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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步-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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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梅恩离开了我们的乐队之后，马龙得到了顶替他的机会，他在台上的表现真可以说是出类拔萃。我弟弟兰迪正式接替了我敲小鼓的位置，成了乐队中的小不点儿。
杰梅恩刚离开我们的那段时间里，形势对我们来说更加复杂了，因为我们参加了一部再可笑不过的夏季的电视连续剧的拍摄。我们怎么那么笨，要答应参加那种演出？它的每一刻都让我讨厌。
我曾经很喜爱过去为“杰克逊五兄弟”制作的卡通片，我总是在星期六一大早就醒来说：“我是个卡通！”我讨厌去演这部电视剧是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的歌唱事业有害无益，我认为拍电视剧对一个歌唱家来说是最有害的事情。我总是说：“这将影响我们唱片的销售量。”可别人会说：“不，这对你们的唱片销量大有好处”。
他们完全错了。我们必须穿着可笑的服装去演那种愚蠢而俗气的东西来制造笑声，所有的一切全是那么做作。我们没有时间学习、掌握关于电视的任何知识。我们每天必须努力在截止时间以前赶出三个舞蹈，尼尔森测定法指示出的收视率一周又一周的左右着我们。我可是再也不干这种事情了。这是一条死胡同。这种东西对你产生一定的心理上的影响；每个星期你都在人们家庭中出现，人们开始感到对你过分熟悉了。你总是演这种愚蠢的喜剧来博取笑声，你的音乐就逐渐退步了，只能给别人做配乐。当你又想严肃起来，想捡起你已经丢掉的事业时，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你已经把自己暴露得太充分了。在人们心目中，你就是那种只能演一些疯疯傻傻的老一套喜剧的家伙，这个星期你还是圣诞老人，下个星期你就成了《灰姑娘》里的王子，再下个星期你又成了只兔子。这简直就是抽风。在事务中你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不是个喜剧演员，也不想作节目主持人，我只是个音乐家。因此，当他们邀请我去做“格莱美”奖和美国音乐奖发奖仪式的主持人时，我拒绝了。如果我去了那儿，挤出几个没什么意思的笑话来引人发笑，仅仅因为我是迈克尔·杰克逊，那么，当我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幽默的时候，这种事情还有什么意思呢？
记得拍完电视剧之后，我们在一个环形剧场中演出，那儿的舞台不旋转，因为假如它旋转的话，我们有时就会对着空座位演唱。从那次经历中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成为一个拒绝和全国电视网续签下一季度合同的人。我对爸爸和兄弟们说，我觉得拍电视剧之前我就有许多疑虑，但别人都认为这将是一次非凡的经历，会对我们有很大好处，我们最后也就同意试一次。
电视所存在的问题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塞到一个很小的时间范围里，你根本没有时间把事情做得很完美。时间表——排的满满的时间表控制了你的整个生活。如果你对什么东西不满意，你就只好忘掉它，去做下一项。我天生就对任何事情都追求至善至美，我喜欢把事情做到它们能达到的最佳境界。我希望当我把任何一样东西拿给别人听或者看时，自己能感觉到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了。我觉得我有负于观众的好意。在那个电视节目中，我们的布景破旧不堪，灯光时明时暗，甚至我跳的舞也显得急促慌乱。不过，这个节目多多少少还算是成功的。尼尔森公司的数据显示，有一个很流行的电视节目曾跟我们对抗，结果被我们击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确想留住我们，但我知道演那个节目是个错误。我们退出时，唱片的销售量已受到影响，需要花一段时间来弥补损失，要是你感觉到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错误的，你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不管多么困难，也要立刻作出决断。
从那以后，我几乎没再演过电视。在我的记忆中，庆祝摩城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特别节目演出是唯一的一次。贝里请求我出演这一节目，虽然我再三推辞，最后还是被他说服了，我告诉他我要演唱《比利·金》（Billie Jean）虽然这是那次演出中唯一的一支非摩城歌曲，他还是很痛快的答应了。当时，《比利·金》是数一数二的好歌。我和我的兄弟们为演出做了认真的准备。我重视的是集体的合作，设计了表演动作，但我自己应该怎样来演《比利·金》，心里也是有数的。当我忙着张罗别的事情时，我感觉到《比利·金》的表演程序已经在我的脑海里自己形成了。我请人帮我买一顶或者借一顶黑色的软呢帽——间谍帽——在演出当天，我才把各个动作组合到一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夜晚，当表演结束后我睁开眼睛时，看到观众都站起来鼓掌，我被他们热烈的反应淹没了。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么好。
在从摩城到Epic的过渡中，我们唯一的“间歇”就是那次拍电视剧。电视剧还在录制过程中的时候，我们就听说Epic公司的肯尼·甘布尔和里昂·赫夫在为我们创作示范唱片。我们被告知，在电视节目演完后，我们将去费城录制唱片。
兰迪现在已经是“杰克逊五兄弟”的一员了，如果有谁在我们转换录音公司过程中得到的最多，那就属他了。可是，虽然他终于成了我们的一员，但我们已经不再是人们熟知的“杰克逊五兄弟”了。摩城公司说，这个乐队的名字是他们公司注册过的商标，我们既然离开了，就不能再用它了。当然，这是公事公办，因此，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开始称自己的乐队为“杰克逊家族乐队”
当我们和Epic公司的会谈正在进行的时候，爸爸见到了费城来的几个伙计。我们一直很欣赏甘布尔和赫夫监制的唱片，比如像欧杰伊乐队的《背后捅刀子的人》（Backstabbers）。哈罗德·梅尔文的《假如你现在还不了解我》（If You Don't Know Me By Now）、“三音阶”乐队的《何日再相聚》（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和描写特迪·彭德格拉斯的《蓝色的音符》，以及其他一些走红的唱片。他们对爸爸说他们一直再留心观察我们，还说他们不会干涉我们演唱的自由。爸爸提出来在新的集子中要有一两首我们自己的歌，他们保证要公平的对待它们。
我们和肯尼、利昂以及他们那个班子里的其他人，包括利昂·麦克法登和约翰·怀特黑德都谈过话。一九七九年制作《无可阻挡》（Ain't No Stoppin'Us Now）的时候，他们显示了各自的才能。德克斯特·万泽尔也是这个班子的一名成员。肯尼·甘布尔和利昂·赫夫是杰出的职业音乐家；实际上，我曾得到机会观察了他们创作歌曲的过程，这些歌曲是他们要介绍给我们的。这对我创作流行歌曲很有帮助。仅仅是看甘布尔一边演唱，赫夫一边用钢琴为他伴奏就使我在对歌曲的剖析方面获得莫大的收获。肯尼·甘布尔是旋律方面的专家，观察他创作，使我对歌曲的旋律更加注意。我喜欢观察，喜欢像只鹰一样蹲坐在那儿，观察他的每一个决定，倾听每个小节乐曲。有时，他们去我们住的旅馆，为我们演唱足够出版一本专辑的那么多歌曲。这就是他们为我们的专辑选择的歌曲并把它们介绍给我们的方式——除了两首我们自己写的歌之外。这样被照顾真使我们受宠若惊。
在拍摄间歇，我们已经在家录制了一些示范唱片，但我们决定等待他们那些。我们并没有刀架在脖子上那种紧迫感。我们知道费城会为我们提供很多歌曲，因此，我们想以后再让他们为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大吃一惊。
我们的两首歌，《远去的布鲁斯》（Blues Away）和《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在当时是“绝密”的，因为我们太为他们感到自豪了。《生活方式》是蒂托创作的供跳舞用的歌曲，它还保持了《跳舞机器》中那种适于在夜总会演唱的模式，但比起摩城公司的创作方式来，我们把它变得更紧凑，更流畅了一些。
第三章 跳舞机器（3）
《远去的布鲁斯》是我最早的创作歌曲之一。虽然我不再唱它了，但这并不说明听到它我会难堪。如果我在每次录制完唱片之后又讨厌它们，我就干不下这行了。《远去的布鲁斯》是一首关于如何战胜低沉情绪的轻松的歌曲，在歌中，我沿用了杰基·威尔逊在《孤独的泪水》一歌里的演唱方法，即通过外在的欢笑来平息内心的波澜。
当我们看到我们“杰克逊家族乐队”这个名字为Epic录制的第一张唱片的封面时，都吃惊的发现我们竟长得如此相像，就连蒂托也显得很削瘦，那时，我留着像树冠一样的蓬松发型，所以我猜想，我并不特别显眼。当我们演唱自己的新歌，如《尽情享受》（Enjoy Yourself）和《指点迷津》（Show You the Way Go）时，人们看到我仍然站在左边第二位，站得稍微靠前；兰迪在最右边，那儿过去是蒂托的位置。蒂托挪到过去杰梅恩的位置上。正像我前面提到过的，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了这种变化，当然，这一点儿也不能责怪蒂托。
前面提到的那两首歌是很有趣的：《尽情享受》特别适合于跳舞，我非常喜欢它那节奏感很强的吉他声和小号声，这是一张第一流的单曲但从我个人的喜好来说，我更偏向于《指点迷津》这支歌，因为它体现了Epic公司对我们演唱的高度评价。它是当时我们创作得最好的一支歌，我们为之欣喜若狂。我非常喜欢那顶高帽子和那些如鸟翅一般在我们周围飘舞的彩带。我感到特别奇怪的是，这首歌为什么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
在一首名叫《一起生活》（Living Together）的歌里，我们对自己的情形作了某种暗示，尽管我们不可能详细的说明自己的处境。这是肯尼和利昂为我们精心选择的歌曲，“如果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将有一个家，那样的时光将会多么美好，我们真是相见恨晚。”我们仍用了飞舞飘扬的彩带作陪衬，就像我们演唱《背后捅刀子的人》时一样，“杰克逊家族乐队”的风格虽然尚未完全形成，但这时已经初露端倪。
甘布尔和赫夫已经为我们的另一本专辑写好了足够的歌曲，但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他们竭尽全力工作的同时，我们正逐渐失去我们自己。我们为能加入费城的这个大家庭而感到荣幸，但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些。我们决定要去做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又回到我们在恩西诺的录音室，又一次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工作的原因所在。
我们在Epic公司录制的第二本专辑《采风》（Going Places）与第一张不同，其中含义深刻的歌曲要更多些，而适于跳舞的歌曲少了。我们觉得用音乐来推动和平事业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但这个集子又重蹈了过去欧杰伊乐队的《爱之训练》（Love Train）覆辙，并没有体现出我们自己的风格。
在《风采》中没有特别成功的流行歌曲，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使得《不同的女性》（Different Kind of Lady）这首歌显得尤为突出。这首歌在第一面的中间，前后有甘布尔和赫夫的歌夹着，它就像一团火焰一样，格外夺目。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和老朋友鲍比·泰勒一起制作唱片样本时，我们就在寻觅这种感觉。肯尼和利昂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为蛋糕裹上一层糖衣，但烤焙工作是要由我们自己来完成的。
《采风》上市以后，爸爸让我陪他去见罗恩·亚历克森伯格。是罗恩把我们介绍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他的确很信任我们。我们想让他相信，我们现在正准备自己创作自己的音乐。我们感觉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经知道我们的能力了，所以，我们索性开门见山，告诉他我们一直想让鲍比·泰勒和我们一起工作。鲍比这些年来一直和我们很接近，我们一直认为，他会成为我们的好制作者，而Epic公司则主张由甘布尔和赫夫主持这项工作，因为他们有过显赫的成绩。但是，也许他们不是好骑手，也许我们不是适于他们骑乘的马，因为尽管我们干得不错，但我们唱片的销售量降了下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恪守职业道德。
亚历克森伯格先生当然和不少演员打过交道，但是，在我们相互讲诉自己的身世的时候，我确认，在他那些商界的朋友之中；从我们的角度看，他只算得上个打了折扣的音乐家。在音乐的商业方面，我跟爸爸总是步调一致的，创作音乐的人和卖唱片的人并不是天敌。我像一个古典音乐家一样关心自己所做的事，是希望自己能赢得最广泛的观众，而制作、出版唱片的人关心他们的歌手，是希望唱片能获得最大销售量。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共进午餐的时候，我们告诉亚历克森伯格先生，Epic公司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但我们还是无法满足，我们觉得我们能做得更好，我们有资格这么说。
当我们离开那座名叫“黑色岩石”的摩天大楼时，我和爸爸都没怎么说话。回旅馆的一路上，我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一直很沉默。需要说的都已经说了，无需赘言，我们的整个生活已经被卷入那简单而严峻的抗争中，尽管这种抗争是文明的，是光明磊落的。几年后，当罗恩·亚历克森伯格记起那一天来时，可能会发出感慨的微笑吧。
参加那次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公司总部的会谈时，我只有十九岁。十九岁的我就挑起了如此沉重的担子。在商业问题上，在决定一些创作问题方面，家里人对我的依赖越来越大，我很担心能否为大家把事情办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有机会实现了我平生的一大夙愿——演电影。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老亲家摩城公司直到很晚才提供此项合作。
就在我们离开摩城公司的时候，他们公司已经买下了把百老汇的名戏《新绿野仙踪》拍成电影的版权。《新绿野仙踪》是电影《绿野仙踪》的最新的、被加上黑人文化色彩的版本。我一直特别爱看《绿野仙踪》。我还记得小时候，它每年在电视上播放一次，一般都在某个星期天的晚上。现在的孩子是在大量的录像和有线电视节目的包围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想象不出那对我们大家来说是多么大的事情。
百老汇的演出我也看过，当然没有感到过失望。我敢发誓我看了不下六、七遍。后来，我和在这个剧组中扮演多萝西的明星斯蒂芬妮·迈尔斯很要好。那时我对她讲，其实我从前也一直认为，她在剧中的表演没能搬上银幕被永久的保存下来简直是个悲剧，我为它痛心疾首。尽管我很迷恋百老汇的舞台，但我从来也没设想过自己能上去演出。不管你是为了录制唱片，还是为拍电影而表演，你都希望事后能对自己的表现作个评判，衡量一下自己的水平，再努力提高。但假如演出没有被录音或录像，你就做不到这些。很多杰出的演员在演过了我们那么喜欢的角色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他们不能，或者只是没有把它们录下来。每当我想到这些，总是感到难过。
如果我经受不住诱惑而走上舞台的话，那么我就很可能和斯蒂芬妮一起工作了。她的表演太感人了，没准儿我会在台上面对观众大哭起来。据我所知，摩城公司买下《新绿野仙踪》的版权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黛安娜·罗斯。
黛安娜·罗斯和贝里·戈迪过从较密，她对他和摩城公司都很忠实，但她并没有因为我们改变了称号而忘了我们。在这些年的世事沧桑中，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在拉斯维加斯我们还见到了她，她给了我们很多忠告。黛安娜要在影片中饰演多萝西；这是唯一的一个已经确定了的角色，她鼓励我去试一试。她还让我相信，摩城公司不会因为记恨我和我们全家而不让我参加演出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她会对这点做出保证，但她觉得没这个必要。
她没做出保证。是贝里·戈迪说他希望我试一试《新绿野仙踪》。他能这样想使我感到自己很幸运。因为通过那次经历，我深深的迷上了电影表演。我对自己说，这次我有了机会，可以去做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了。一个人如果去演电影，他就会看到一些颇难理解的东西，因为他使时间停在了某一点上。那些人，他们的表演，还有故事情节，将被全世界的人一代又一代地分享。设想一下，假如一个人没有看过《勇士的奇遇》或是《杀死知更鸟》，会是什么样子吧！拍电影是件令人兴奋的工作，大伙儿齐心协力的干，充满了乐趣。我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电影表演中去。
第三章 跳舞机器（4）
我饰演了“稻草人”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它最适合我的风格。对演“锡人”这个角色来说，我太活泼了。而演“狮子”我又显得太瘦小了。这样，我就确定了自己的角色。在台词，舞蹈设计上，我尽心揣摩这个角色。当导演悉尼·鲁美特通知我他已经同意让我扮演这个角色时，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为此感到自豪，惧的是演电影的整个过程我都没有接触过；再说，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将离开我的音乐，无法担负对家庭应尽的责任，这些都让我放心不下。在拍摄的同时，我曾经游览了纽约，来寻找《新绿野仙踪》的故事情节中需要的那种“哈莱姆式”的感觉。我从来没在那儿住过，但我自己都惊奇竟那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方式。我很喜欢接触那儿的一些人，他们住在这个国家的另一海岸，过去总是听到关于他们的事情，但从未亲眼见过他们。
拍摄《新绿野仙踪》在很多方面给了我不少教益。作为一个歌唱家，我已经感到自己太老了，但电影的世界对我来说则是全新的。我尽量深入的观察，学到了不少东西。
在我的这一段生活中，我自觉不自觉的寻找着什么。一种进入成人世界的紧迫和不安缠绕着我，现在我该怎样生活？在仔细地分析了自己该选择一条怎样的生活道路才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后，我准备做出最后决定。参加拍摄《新绿野仙踪》就好比在一所大学上学一样；在拍那部电影的时候，我的脸色还是一团糟，因此，我特别喜欢化装。我的化装工作说出来可能吓你一跳，它要花五个小时！每周六天，天天如此，我们只在星期天才不拍摄。后来，时间一长，熟练了，我终于把化装时间缩短到四个小时。我在化妆室里一坐就是那么长时间，而且好不惬意，而其他一起化装的人都觉得惊奇。他们讨厌化装，而我却喜欢往脸上涂涂抹抹。当我变成了稻草人，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了。我摆脱了原来的自我而成为另外一个人，孩子们围过来看我这个“东西”，我就跟他们一同玩耍，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像自己真是个稻草人一样，这多有意思呀！
我曾经一直设想自己能在电影中扮演一个高雅的角色，但这次在纽约的经历——那化装、那服装、还有那些支持我的纽约人使我看到电影的另一方面，它同样很精彩。我一直很喜爱查理·卓别林的电影，从来没有人从他的无声电影中看出过什么故作高雅的东西。我想把卓别林的角色特征中一些有益的东西吸收到稻草人中来。稻草人的所有剧装我都很喜欢，从那罗圈腿，到西红柿鼻子和那骇人的假发，等等。我甚至还保留了当时用过的桔子和一件白毛衣，在几年之后一次照相的时候，我还用了他们呢！
这部电影中有非常精彩、复杂的舞蹈动作，我学它们一点也不成问题，可没想到，这却给合作者添了不少的麻烦。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能看着别人的舞步，马上学会怎么去跳。别的人学一个动作，也许要一步一步的来，要一边数着步点，一边有人跟他说：把这条腿放这儿，把屁股转到右边去。屁股转到左边时，脖子朝那边……等等这类的话。但我只要看一看，就能跳了。
在拍摄《新绿野仙踪》时，我和别的演员一起学习电影中的舞蹈。他们——“锡人”、“狮子”、还有黛安娜·罗斯——都快被我气疯了。一开始我没发觉自己有什么不对，直到黛安娜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说我妨碍了她。我吃惊的瞪着她。妨碍了黛安娜·罗斯？我？！她说，她知道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我学那些舞蹈动作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这使她和其他人颇为难。她说，他们不能像我那样，只消看看那舞蹈的步子就马上会跳了；当那个教舞的做一些动作给我们看，我马上就可以走上去跟着跳，可当他让别人来做时，他们却要花长得多的时间去学。黛安娜给我讲了这些后，我们都笑了，从此，我就稍稍放慢些速度，不那么明显地表现出自己已经学会了。
我也看到，演电影也有不好的一面。经常我站在摄影机前，努力想要表现一个严肃的画面时，就有那么一位演员朝我做鬼脸，引我发笑。我一直受到的都是旨在培养严肃认真的职业习惯和作风的训练，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很卑鄙的。这位演员知道那天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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