父亲节。今年的父亲节，我想给父亲买一个电动剃须刀做生日礼物，告诉他胡须长了别忘记刮。不然下次我们父子相拥时，父亲的胡须又要弄疼我的脸了。
人生若只初相见
心一热，天就蓝了
◎李丹崖
吉姆一直有个坏毛病，那就是怕冷。只要是吉姆感觉到冷的时候，眼就发黑，视力也就下降，这的确是个可怕的怪病。
提及吉姆的怪病，不得不说说吉姆的身世。
吉姆5岁时就死了母亲，6岁的时候，有一次，他连续发了3天的高烧，狠心的继父不光不给他买一粒药丸，还把他扔在了鱼市拐角的垃圾堆里。
清晨，一个赶早的渔民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堆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吉姆。渔民一边骂着哪个丧尽天良的家长，一边迅速地抱起吉姆向医院奔去。
在渔民的帮助下，吉姆捡回了一条命。但是，也落下了病根，只要是一吹冷风，吉姆就会感觉到天旋地转，两眼发黑，如果得不到温暖，他还会一头栽倒在地上。渔民把吉姆收在膝下，并把吉姆照顾得无微不至，出海打鱼这样的活自然是舍不得让吉姆去的，吉姆一个人待在家里，好不快活。
吉姆10岁的时候，由于整天和街面上一些小混混搅在一起，成绩差得一塌糊涂，没过多久，他就辍学了。
渔民一直把吉姆当成掌中宝，一个巴掌也舍不得打他。后来，在吉姆18岁的时候，加入了当地的黑手党，经常干一些让人胆战心惊的事情，附近的邻居见了他，也都躲得远远的。但吉姆是个孝子，不管渔民夫妇对他多么严厉地管教，他一动也不敢动。吉姆知道，在自己面前的这对夫妇是救过自己命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哪怕是他们把自己杀了，自己也没有丝毫怨言。
20岁那年，吉姆从镇上来到了城市。他想按照父母的吩咐，在那里找一份工作。
逃脱了渔民的管束，吉姆像出了笼的苍鹰，更加的肆无忌惮。由于有在镇上的黑手党生涯做铺垫，吉姆很快加入了城市的黑社会，并迅速成为一名出色的杀手。不管多么困难的任务，只要交给他，没有完不成的。
一个雪夜，吉姆接到了老大的任务。让他去刺杀一位夜总会的老板。吉姆带着行头，潜入了夜总会，接头人员很快给他指认了目标。那是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留着络腮胡，叼着一个烟斗，他正在频频向客人敬酒，时而，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吉姆一看到这个人就咬牙切齿，拳头攥得嘎吱作响。午夜，他跟踪夜总会的老总从天窗的位置爬进了他的家里。
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在月光的照耀下发出一阵寒光。吉姆一把把那个夜总会老总从被窝里揪了出来，口中念念有词，老东西，我来送你上路。
说着，吉姆就扬起了手中的匕首，这时候，他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连忙让夜总会老总开灯。
灯开了，两个男人四目相向。吉姆的眼睛里充满了仇恨和无尽的杀机；夜总会老总两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板上，小兄弟，饶命了，你要多少钱都可以，只要不伤害我。
谁是你的兄弟？你看仔细了，爷爷是谁！
这位夜总会老总一下子愣住了，嘴唇颤抖得像涨潮时的潮汐，啊！吉姆，我的儿啊，原来你还活着！
原来，吉姆要杀的这个人正是当初丢弃自己的那个继父，这几年，生意逐渐做大，继父逐渐扩大了自己的产业，进城做起了娱乐业。
少给爷爷假慈悲！我今天就是来结果你的！吉姆再次扬起了匕首。
继父一甩手金蝉脱壳，跑到了另一个房间。吉姆飞脚一踹，门开了，继父瑟缩在一张条桌下面，浑身发抖，条桌上面，一张母亲的遗像旋即映入吉姆的眼帘。吉姆一下子愣住了，他的匕首啪嗒一下掉在了地板上。
妈妈，吉姆号啕大哭，像是一个少年时走丢的孩子，如今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
吉姆抱着母亲的遗像，照片上的母亲，慈眉善目，双眸中仿佛汪着两眼温泉，在母亲的注视下，吉姆心间瞬间掠过一股温暖。望着母亲的瞬间，吉姆想到了好多事情，想起了自己20年来的过往，想到善良的渔民夫妇……
那一晚，窗外雪白如昼，吉姆抱着母亲的遗像回到了海边的渔村里。那一晚，吉姆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烧了一个火堆给自己取暖，一觉醒来，天光大亮，吉姆出了一身汗。
从此以后，不管海风多冷，吉姆也不怕了，在吉姆的眼里，天永远是碧潭一样的清澈；从此以后，渔村不远的城市里出了一位慈善家，他为资助贫困地区的儿童，散尽家财，成立了专项扶贫基金，这项基金的名字就叫“吉姆爱心基金”。
说来也巧，这项基金还有一个很美的标语，几乎可以总结20岁以前的吉姆，标语是“心一热，天就蓝了”！
愤怒的心灵
◎流沙
九年前，在上海，她是一家医院的医生，过着富足而安逸的生活。但一个偶然的发现，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在她的单位里，购进一台名叫“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的设备，凭医学常识，她感觉这（W//RS/HU）是一个骗局，她向院长提出这一怀疑，结果院长大发雷霆地斥责了她。
不信邪的她回到家，向学化学的母亲求教，母亲写出了化学方程式，告诉女儿，如果使用这种设备，生理盐水就会变成酸性溶液，对病人身体带来创伤。
果然，这种医疗设备产生严重的后果，在她调查的二十三名接受这种设备治疗的患者，有九位因为肾功能衰竭而死亡。
她开始走上了举报之路。
在上海，她因举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迫下岗，人身受到威胁，本来安静的生活彻底被打碎。
走投无路的她不得不向北京国家药监局举报，但在上火车时，她再次受到阻挠，前来劝阻她的人劝她下车，不要进京，并且威胁说，她不可能到北京。
火车开动了，她突然感到了害怕。她所害怕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自己的女儿无处寄托。
她打电话给一位长者，如果自己不幸遇难了，希望他能关照她的女儿；她又打电话给朋友，告诉她自己搜集起来的假医疗器材的证据放在哪里，请她妥善保管。
处理完这些“后事”，她号啕大哭。
在北京，她顺利地向国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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