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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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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蟀肷！�
认识蔡惠媚之前，孝武的私生活是很受外界关注的，当然这些关注有相当一部分是带着一种异样的眼光在看待他。可是，在他认识了蔡惠媚之后，却奇迹式的，改变了以往不为家人和外界认同的生活方式，在作为和生活步调上，都慢慢做了微妙的转变。可见，爱情的力量即使在这位时人视为“太子”的身上，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蔡惠媚本来是孝武尚未离婚时，他女儿友兰的英文教师。蔡惠媚生长在台中望族，在经济上，她根本没有必要外出赚钱，可是，上天有意让她和孝武借着当家庭教师的机会，两人结合。
孝武为了追求蔡惠媚，据说花了10年的时间，才感动了蔡惠媚本人和蔡家。特别是蔡家本身是台中的大户人家，根本没必要去攀蒋家这门亲戚，而且，台湾人对蒋家基本上是有着十分歧异的看法，加上孝武过去在政坛上的一些风风雨雨，蔡家自然早有所闻，所以，女方家长对这门婚事，基本上最早的兴趣实在不大，要不是孝武苦苦追求，感动了蔡惠媚，恐怕这门婚事永远都不会成功。
蒋经国对孝武的这档婚姻，非常重视，而且这是蒋家头一次和台湾籍人士结姻亲，自然更为重视，何况孝武有离婚纪录，蒋经国怕孝武再有失足纪录的话，势必引起社会更为负面的批评。所以，父子两人为此曾经做了一番深谈。当蒋经国明白儿子这次是真心要和蔡小姐在一起后，他才要孝武以蒋经国本人的名义，把蔡惠媚的父母请到七海官邸来，由蒋经国出面在官邸客厅准备茶点，招待了蔡家二老，并且借着茶叙的时间，由蒋经国、蒋方良夫妇，亲口和蔡家二老把亲事定下来，但是为了尽量减少外界干扰，婚礼决定在孝武“驻节”的新加坡举行。
孝武在新加坡举行的婚礼，由于蒋经国是不可能出台的，其他的蒋家亲人也不可能前往，所以，蒋经国特地命令蒋孝勇代表全家，到新加坡去参加孝武的婚礼。
从整个人生经历来看，如果说蒋孝武的性格不是那么倔强，而且不发生江南命案，他是不可能就此从政坛上销声匿迹的。他的个性让他在政治上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更不幸的，在他结束“出使”海外生涯时候，却突然在一次健康检查中，无故暴卒。他的死不但让类似江南命案的案子变成悬案，而且也留下了许多的疑点，为后人带来更大的臆测空间。
蒋孝武死后，蒋家变成一门四寡，这个家族真是多灾多难。
“地下总统”蒋孝勇
长安东路时代，我们奉派到蒋经国官邸去担任便衣卫士的工作，上面给我们的任务分配是一个人负责带蒋孝武，一个人负责带蒋孝勇。通常，带孝勇的那个同仁是比较辛苦的，除了他的年龄比较小，不好带之外，孝勇的调皮捣蛋是一个重要原因。
孝勇小时候，像是一只猴子，不但玩刀玩枪天不怕地不怕，而且特别喜欢爬树，早上给他穿的是一套新衣裳，下午已经玩得全身是泥，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奇‘书‘网‘整。理提。供＇。更绝的是，孝勇只要出去玩，身上总是到处是伤。而从小，孝武和孝勇就是每天打打闹闹的，只要见面就会打架，这两兄弟从小打到大，真是一对小冤家。
所以，负责带他的同仁，不但要经常注意他的衣着整洁，而且还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不能有一点受伤害的情况，否则谁也担待不了这个责任。然而偏偏这些小孩既不能打也不能骂，所以，一旦他们调皮起来，任谁也管不了他们，只有任由他们胡闹。
一直到孝勇读军校时，他还是校方心目中最棘手的人物。
在读军校时，孝勇最怕的人还是教育班长。如果孝勇在学校偷着抽烟，被教育班长当场抓到的话，教育班长是不会理会他是老“总统”的孙子这样的身分，照样给他严厉的处罚，硬是叫他连烟带灰一起吞到肚里去。可是，他对军校的校长和高层首长却不看在眼里，毕竟，这些人都是他父祖辈的部下，他一方面是有恃无恐，一方面，这些学校首长拍他的马屁犹恐不及，怎么可能对他有什么太严苛的举动？
后来，孝勇在一次训练中，跌伤了脚踝，所以只好办理退学手续。从军校退学后，孝勇又插班进入台湾大学就读。
因为蒋孝勇最懂得讨好他的父亲蒋经国，在表面上，他也是蒋经国最听话、最乖的儿子，他不像孝武那样倔强好胜，也不像孝文那样孟浪冲动，他是蒋经国的子女中，在个性上最像蒋经国的一个，但是，蒋孝勇背后究竟在做些什么，蒋经国是从来也不清楚真相的。
1975年，也就是老先生过世以后不久，因为蒋经国的政务实在愈来愈繁忙，他自己的身体日渐虚耗，而且蒋经国慢慢发现自己染有遗传性的糖尿病，虽有专职医生负责，为他诊治，长期下来渐难控制，如果他的体力再不更有效益地运用，那将无异饮鸩止渴。所以，他开始打算把一部分权力，尤其是私人的权力与工作，放一部分给儿子去分忧解劳。
然而，蒋经国几经考虑，在他三个儿子当中，已经卧病的孝文不用说；孝武个性上比较倔强好胜，而且，性情上也不像孝勇那样内敛，也就是所谓的“持盈保泰”，孝武不懂这一套，所以，如果赋予孝武重任的话，很可能会因为一时急躁，而前功尽弃。
最后，蒋经国还是选择了蒋孝勇作为他的代言人。当然，他也清楚，以当时台湾的未来走向，台湾没有充分的客观环境，继续走强人政治的道路。所以，他其实很早就有自觉，孝字辈的蒋家后代，是不可能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可是，蒋经国毕竟是一个跨越现代与传统的过渡型的政治人物，他不可能像现代民主制度要求的政治人物，是“传贤不传子”的、是用民主程序决定一切的，他已经习惯了在台湾这块地方呼风唤雨的感觉，如果有朝一日他失去了现在拥有的一切，他实在无法想像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是希望给孝武和孝勇有更多的机会去比较他们的长处。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地决定谁是真正有资格继承他“法统”的儿子。
很多侍卫人员和官邸工作人员，都清楚孝勇的脾气和个性，他是一个十足的两面人，甚至有人说他是个笑面虎，人前人后的表现完全不同。
在蒋经国身体状况急剧转危的最后几年时光，蒋孝勇可说是蒋经国最直接的代表，所以有人戏称他是“地下总统”，就是在蒋经国卧病那段时期，别人为他取的绰号。
那时，孝勇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是他向蒋经国报告各种公私杂务的简报时间，因为他可以“上达天听”，所以，很多官场上的人便不得不借着各种机会逢迎巴结，以特别讨蒋孝勇的欢心。
*第十三章：蒋经国是个怎样的人？
蒋孝文在世的时候，有一句名言，我到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我做了什么错事，他（指蒋经国）顶多骂一下，可是你们就不一样了，所谓虎毒不食子！”到底，蒋经国是个怎么样的人？这是颇值得人们深入研究的。
蒋经国是个好“演员”
蒋经国性格上，一个明显的特性，就是他的双重性格，这一点可以在他的一些往事的个案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从大陆临撤退前，蒋经国曾对老先生的警卫总队第四队的队员讲过，只要他有一碗稀饭吃，就会让全体队员先吃。可是，撤退到台湾以后，因为警卫总队缩小编制，第四队因而被遣散掉了，有些队员就对经国先生至表不满，认为他食言而肥，不守信用。当然，以当时的处境，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再像过去在大陆时期，容纳那样多的编制人员。可是，就因为蒋经国在上海讲过那番话，不少第四队的队员对此耿耿于怀，而蒋经国却事后不加兑现，难免引起被遣散队员间的尖锐反弹。
在长安东路时，还有一次特殊事件，是让我们同仁印象深刻的，那就是“戡乱建国总队”的请愿事件。那次的请愿事件，让我们四个守护长安东路官邸的便衣卫士同仁，全部被以处理不当的理由，调职查处。
那次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长安东路值班，突然来了一群自称是“勘乱建国总队”的人，起先我们也并不清楚他们来的用意是什么，我们同仁就走进官邸，向蒋经国报告，说外面有一些人要求见。他问来者是谁？我们就说是谁，他一听说是“戡乱建国总队”的人，就摇摇手示意不见，并且很直截了当地说：“告诉他们说我不在！”我们也不知道当中有什么玄机，可是主人说不见，我们又岂能再多说什么话，就走出去向在门口等候的人说：“蒋先生不在，你们走吧！”可是谁晓得这些人不相信，就在门口大吵大闹起来，有的人在门口大骂，骂得相当难听，有些话简直不堪入耳。
“哦？不见！过去我们出生入死，现在就不管我们的死活了！”
“避不见面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见也要见！他明明说过，他有饭吃，大家都有饭吃的，现在他有饭吃，可是我们没饭吃啊！”
我们看现场愈吵愈乱了，只好找人来支援，总算在大家轮番劝解下，这些人才心有不甘地离开了蒋公馆。
不一会儿，蒋经国把我们叫到他的屋里，他不分青红皂白，劈头就是一顿臭骂：“你们是怎么处理的，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处理不好？你们全部给我滚蛋！马上滚！”在他一阵连珠炮似的痛骂以后，我们当然只有卷铺盖滚蛋的份，隔天，我们就被调回原来的便衣组里，换另外一批人去服侍蒋经国。
除了这次被蒋经国“扫地出门”的经验，还有一次是在1978年，刚进“七海”不久，蒋经国叫副侍卫长来告诉我们几个副官，说经国先生要我们回慈湖，七海官邸暂时不需要我们。那时我们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错，但也不能去追问啊！只有默默走路回慈湖，不久，蒋经国大概觉得这样做会引起我们心里不平，因为我们自省的确没做错什么事，为什么会叫我们走路呢？他叫他的副侍卫长跑来跟我们讲：“总统要我来和你们讲，上次并不是你们表现得不好，也不是你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是总统一见到你们就不知不觉想起老先生，他于心不忍，所以就请你们回到慈湖，没有别的意思。”
在副侍卫长来解释之前，我们两个副官本来是认为，大概是经国先生不希望再在七海官邸延续以前士林官邸那一套老的制度，而要以一种新的制度取而代之；因为，在我们印象中，曾经听过蒋经国说，要把士林官邸的一切坏习惯都要统统革除掉，他对老先生时代少数侍卫人员，假借官邸的招牌，在外面招摇撞骗、作威作福，十分厌恶。可是，他并不清楚，真正做这些事情的人毕竟是少数人。然而，他不管这些，反正士林官邸的老人，能够不用就不用，如此一竿子打翻一条船的做法，当然令人寒心。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蒋经国的双重标准。以前，在八胜园时期，蒋经国有一个得力干部姓张，这位得力干部后来由蒋经国派他去日本当特派员。张特派员到了日本，不久就迷上了一个日本婆娘，并且有意纳为妾，这件事马上就被张特派员在台湾的元配知道了，立刻跑到蒋经国面前哭诉自己丈夫的忘恩负义。张太太吵了几次，蒋经国实在受不了，就干脆把这个张特派员调回台湾，从此被打入冷宫，再也翻不了身。
不论这些事件的是非曲直如何，以我自己来说，在服侍过老先生以后，再到蒋经国身边工作，两相比较，蒋经国的确予人一种讳莫如深和高不可测的感觉，即使像我这样一个熟手的工作人员，都时时有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
在他的家族里，特别是在老先生面前，他永远是把最好的一面给老先生看。这一点，和他的弟弟蒋纬国截然不同，蒋纬国总是在老先生面前反映一些不好的问题，可是人多半是喜欢听好话的，尤其是老人更不愿听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偏偏蒋纬国就是喜欢提一些问题告诉老先生，难怪连老先生都不禁有些怀疑，为什么蒋纬国老是给他“找麻烦”。因而，老先生对蒋经国自然愈来愈有信心，对蒋纬国就没有那样的推心置腹。
对外的形象上，蒋经国曾经不只一次地对人讲过，他只有在和人民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他感到最高兴的时候，这也是他之所以从当上“行政院长”以后，就在全台湾各地马不停蹄地到处巡视，却从来不会喊累的原因。但是，在有些侍从人员心目中，蒋经国这样的行为其实只是要凸显他所谓的“亲民”作风，在他回到官邸之后，他涣散的体力使他开始觉得面对民众，竟是那样累人。尽管面对人民是一个政治人物确保权力的不二法门，可是，当每天都周而复始地重复一件事情时，再有耐心的人也会开始厌烦，何况，蒋经国那时糖尿病已经慢慢严重，如果每天马不停蹄地跑，难免会有生厌的时候。
他的双重性格有时也会在我们的面前不经意展现出来。例如，我们刚到“七海”的时候，他对我们的信心还不是很够，有时候，他在自己卧室接见党内的重要干部，看到我们在旁边，就故意说：“今天天气很好！”这句话其实就是示意要我们回避，等我们走开了，他才敢和干部开始讲一些重要的话题。
然而平实地讲，蒋经国毕竟不是神，他也有人性化的一面。既然是人，他就有人的喜怒哀乐、有人的七情六欲、有人的长处和缺点。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再去看待蒋经国，就不会有不平衡的感受。
为人处事神秘兮兮
蒋经国的为人处世，永远是一副神秘兮兮的个性。
从前面我提过的七星山迷路事件，就可以想见他的独来独往性格；在此之前，在长安东路时代，蒋经国经常是自己一个人带了一个司机，开着车出去到处跑，也许是他的任务需要，也许是他有另外的原因，他的司机经常抱怨“找”不到他，因为蒋经国如果发现一个人比较方便，就随时伺机把他的司机给摆脱掉，一个人再搭别人的车子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至于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人知道。
早年如此，到了晚年时期，蒋经国那种神秘兮兮的性格，还是时时自然而然地流露在生活之中。记得有一次，他在“荣总”住院，“总统”车队还故意在他的座车上安排了一个假人，坐在主位，然后每天夜晚时分，叫车队开回七海官邸，第二天早上再开回“荣总”，用这样的方式企图去掩人耳目，其实，比较细心的人早就知道蒋经国是躺在医院里面，用不着以这样掩耳盗铃的方式去欺骗人民。
蒋经国生怕自己的病情会影响岛内的政局发展，所以早期他对住院是非常排斥的，非不得已，绝不住院。
在“荣总”看病住院，为了保密起见，蒋经国也都有化名，所谓的化名，其实就是用我们侍卫或是副官人员的名字。
最早，他在“荣总”验血，就是用我翁元的名字，后来，又用副官王文浩的名字。有一次，我自己要去“荣总”看病，也需要抽血检验，自己的名字给蒋经国“借用”了，自己只好用“翁一元”这个名字去验血。验血用化名，主要是医生基于保密的原因，所以才想出用我们副官的名字的点子，当然这和蒋经国本人无关。但是，也算是在蒋经国身边发生的一段妙事。
谁开罪他谁就得倒霉
一位士林官邸的老长官告诉我：“你若是看到蒋经国脖子发红，就要小心了，这表示他要‘杀人’了！”
当然，蒋经国大概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人，可是，他的这个形容，却具体而实际地说明了蒋经国性格上的某些特征，这句话表示，千万不要得罪蒋经国，否则他一定会对你不客气的。
“总统府”有某位科长，平日对外交际很有他的一套办法，有半年时间，突然不明不白地“失踪”了，大家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后来，大家才晓得原来他被关在警总保安处，也就是台北西宁南路的一处神秘处所，至于他为什么被关在保安处，大家都是一头雾水，最后还是他自己出狱后，向大家隐约透露了一些原因。
这位科长本来是跟着老先生的军职人员，后来转到文职工作，他的社交一般认为是比较复杂，平日处理事情又喜欢超越自己的职权，可能因而触怒了蒋经国，可是他自己却不自觉，被警总“请”去半年，后来查不到什么犯罪的证据，才无罪开释的。
出狱之后，这位科长再也不敢提起被关的这段往事，后来索性离开公职，到一个民间机构去工作，远离是非之地。
可见，蒋经国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有很强的威权性格，这也是中国的政治人物一个很平常的通病。
表面上，蒋经国时时刻刻一副“亲民爱民”的形象，在外面和人接触，也一向是笑脸相迎；可是在家里，他永远是下人心目中的君王。甚至到晚年，他的侍从医官为他治病，都受到他的威权心态的影响，必须随时留心，深恐一时让他不称心而遭受调职处分。就以他的眼睛为例，1986年6月，他从陆军官校参加校庆活动回台北后，到达官邸，他照往例往床上一躺。哪知他刚一躺下去，突然觉得左眼眼前一片漆黑，由于糖尿病引起的病变，眼球上方新生小血管破裂，使眼球内水晶体充满鲜血，而阻碍视线，他大惊失色，高声叫喊：“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
喊声立即惊动大家赶快通知眼科大夫前来诊治。
就因为左眼的充血事件，他的眼科主治大夫就这样被他撤换，原因便是没有照顾好他的眼睛，否则怎么会让他左眼失明呢？
他会这样处置眼科的主治大夫，其实他还是觉得医生应该是万能的，他根本忽视了医生只能治病，不能样样有把握。如果不是他的威权性格作祟，他应该会了解这一点的，可是，他的强势作风和威权性格让他蒙蔽了这方面的自觉。
在眼科主治大夫被撤换之前，还有几位医师也是被毫无预警地撤换，引起官邸一些医生的许多猜测。
例如有一位管新陈代谢的医生，人很好，医术很高明，是“荣总”很有名的医生。就因为这位医生对蒋经国讲话时，比较直率，不会拐弯抹角，一再向蒋经国强调，糖尿病不是光靠吃药就可以断根的。可是，蒋经国并不认为如此，在蒋经国的观念里面，医生除了“医病”之外，还要能够“医命”，而且一切还是要和其他的文武百官一样，要听从“总统”的指示办事。可是他忘记了，医生是专业人员，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去当一个只会讲好听话的“政治医生”呢？
在他的威权性格之下，当然有不少医生受不了他的脾气，而蒋经国向来是先发制人，在医生表现出一丝不悦时，他就先把他给撤换了。
还有一个医生更是被撤换得莫名其妙。这位周姓大夫，从来没犯过什么过错，就是一个嗓门特别大，随护蒋经国出去的时候，大概是讲了几句话，让蒋经国听见了，蒋经国心里不高兴，过了不久就把他给撤换了。
可能就是这许多的个案案例，对人起到了警觉作用，所以他的医生后来行事说话，甚至开药处方都格外小心谨慎，因为没有必要为了一件小事和自己饭碗过不去。所以，蒋经国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要吃什么药就开给他好了，在他面前绝不说个“不”字。
不念故旧铁心肠
中国人是一个讲究情面的民族，然而蒋经国却在许多方面丝毫不讲情面，让许多人对他含恨不已，这也多多少少透露出他的从政性格。
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王正谊的“贪污案”，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个案。
王正谊是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老先生主政时，对王正谊信任有加，大家一般也都将王正谊当作是老先生这个系统的人看待。
后来，老先生卧病，蒋经国想做一些锐意革新的事，就多方整顿。中国人所谓新人行新政，没有新人似乎新政就无从推动，所以，蒋经国就要大量安插自己的人马，我想这方面，老先生也是相当理解和支持他的。当时就有一种传闻，指蒋经国有意让他的人——曾在“国防部人事次长室”服务的宋某来接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之职。这是蒋经国的想法，可是，当时大概王正谊一方面还想继续在人事行政局的位子上，发挥所长。加上自己错估形势，认为还有老先生在背后支持他的施政，所以，并不理会外面的一些风言风语。
不久，爆发了所谓中央国民住宅的舞弊案，被捕的人赫然包括了王正谊。到底王正谊的涉案程度有多深，大概除了情报单位，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王正谊后来被判刑入狱，被判的是无期徒刑，一直到蒋经国卧病的时候才假释出狱。后来蒋经国不知道是怎么打听出来王正谊出狱了，还曾经问人：“是谁把他放出来的？”当然，以王正谊的脾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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