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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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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私舜笈旃ィ┱厥褂茫撕�20多年间建设力度放缓。除了民居、学校、医院和政府机关外，根本没有所谓的写字楼，以至于1978年之后，涌入国门的外商机构在北京竟然无处落脚，只能栖身于各国大使馆、涉外宾馆或外交公寓。
不难发现，北京房地产市场蕴藏巨大潜力。每年，进驻北京的外资企业数以百计，中信之类的本国企业也在不断组建，它们都需要正式的办公场所，倘若在北京开发写字楼，一定大有可为。
我们无从得知荣毅仁究竟何时产生开发房地产的想法，但至少不晚于1979年，因为中信在这年成立时一并设立了房地产部。如果你了解那时与房子、土地相关的部门统称基建科，就会明白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举动。从字面看，“房地产”一词带有明显的市场倾向，就是把房子当做商品进行买卖，这不仅超越政策计划的约束，甚至被当时的《宪法》所不允许。1949年后，中国确立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荣毅仁当然清楚这种提法潜藏的风险。后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回忆起这段历史说：“这也是许多人头脑里打问号的。国内的办公楼、宿舍楼一般都是国家按计划拨款盖的。搞房地产经营被一些人认为类似资本主义的‘房产主’、‘大房东’，与社会主义大相径庭。”
不过，形势不允许荣毅仁多作停留，他也没有时间试探政策尺度。1979年，荣毅仁在北京城来回走了几遭，看中了建国门外的一个地块，便将69岁的老友吴光汉请到北京担任中信房地产部总经理。
吴光汉，杭州人，193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担任上海竣浦局工程师期间，主持修建沿江码头、船坞、堤坝、灯塔等工程；1935年，筹建华元染料厂，公私合营后在副经理岗位上取得骄人成绩，是一名不可多得的、精通经营管理的建筑人才。
起初，吴光汉兴味索然，念及与荣毅仁相交多年，不好直接拒绝，于是来京，打算当面谢绝。然而，等他见到荣毅仁，攀谈起来，心中的坚冰竟然渐渐融化，最终同意加入“荣老板”的队伍。
吴光汉去建国门外调研，出现在面前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片灰蒙蒙的建筑，外形上几乎没什么区别，第一机床厂、第二印染厂、雪花冰箱厂、北京吉普厂陈列在东面，唯一显眼的建筑是东郊大楼——友谊商店的所在，这个名字意味着那里是一家涉外机构。而事实上古巴、朝鲜、厄瓜多尔、伊拉克、以色列等国的大使馆正分布于此，它们吸引了大量人气。建国饭店已经开工兴建了，就在荣毅仁选中地块东边大概300米的位置。吴光汉开始佩服起“荣老板”的眼光来。
荣毅仁将具体工作交予吴光汉全权负责，只提两条方针： 一是自己筹资、自己经营、自己建造；二是造办公和公寓综合大楼。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地皮，设计高度定为31层，地上29层，地下2层——这是北京市当时所允许的最高高度，就算在上海，也只有一栋24层的国际饭店。
看来荣毅仁要建一座国内最高的建筑，不过，这超出吴光汉等人的认知范畴。这些国内的建筑精英居然对一栋31层的大楼缺乏想象力，甚至连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都不清楚如何设计、施工。
“巧克力大厦”亮相
1980年夏，吴光汉带队去香港考察。一个月的时间，先后有200余人赴港，学习城市狭地施工和大厦内部设计。
北京市只批了2000平方米的建设用地，吴光汉要在有限的地皮上，尽可能齐全地将各种功能集结到一起。主体部分设计完成后，吴光汉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剩余空间建造机房和停车场。吴光汉与设计人员独辟蹊径，在大楼北侧通道下另辟地下室做机房，并与地下车库连接在一起。另外，向相邻的中国社科院申请将5000平方米土地出让给中信，作为地面停车场。
按照荣毅仁最初的计划，大楼将建成公寓和办公大楼。在调研过程中，房地产部发现写字间、公寓的收益最高，因此砍掉美容室、健身房等服务性空间，全部建成写字间，只在楼顶保留一家中西餐厅。
从考察、调研到设计，再到论证、修改方案，前后花去一年多的时间。1982年，大厦破土动工，举行奠基那天，久未提笔的叶剑英应荣毅仁之邀出面，并破例为大厦题名，分别用繁体和简体写下数幅“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大厦”，以示对中信公司的支持。
大厦开工之后，一系列市场营销随之展开。大厦被垂直劈为东西两区，东区办公，西区住宿。为了降低客户管理成本，中信规定，所有租用办公间的客户必须租用西区公寓。租金令人咋舌：写字间每平方米每天1。2美元，公寓每平方米每天1。3美元。用吴光汉的话，“与国际大都市相当的水平”。
公司内部很多人认为价格高昂，担心招租困难。但租价公布之后，大批外国机构、企业前来询问，“非常踊跃”，应租者高出可提供房间的一倍还多，中信房地产部择优而定。房租合同也非常讲究，首先，香港实业公司专门派人来北京拟定，然后再将中文版的租约带回香港翻译成英文后寄回北京，中信方面最后交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审核把关，以英文形式填写生效。
工程建设有条不紊，主体部分竣工之后，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北京当时电话线路非常紧张，铺设电话线时被电信局告知，“没有线路，若要解决通信问题，只能是中信公司投资再建一个局，包括全部房屋和所有软硬设备”。不得已，中信只好照办，才解决通信问题。
1985年7月，中信国际大厦建成交付，5万平方米的空间被98家外国银行、公司全部租赁一空。大厦外墙呈黑灰色，网格状，酷似巧克力，被外国人形象地称为“巧克力大厦”。由于提前招租，所有租户均签订3年期租约，预收1年租金做押金，因此在租户搬进之前，中信已经收到部分资金。
大厦总成本3000万美元，从银行贷款所得。由于租赁得力，不到3年时间，便全部偿清贷款。后据吴光汉回忆：“从1988年起，每年还能稳定地为总公司赚取1000万美元的租金收入。”这当然与出色的管理分不开。事实上，为了与国际水平接轨，荣毅仁不惜以10万美元的“巨额年薪”聘请两名瑞典人担任管理顾问，在一年的时间中显著提高了服务水准。
至于楼顶餐厅，采取招标方式外包给专业餐饮公司。中信提出两条标准：餐厅质量必须一流，必须有租金保证。香港美心公司最终中标，但由于对赢利前景缺乏信心，美心公司给出的租金极其保守。经过仔细研究，中信方面提出组建合资公司经营餐厅的方案。中信与美心以现金投入三七开持股，共担风险，美心方面负责餐厅经营，中信以优惠价格向合资公司出租28、29层做办公之用。美心欣然接受。双方为顶楼餐厅取名“世界之窗”，寓意国际沟通交流。餐厅开张之后，吸引大批外国客人，在京城声誉鹊起，许多国际名流慕名前来，不及两年中信便收回全部投资。
大树成荫
在荣毅仁执掌下，中信发展异常迅速。自1979年到1986年短短8年间，除了令人瞩目的“仪征模式”和“巧克力大厦”，中信先后组建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中信律师事务所、中信银行、中国租赁有限公司，以及包括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世界之窗”在内的近百家合资公司。
环顾中信下属企业，无不属开政策先河、引市场潮流。如此众多的企业，外人既感慨又羡慕。有人向荣毅仁开玩笑：“荣老板，你们公司也可以叫‘四世同堂’，‘五子登科’。”荣毅仁笑答：“也对，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曾孙公司，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五位一体。”而在王兼士眼中，此时的中信公司早已成为“综合性集团”，只不过缺一个名号罢了。
自身不断繁殖的同时，中信并未停止向海外扩张。实际上，1986年时它已经在香港、日本、美国、西欧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业务关系。就在1986年，中信向濒临破产的香港嘉华银行注资3。5亿港币，获得该行92。5％股份，从而避免了香港金融市场的动荡。
收购嘉华令中信在香港知名度大幅攀升。一年后，中信香港以19。36亿港元收购港股上市公司国泰航空12。5％股份，成为其第三大股东。国泰航空1986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几乎垄断香港航空业市场。一时间，港人感慨“荣毅仁收购了香港”。
实际上，这是荣毅仁之子荣智健的手笔。不过，“荣公子”在香港刚出道不久，名声自然没有其父之大。而正是这年，荣毅仁被美国《财富》杂志列入世界前50名企业家名单，名声大振，俨然成为中信公司在国际上的“形象代言人”。中信在香港的频繁收购被认为是“荣老板”出手，久而久之，竟成“既成事实”，流传至今，演化为关于荣氏父子的一段佳话。
荣毅仁坐镇北京，荣智健在香港操刀，在中信香港这个平台上做得风生水起，俨然将香港当做建功立业之地。而此时，中信在澳大利亚建造的波特兰铝厂和在加拿大开办的纸浆厂也运转起来。
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势必需要对组织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1987年2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成立中信企业集团，并授权中信在一定条件下拥有重大项目的审批权。考虑到当时计划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便不难想象这对中信是多么大的支持，更可见对其寄予厚望。
荣毅仁深知中信之责任，他常告诫属下：“大家知道我们公司是邓小平、叶剑英、王震支持搞起来的，可谓‘牌子’很硬，但我们从未用邓小平的名义去要过什么。我要的是政策，不用事事请示国务院。”
中信成为企业集团之后，已然拥有重大项目审批权，荣毅仁也算得偿所愿，接下来考虑的是，在这种“特权”之下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无疑，现期远未达到荣毅仁心目中的“顶点”。
“一号资本家”的光环
1989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新华社发自香港的消息，标题是《为亚洲通讯卫星项目中信公司筹得国际银团贷款》。消息大意是：中信集团发行5000万美元贷款，与英国大东电报局、香港和记黄埔集团合资经营“亚洲一号”通讯卫星，计划于1990年4月由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这颗美国制造的通讯卫星发射升空。届时，中信将成为亚洲地区首家涉足国际商用卫星通信、运营的公司。
自1987年组建企业集团，两年来中信生意并不好，几乎可谓经营惨淡。1989年，中信成立10周年，如果有什么好消息的话，恐怕就属“亚洲一号”项目了。为此，邓小平还特别点名表扬。马克锋著：《荣氏家族》，广州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
若将视野放得稍远一些，便不难发现，1989年后的三年，受西方经济制裁影响，中信集团进入“沉寂期”。唯中信香港，因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得以不受约束，趁此时机，荣智健接连收购香港电讯、恒昌企业等上市公司，并促成中信泰富借壳上市。不过，这显然已是另一段故事。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将中信眼前的阴霾一扫而光，前景开始变得明朗，市场逐步活跃起来。此后，中信进入“快车道”，美、日等国解除疑虑，纷纷伸出“橄榄枝”。1993年，中信集团在美国发行扬基债券扬基债券是美国以外的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和国际组织在美国市场发行的、以美元为计值货币的债券。“扬基”一词英文为“Yankee”，意为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佬”）。由于在美国发行和交易的外国债券都是同“美国佬”打交道，故名“扬基债券”。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美国市场发行的第一笔债券。
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荣毅仁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认为：“无论是国家制度上，还是国家惯例上，我都不适宜在中信工作了。”随后在举行的中信第十一届董事会上，荣毅仁辞任董事长一职，与亲手创立并相伴14年的中信挥手作别。
荣毅仁并非共产党员，更兼一层“红色资本家”身份，当选国家副主席无疑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德国《柏林日报》评论道：“首次提升一位商人和百万富翁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向国内外，特别是向数百万华侨表明了中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而日本《东京新闻》则认为：“这向西方国家发出了希望改善关系的强烈信号。”
荣毅仁在国际舞台上走动，言行举止格外引人瞩目，几乎给每位交往过的海外名流留下深刻印象。
日本已故企业家、东急集团元老五岛升称：“从第一次会面起，我就认定此人不同凡响，心中很是敬仰。”在遗作《我的履历》中，他这样写道：“在中国问题上，给我以力量的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先生。他能力超群，是开放政策的实践者……有时日本经济界人士问我：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什么样的公司？我就告诉他们：与日本的东急一样。”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荣毅仁尤其敬重，荣毅仁也视其为知己，几乎每次到纽约，只要基辛格有时间都会前去拜访，甚至成了“博士家中的常客”。有一次，两人聊天直至半夜，方尽兴而散。1986年，基辛格应外交部之邀访华，荣毅仁在自家设宴款待，基辛格对“荣家菜”赞不绝口。基辛格对荣毅仁评价极高，称赞他是“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而将苏联改革不利的部分原因归为“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像荣毅仁的企业家”。
其实，何止苏联，就连中国也找不到第二个“像荣毅仁的企业家”。2005年，荣毅仁在病痛中结束了89年的生命，世上从此再无“荣毅仁”，而荣氏家族的故事远未结束……
第七章 发轫
引言
1999年，一位名叫胡润的英国青年向多家世界级刊物发送了一份中国富豪榜，美国《福布斯》杂志最终选用并以英文形式刊发。在这份“中国50富豪榜”中，荣毅仁家族赫然列于首位。
胡润并未标明具体的财富数值，还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列入荣家资产，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人的固有印象。荣毅仁辞职6年后，还与中信画上等号，可见其影响之大。
不过，倘若胡润了解中国国情，或者再仔细一些，恐怕不难发现荣毅仁之子——荣智健才是这个百年家族的“进账大王”。事实上，从1980年开始，荣智健便在生意场上厮杀，颇有其祖风范。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之后功成身退，中信集团由更为年轻的王军一代执掌，而荣智健则以中信泰富为舞台，延续着家族财富传奇。三年之后的2002年，荣智健第一次登顶中国首富。
自荣熙泰以降，荣智健已是荣家第四代，“富不过三”的禁忌如何打破？不如从荣智健去香港的那天讲起。
香港在召唤
1978年2月的一天，在北京电子研究所工作的荣智健偶然听到父亲荣毅仁当选政协副主席的消息，已在了无生气的岗位上工作5年的他灵光乍现，这一刻，他似乎意识到命运转机。
荣智健早已成家，妻子是当年“汗衫大王”任士刚任士刚，1896年生于上海，家资颇丰，教育优良；1924年与4名同学集资创办“五和”针织厂，生产“鹅牌”汗衫，在“抵制洋货”中走俏上海并风靡全国；此后注册相继“银鹅”、“天鹅”等一系列“鹅”字头商标，世人称之“汗衫大王”。的孙女任顺弥。两人婚后生有一双儿女，长子荣明杰当时刚满10岁，女儿荣明方6岁，而荣智健到了人生第三个本命年。这个年龄，这种家况，已是人们常说的中年，但荣智健天性中的不安分被时代风气激荡开来，开始思索人生的方向。
作为天津大学电机系毕业的高材生，荣智健完全可以应付机电研究所的工作，但坦白说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在荣智健看来，自己并不适合进行科学研究，虽然谈不上排斥，至少在心理上认为那很难做出成绩，与其白白浪费时间，不如出去见见世面，创立自己的事业。
然而，到哪里去呢？举目四望，似乎没有什么地方比香港更具吸引力。“弹丸之地”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技术与资本，风气开放，意识前卫，市场活跃，简直就是创业者的理想天堂。
而且，荣氏一族在香港人多势众，实力不容小觑。1948年前后大批族人迁至港岛，或重新创业，或经营旧业。数十年来，这些人扎根香港，俨然成为望族，在政商两界关系深厚，互相帮衬，成功者众。与荣智健同辈的“智”字辈正当壮年，大多已成家族中流砥柱。每每思索及此，荣智健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冲动，也许是为逝去岁月懊悔，也许是对命运的抗争。
如果说之前10多年的运动禁锢了头脑和身体自由，将个体塑造成为随波逐流的庸众中的一员，那么在1978年，透过逐渐宽松放开的政策，荣智健前所未有地嗅到了掌握个人命运的空气。
经过4个月的深思熟虑，初夏，荣智健毅然将妻儿留在父母家中，怀揣5000美元和一张单程通行证独闯香港。成名后，荣智健曾在人前坦陈心迹：“那是我个人的决定，当时内地的政治比较开放，让人民出外探亲。我两个堂兄弟荣智鑫、荣智谦在香港经营电子生意，就决定出来闯一闯。”
看来荣智健当时有意投奔两个堂兄弟，或加入其中，或另创新业，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坐到开往香港的渡轮上，那意味着一片全新的天地。沉浸在憧憬之中，又恍惚回到过去。
从“荣公子”到研究员
1942年出生的荣智健恰好赶上了中国近代史上诸多“波折”。他“含玉而生”，自然享受过荣华富贵，少年时目睹“公私合营”浪潮，及至青年遭逢“文化大革命”十年，人生如水，愈发不知所终。
但家族的深厚积淀对性格的潜移默化非处境优劣可改，即便人生黯淡时，复兴家族事业的光荣梦想仍未湮灭。怀抱如此，以至于1978年开放探亲政策后，荣智健第一时间便奔赴香港。
在渡轮上回忆36年的人生时，荣智健想必不会忘记1949年。是年，祖父荣德生和父亲荣毅仁双双选择留守大陆，这一选择不仅决定了荣氏企业此后的走向，荣智健的人生轨迹亦因之发生位移。不妨这样设想，倘若当初已经身在香港的荣毅仁没有被接回上海，成就至少不会低于堂兄弟。
然而，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么残酷。命运将一切美好事物打碎、毁灭，犹如一出猝不及防的悲剧。荣智健“记忆中的美好”停留在1966年，在此之前，他过的是典型的“公子哥”生活。
在《荣智健传》中，荣智健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我家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父亲出入乘坐别克，后来换了一辆奔驰300。连国外的亲戚都羡慕我家的生活，因为比他们还要优越。”1952年，荣智健10岁那天，他得到一辆英国敞篷跑车作为生日礼物。这辆红皮座椅的singer跑车让荣智健感觉既刺激又紧张，从此被他视作心爱坐驾。直到上大学前，上海人经常看到这辆跑车出入国际饭店等高档场所，这辆跑车是“荣公子”的“标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荣毅仁像荣智健这么大时，整日和上海望族子弟在一起，他回忆圣约翰大学时光时说：“我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一向很轧得来（很要好），我们都有家庭背景，敢搞，敢做出头椽子。”
所谓“虎父无犬子”，到荣智健这代，时代变迁，而家风并未丢弃，少年伙伴自然也是富家子弟。在香港取得成功之后，荣智健将李嘉诚引以“知心要好的朋友”，豪车、名马、私人飞机、私家城堡无一样不精通，这些自有少年生活习性所致，也是结交名流的时兴工具。
1959年，17岁的荣智健告别上海，到天津大学开始学业。大学生活自然不能跟荣家相提并论，往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子哥竟也安然处之。荣智健经常带同学到学校小食堂吃排骨改善生活，小小年纪就颇见大气，因此在同学中很有人缘，身边常聚集着一帮朋友；而他打棒球的爱好则曲高和寡，只能在职业赛场施展，曾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两次全国比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辽宁省长白山区某水电站实习的荣智健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少数民族自治区龚嘴水电站。荣智健连坐5昼夜火车赶赴四川，工作异常辛苦，从“高空安装高压电缆”到抬路轨、抬石头、“背75公斤重的烧焊氧气瓶上山下乡”，什么粗活都做，吃一种难以下咽的野菜，起居劳动都有人看管。而那时，荣智鑫正在香港经营美联烟草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吃了8年苦后，荣智健在1972年被调入北京从事电力研究。唐山大地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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