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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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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毅仁主持出口工作后，针对西方市场特点全面改进纺织品，并利用外交、价格、品质等因素打开市场。很快，国产棉细布、府绸、全毛大衣呢、纯毛毛毯、印花丝绸等产品在西方畅销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从1961年到1963年，中国纺织品出口创汇占全国出口总值的30％左右，居于首位。
岁月无情，历史沧渺。回想50年前，荣宗敬治下“申新系”高歌猛进，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大肆出口欧洲市场，扳回因洋纱倾销所致的贸易劣势，同时赢得“棉纱大王”美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申新系”七零八落，风光不再，仅苟存于乱世。而今，申新虽已更名，荣毅仁却得以掌管国之纺织工业，并将之重回西方市场。
半个世纪的颠沛流离，抵不过实业不死之心，九泉之下，荣宗敬和荣德生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章 忍辱
引言
“文化大革命”结束，并不意味着一片坦途。形势扑朔，隐忍是最好的自保，不因时局而迷失。
1979年年初，乍暖还寒的时候，荣毅仁坐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火锅桌边，接受邓小平第三次“点将”。这一次，他不打算像前两次那样做官，而要回归本行，创建一家信托公司，人们都说“他一定疯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故事不仅存在寓言中，现实世界才是最好的发酵厂。但荣毅仁有克服畏惧的强大内心，他还希望把这种乐观情绪传染给他的老朋友。有高层领导旗帜鲜明的支持，荣毅仁底气十足地将这些尚未走出“文化大革命”阴影的工商名人请到北京“叙旧”，张口就问：“还有什么好怕的？”
无论如何，众人最终决定跟着“荣老板”干了。有了这心态，条件艰苦一点，不算什么。
筹建中信公司的历程简直可以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来形容。个中艰苦，非有大抱负者不能释怀。谁能想象，这家日后呼风唤雨的巨型企业连置办电话、纸笔的资金都是从荣夫人手中借得，甚至没有一处正式的办公场所，不得不搬来搬去。然而，毕竟一切都向着积极方向前进。
既然坚持了那么久，又何必在乎一时的失意与落魄呢？只要方向正确，希望就不会消失。
大梦谁先觉
20世纪60年代最初几年的中华大地，自然灾害考验着这个久经忧难的国度。正值壮年的荣毅仁将心血、精力无私奉献给纺织工业。对于商人出身的他来说，民生凋敝正是报国之机，他也在内心深处期待生平之景。
然而，在灾害过去的1966年，荣毅仁在知天命之年，迎来了一场意外，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其中。（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1966年5月，酝酿已久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转瞬间，“全国山河一片红”。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鼓荡下，全国上下掀起声势浩大的打击“资产阶级当权派”的运动。大批位高权重的人士被划为“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遭受红卫兵小将的批斗。
身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委的荣毅仁未能幸免，“红色资本家”名号为他引来麻烦。
1966年6月，“火烧荣毅仁”的大字报出现在造反派的案头，随后，一大批红卫兵蜂拥到荣家“造反”，对荣毅仁夫妇进行批斗。审讯无果，红卫兵用铁棍对其进行殴打，荣毅仁右手食指被打断。夫人杨鉴清亦未能幸免，还被剃阴阳头，绝望之余不免抱怨道： “当初要是不留下，也不至于吃这么多苦。”听闻此言，荣毅仁向妻子发了结婚30年来的第一次火。荣毅仁叮嘱夫人：“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我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你要记牢。”那时，杨鉴清受伤，在北太平庄家中休养，而50岁的荣毅仁则被强制参加劳动，每天用独轮车为工商联机关食堂的锅炉房运煤，从小娇生惯养的大老板做苦力，荣毅仁有着怎样的内心波折？
得知荣毅仁的遭遇，周总理指示保护他。8月20日夜，纺织工业部革委会负责人陈锦华命令纺织工业部红卫兵出面，以带回部里批斗、交代问题为名，从北师大附中红卫兵手中解救荣毅仁夫妇，并偷偷将杨鉴清送到积水潭医院治疗。荣毅仁转危为安。13年后，已是上海市副市长的陈锦华在锦江饭店宴请荣毅仁夫妇，谈及这个不同寻常的夜晚，荣毅仁才得知，是周总理救了自己夫妻二人。
1966年11月12日，他在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时遇见邓颖超，后者带话说： “总理要你沉得住气，要经得起考验。”荣毅仁说：“请您报告总理和毛主席，我坚决跟着党革命到底，我跟党是跟定了的。”第二年，荣毅仁在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追悼会上见到周总理。
1973年年初，中日恢复邦交后，外交部顾问廖承志率团访问日本。周总理力排干扰，促成荣毅仁作为工商界代表随团拜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并出席三菱财团、古河财团欢迎宴会。
归国后，荣毅仁仍接受劳教，被派去扫厕所，他自己掏钱买盐酸洗刷马桶。期间，荣毅仁经常与一起劳动的王震探讨问题，他曾协助王震办纺织厂，患难之际还被王戏称“老板”。
1976年，“四人帮”倒台，十年一瞬间，如白驹过隙。叶剑英对荣毅仁格外器重，“文化大革命”后期走动增多。1977年后，叶剑英几次找荣毅仁谈话，征询他对国内外问题的看法，其实是为复出做准备。
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叶剑英邀请荣毅仁“出来再多做点工作”。随后，叶剑英与邓小平及王震交换意见，提名荣毅仁出任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为对外开放事业出力”。
12年的伤痛与挣扎，不过是漫长的告别；虽远离商业和政治舞台，实业之心与报国之志却未曾泯灭。当历史发出呼唤的那一刻，心志在瞬间复苏，翘首企盼，未来的岁月，因神秘而充满期待。
1979年元月的火锅宴
在许多人的回忆中，1979年春天格外浪漫，十数年的阴霾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建设国家的憧憬和激昂。
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邓小平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即将拉开的经济建设大幕。实际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就开始计划与工商界知名人士进行一次会谈，这些人与海内外联系广泛，又有丰富的经商经验，是不可或缺的人才。
元旦过后，恰逢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赴京开会。这正是增进了解的好机会，邓小平提出会见工商界的老同志，并列了一个名单，上面写着5个人的名字，荣毅仁赫然在列。
会见时间是1月17日中午，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福建厅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福建省历来是侨胞之乡，散布世界的华人华侨也大多从福建沿海出国，而荣毅仁等5人在海外有很多亲属，大多经商，事业有成。选择在福建厅会晤，寄托了希望他们联系海外、内引外联的深刻用意。
到了约定那天，荣毅仁等5人率先来到福建厅，一面饮茶，一面等待邓小平的到来。
邓小平满面笑容地进入大厅，随同的还有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纪登奎、陈慕华以及卢绪章等人。必要的礼仪之后，众人坐定。邓小平简明地介绍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然后问：“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是一个新问题，你们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民建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胡子昂已经82岁，5人当中资格最老，他对邓小平说：“当前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和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是我们每个人出力效劳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邓小平坦言：“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他接着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商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邓小平希望5人能推荐“有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他说：“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胡子昂委婉表示了自己的忧虑：“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搞掉帽子，一些企业把工商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就难以消除顾虑。”
有“猪鬃大王”之称的重庆著名企业家、实业家古耕虞补充说：“有中国血统的人，很想来祖国投资，为国效力。现在统战系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怕与资产阶级打交道，越到下面越厉害。首先解决干部心有余悸的问题……资本家的帽子没有摘掉，一些有用之才仍在工厂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
邓小平说：“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他接着指示道：“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这时，荣毅仁说话了：“只要国家给我工作我就做，白天、黑夜，什么时候找我都行。我才60出头，80岁前还可以做点工作。”
对于引进外资，荣毅仁也有建议，他说：“美国大公司来华还有顾虑，外国朋友建议我们邀请大老板面谈，让他们回去讨论，以改变目前的态度和看法。在美国还有工作要做，可以利用华侨、华裔。”他还说：“对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各级领导都很积极，这里需要协调一下，德国西门子公司来华，许多部门都找上门去，他们的尾巴就翘得老高，要价也就高了，为此要对引进项目加强管理。”
邓小平随即表态：“海外同胞、华侨、华裔都可以回来办工厂企业。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邓小平对荣毅仁提出希望——创办或主持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创出一条新路来。
荣毅仁将平日所了解的情况反映道：“现在有些机构，头头太多了。上海有家纱厂，在旧社会全厂只有30个职员，现在单政治处就有28人。人多了，画圈的人就多了，办事速度就慢了。”
听到这里，邓小平特别叮嘱道：“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单位，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
邓小平又强调说：“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最后，邓小平告诉荣毅仁，如果遇到麻烦就找副总理谷牧。引自《人物》2009年8月刊《为什么是荣毅仁？——荣氏，一个百年家族的背影》一文。
时间倏忽，转眼到了午饭时间。在座各位都是老同志，考虑到天气寒冷，邓小平风趣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随后，大厅一角摆起了两桌火锅。在凌寒的冬日，吃火锅是一件美事。邓小平与5人围桌而坐，言笑晏晏，相谈甚欢。
后来，古耕虞用一口川腔回忆这场特殊午宴：“一只火锅，一台大戏。”大戏在即，帷幕徐启。
两条道路
邓小平与荣毅仁渊源颇深。新中国成立以来，虽未有高调接触，但邓小平一直关注荣毅仁，对他的商业才干、经营能力和公私合营举动均甚为欣赏。
正因如此，历史上，邓小平有三次“点将”荣毅仁的佳话。第一次是在1959年，荣毅仁当上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第二次在1978年，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两次任命，均在关键时期，且结合荣毅仁个人所长，可见邓小平对他了解之深；第三次“点将”，即是1979年这次火锅宴。
对于荣毅仁来说，能够出来做些实事，正求之不得。过去十年，不堪回首，因人所共知的原因，白白浪费了宝贵时间。如今，一向闲不住的荣毅仁在内心深处甚至有“十年当做二十年来干”的劲头。
摆在荣毅仁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做官，一条是办企业。国务院准备设立一个部委让他主持，但是，对于荣毅仁来说，当部长已不再新鲜。况且，几年的部长工作经历常常让他感到无法施展所有才干。考虑再三之后，荣毅仁还是决定回归自己的“老本行”，创办一家“公司”。
当时的中国，工厂遍地，“公司”却还是一个稀有词汇。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组织形态在计划经济体制中难以生存，而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为公司的成立扫清制度障碍。荣毅仁是做实业出身，但他并不准备成立一家实业公司。多年经商生涯让他意识到，与其像以前那样组建一家单打独斗的公司，不如创办一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帮助更多的企业。
信托投资公司在融资方面有天然的优势，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和“融合剂”，在西方国家广为盛行，在中国却十分陌生。1913年，中国第一家信托机构在大连成立，即日资大连取引所信托株式会社，在民间资本匮乏的时代，其很快展现出不可阻挡的魅力。此后30多年的时间，信托公司、信托局、信托社等同类机构在上海滩遍地开花，鼎盛时达上百家之多。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规模最大的信托机构名为“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拥有外资背景，主要业务是发行公司债券以吸收游资，然后投资证券或地产。该公司最大手笔是1930年、1933年共发行300万元公司券，将所融资金用于股票交易。荣氏对信托并不陌生，荣宗敬便是资本运作方面的老手，尽管他的每次投机往往将危机转嫁于荣氏企业，却在后人心中留下了资本运作的种子。
环境感染和家族熏陶，让荣毅仁可以正视信托业，并掌握其组织架构、运作方式和运行规则。在当时国内亟需建设资金的情况下，荣毅仁不禁设想，如果组建一家信托公司作为融资平台，无疑于雪中送炭。况且，海外有大量华人对投资祖国报有热情，正需引导。仅荣氏一族便有400多名亲友在海外打拼，不少人是工商界和科技界成名者，借助国家和家族号召力，通过他们引进外资、技术和设备，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定能起到非同寻常的效果。
几经斟酌，1972年2月，荣毅仁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正式提出建立“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构想。
还有什么好怕的？
由于没有配备秘书，夫人杨鉴清充当助手，将荣毅仁的构想用工整隽秀的笔体誊写在信纸上。正值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申请合资经营引发讨论之际，这封手抄信的适时出现不禁令人眼前一亮。
1978年年底，第二汽车制造厂正式与通用汽车公司进行重型汽车技术引进的谈判。时任通用汽车董事长的托姆斯？墨菲建议说：“你们为什么只谈技术引进，为什么不能谈合资？”代表中方谈判的是后任政治局常委的李岚清，他对墨菲说：“你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怎么能够搞合资啊？”
美国人仍不肯放弃，墨菲以商人特有的精明口气说道：“大家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对中国来讲比较有利。”这句话显然引起了中方代表团的兴趣。李岚清遂向谷牧副总理打报告，谷牧批示“拟同意”。随后，一份《关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访华代表团愿意同我国合资经营办汽车厂的报告》摆到邓小平案头，刚从美、日访问归来的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办。”
邓小平一锤定音，以文字形式结束了对合资经营的犹豫态度，就在此时，他看到了荣毅仁的来信。
荣毅仁在信中详细阐释了公司名称、宗旨、任务、组织架构、人事安排、财务运行、经营方式和利润分配方式等内容，并特别提及“采用资本主义方式中的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运用的部分”，“经济核算、自负盈亏”，“设立董事会”，“对人员量才录用、越级提升或降级任用”等建议，可谓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几乎可以称得上一份完整的项目策划书。
两天后，邓小平进行批复，华国锋、李先念、陈云等人先后传阅。陈云批示“把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他担心“一家纯民间的公司恐怕实力不够，不容易在国内外开展工作”。引自王伟群著：《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中信元年”一节。
尽管如此，信托公司毕竟属于资本主义产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运行，怎样避免触碰政策“红线”，均是对智慧、能力和平衡的极大考验。对此，坊间的质疑一直未曾停息。
许多人不能理解荣毅仁的举动，认为他放着好好的部长不当，去做什么信托公司，搞这种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风险大得很，难道苦头还没吃够吗？实际上，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曾受批斗并且尚未平反，在心理上异常保守。荣毅仁不但不生气，反而开导他们说：“冤假错案也不只是我们这些人，不都在平反吗？现在，我们是为对外开放出力，有中央支持，还有什么好怕的？”
话虽如此，“栽过跟头”的工商界人士毕竟遭受过不小打击，难免犹疑观望，畏葸不前。一时之间，荣毅仁竟然找不到得力人手。
关键时刻，来自高层的支持再次坚定了前行信念。1979年“两会”期间，邓小平见到荣毅仁，问起中信公司的筹备情况，明确表示：“你来带头办实体，搞成对外开放的窗口。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要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制，你们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引自《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荣老板的召集令
4月的北京已是春意盎然，长安街上车水马龙，白玉兰迎风怒放，愈发衬托出都城的庄严、肃穆。
这天，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饭店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银行家资耀华、徐国懋和实业家王兼士、吴志超从上海赶来，工商联秘书长经叔平以及庄寿仓、王军、叶选基等人在北京虚位以待，他们都是应荣毅仁之邀而来，探讨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众人中，王军、叶选基是“小字辈”，才三十出头，正是头角峥嵘的岁月。荣毅仁和经叔平、吴志超年龄相仿，吴志超是著名实业家吴蕴初的长子，时任民建中央副主席，而经叔平与荣毅仁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属于老交情。资耀华、徐国懋和王兼士三人资格最老，年过七旬，商界前辈，说话分量很重，但他们早已到了不问世事的年纪，被荣毅仁三顾茅庐特邀而来。
会谈安排在北京饭店一间宽敞的会议室，秘书出身的庄寿仓担任记录工作，其余人等各抒己见，气氛友好而热烈。
见到荣毅仁，75岁的王兼士开门见山地问道：“办公司你有实权吗？说话算数吗？”一连抛出两个问题，不等荣毅仁回答，王兼士接着又说： “要是不算，只是挂名，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我们干脆在上海养老好了。”荣毅仁连忙郑重其事地回答：“算，算，这次真的算数。”
王兼士经商一生，沉浮荣辱，太了解世事的叵测，创办企业，如果没有实权，无异于竹篮打水。这个问题，其他人同样关心，荣毅仁自然也明白其中分量。这些人大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斗，犹有阴影，如今既然王兼士提及，荣毅仁便把邓小平的指示简略介绍了下，众人听了，大受鼓舞。
还有人怀有疑问，问荣毅仁：“方针定下了，那人呢？”显然是追问具体的人事安排。
荣毅仁也不隐瞒，爽朗笑道：“就是找你们呀，还要请你们物色人才哩。”闻听此言，有人当即表态：“荣老板，既然你领头，我们就到北京帮你一段吧。”有人调侃：“没关系，大不了再挨斗呗。”
荣毅仁虽然不是年纪最长、资格最老者，资历、经验、名望却堪称首屈一指，能把老、中、青三代人请来共处一室，可见其号召力。而众人对他亦敬重有加，称之为“荣老板”“荣老板”之称最早来自荣毅仁的同辈企业家，多是上海旧相识，彼此不拘礼节，后来这个叫法渐渐传开，中信员工也耳熟能详，在背后称之“荣老板”。一次员工大会，荣毅仁说：“与其背后称，干脆当面叫吧。”从此“荣老板”一称呼公开叫开来。，言谈中既有拳拳诚意又不乏诙谐幽默，显然是对其能力信任有加。成大事之“天时、地利、人和”已具两项。
多年之后，回忆起这段往事，从中信董事位上卸任的王兼士不无感慨地说：“我觉得很幸运，到了垂暮之年，还应荣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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