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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报仇看电影-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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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张爱玲笔下，在李安的《色，戒》里，王佳芝动了真感情。她的感情世界白纸一张，所以她全盘接受了第一个对她好的男人，当他是天地鸿蒙第一个人。何况这男人在她作为特勤的剧本里，早被规定好了，是她必须要接受的人。她有理由、有动机、有推动力去接受他。他还弥补了她的匮乏，感情的、情欲的（像洗了一个热水澡）、物质的（大衣或者钻戒或者几百块钱牵系的被呵护感），也许还有一点权力带来的尊荣。《色，戒》里的王佳芝，什么都缺，什么都要，她或许只是一个纯白混沌的女孩子，只是被那个男人激发着，成为一个什么都要的女人，但她毕竟被激发起来了。郑苹如的家人，最气不过的，大概是这一点。
于是我想到张爱玲。都看出来了，她花了三十年才写了二十八页的《色，戒》，是经过改装了的她的故事。她想说明，她有多么恨胡兰成，她那样经过良好的大家庭教育的、善于掩盖自己感情的人，有多么恨胡兰成，恨到三十年以上，恨到不动声色、若无其事，但还是恨。她又想要为自己辩解，想说明她只是因为感情，而不是因为他是什么人，“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而这感情，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结果，甚至让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爱推到“色”那样不堪的境地去进行全盘否定。所以和菜头说：“张爱玲最大的悲剧不是爱上一个汉奸，而是全心全意爱上一个男人。”
于是我又想到她的匮乏。她笔下的世界那样富丽，大家庭的器物服饰那样丰裕，但她实际上非常清寒，连胡兰成都说她“并不买什么东西”。写《色，戒》的时候，在美国，她甚至要靠领救济过日子，所以她笔下的王佳芝最终被一个戒指打动了。至于感情世界，在那样冷漠的家庭里长大，在流离中辗转，这样的匮乏中，胡兰成确实是她天地鸿蒙第一个人。她确实无法想象，郑苹如可以不动真感情。
欲望的密码
在匮乏之中去爱，在匮乏中匀出爱去爱，是多么艰难。想到张爱玲，还是有点恻然。
电影常会泄密，常会告诉我们，它的创作者最隐秘的欲望模式是什么。凡是看意大利导演丁度·巴拉斯的电影到三部以上的，都会发现，几乎他电影中所有的女主人公，都是一般模样：丰腴、艳丽、眉眼浓重，而且常以背部示人。瘦女人在丁度·巴拉斯的剧组里，恐怕连一份供茶水的工作都找不到。凯特·摩斯在他眼中，恐怕就是一个地外生物。他也并不掩饰他的喜好，大部分他作品的海报上，总有一个丰腴女人的背——那或许是他所认为的，女人最美最性感的角度。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欲望模式，一个青铜的模板，一个偏执的角度。当年看《烟雨蒙蒙》，印象最深的是军阀陆振华，所有他爱过的女人，不管是抢来的，还是明媒正娶迎进门的，总有点地方像他当年贫贱时候无望地爱过的那个女子。不是眼睛像，就是嘴巴像，他最宠爱女儿心萍，也是因为她最像那个女子。他像集邮一样收集女人，永无餍足，只因为，每一个女子，都只有一点像当初的她，却不是她。所以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爱里面，总有点因由。又比如黎明，最近终于承认已经和乐基儿结婚，而乐基儿和黎明的前女友舒淇一样，都有着相似的厚嘴唇、泡泡眼，因此被称为“翻版舒淇”。选择乐基儿作为恋人和妻子，大概不是因为黎明念念不忘舒淇，她们背后，说不定还有一个原型，有着她俩共有的嘴唇、眼睛，却也有着她俩永远无法企及的优点：她是黎明的青铜时代，是从此以后他一切爱恋的模板。她说不定还在北京，早已成为胡同里一个臃肿平庸的妇女，却不知道，自己决定着几千里之外，一个男人微妙的宠爱。他不可能回去找她，却任由着她，成了他生命中的密码。又比如张艺谋，终于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选择女主角之后，他身边的女子，却还是一般模样，甚至眼神、表情、气质，都像一家几姐妹。偶然也有不在这个范畴内的女子在他的作品里惊鸿一现，却终究红不起来。他恐怕也不是故意的，但他心里有个空着的模子，等着活生生的人往里填。再比如某才女，身后的男人，一律是老才子。他们的原型是谁呢？是她的父亲，还是教过她书法的某个人？静静的书房里，一点点弥漫开的墨香，温厚的声音在背后，讲述着书法的要领，偶然有一点墨汁湮到了羊毛毡上，看似意外，也有着不可预期的美。她恐怕一辈子都在寻找那间书房。
生命的密码多半由此而来，不断重复的温暖场景，一点温柔的回忆，在还没有能力把握、也没有资格争取的少年时代出现。因为从没得到，所以无比完美，从此成了一生最固执的愿望，安静而凶猛地潜伏在每个细胞里，在某一双眼、某一张嘴出现的时候，猛猛地荡了一荡。
再见， 隔膜
《黑天使》二零零二年
有时候我会讶异于电影里那些对人类精微感受的精确描绘，例如意大利导演马可·贝洛奇奥的电影《再见，长夜》里的某个刹那。
主人公安娜过着分裂的生活，白日里，她是公司职员，离开公司之后，却是恐怖组织的成员。她和他的伙伴们一起，认为自己将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在他们组织最重要的一次活动中，他们绑架了一位政界要人，把他藏匿在城中一个民居的密室里，而安娜则和她的伙伴扮演起了男女主人，出面应付上门来的邻居和各色人等。这个内心敏感细腻的女子，其实已对这所谓的理想有了怀疑，但真正她内心动荡的，却是最平凡的一个刹那。某个早晨，她乘公交车外出，车上有一群女人，在那里谈论家人、天气、蔬菜，就在那里，马可·贝洛奇奥用最冷静的镜头，表现出了她所感受到的隔膜，她盯着她们，几乎出了神，她们感受到了她的目光，狐疑地打量着她，她只好转过头去。那种隔膜，是她被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结果，她自绝于人群之外，自绝于真实的幸福之外，成为一个离魂异客，和如她一样的女人们都有了隔膜。
隔膜有时是自我保护，是在情感、生活遭受巨大重创时，由自身分泌出来的一种情感阻断剂，让感受仅仅停留在表面，让痛苦和欣悦一起麻木，以免激起更深刻的内心动荡。像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在他的小说《了解女人》中所写的那样，主人公约珥在妻子死去之后，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只有一种持续不断的模糊感觉，觉得他没有真再见， 隔膜正醒来……这一切仿佛都在睡梦中。如果他仍抱有希望，他就必须从这浓雾中走出来。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这沉睡中醒过来，哪怕为此罹受一场灾难。真希望有什么东西能切开那像子宫似的从四面八方包裹着他、窒息着他的柔软肥腻的胶状物。”
印度女作家基兰·德赛的小说《失落》中也曾描绘这种感受，赛伊的祖父留学剑桥，在异国他乡，他不被容纳，始终与周围的一切有隔膜。当他在杂货店购物，听到老板娘说，她的丈夫也用同样的剃须刷时，他讶异于“他们居然有着相同的人类需求，还有着私密性的联系”、“这大胆的想法让他一阵眩晕”。
但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这沉睡中醒过来”，就像李安的电影《色，戒》里的那个刹那，王佳芝放跑了易先生，在黄包车上，眼前的一切突然清晰了、缓慢了，她盯着黄包车上的风车出了神，她的过去是一出倩女离魂记，而现在身魂合一了，她醒了。那一刹那，我们全都知道了李安要说什么。难怪陶杰说：“那漾开的、看似无关的一刹，是华语电影最值得铭记的一刹。”
《再见，长夜》二零零四年
可能很多喜欢电影的人，都和我一样。费里尼作品不过八部半，我看过不到一半；塔尔科夫斯基作品只有七部半，我是借着一次影展，才全部看全；更别提伯格曼、安东尼奥尼、基耶斯洛夫斯基，或者黑泽明，每次要看他们的作品前，都得像小时候终于决定要写作业一样，下一番决心，才敢按下“播放”键。甚至不止他们，任何一个电影，只要听过别人的称赞，知道它确实是好的，就足以让我失去观看的勇气。
不是因为担心他们晦涩、艰深、缓慢，不是，而是因为我已经领教过了那些大师之作的厉害，伯格曼作品总让人想起不愉快的童年，大卫·林奇总让你逼视自己内心的恐惧，基耶斯洛夫斯基仿佛神谕，总要穷极命运的可能性。《黑暗中的舞者》让我整整几天都悲愤不已，《北极圈恋人》让我恨不能冲进银幕，去杀掉那个电车司机。和他们相比，还是好莱坞动作片来得妥当，英雄总在最后一分钟剪断了定时炸弹上的红线或者蓝线，从而拯救了整个地球，弱女子永远在最后关头摸到了一把刀，干掉了在万圣节杀光了整个小镇居民的杀人狂。看一部撼动人心的好电影之后，永远需要再去看十部大快人心的电影，去消除它的不良影响。所以，我的观影记录里，多的是商业片和B级片，豆瓣“恐怖”、“惊悚”标签下的电影，我看过八成以上，尽管我承认，它们大多数都是垃圾。不只电影。所有那些太美的、太好的、太深刻的、太慎重的、太重大的东西，总让人下意识地想去躲避。
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
最好看的那件衣服，我没敢买；朋友中最想接近的那个人，我不敢和他多说话。这些过分美丽的东西，一旦和我们的生命发生联系，总是有着过分强悍的撞击力，潜意识里，我们总害怕它们会改变我们生命的部分或者全部，在它们面前，我们总要绕道走，就像在质量过大的天体附近，连光线都要拐弯。
千辛万苦地到了华山，第二天一大早就要登山去看日出了，我下意识地睡得很晚，第二天声称自己身体不舒服不想爬山。尽管朋友一再保证可以让我坐缆车直到山顶，我还是没有去，而是在山下的宾馆里，打了一天的扑克（其实我根本不喜欢打扑克）。当他们下山之后，告诉我，山顶日出是多么绚丽的时候，我竟然暗暗松了一口气。
不只是我如此。中秋的晚上，城里放烟花，我和朋友们已经筹备了好几天，为的就是早早去看，临到头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有意无意地拖拖拉拉，有人迟到，有人拿了别人东西需要顺路拐一下去送，有人居然在距离约好的时间只有半小时的时候开始剪头发，大家齐心协力地节外生枝，终于错过了烟花最盛大的时刻。在潮水一样退离现场的人群里，刚刚抵达的我们，居然如释重负。
我们在怕什么，或者是在躲什么？是像《暗涌》中所唱的“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还是因为我们知道，生命中的华美和不可思议都有定数，享用一点，就消耗掉了一点，必须积攒着，等待它在将来，以更盛大的方式呈现？或者是因为，我们自知已经经受不起那种撞击，需要急急躲避？所以，日本AV里，美丽的女郎，总要配上一个猥琐的大叔，所以我们并不希望梁朝伟和张曼玉走到一起，所以谢霆锋和张柏芝一旦成为金童玉女般的绝配，我们就要担心前面有不好的事情在等着他们。糖要少三分，幸福要欠着点，在所有快意的时候，都要有片刻的犹豫。
因为，越美丽的东西，我们越不可碰。是不可能，也是不能，这是人生的禁忌，也是命运的谶语。
矫正叛逆者的两种武器
《北极圈恋人》一九九八年
《粉红色的火烈鸟》一九七二年
之前在京沪两地上演过的音乐剧《发胶星梦》，改编自约翰·沃特斯1988年的同名电影，宣传文章里说，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故事。
四十岁以前的约翰·沃特斯，大概从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与一个充满爱的故事有什么瓜葛。他生于1946年，少年时在天主教学校就读，充满清规戒律的环境反而激发他的叛逆性格。他就是在那里与格兰·米尔斯蒂结识，后者后来成为他电影中的标志性人物。在约翰·沃特斯因为吸毒而被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开除后，他回乡创办“梦幻之地”电影公司，慨然开始他的电影生涯，拍摄了《罗马蜡烛》、《吞吃你的化妆》、《尘世垃圾》和《多重疯癫》等作品，而格兰·米尔斯蒂以三百磅的体重，在他的电影中反串女角，成为约翰·沃特斯的“圣女”。
沃特斯1972年的作品《粉红色的火烈鸟》，就由“圣女”主演。这部作品在成人影院上映，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赢利最多的地下电影，同时也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淫秽、最恶心的电影”。印象最深的沃特斯作品就是它了，深夜观看，忍不住骇笑，心头接连浮现出一个接一个的“这样也可以？”要使叛逆者得到矫正，回归正道，有两个武器，一是成功，二是年龄。一计不成，还有一计。成功是最好的矫正，老去是最好的招安。要改造坏孩子，就让他当班干部；要让叛逆者温顺，只需等他慢慢变老；要让梁山泊成为园林绿化先进单位，就给宋江一个官做；要让P。J。Harvey不再号叫，并且穿上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只需要等她到三十九岁；维托·唐·柯里昂一旦成了“教父”，自然会去寻找合法生意，曾经的激进派一旦年老，自然会痛改前非地转变成保守派。以成人电影获得成功的约翰·沃特斯，立刻获得了被矫正的资格，好莱坞来找他拍电影，商业片在他这里寻找一点灵感，他获得到处巡回演讲的资格以及给囚犯上电影课的机会。
1988年的电影《发胶》，标志着他已被主流接纳。2002年，新线公司将《发胶》改编为音乐剧，送上百老汇舞台，获得了十三项托尼奖提名，并最终得到了其中的八个。2007年，《发胶》又被翻拍为电影，三千一百二十一家影院开画的规模，令它成为历史上开画规模最大的歌舞片。
约翰·沃特斯自己编导的电影，或许还是那么癫狂，还是那么歇斯底里，却已温和许多，常有大明星参演，至多被定为R级。矫正叛逆者的两种武器，在他身上都已发生作用。文人小说下载
而当年在BBS上激烈抨击主流导演作品的影评人，销声匿迹好几年之后，突然复出，一反常态地吹捧大导演新作。电光火石间，我知道，他一定是已经熬出了头，并已接近了利益的核心。过不了几天，影院上映的大制作，编剧后面缀着他的名字，而他的博客上，充满中年的感喟。谁也敌不过，矫正叛逆者的两种武器。
漫长的旅程
用影像表现出来的痛苦，其实都不是痛苦，甚至，有可能恰恰遗漏了痛苦。
因为，影像有它的不足之处，它是给第三者观看的，所以它是叙事的、断裂的、跳跃的、提纲挈领的。它只攫取那些对它有用的情节点，因为观看的人只要这些对自己有用的点。就像《深海长眠》和《潜水钟与蝴蝶》，主人公因为种种原因瘫在了床上，在它们的原型人物那里（两部电影都根据真实人物的经历改编），时间一定非常缓慢，他们生活的主要部分，就是床上的静默时光还有那些难以启齿的种种不便之处。而一旦成为电影，我们感兴趣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和周围人的交往、感情纠葛，他们的感悟仿佛诗，他们的时间也过得飞快，五年、十年、三十年，只要打上一行字作为提示，就过去了。真正的痛苦，其实被影像遗漏了。
就像四川汶川地震，它适宜呈现在影像中的，只是那些有情节的片段：得到了抚慰的悲伤，感激的笑容，搬运救灾物资的场面，和慰问者握手时的欣悦。而这些场景都只是情节点，都会过去，身在其中的人，还要独自面对重创之后漫长的煎熬。
人生的大部分，都是没有情节的煎熬。有的时候，我很想知道，别人是怎么度过那些没情节、无意义的煎熬的。例如最坏最极端的那些时刻，经历过一次大战的那些人，知道这事没完，还有第二次；窗户玻璃上贴的防空袭的纸条都没清理干净，果然又来了——这次更坏。那中间的几十年，都是怎么过来的？被后世当做战争史诗中的一个一个人，是怎么面对琐碎的日常生活和并没因为战争而得到豁免的种种烦恼的？那种煎熬，是不是甚至会形成一种惯性？如杜拉斯说她母亲：“一辈子都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储存鱼子酱。”她到底没等来，好像楼上的第二只鞋子始终没落下来，她担惊受怕地过了一辈子。
还有生老病死，还有生命中最糟糕的际遇，自己的错误决定，那都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外星人入侵，那是肯定会来的，迟早要来的。而且这都不是电影，不是几个镜头就能结束得了的，中间的日月流年，时时刻刻，都要熬着。潮水一样的访问慰问的人走了，更长的时间里还是得自己挺着，痛苦酸楚，都是真真实实地在自己身上。经历过这些的人，都是怎么熬过来的？不是在自己身上，所以想不到，到了自己头上也就明白了，人的忍受力真是无限的。从前，粉红娇嫩地依傍在父母亲身边的时候，想也想不到的那些事，黑白分明的世界观里永远容不下的那些事，最后也都忍过来了。
人的精力，花在什么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结果的；花在忍受和煎熬上，却多半看不到。人类大部分的勇敢和力气，并没用在冲锋陷阵和经天纬地上，而都是用在这些看不到的地方。人生，犹如尤金·奥尼尔所说，是“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所以我们需要各种影像，因为即便在它表现痛苦的时候，它也设法遗漏了真正的痛苦。
蜡像馆往事
全球第六座杜莎夫人蜡像馆落脚上海后，“刘德华”、“奥黛丽·赫本”、“刘翔”、“李小龙”、“谢霆锋”欢聚一堂，报章也隔三差五刊出新入住的明星蜡像，但没多久，就有英国作家凯特·布里奇推出新书《蜡像神话：杜莎夫人的生活和传奇》，讲述杜莎夫人生平。原来，她发家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令她“走向辉煌”的“生意”，是为断头台下的冤魂塑像，好让革命者们拿去四处展览。这“生意”时效性太强，因此，她常需亲自去断头台和公墓前捡人头，以便在人头腐烂变质前制好蜡像雏形。
蜡像这东西，比别的人偶更令人觉得诡异不安。它逼真，却没血没肉；它栩栩如生，却没被灌注灵魂。整件东西在似与不似中，在生与非生间。难怪1953年的经典恐怖电影《恐怖蜡像馆》会拿“蜡像”作为恐怖素材，恐怖气氛一流。而在欠缺摄影技术的时代，用它为死囚造像，震慑效果也属一流。但是，即便对它的诡异早有感受，一旦知道华服丽影、专为名流塑像的蜡像馆，居然有这样一段前尘往事，一颗老心也实在颇感震荡。
就想起库布里克的《闪灵》，规模宏大、气势迫人的度假酒店，居然是建立在印第安人的墓地上，以至于每到大雪封山、游客绝迹，酒店就成了鬼怪的天下。这里面当然有对美国政治历史的隐喻，但回头想想，所有灿烂辉煌、庄严典雅的事物背后，恐怕都有这么一段不堪的过往为某种隐喻增添分量吧。所以，吃饭别看后堂（彼得·格林那威电影《厨师、窃贼、妻子和情人》中对此有精彩描绘），恋爱别问过往，戴钻石别去想南美的血腥钻石矿（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血钻》亦可充当教科书），裹着皮草举着酒杯笑语盈盈时，别去想动物被剥皮时的哀号。麦当娜、凯瑟琳·泽塔·琼斯、刘嘉玲貌似善良、纯洁、完美地走到我们面前之前，阴谋、挣扎、惨烈都曾经历，嫉恨、毒辣一样都不缺，都别问，也都别想，只管享受她们的花样年华。
而且，能走至今天，能成功洗底摈弃过往，也必须有些手艺、有些能耐。就像杜莎夫人，曾为法国王室成员塑像，大革命来了，本来难逃一劫，可革命者们需要她，她活下来了，虽一度入狱，可还是活下来了。直到革命者也被送上断头台，她还是活下来了。因为，还是有人需要她。山河变色，血海滔滔，她凭着这么一门诡异的手艺，活到了九十岁。所以，鞋匠不会死，将军却死了，风云人物的权威，抵不过一只小小的钉锤。
色彩狂人
《恐怖蜡像馆》一九五三年
每次在生活里遇到过分艳丽的色彩搭配，不论是服装，还是房间装潢，我都暗暗在心底里惊呼一声：“阿莫多瓦式配色！”
大红的墙壁，明黄的屋顶，深蓝的窗帘，粉红的床铺，橘红和黄色格子相间的地砖——各种颜色在阿莫多瓦的电影里，总像是在过狂欢节，一起舞蹈着涌到人眼前来。剧中人的装束更是浓艳到让人便秘，夸张的黑色眼影，大波浪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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