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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王维忠传奇-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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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3日，新华社记者陈芳、赵承、陈二厚以“三成婴儿在家出生，七成农民在家死亡”为题，发表了这样一篇报道：长期患严重风湿病的吉林村民果留，已有两年不能下床走路。疼痛时时伴随着他，但家里没钱看病。熬不住了，吃一片4分钱的去痛片，一天只吃得起一片。“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这是中国一些农民因生病带来生活窘境的写照。而一些破旧不堪的乡镇卫生院，也是“小病没人去，大病看不了”。“看病难”成为广大农民摆脱不了的阴影。权威研究机构最近对100多个村庄的典型调查表明，有32％的婴儿是在家出生的，有786％的农村人口是在家死亡的。长期以来，我国各级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卫生资源投放主要集中在城市。1998年至2002年，政府农村卫生资金投入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02％，下降为069％；占全国近70％的农村人口，花费的卫生费用只占卫生总费用的33％。“没有9亿农民的健康，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教授王维忠提出，要加大农村卫生投入的力度，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农村卫生队伍建设，逐步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让农村人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王维忠代表说，农民看病难、医疗费用高是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那些确实贫困的农民要建立救助制度，使这部分人看得起病，用得起药。
这篇报道看了令人心酸。
其实最难受的还是王维忠，因为，这些都是他在调研时亲眼目睹到的。1998年秋，他和司机一起来到吉林延吉地区某乡村时，看到这里全是低矮的平房，四处都是破落的景象。除了老弱病残，很少能看到青年人。因为只要能跑的绝大多数都外出打工去了。
王维忠在一位名叫陈老二的村民家中，看到他们一家七口人，除了大儿子带着女儿外出打工外，他年老体弱的父母都躺在破旧的家中。其父在46岁那年上山打野猪时，从悬崖上掉下来跌伤了腰，因无钱治疗，下半身很快瘫痪；他的母亲身体本来就不好，因为伤心过度而伤了眼睛，由于无钱治疗，50岁时双眼就瞎了；他的妻子在生下4个子女后，因实在受不了这份穷，3年前以“进山捡蘑菇”为借口，不知跑到哪去了。4个孩子只有老大好不容易才读到小学毕业，其他的全部失学，现在外打工。
由于负担过重，特别是长年劳累过度，不到45岁的陈老二也因哮喘、胃疼、手足风湿性关节炎而病倒了。平时除了靠孩子们辛苦打工的微薄收入勉强能买些药外，根本无钱去医院看病。王维忠仔仔细细地帮他检查了一下，发现他们的病其实并不严重，只是因为拖的时间太长，而让小病成为大病。王维忠询问有气无力地倚着门晒太阳的陈老二：“其实你这病不难治，为何不去长春看看呢？”陈老二苦笑着说：“你看我家这个样子，平时生活都过不下去，哪还有钱看病呀？能吃点药就很不错了。”“那你怎么办呢？”“怎么办？唉，没法子，只有等死。”尽管王维忠后来托人给他们捎了一些药，但还是解决不了大问题。2004年底，因一场小感冒诱发陈老二的哮喘病，他一口气没接上来就丢了性命。类似陈老二这样的乡民因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又治不起，最后只有等死的无奈而又凄惨的结局，在吉林偏远乡村有很多。十年以来，王维忠一直以医学家的眼光去关注那些仍没有脱离贫困的农村父老乡亲们。正因为如此，2004年他调研而成的“关于农民医疗保障状况的调研情况”这份报告，成为令他心情最为沉重的报告。王维忠在剖析农民贫困的原因时，得知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竟然是：60％左右的贫困户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如何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成为农民脱贫奔小康的重要问题。
王维忠看在眼里，痛在心头。是的，作为一名医学家，治病救人本是医生的天职，但为何老百姓看病还是那么难、那么贵呢？特别是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生了病大多根本没有钱治；如果有大病、难病，那就意味着家破人亡。难道政府部门真的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吗？自从当选为人大代表后，王维忠就一直关注农民看病难、看不起病的问题。2000年初，他对农村医疗卫生状况调研后，于2004年8月份对农民医疗保障状况开展了进一步调研，对农民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出路到底在何方进行了探讨。
为农民讨权益（3）
他指出，因上届卫生部没有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造成了农村缺医，60％以上乡镇卫生院关闭，使农民再次出现就医难的状况。尽管本届政府加大了重视程度和资金投入力度，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还是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2003年3月11日，王维忠在人民网作访谈节目，谈到农村医疗状况时，曾有过这样的感慨：王维忠：我非常关心“三农”问题。我多次做过农村卫生工作的调查，今年的调研课题就是关于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调查。我们从解放初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农村有一个卫生院，村村有卫生所，农民可以就地治疗，而且那个时候不管成功不成功，也实行了合作医疗，农民可以得到救治。可是现在，我们改革开放20多年了，最近这些年出现了一个什么怪现象呢？三分之一的卫生院已经解体，人们有病到哪里看？只有到县城去。农村缺医少药现象很严重，因病返贫，因病治贫，这可能会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后腿。我在这次调研过程中，感到农村中的卫生状况非常不乐观，当然各省也不一样，比如我们吉林省现在实行了新的合作医疗制度，这种合作医疗主要对于重病、危病、大病进行救治。现在正在一步步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调研时掌握了这样一组数字：农村医生中的本科生只占065％左右，专科生不到14％，绝大部分是谁呢？原来的中专生、赤脚医生，并且这里面，剩下有20％～30％的人没有职业资格，这样一个卫生队伍就没有办法改变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主持人：您能从医学家的角度提供一个疗效最快的处方吗？王维忠：农村卫生院应该公办，同时也可以搞一些联办，一些大的医院，或者是一些民营企业家，把原来已经垮掉的卫生院重新扶持起来。这样卫生院先扶持起来以后，下一步逐渐地把够条件的进行改制，改成一个股份制，让公家的撤出，或者公家作为一个股份也可以，更重要的是把这些卫生医院和当地的乡政府联合起来，包括村里的赤脚医生，把他们联系起来，把他们的利益捆在一起。这样今后卫生院可能更好一些。
农村医疗保障问题，是党中央、国务院最关心，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在深入调研时，王维忠听到大多数乡镇干部发表这样的意见：农村的三级医疗网络解体；医疗技术人员奇缺；医疗设备落后；卫生人员待遇低下；药价高，农民难以承受，特别是制假、售假坑农事件屡有发生；卫生部门不能深入到基层调研，看不到基层卫生院的困难等。这些都是造成农村缺医少药的致命因素。与此同时，王维忠还了解到：目前农村医疗卫生人员仍以赤脚医生、中医学徒和不具备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员为主，仍有30％左右的没有行医资格的人在行医治病，庸医、游医、巫医盛行。农民上当受骗或因治疗失误而导致病情加重甚至死亡的事情经常发生。这些不良状况，令这位医学教授不由心急如焚。经多方调查后，他向吉林省有关部门报告：培养医务人员，加强村卫生所的建设，打击非法行医是改善农村医疗环境的当务之急，也是重建三级医疗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针对农村医疗状况提出这样的建议：农村卫生院要公办，卫生院应是以预防为主的医疗体系，培养乡村医护人才，提高农村医务人员素质，建立城市辅助农村的医疗机制，为农村打好三级医疗网络基础。怎么才能让农民不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王维忠建议，全面实施“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或者是“农民医疗救助保障制度”。2005年3月20日下午4时，王维忠在腾讯网接受主持人芬芬访谈时，曾这样说：农民看病难，买药难，农村的医疗条件比较恶劣，现在虽然实行了大病救治型合作医疗，有所改善，但是我们进展还比较慢，所以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推广农村救助性的合作医疗。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今年提了一个建议：应该建立农村最低医疗保障。这是我从医疗的角度来关心农村的实际问题。我是医生，经常为人看病。我看到有一些农民从乡下来看病，其实他们很多人是借着高利贷来的。在医院做了很多检查，大医院检查要投入很多钱，往往借一千两千块钱的高利贷，检查完了，疾病诊断出来；或者是没诊断出来，但是下一步治疗没钱了，所以只好再回去，因为他们太贫困。由于医疗造成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咱们农村还是比较普遍，我为他们做一些呼吁。我觉得，国家应该建立一个最低医疗保障这样的医院。公办的、民营的、公益的、盈利的和非盈利的都行，但应建立一些收费比较低的。农村有些地方已经有了，叫农民医院，或者叫贫困救助医院。我觉得在咱们国家要逐渐这样发展。不过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我认为，现在农村应该把大病救助性合作医疗尽快铺开。我去年在吉林农村调研时，看到有两个县的试点运作得很好，最多的报销5000元，剩下的钱，可以留到今年，今年最多就可以报销到一万元。这对于农民，对那些贫困的人，是一个最好的救济办法。
2006年新春伊始，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王维忠再三呼吁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一定要得到解决，药价高的问题一定要得到解决。他期望农村合作医疗能尽快开展起来。
为农民讨权益（4）
2006年3月10日17时30分，正义网、腾讯网特意邀请在京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王维忠谈“医疗问题”。
他与主持人有过这样一场对话：王维忠：我每年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下乡调研，想真正了解一下农民的生活，包括医疗情况。农村的医疗，现在主要是合作医疗，今年合作医疗在一些乡镇里已经是40％的比例开展了，农民得到了实惠，确实报销了很大一笔钱，对于因病返贫、因病致贫起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另外的角度说，农民还是看不起病。农民是很苦的。
我愿意和农民交朋友，我是50年代末期走出农村，我对农民是特别地有感情，所以在调研的时候，我就特别研究了农村。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样用大病救治性合作医疗来解决农村医疗困难、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问题。主持人：您是不是把这些写到议案中了呢？王维忠：我是先写调研报告，在调研报告里涉及法律的，有一些地方是法律没有解决的空白，我就写成议案。比如说医疗纠纷的问题，医疗纠纷的问题应该制定一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法律，后来总算是进行了修改。我觉得，在医疗方面，我想再有三五年会解决的，但是对农民来说，遇上一场大病就是倾家荡产。所以我想，怎么样尽快地把农村大病救助性合作医疗的比例铺开。铺开以后，农民治病难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去年下乡调研的时候，吉林省已经有40％左右的县开展了试点合作医疗，一个人拿10块钱，国家补20元，地方再筹集一点，农民最多的可以报回来两万、三万。主持人：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王维忠：由于你参加了合作医疗，你有病的时候，可能报销的比例很大。主持人：是不是还需要广泛地进行宣传呢？王维忠：不只是宣传的问题。现在农村40％以上的地方已经实施了，这次总理的报告说道，再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把合作医疗全面铺开，那就是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所以说在医疗方面，现在已经急需把这些问题解决，这也是惠民的最好政策。另外，现在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医学资源严重不足，农村可以说基本是中专生，是中医学徒。农村的游医、骗子泛滥。我非常赞成怎么样尽快地把合作医疗真正地、早一点实施，惠及农民。现在我们的医疗还很不足，我曾经对卫生部提出过批评，我觉得，卫生部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其实现在高中毕业生或者是回乡的青年，他们有志想要自己掏钱学一门技术，我们过去也办过学历文凭班，就是你自费学习，科目考试考过后，才能拿到毕业证书，这个时候你也就可以当农村医生了，那比现在的中专生和中医学徒要好得多。可是，卫生部偏偏没让办下去。我们应下大力气培养医疗资源。主持人：从技术方面讲，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呢？王维忠：学完医之后，必须得实践。农村是学到专科就可以了，现在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哪一个愿意回农村？宁可改行，也想进城。现在有一部分人偏偏要到农村去当医生，觉得在农村这样的天地里有我用武之地。可是卫生部门偏偏不让你办，这可以说是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失职。一方面应该是经济上国家年年补充，使救助合作医疗的费用不断增加；而另一个方面，应该是农村的医疗资源也不断增加。如果不能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的话，我可以说对不起老百姓。王维忠：所以，现在国家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该考虑怎么样下大力气培养一批医务人员，储备起来，当需要的时候，这些人可以马上上岗。就像SARS，如果那时我们农村的医生素质都很高的话，还会那么惊慌吗？他们知道怎么样消毒，怎么样治疗，怎么样预防。
2006年11月13日，吉林省公示2007年将在全省各县（市、区）和设有乡镇的城区全面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建立起基本覆盖全省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此同时，东北的其他地区也正加快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建设，距离王维忠的期望越来越近。不只是吉林省，对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全国农民医疗问题，党和人民政府一直都是非常重视的。2006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论及今年的政府工作重点时提出：“要突出抓好医疗卫生工作，着眼于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深情地指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我们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农民不会再为治病而发愁。
为新农村建设献策（1）
2007年10月15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其中，胡锦涛同志所提到的关于“三农”问题、保护耕地、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及培养农村人才等重大问题，都是王维忠代表近十年来一直大力关注的热点，而且他都对这些进行过深入调研，并向全国人大递交过多份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等。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其核心就是农民问题，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应紧紧围绕惠农富农来进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最具有现实和长远意义的话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也是为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迈出的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迈出这关键的一步呢？社会在等待，国人在观望，作为人大代表的王维忠在认真思索。
对这些焦点问题，王维忠多年来，一直用事实说话。2005年11月至12月，他不顾家人的坚决反对，忍着肝部的阵阵隐痛，还坚持深入吉林的通化、四平、白城等七个县（市）的十三个乡镇，深入到农民家中，举行了十余场座谈会，对县乡村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简称“建新村”）的认识和制约“建新村”的阻力及打算等进行座谈，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他为了更好地听到真话实话，经常采取暗访的形式，有时选择单独行动。由于他熟悉农民的生活习惯，会拉家常，使很多农民一见到这个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代表马上就喜欢上他，谁都愿意与他掏心窝儿。王维忠在调研时亲眼看到，在吉林偏远地区，很多农民没粮吃，没衣穿，家中无柴烧，孩子没学上，有病不得医治的局面还远没有缓解。部分农民素质不高，精神生活空虚。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春天种上地，秋天忙收藏。科技不沾边，把吃得饱、穿得暖、游手好闲当小康。外出打工他不想，老婆孩子守在炕头上”。另外，一直以来，读书无用论在某些农民心中似乎根深蒂固，自己没文化，还不送孩子去上学。王维忠为此忧心忡忡地指出，目前农村困难很多，在农村中还存在许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和谐的音符，应该充分认识到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研，又经过前瞻性的思考，王维忠指出了目前“三农”问题的现状，并科学性地总结出制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现实问题。2006年3月3日下午，王维忠带病来北京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同时，不顾身体的虚弱，又应邀来到新华网作了一场有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访谈，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同时也吸引了很多“三农”专家的眼球。第二天，新华社记者朱继东又发表了题为“王维忠：九大因素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篇报道，向全国介绍了这位心系“三农”的人大代表的深厚情怀。现摘引新华社这篇报道，让我们共同领会王维忠对新农村建设的许多真知灼见：首先是农民收入的增长点少，农民增加收入难。王维忠代表说，多数乡村干部反映，种粮农民在仅有的土地上耕作使农民再增产空间较小。其中，科技种田提高产量幅度有限，粮食价格放开，生产资料涨价，使惠民政策给农民增加的几百元钱还抵不住种子、化肥、农药等上涨的因素。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干部算了一笔账：农民得到的“一免三补”款总计540元，减去生产资料上涨的500元，只能得到40元的惠民款。尤其是化肥控制在商家手中，入冬后大量采购，“囤积”起来，春天及追肥季节大幅涨价，农民急需，又无处去购，只好依价就范。所以，有农民气愤地说：“国家对物价应该进行宏观调控，抑制经销商哄抬物价。”其次是乡村债务链是困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大难题。乡村两级多年形成的债务因无经济来源化解，一直无法解开，是困扰干部的最大难题。一些老村支书、村主任办起事来，腰杆不硬，甚至在村民心中已失去威望。王维忠代表告诉记者，双辽市王奔、红旗两个乡镇干部强烈要求我向上级反映，惠民政策人人有份，欠债的拿到钱还很得意，让他还钱没门儿。如果惠民政策让调皮捣蛋的不法分子得到实惠，就会引起大多数人的不满。有的村干部想就此撂挑子不干，但因债务牵着两头使其进退两难。第三是一事一议，绝大多数议不成，很难办成一件事。税费改革后，没有向农民收费的项目，办公益事业全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通过一事一议筹资解决。比如修“村村通”，学校修缮改造，义务兵补贴等筹资筹劳项目，一事一议时只要有几个人不肯出钱，就得搁浅。第四是土地承包制度不尽合理，劳动力转移阻力多。在《土地承包法》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尽合理的地方，土地束缚了一些农民，使他们只看到土地带来了温饱，陈腐观念和旧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不愿进城务工。另外，现在土地发包权是农民，与过去由村发包相比，可能出现“插花地”，土地不连片，种粮大户机械耕作困难。并且，《土地承包法》规定30年不变，目前出现的最大问题是死人有地种，成为家庭遗产；而活着的人没地种，甚至1986年以后出生的人连续三代没地种。
为新农村建设献策（2）
第五是农村基本建设投入不足，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据县乡干部反映，现在的水利设施大都是20世纪70年代留下来的，防洪堤坝年久失修，水道淤积，河床抬高，平时河断流，都变成枯河。可到雨季，河水猛涨，特别是山区半山区洪水暴发，冲倒房屋、冲毁良田屡有发生。对于农业大省粮食主产区，水利部应该看到水对这里更重要。第六是对农民社会保障欠账太多。大安县红岗乡党委书记对本乡进行了贫困状况分析，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户占总户数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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