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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址-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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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的那个李紫痕是不是九思堂李家的人?”

李京生点点头。

“对头,就是六姑婆。我们只晓得六姑婆姓李,我们只喊她六姑婆,不晓得她还有这个名字。你同志也是旅游局的干部么?”

李京生摇摇头。

“是写党史、写地方志的?”

李京生又摇摇头:“六姑婆是我姑姑。”

邻居们警觉起来:“你是来收房子的么?”

李京生哭笑不得地又摇摇头。他转过脸去,看见了那块空地。空地上挤了一排小贩,小贩的货摊上摆满了红红绿绿春夏秋冬的衣服,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玩具,所有的人都在用银城的方言拼命地叫卖,李京生听着觉得像是在听唱歌。李京生发现这个城市里的年轻人都还穿着在别处早已过时的喇叭裤。这个城市里的年轻人穿着早已过时的喇叭裤,说一口如歌的乡音在街上走来走去。在这一片如歌的乡音中,李京生那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显得非常突出。他只要一张嘴,便会有许多惊异的眼光投过来,李京生即刻就陷入陌生的包围之中。没有人知道,许多年前,李京生在家里是听着这种如歌的乡音长大的。听他说话没有人会相信他是此地人,而且还是九思堂李家的人。他从一下火车,就淹没在这种陌生感当中,随着那一大股说家乡话的人流飘到大街上.明晃晃的太阳照着一座随山起伏高高低低的城市,照着一条穿城而过的平平常常的小河,河上有两座桥,一座旧的是石桥,一座新的是铁桥。这就是老家了。这就是从小在父母嘴里听了无数次,又在八姑的信里、电话里讲了许多遍的银城。如果不是父亲、母亲和姑姑讲了那么多次,他实在不能相信,这是一座曾经和自己的亲人有过千丝万缕联系的城市。他实在不能相信,这是叫八姑在电话里痛哭流涕的家乡。随着姑夫到了台湾的八姑。不知怎么又辗转到了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不知怎么在断绝了四十年的音讯之后,竟然通过家乡的“华侨办公室”,又找到了弟弟的孩子们。几次通信之后,八姑知道自己同辈的亲人一个个都死了,伤心欲绝的八姑在电话里对李京生哭着说:

娃儿.你一定要回银城看看,去看看我们的老屋,看看九思堂的双牌坊,再去坟上看看六姑……去了给我照些相片寄来。”

如果不是为了八姑,李京生不知道自己一生一世会不会跑到这样偏远的内地来。站在这座城市的大街上,连天上的太阳看上去也似乎都陌生了许多。小的时候李京生记得有一次母亲指着一张发黄的旧照片说:“这就是你八姑。”对那张照片李京生并没有留意。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才在那些批判、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上。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八姑的名字,才知道她叫李紫云,才知道姑夫是一个国民党的中将军官。父亲的所有罪名都和这两个人有关系。那时候李京生甚至有些怨恨八姑,怨恨这个远在万里之外,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难的姑姑。那时候李京生没有想到这个断绝音讯的姑姑,竟然会万里迢迢、远隔重洋的找到家乡来。在最初的十几封信中,李紫云每次都要夹进一些旧照片,并在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有她颤颤巍巍的批注:“早多年前仅此一张”,“大学读书时和你妈妈所照”,“这一张是我离开大陆最后一天在银城所照,背后的菊花亲手所植,走的那天我最后给它们浇水”,“在台北做校长时在门前所照”,“这一张是我走的路,上上下下十八年,前去上班。有点弯的地方是去学校,小桥流水的前方是去回家”,“山上小径,我爱此清流如家乡旧居”,“校外防空演习,我是主持人在办公室”,“姑夫葬礼,至今不忍再看”,“孤儿寡母的心境惟有天知”,“儿子赴美留学机场所照”,‘‘孙儿由我带到五岁”,“与孙儿同到美国”,“我的老人公寓”,“我的客厅”,“我的花与家乡类似”,“我的卧室”,“我的教堂,常在此祈祷天父,求天父助我能在临死之前与大陆亲人见一面”……一张张发黄的照片连缀起一个女人漂逝而去的一生。连缀起一些古老而又落套的故事。李京生看见它们,知道一个女人正把一生的岁月寄回到家乡来,寄回到亲人中来,可这个女人不会知道,她魂牵梦绕的那个家乡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了,就像一幅丢失多年的旧画,千辛万苦寻找回来的时候,抹去那么多思念之苦所造成的幻影,你突然会觉得要找的也许根本不是这幅画。

李京生打量着那块被小贩和花花绿绿的衣服挤满了的场地,心想,不知八姑看见这块空地,看见这块只写了六个字的木牌作何感想。李紫云所说的那个旧居早就变成了一个大杂院,一家紧挨一家的住户,一间紧挨一间的用竹篾临时搭起来的厨房,在堆放的杂物和晾晒的衣服的空隙中偶尔会露出一点残存的遗迹,或是一截斑驳的廊柱,或是一角残破的雕窗。凭着一堆连一堆的杂物,李京生依稀地辨认出一段残留的游廊。但游廊之侧并无波光水色,而是另外挤着几排新起的砖房,和一个很大的公共厕所,一股刺鼻的臭味就是从那儿传过来的。李京生拍了几张照片之后,灰心地收起了相机——何必非要打碎了八姑的思乡梦呢。

见他照相,刚才还热心介绍的邻居们越发的警惕起来,他们非常不放心李京生手里的那架卡卡乱响的机器。有人上前拉住李京生的胳膊:

“你同志到这里照相,房管局批准了没有?”

李京生有点纳闷:“什么房管局?”

“你同志听清楚些,我们是这里的老住户了,我们都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想要我们搬起走没得那样安逸的事情。”

“谁叫你们搬走……”

“你莫装糊涂,你看看那些新房子。上次房管局盖新房子的时候,就说是占了这里的地皮,要让这里的老住户些住新房子。龟儿子些房子盖好了,一间都没得我们的,我们都是三代四代地挤在一起。这一次想要我们搬起走就没得那样安逸,我们先到公证处去立了合同,拿了合同再说迁不迁!”

在一片七嘴八舌的嘈杂中李京生终于明白了这场误会,他一再解释自己不过是回老家看看,拍几张照片留个纪念,自己对这里的房子根本不感兴趣,也根本就不是来收房子的,这房子你们爱住多久就住多久,想怎么住就怎么住,一直到住塌了为止。说完了,李京生调头而去,忽然觉得一切都变得那么无聊乏味。

从那座拥挤不堪的大杂院又回到大门外的空地上的时候,李京生看见一辆漂亮的旅游车显眼地停在那面木牌的旁边。一群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被围在一大片黑头发的人群当中,抹了唇膏涂了眼影的导游小姐手持话筒不耐烦地驱赶着他们,左边的人群退下去。右边的人群又拥上来,导游小姐丧失了信心,索性转过身来不管了。导游小姐转过身来的时候,端出一副妩媚的职业笑容,然后举起话筒振振有辞地背诵着讲解词:

“各位现在所见到的,就是银城八景第一景:古槐双坊的旧址。这古槐双坊原来曾住着本城一个最古老的家族。这个家族可以说是这座城市里最早的居民和开拓者。根据族谱记载,这个家族最早有名可考的祖先叫李轶。李轶自称是中国春秋时期,最著名的哲学家老子李耳的第十二代子孙。汉朝王莽篡权,李轶辅佐光武帝刘秀平叛有功,东汉建武元年被刘秀封为固始侯。此后。李氏家族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绵延不断,经历了无数的朝代和战乱,最后定居在此地,开拓并建立了这座城市。居住在李氏旧宅内的最后一位李氏家族的后代,是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做李紫痕。李紫痕死于一九六七年夏天。本城地方志妇女运动史上记载:李紫痕是银城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在老外们对古老啧啧不止地赞叹中,导游小姐起劲地兜售着这座城市的种种的古老和种种的传说。李京生站在陌生的太阳下边,挤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无意中听到六姑的名字,和自己家族的历史。那种深深的陌生感再次袭上心头,李京生没有想到自己竟是在一次旅游活动中,与自己的亲人和家族相遇了。和他们相遇的时候,自己不过是许许多多不相干的旅游者中的一个。他想象不出来那位光武帝的功臣固始侯李轶是个什么模样,他也想象不出来李氏家族历尽艰辛繁衍生息两千年的历程是个什么模样。两千年当中不知有多少人死去,有多少人出生。面对两千年的时间,所有的想象都显得无力而苍白……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说了一口北京话的李京生,不能想象自己会在这块空地上遇到了两千年前的祖先。他再一次朝那块木牌看过去,木牌上清清楚楚的只写了六个字:

古槐双坊旧址



其实李京生此行还有另外的目的,他写了三年的那本《中国盐业发展史》快要完稿了,其中有些章节是与银城有关的,他早些年前就曾想来做实地考察。因此出发之前他曾给银城地方志编写委员会写信通知了行期,没想到一下火车竟有三位地方长官来迎接:党史办的郑副主任,侨办的林副主任,地方志编写委员会的刘副主任。李京生下了火车就被接到饭桌上。郑副主任说,李京生同志是银城地下党市委书记的儿子,希望能为‘‘银城党史汇编”写一份李乃之同志的小传。郑副主任说,特来欢迎侨属回乡,并告诉李京生,令外公白瑞德先生当年是银城财力第一雄厚的实业家,还是把机械开采井盐和盐业化工带到银城的第一人,市委领导希望京生同志能与海外亲人早日团聚,并希望京生同志能为银城人民做点好事,鼓励海外亲人回到家乡来投资兴办实业,当然也欢迎他们回家乡观光旅游。刘副主任说,曾在一些学术刊物上见过李京生所写的《中国盐业发展史》的某些章节,其中有关于银城盐业的论述,希望今后多多联系,为家乡地方志编写出些力气。然后三位副主任又告诉李京生,今天特意要他住在白园宾馆,这宾馆的前身,就是令外公白瑞德先生的宅邸。酒过三巡之后,刘副主任趁着酒兴告诉李京生,说起辈分来,我刘光弟还应当喊你堂舅,你的伯父李乃敬是我的舅公。刘副主任做完了自我介绍,当下就为舅舅第一次回家乡敬酒助兴。听这么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一口一个舅舅的叫着,李京生觉得浑身上下的不自在。那点先是在北京,后来又在火车上酝酿起来的回乡寻根的诗情,顿时荡然无存。只想快点办完事情快点走。

临来之前妻子就嘱咐:“你快去快回。大使馆不是让你再去看结果吗?别人去美国都急得像猴似的,你别在这磨磨蹭蹭的充大爷。”李京生不是“充大爷”,李京生是不愿意给妻子泼凉水。上次在领事处见了那张比冰棍还凉的脸之后,他就料想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吹了。现在人人都想出国,出国定居,出国留学,出国考察,最起码也要出国看看。研究所的同事朋友中间,像他这样一次洋荤也没开过的土包子,已经算是“稀有动物”了。于是,李京生也找来一本大学名册,挑了十几个学校分别写到纸条上,在桌子上摆成一个圆圈,然后把那支英雄牌圆珠笔横放在圆心上一拧,等到旋转停下来时,笔尖正指着赛姆·休斯敦大学。李京生就笑起来,好吧,就是它。在昏天黑地地弄了一年英语之后,“托福”居然考了五百九十分。几次联系之后,赛姆.休斯敦大学人文学院答应给百分之五十的奖学金。去大使馆领签证表格的那天,朋友们嘱咐他:千万别提你姑姑的事,咱们就是干干净净读硕士学位去了,只要那件事一露底你小子就算吹了——百分之百的移民倾向。记住朋友们的指点,李京生滴水不露的领了表,又填了表。可他只要一想起秀水东街美国领事处门前每天都有的那条长龙,就觉得灰心丧气。站在那条长龙里你才一清二楚地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看着一位位男士们衣冠楚楚地走进去,一脸尴尬地走出来;看着一位位女士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垂头丧气地走出来,李京生心里就涌起挡不住的难堪和羞愧。站在这条长龙里的人,每个人脸上都写了三个字:去美国!现在自己脸上也是这三个字。领事处铁栅栏门里边总站着几个全副武装的美国小伙子,海蓝的衬衣扎在裤子里,宽大的皮腰带上一副手铐,一支电警棍,还有一把大号的左轮手枪,和在录像片里看见的那些警探形象一模一样。看见这几个粗壮的小伙子,李京生就想:这就是美国,年轻,足实,没多少历史,谁都不怕,什么都想管管。在纽约港外面那尊举世闻名的自由女神像上刻着一首诗:

你们这些疲乏穷困的人,

你们这些蜂拥而来渴望自由空气的人,

你们这些被家园排挤出来的可怜人,

你们这些被暴风雨颠簸的人,

到我的怀里来吧:

我举起我的灯,在这金门之侧。

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李京生曾被它的博大和仁慈深深地打动过。但这都是老皇历了,现在美国人对移民浪潮谈虎色变,这个大铁栅栏的作用,就是挡住外面这条长龙。李京生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终于被门卫叫进去。把表格递进去之后,他听见冷若冰霜的小姐用标准的台北国语说:“请过三个月再来。”李京生记不清自己好像是问了一句什么,那小姐沉下脸来:“我已经说过了。”说完立刻就转过脸去叫下一位,李京生只好闷着头走出来。走出来的时候就又看见了那条长龙,又想起自由女神的那些话,不由得一阵苦笑。笑完了又觉得自己太天真,就又想:这年头连美国人也不想学雷锋啦。可是李京生不知道如果人家不给签证,自己怎么向姑姑说。在越洋电话里每当老太太哭起来,李京生就说:姑姑你别哭,我正准备去美国,我们肯定会见面的。老太太就又哭:娃儿呀,姑姑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其实李京生明知道自己是在说谎,而且这谎话.已经说了三年了,可这个谎他不能不说,他宁愿住在老人公寓里的那个孤独的老太太死在对一线希望的等待之中。

满满的一瓶老窖大曲终于喝完了,李京生终于送走了三位喷云吐雾、格外热心的副主任,送走了客人的李京生终于可以一个人站在满院的浓绿之中。在北京早已是寒意逼人的深秋了,可这里还是一派夏日的葱茏。浓绿的林木之间露出一座洁白的哥特式楼房,李京生从衣兜里取出一张旧照片来,尽管照片是黑白的,而且已经旧得发黄了,但仍然可以分明地看出背景之中那一派茂盛的绿意,一个身穿白纱裙的少女坐在一架荡椅上,从那一片幽深的绿意中无邪地打量着照片外面的世界,打量着一九八七年秋天的风景。李京生希望能在这个庭院里找出挂荡椅的确切地点,可环视一周之后,他还是放弃了这种徒劳的努力。李京生想起十几年前的那个夏天,自己恍恍惚惚地扛着父亲的行李,随着抄家的人群走到汽车跟前。开车的那个司机姓黄,几乎每个周末都是他开着那辆“伏尔加”从城里送父亲回家,父亲经常留他在家里吃饭,要孩子们叫他黄叔叔。把行李放到汽车上自己站到一边去,看着父亲被人推到汽车里,接着汽车发动了。李京生无意中看见司机转过脸来,两个人的目光无可回避地碰到一起,不知为什么,那一刻自己竟鬼使神差的朝着他举起手来再见,司机尴尬地转过脸去的时候,车厢里爆发出一个女人无比快意无比尖刻的大笑。李京生顿时涨红了脸,像蜂蜇了似的放下手,然后死死盯着那只汗浸浸的手掌,恨不得一刀把它剁下来。当自己顶着烤人的太阳走回家的时候,看见母亲正坐在遍地的狼藉当中,手里握着这张照片痛哭不止……一九八七年秋天的风景在照片外面变成一片模糊的绿雾,绿雾退下去的时候,李京生再一次看见了绿树和芭蕉背后那座高雅洁白的楼房,不由就想,自己也许就不该回来,不该回到这么多永远无法追回的往事当中来。这一切对别人早就无关痛痒,这一切对自己也早就无比陌生。不惟自己那本《中国盐业发展史》中不会记载这一切,其实任何一本历史书也都不会记载这无法记载的一切。他甚至不能想象自己那个每天吵着要吃巧克力的女儿,有一天能理解,并能记住这曾经刻骨铭心化为自己生命的那许多纷繁的往事。有一次女儿举着一只红苹果问自己,“爸爸,我为什么没有爷爷奶奶?”“爷爷奶奶死了。…“怎么死的?”“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死的。”“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李京生突然停止了回答,当一件事情需要反复的解释和说明,当一件事情需要变成文字被写在纸上,才能记下来的时候,就像是把一个活人变成一张旧照片。



有汽车代步一转眼便来到白云山,转过山底的弯道,刘副主任说,就在这里。迈出车门,李京生第一眼就看见了浓绿之中矗立着的那座洁白的石坊,接着又在山腰间看见一派巍峨的庙宇。刘副主任指着路边一片浓密的竹林说:

“舅舅,你看,六姑婆就埋在竹林边边上。六姑婆死了就叫人连床一起在天井里烧了,那时候我还在公安局工作,烧的时候我在场。邻居们说冬哥和之生死了是六姑婆埋在这里的,就把六姑婆的骨灰也送来埋了,埋的时候我也在场。你看,最右边就是六姑婆,中间是冬哥,左边小些的坟是之生。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搞得正凶,没敢给六姑婆留下坟包包,只在地上埋了这块石板,那时候竹林还没得这样大。”

李京生问:“石板在哪儿?”

刘副主任走过去拨开一丛杂草,露出一块尺把高的青石板来,没有字,也没有任何雕刻过的痕迹,就是那种河谷里随处可见的石头。李京生对刘副主任说:“我想一个人在这呆一会儿。”

拍了照片,一个人对着那块青石板坐下来的时候,李京生又听到了啄木鸟敲打树干的声音,从山谷幽深的阴影中传过来。对于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六姑李京生几乎是一无所知。只记得小时候母亲讲过,说是为了让爸爸去读书,当姐姐的六姑就用香火烧了自己的脸,守在家中吃斋念佛。六姑的名字和她是地下党员这些事情,都是来到银城以后才知道的。八姑在越洋电话中提起六姑来就要哭,从那种哀绝的哭声里李京生猜想不出会有多少骨肉难舍的亲情,会有多少魂牵梦绕的往事。那一切都变成这么一块尺把高的石板,变成这一片茂盛的杂草,变成杂草后边这浓密如墙柔美如梦的深深的竹林。生与死的差别被一个目击者缩减得只剩下一句话——那时候竹林还没得这样大……那时候竹林还没得这样大……能够与死同在的只有这安宁的斜阳,萋萋的芳草,只有这一派幽深无底的寂静,和断断续续敲打着斜阳与寂静的啄木鸟的得得声。六姑不会想到,她死后会有这样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侄子来看她,这个侄子与她对面相坐的时候。带来了许多永远无法告诉她的亲人们的消息,和许多也是永远无法交给她的另一个女人的哭声……那一刻。李京生觉得自己在这一片安宁的寂静中是这么多余,这么唐突。

跟着刘副主任走过石坊的时候,李京生停下来仔细地打量着石坊上那两句淡泊平静的对联:去来之路何处有,生灭之门本原无。刘副主任告诉他,六姑婆一生吃斋念佛,来白云山的这条路她不知走了多少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破四旧”的时候。红卫兵砸了她的瓷菩萨,又封了白云寺的山门,六姑婆才不再来进香了。刘副主任不愧是编写地方志的干部,一路走一路大摆龙门阵,讲起银城一件又一件的掌故。刘副主任说,舅舅,你莫小看了这白云山,当年姑姥爷杨楚雄师长,曾经以一个师的兵力固守银城,抵挡了联军两个师的敌人。就在白云山这段峡谷里设下伏兵,他只身一人深入敌军诈降,引诱敌兵进入峡谷,结果大获全胜,那时候这十几里的山沟里横尸盈谷。刘副主任感慨道,舅舅,你莫看那副对子写得那样安逸:去来之路何处有,生灭之门本原无。几千条尸体一下子给你摆在面前,凭你念多少经,点多少香,怕也是超度不走的。李京生回过头来朝山谷里望过去,他想象不出来几千条血肉横飞的尸体摆满山谷是一副什么景象,他甚至有些不大相信这个故事,八姑的丈夫竟然能一次在这山谷里杀死几千人么?这个死过几千人的山谷,怎么可能会这么安宁,这么寂静?刘副主任又兴致勃勃地说起来,我们银城的故事没得人来写,要写起来十几本书也写不完,舅舅。你来写吧,我保你有用不完的材料。李京生笑起来:

“你不是说了吗,念多少经,烧多少香也超度不了的,再写多少书又有什么用?”

这样说着,李京生心里却有一种难言的触动涌起来,他惊讶着自己这么容易就陷进了一种类似旅游者的心态。岁月悠悠,生死相替,难道一切都落在这看别人和被人看的循环之中么……

满目的斜阳和安宁之中,又响起来啄木鸟急促而又幽远的敲打树干的声音。

尾声

 拿到签证,买了机票,匆匆忙忙地准备行装,一直到经过了海关检查,又转回身站在入口的栅栏后边,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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