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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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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被宣布为主要敌人。1971年7月11日世界惊异地获悉,亨利。基辛格访问了北京,为第二年2月尼克松访华做准备。中国和美国结成战略联盟反对共同的敌人苏联。这是世界变化的一个转折。1971年10月25日中国成为联合国成员,这个位置从前是由台湾占据的。中国也成了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紧接着中国同日本和西欧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长期与西方隔绝的状况从此结束了。

对林彪的势力清除加速了对共产党领导的恢复。许多与林有牵连的军队干部被清理出党,政治局委员人数缩减了一半。另一方面,许多文化革命期间失去职务的党政干部重新恢复了职务。1973年3月,二号人物周恩来经毛的同意,成功地将邓小平重新招了回来。到这年年底,在周恩来的政府中整个领导权都重新由党的老干部所控制。

与老干部站在对立面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强大起来的“四人帮”,即江青以及上海公社时期著名的三驾马车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人都是政治局委员。如果说老干部掌握着党和国家机器的话,那么“四人帮”掌握着宣传机器和文化舞台。

1974年6月,周恩来身患癌症住进医院。起初他还坚持在病床上领导政府。1975年初,经毛同意,邓作为第一副总理主持日常工作。他好像被确定为周的接班人。“四人帮”动用宣传机器集中全力向邓开火。邓对此不以为然,他于1975年10月提交了3份文件,要求彻底改变经济和科学政策。他相信,实践得出的结果比政策的正确更重要。在第一份文件,即在《党和国家一般性工作规划》中,他用激烈的言辞写道:“一个单位生产搞得一团糟,革命却搞得很好,这纯属无稽之谈。谁会相信这样的童话,只要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增长。”

邓的不幸是周恩来比毛早去世7个月,即1976年1月去世。在此期间,“四人帮”有足够的时间向毛说邓的坏话,以便阻止他担任总理一职。他们对争得此职位也没有把握。毛任命了时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为“代总理”。华当时既不知名,也不显赫,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由于能够听从毛的政治主张,被提升了职务。

1976年7月28日发生了大地震。本世纪最可怕的自然灾害发生在北京以东200公里的地方,工业重镇唐山化为一片废墟。24万人(1/4人口)遇难。地震波击到了北京和天津,那里有一些房屋也倒塌了。

中国民间迷信把这次自然灾害看作是统治朝代的一次更迭。上天收回了它的授权,1976年9月9日毛去世。4周后,悼念期几乎还没有过去,卫戍部队就于10月6日早晨逮捕了“四人帮”。1977年11月到1978年1月进行公开审判,电视做了转播,“四人帮”被判处终身监禁。毛的时代结束了。

第19章 毛的遗产

■成为革命者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距离湖南省省会长沙市东南50公里的韶山村,他的父亲是个中等家境的农民,有1。2公顷土地。在毛的童年时代,他父亲以辛勤劳作,成了“富裕”农民(按1950年土地改革时的标准)。55毛6岁开始在父亲的农田上劳动;8岁到13岁,他利用早晚时间干活,白天在本村的小学读书。然而父亲认为花太多的时间读书没有必要,13岁起,毛便成了农民。

一部书改变了这位年轻农民的生活轨迹。这是一位改革者在19世纪最后几年中完成的著作,它以忧心忡忡的言语告诫人们,如果中国人不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没有能力抵御外来的侵略,那么中国的前途命运就会受到威胁。这部书唤起了毛继续学习的愿望。由于父亲不支持,16岁的毛于1910年离开家乡,去了附近的县城。通过听课,主要是靠在图书馆的自学他继续完成着学业。最终他的父亲相信了,接受教育有前途,可以挣更多的钱。毛读完了长沙的师范学校,1918年,即24岁时毕业。接着他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了一名助理馆员的职位。馆长是李大钊,《新青年》报的编辑,后来成了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创建人。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见到了许多“五四运动”的优秀知识分子,但他们却并没有留意这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毛在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时说道:“我试图与他们谈论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他们都非常忙,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位有南方口音的图书馆助理说话。”56

1919年初,毛回到湖南,1920年担任了长沙一所学校的校长。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组织,就此开始了他日后成为世界历史上伟大革命家之一和被神化的中国统治者的政治生涯。

■新中国的缔造者

毛自己习惯于与第一位皇帝和国家的缔造者秦始皇比较。同秦始皇一样,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绝对权威统治下的严格的中央集权国家;同他一样,为了达到目的,只要认为是必要的,毛从不畏惧权势和暴力。

中国官方对毛的评价是将毛的经历分为两部分:从1934/35年的长征到1956年党代会的召开和从1957到1976年。第一个部分是辉煌的时期:延安时期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抗日战争的斗士,蒋介石的战胜者,国家的缔造者。第二部分是“失去的20年”:开始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扩大化”,后来错误地将矛头指向了所谓的党内右倾分子,又经历了“大跃进”的灾难,最终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而结束。在这个时期,好的阶段是1962到1965年,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大跃进”后重新恢复了中国的经济。

毛最严重的“错误”被认为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它不同于“大跃进”,这场革命的牺牲品不是农民,而是党的干部;和“大跃进”的不同之处还在于,那些党的干部对那场“文化大革命”不负任何责任。“文化大革命”罪行的真正责任要归咎于所谓的“四人帮”,他们利用了毛的错误,在他的背后做了许多坏事。

1981年,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做出了公开的评价,认为毛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积极革命家所犯的错误”。邓小平本人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一次谈话中对毛的功过评价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对毛的评价并不是始终如一的。1981年党内对毛的功过是非做出“最终”评价后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议。

■没有效益的工业化

当毛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接手了一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人口极多的国家,几乎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现代工业所占比重很小,甚至到1952年国家经济恢复取得一定成就时,5。5亿人口中,产业工人仅为300万,而且这些人大多数都在小工厂工作。

当毛1976年9月去世时,工业产值据官方统计增长了12倍。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亿吨;发电由7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330亿千瓦小时;化肥从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中国可以制造载重汽车、大型拖拉机、远洋货轮和喷气式飞机。而且中国成了核大国,1964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70年代初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工业生产所占的比重从1952年的23%提高到了1976年的50%;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从58%下降到34%。毛的时代是中国工业革命的时代。西方世界形成了一种固定印象,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于1978年的邓小平时代,这不符合事实,应予纠正。【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然而,西方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并非偶然,人民的贫困状况在1957到1976年的“失去的20年”中并没有任何改变。尽管人们常常出现超负荷的劳动、工作,但他们始终生活在贫困之中。28%的群众生活在低保线下。城市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从1952年的4。3平米减少到1977年的3。6平米。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强行建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们维持在一般的生活水平上,但资本积累率却不断提高,从1952年的21。4%上升到了1978年的36。5%。毛并不认可赫鲁晓夫“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他的社会主义是苦行主义的。毛不同于封建皇帝,他像“五四运动”的革命者那样对国家强大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关注人民的幸福。

在毛1/4世纪的计划经济期间(1952到1976年),中国的生产按照官方的统计年增长率为6。1%,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为4%,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增长率在4。4%到2。3%之间。57不论哪个数据正确,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都远远地落后于四小龙,即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

更主要的是,毛时代的经济增长是靠增加资源投入而实现的: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到了生产过程中,同时不断延长农民的劳动时间,国民经济的投资率持续增大,而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效益却很低。整体生产效益,即通过劳动时间和资本投入来提高生产,在毛的时代平均每年下降0。8%。

毛的计划经济,自1958年以来一直是垄断经济,效益很低。具体情况如下:

对于集体化的农业经济来说,它的生产与人口增加不相匹配,1976年中国人均生产的粮食还没有1957年多;

对于农村的社队企业来说,大多数生产都是亏损的,直到邓的改革创造了新的条件后,农村企业的极大潜力才被发掘出来;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重工业企业组成了巨大的、一体化的工厂联合体,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城市,工人和职员队伍庞大,而且从生到死都由企业负责到底。1964到1971年期间,毛让许多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大工厂建立在中国内地的深山里,以防外国军事进攻。“三线计划”起源于对美国,1969年后对苏联进攻的防御考虑。因此,中国一部分大企业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缘故至今仍然被认为没有竞争力。

经济增长仅仅靠不断提高资源投入,而生产效益却不断降低,那么这种增长是不会保持长久的,同时资源的投入也无法持续不断地增加。1976年,毛去世后这种现象就出现了:农村1/4人口的生活降到了水平线下,处于极度贫穷;国有企业的效益问题越来越严重;投资也无法提高。党的领导在毛去世时说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这绝不是凭空捏造。

当国有企业自邓小平80年代改革以来被推向市场而失去了垄断地位后,它们没有效益的情况就更加突显出来了,许多企业不但不能创造利润,反而在浪费资本。生产所用原材料的价钱超出了产品的本身价格。

毛的接班人从工业中所获的资本价值比起对它的建设投入来说要少的多。这样毛时期的经济增长率是有局限性的。许多毛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在邓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值呈负数,持续亏损,致使中国国民经济到90年代中期陷入深渊。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负担都来自毛的遗产,此外受过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极度缺乏。1965年,企业中工程师和技术员占工人总数4%以上;“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年的教育空缺,到1976年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降到了2。6%;十多年后,即到1987年重新达到了1965年的水平。

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直到邓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也都很难控制。如果说古老的中国文化最高境界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话,那么毛是领导群众同“自然斗争”,这可以说是受非中国式的外来思想的影响。

而且,毛使中国的人口问题尖锐化了,他拒绝接受任何计划生育的建议,甚至在60年代期间还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他常说:“人只有一张嘴吃饭,但有两只手劳动”。在毛的时期,中国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接近10亿。如果他的接班人继续推行这个政策的话,中国的人口在今天,即在21世纪初,就不仅是12。5亿,而是18亿,或许因人口爆炸而早已混乱一片?

毛确实留下了一笔沉重的遗产,然而这笔遗产也为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毛破除了古老的儒家文化,这样也就清除了中国经济发展上的障碍。他曾经热情洋溢地说道:中国的农民群众是一张“白纸”,在上面可以画出共产主义天堂最美的图画。他确实留下了一张白纸,邓小平在它上面谨慎地、一步一步地绘制着一幅市场经济的建设蓝图。

第四部 现代中国的诞生: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1978~1997)

第20章 解放农民和城市改革(1979…1988)

■解放农民

邓的改革先从农业、农村、农民既所谓“三农”抓起,随着“包产到户”的开展,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粮食连年丰产,农民喜笑颜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当时,集体企业资不抵债,生产条件恶劣,对工人(除去大型和赢利的集体企业的工人)来说几乎没有福利保障。他们生活在早期的雇佣与解聘的世界里。不论工人失业,还是独立经营的企业者破产,都只能回到自己农村的家里。

从其他方面说,乡镇企业也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工业。它是中小型企业的世界。相反,国有企业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建造的,有上千个大型企业,生产着2/3的产品。

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出现的经济奇迹是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杰作,这一点西方很少有人知道。当国家给了他们搞生产的自由时,生产马上就起来了。首先是农业收成连年创记录,然后从1983年开始乡镇的工业和服务性行业迅速发展,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0%,提高了国民生产总值。世界所关注的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增长率带来的。

农村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样也是体制转型的动力。乡镇企业从基础上改变了城市里国有企业的生存条件。它们从受计划经济保护的领地中被赶到了竞争经济的自然猎场上。农民们破坏了计划经济,他们也改变着政治体制。久而久之或许会出现这种情况:几亿个体农民和几百万私营乡镇企业(包括越来越多的城市个体企业)将会统领这个国家的工业。

■城市改革

农村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4年农业创记录的收成再次展示了它的辉煌,同时也从政治上鼓舞着邓搞城市改革,城市改革经历了初期的蓬勃发展后停了下来。

城市是计划经济的世界,是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体制所管理和控制的世界,同时也是实行改革极其艰难的地区。改革者们在这里遇到了党和政府中强大的利益集团的阻挠,这些人感到自己党内的地位、个人的地位和特权受到损害。

在农村改革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情况下,不赞成改革的人失去了机会。邓小平让他的总理赵紫阳和赵的有自由思想的智囊小组制定国有企业的改革纲领。在邓的支持下,赵在1984年10月的中央会议上通过了这个纲领。

1。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

城市改革的中心是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赵紫阳按照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样板搞企业经理生产责任制。过去对国有企业只搞一些被动的改革。各专业部委对下属的企业做出规定,哪些产品达到什么样的质量标准可以生产,销售价是多少,全部利润都上交国家。国家对企业投资,并承担风险。生产不景气的企业靠效益好的企业养活,“大家都在吃大锅饭”。对效益好、搞革新的生产单位没有任何物资奖励。

现在,改革赋予了企业经理对生产、质量、价格和投资的决策权。企业不再像以前上缴全部利润,只需照章纳税。经理可以随意使用税后利润,部分可发放职工福利补贴或支助有关的福利机构。企业可以用它剩余的利润或银行贷款来满足它的资金需求和资本需要。

各个企业必须按照约定的价格提供约定的生产计划数,除此之外所有的产品都可以推向市场。这样就产生了计划价和市场价的两级价格制。只要产品缺乏,市场价就会高出计划价,有时会高出很多。企业一旦完成了计划指标,就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既可以出售超计划的产品,也可以换取必要的原材料和配件。由于计划生产预先确定产品的数额,所以市场和它的价格将决定企业的经济行为。这是改革的一个理论问题。

为了确保企业经理的决策自主权,改革将企业中党的书记的领导地位与经理的管理权限相分离。人们可以想像得到,赵紫阳在这方面克服了多大的阻力。企业里党的书记和党支部只限制于做思想工作这个范围,企业经理成为最有权威的老板。

2。从计划中走出来

与管理体制改革息息相关的是,赵想使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冻结计划的总额。在国有企业生产增长的同时,不断地下调计划生产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同时也迅速减少了计划生产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因为乡镇企业生产的增长率从开始就在计划之外。这种做法产生了效果,计划生产占国民经济总产量的比重从1984年的80%下降到了1991年的16%,在邓时代的最后几年降到了零。大多数商品和服务性行业的价格都由市场决定。

3。私营企业合法化

1984年,中央委员会公开承认“个体企业”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部分”,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城市里也出现了街道两旁的商品销售点和小饭馆,小旅店,不久出现了卡拉OK厅,建立了各类修理点和手工产品生产点。毛时代萧条的城市又重新恢复了活力。个体企业职工数限于7人的规定通常也不严格控制了。我对中国的务实主义有亲身的感受。我从与一个省的“个体企业”协会主席谈话过程中获悉,我的谈话对象总共雇佣了24个工人。我困惑不解地问道:“但是您只允许雇佣7个人呀?”回答是:“是的,但是我有4个企业。”这就是中国!

1988年官方取消了只准雇佣7人的限制,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可以合法经营了。然而私营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一人企业、家庭企业和小型企业的世界。500人以上的大型私营企业直到90年代中期还是凤毛麟角。我们将在第三十六章继续讲述此方面的发展情况。

4。“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城市改革随着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从1984年起进入了一个5年的轰轰烈烈的发展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1984年和1985年分别是15。2%和13。5%,1986年回落到8。8%,1987年和1988年又重新上升到11。6%和11。3%。在这种繁荣的景象中,1987年10月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赵紫阳任新的党总书记。赵在取得欢欣鼓舞的成就中继续推行改革。他在工作报告中要求全党“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并用邓的思想告诫全党:“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中心工作……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68

赵公开与保守派进行辩论,后者指责邓的改革是“搞资本主义”。针对这种指责他提出了新的理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就是补上发达国家19世纪所经历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马克思曾经强调,社会主义必须要以资本主义阶段为基础。

赵也公开承认,改革的最终目的必须是搞市场经济,“新的体制必须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它与用什么样的经济手段来调节资源配给的问题毫不相关”。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赵的胜利。当然主要是邓的胜利,此时的邓就地位而言仅次于当时的毛。赵在他的报告中讲到,在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60年的历史中有两次大的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的伟大复兴之路找到了,这条路与赵主持的党代会所指出的路是一致的。共产党将会在这条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第21章 对外开放

邓改革的第二个支柱就是对外开放。毛坚持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隔绝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是要防止社会主义的中国受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影响。毛的闭关自守部分原因自然是由于西方的封锁而被迫所为,1960年以来又被迫与苏联决裂。

邓扭转了毛的政策,把中国溶入世界经济作为新的目标。他很清楚,没有国外的技术和资金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对产品进口、国外投资、科技交流和旅游“进一步开放”的政策从开始就是邓不变的改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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