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往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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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幼年学书，主要习欧阳询、褚遂良，也参学了赵孟与董其昌的字。欧阳询的楷法“源出古隶”，如《九成官碑》，前人评其“高华浑朴，法方笔圆，此汉之分隶、魏晋之合并酝酿而成者”。而褚遂良的结体“容夷婉畅”、意趣“微杂隶书”，清阮元认为此两者都从“北派而来，非南朝二王派也”。为翁同龢向北碑取法埋下了伏笔。

他主学的颜真卿书法也饶有篆隶气，更可以同气相求，血缘可攀。中年以后他致力于学颜，得其风骨，又因欧、褚、颜具以严谨端庄为体，故参以米芾之纵横跌宕、苏轼之丰腴流丽、二王之平和飘逸、章草之奇崛古拙。学颜为主，转益多师，是他中年书法的主要特色。

他晚年归田，纵意所适，不受羁缚，沉浸于汉隶、北碑，得力于《衡方》、《张迁》、《礼器》等碑，使其的书法得到升华。从用笔来看，二王一脉的行草善于提、按、转、折，尤其是在提和转上更具灵变之法。而北碑方笔一派，虽有飞扬跋扈之气，但用笔重按与方折，故呈凝重之致。翁同龢的用笔，愈到晚年也愈来愈明显地重按与方折，颇有“狠”劲，但他却以“淳厚”的气息写出凝重的格局来。不能不佩服他在处理用笔矛盾上的高明。从结构上看，北碑结体大体可分为“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两种，后者系“继承隶法、保留隶意”，翁同龢在学褚、颜的基础上，是比较容易与这一类北碑激起共鸣的。近代书家萧蜕庵说过：“书法之妙，在于疏密。魏书内密而外疏、唐书外密而内疏，学者通其意，则南北一家。

翁同龢在书法上深谙“外密内疏”，再通以“平画宽结”的汉隶、北碑，从而成“南北一家”。融诸家之长，冶古今碑帖于一炉，终于开创了苍老遒劲、刚健浑穆、含蓄朴茂，组佩雍容的翁体。

翁同龢认为书家除了要具有高度的艺术修养外，必须心正，心正则笔正。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人品，有人品才有书品。二是指严肃的创作态度。这与创作时要有灵感并不相悖，因为凝神澄虑，恰恰能激起灵感，达到最佳的精神状态。

百年往事：文房四宝之首

《百年往事》中有一细节讲《京报》的社长卲飘萍去松鹤斋（荣宝斋）挑选毛笔，店伙计当面从一个大笔筒中抓出一把毛笔，“哗啦”一声放在柜台上，用手掌一捻，只见所有的毛笔都向一个方向滚动，显露了一手展示其毛笔品质优良的“滚笔”技巧。

松鹤斋所经营的毛笔，其实都是浙江湖州善琏镇出产的。湖笔的兴起始自南宋，南宋当年偏安杭州，昔日名声显赫的“宣笔”逐渐没落下去了，而制笔业也随之由宣州迁移到以湖州为中心的善琏镇一带，因善琏镇隶属湖州，故当地所产的毛笔被称为“湖笔”。

在唐代、北宋时期，制笔重镇则在宣州。当年用宣州兔毫制作的紫毫笔被称为“宣毫”而扬名全国（宣州兔毫中配有鹿毫、羊毫）。唐大诗人白居易写有《紫毫笔》一首：

江南石上有老兔，

吃竹饮泉生紫毫。

宣城之人采为笔，

千万毛中拣一毫。

不知这是否算得上最早的商业广告。

北宋初期，宫廷继承了五代时期的西蜀、南唐旧制，设立了“翰林图书院”编刻了《淳化阁帖》。还将“画学”正式纳入科举考试科目。这对宋代的书画艺术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也带动了制笔业的发展。宋代制笔业以诸葛氏最为著名。他们制作的“诸葛笔”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黄庭坚在《谢送宣城笔》中道：

宣城变样蹲鸡距，

诸葛名家捋鼠须，

一束喜从公处得，

千金求买市中无。

由此可见文人的追捧使宣笔大放异彩。

这一时期还出现和流行一种“无心散卓笔”。这与当时书写方式改变有关，宋以前人们多是跪坐于席，低案悬腕书写，这种环境下宜用坚挺笔毫。到了宋代高桌高案、高椅日益普及。再加上为表现书画不同的艺术效果，也促使毛笔向多样化发展。笔毫开始转向散毫、软熟、虚锋方面发展。这一时期毛笔上选材上开始了新一轮的试验期，像兔毫、羊须、鹿毛、麝毛、狸毛、鼠须、虎仆毫（九节狸）、虎毛、丰狐毛、猩猩毛、狼尾、石鼠毛、貂鼠毛、狨毛、黄羊毛、獭毛、鹅毛、鸭毛、雉毛、胎毛、人须、鼠尾等等几乎能找到的毛都进行过试验。还在动物之外以植物为材料进行了尝试，像荆笔、荻笔、竹丝、仙茅笔。随之也出现了一批形制特别的特殊毛笔。

汉代随着国力的强盛也出现书法艺术上的繁荣。汉代涌现了众多书法家，像崔瑗、曹喜、杜度、蔡邕等。这里面蔡邕在篆、隶上最有成就。汉代官方曾规定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殳书、署书、隶书）为学童应试内容，这些需求推动了汉代制笔业的发展。汉笔。从甘肃省武威市出土毛笔看，笔头外覆狼毫披毛，笔心及锋（笔柱）由黑紫色毛所制，经签别，是兔箭毛。这表明当时制笔时已注意到利用不同毛（材料）的特性，用刚劲锐细的兔箭毛做笔柱，而用较软、弹性稍逊的狼毫覆于外层。这样的笔因为有笔柱，书写时不分绺、不开岔，又能增大储墨量。这竞暗合了我们现代制笔工艺中的“披柱法”。

“披柱法”的发明和运用是毛笔制作工艺的重大进步。时至今日“披柱法”仍然是我国毛笔制作的主要方法。

今天在湖笔之乡，浙江湖州市善琏镇的“蒙公祠”里香火旺盛，故老相传秦代名将蒙田是制笔业的祖师，这一说法可在晋代张华的《博物志》的记载上得到印证。虽没有实物佐证，但文字记载也算一家权威之言。

在善琏镇上一家制笔店中正在放电视台播的纪录片片中，善琏镇上一家传了数代的制笔工坊的后代，一边用激光设备在笔杆上刻字，一边批发己半工业机械加工的工艺流程稳定的“产品”。而纯手工制笔则已沦为可收藏的“工艺品”这一情景令人多少有些怅然。

百年往事：“老古董”辜鸿铭

都梁新作《百年往事》中辜鸿铭等文化大师客串在松鹤斋（荣宝斋）的背景底下。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７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新文化的死对头。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百年往事：大师王国维与“三境界”

都梁新作《百年往事》中，王国维等大师穿梭往来于松鹤斋（荣宝斋）的布景下，构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

王国维少年时代心悦《汉书》等历史著作，不喜举子业和《十三经注疏》，但十八岁之前所接受的仍是传统的旧式教育。早午战争后，使他“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静安文集·自序》）。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会书记校　。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因病辍学回国，读康德哲学而爱之，又转研叔本华哲学。后觉得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静安文集·自序》），便从哲学转向文学、史学、考古学和金石、音韵学方面。在此期间，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清华研究院教授等。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王国维早年受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康德之纯理批评，苦其全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叔本华之知识论，康德之说得因这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此后他又重读了康德的哲学、伦理学以及美学著作。1904、1905这两年间，他先后撰写了《论性》、《释理》、《原命》、《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哲学论文，全面介绍叔本华与康德的宇宙观、知识论和伦理观、美学观，特别是对“性”、“理”这两个中国古代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基本问题，作了批判分析。他用康德的理论来解释“性”，认为性超乎人的知觉之外，只有超经验的性是真性，而真性又是不可知的。他用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给“理”下了这样的定义；广义上的理，即理由，以宋代学者陈淳的“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来作证明；狭义上的“理”，即理性，是从直观概念中制造出来的抽象概念。王国维认为，无论广义之理还是狭义之理，都“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漠暗昧之概念中”　（《静庵文集·释理》）。在“命”的问题上，他接受叔本华因果律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的意志中的观点，认为没有什么自由意志，意志受动机支配，意志是不自由的。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把康德和叔本华等西文的美学观点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运用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诗词和戏曲方面，卓有贡献。他的美学思想由“游戏说”、“天才说”、“古雅说”、“境界说”构成，而“境界说”则是其中的精华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美学理论，认为境界包括自然景物与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二者的融合；词的高下以有无境界为衡量标准；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境界可分“有我之境”，其特点是“以我观物”；“无我之境”，其特点是“以物观物”；在艺术创作方面，又有“造境”与“写境”之分。

王国维在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方面的治学方法，继承了清代乾嘉孝据学的传统，也汲取了西文实证科学的精神。首先，与前人不同，他治学善于运用比较法，熔古今中西于一炉。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研究甲骨文、上古史，是拿地下实物与文字记载互相释证；研究边疆地理，辽、金、元史，是拿中外古籍进行互相补正；写《殷周制度论》、《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这些著作，则是把西文传来的观念同中国传统的思想互相参证。这比起乾嘉学派的学者来，视野确实要宽广得许多。

王国维一生著述宏富，著作达六十种之多，大部分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

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是王国维的“三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词句出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