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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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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以来面粉急缺，不得不借“进口供外侨食用”之便大量进口以充内需。
当时国内有4家面粉厂，分别是轮船招商局总办朱其昂在天津创办的贻来牟面粉厂、洋务知识分子章维藩在芜湖开设的益新米面机器公司、安徽孙多森孙多鑫兄弟在上海筹建的阜丰面粉厂以及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的增裕面粉厂。由于通商条约规定面粉进口供侨民食用，海关不得征税，本土面粉厂因利趁便，享有免税便宜，因此，开办面粉厂是一桩容易生财的好买卖。
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开厂过程并不轻松，最大的难题便是来自竞争者。此时面粉市场仍处于低端状态，竞争不充分导致的市场垄断显而易见，先入者已划分势力范围，彼此心照不宣，为避免竞争极力排挤后来者。荣宗敬到上海阜丰面粉厂参观，吃了闭门羹，理由是“厂部重地，闲人免进”。他随后托关系向上海增裕面粉厂说情，被允许进厂参观，不过，只能在楼下各处走动，不准迈入车间一步。
在洋人的工厂走马观花地浏览一番，荣宗敬虽然不得要领，却对面粉厂的构造、造价等事项了然于胸。迈出厂门的刹那，他生出一股豪情壮志，决心要与洋人在商场上一较高下。
创办保兴面粉厂
1901年，荣宗敬、荣德生开始筹划建厂，而他们身后的国度，正遭受战争之后的痉挛。
时局反复令人无所适从。1898年，戊戌变法点燃的希望被慈禧太后扑灭，维新派七零八落；民生凋敝，义和团运动风云一时，1900年达到高潮；八国联军乘虚而入，借镇压之名侵入北京城，烧杀抢掠一番。而在这年，外强逼迫清政府签署《辛丑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岁月动荡，民命如蚁。短短20余年，洋务派、顽固派、维新派、保皇派、革命派，轮番粉墨登场，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希望复归于实业。所不同者，“官督商办”的模式让位民间资本，对官员、政府、皇权的失望，让一代草民变身商人，在这个多事之秋，聊以慰藉余生。
在荣宗敬参观增裕面粉厂期间，荣德生去洋行了解磨粉机行情。当时，磨粉机以美国货最佳，价格也高得令人咋舌，全套需10万银元。英、法次之，价格相应平民许多，日产300包的磨粉机每台不到2万银元，更便宜的法国石磨面粉机，每台仅数千银元，多为初涉此行者采用。
荣氏兄弟回钱庄碰面，交流各自见闻，认为仅凭两人财力，充其量只够购买机器，开办工厂所需巨大费用，尚需集资。此时，荣宗敬得悉朱仲甫丢了广东厘金局总办的官职，赋闲在家，便找上门去，试探口风。朱仲甫整日闲居，正愁无事可做，听说开面粉厂，顿时来了兴趣，他对荣宗敬说：“此举正合我意，在广东时，我知道免税的只有面粉，搞起来是大有可为的。”
于是，朱仲甫出资1。5万银元，占股50％，荣宗敬和荣德生各出资3000银元，各占股10％，其余30％招股，很快凑齐3万银元。他们考察一番，在无锡西门外三面环水的太保墩购入薄田17亩，以作建厂之用，工厂拟名“保兴”，取保证兴隆之意。朱仲甫任总经理，负责向清政府申请立案和10年期专利，荣德生担任经理，负责厂房建设，荣宗敬负责订购机器和产品销售。
三人分头行动。朱仲甫通过官场关系，最先传来好消息。紧接着，荣宗敬订购的4台法国石磨、2部麦筛、2部粉筛有了眉目。一切顺利得令人生疑，但就在此时，荣德生这边发生意外。
当时无锡面粉的来路不外乎两条，一条是传统的石磨作坊，另一条是进口，均掌握在本地豪绅手中，已经形成稳定格局。因此，只要有人开办新厂，或者进口洋粉，都将打破业态平衡，利益受损的先入者便会奋起还击。靠这种联盟关系，本地豪绅长期把持本地面粉市场。
荣家兄弟开办面粉厂，实际上是将竞争引入无锡，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地方乡绅大加阻挠，放出各种谣言，譬如，“烟囱正对大成殿和学宫，破坏地方的文风，今后当官者必定大减”，“烟囱乃不祥之物，须以童男童女祭奠方可建立”，“保兴厂额外占用田地，侵占私产”，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面粉厂还未建成，便遭遇地方势力强烈抵制。
荣家在无锡素有口碑，并无世仇，荣德生不知为何建厂如此艰难，遂向市井打听，得知详情：面粉厂开建时未向本地土豪打招呼，触怒了地方一霸的颜面，决定给兄弟两人颜色，纠集乡绅从中作祟。他们唆使地痞恶棍到处闹事、造谣，并放言： “万万不准在太保墩建厂。”
荣德生走投无路，将此案诉诸公堂，奈何乡绅恶霸与官府关系盘根错节，官司竟然一拖再拖，建厂工程也慢了下来，雨季来临，工地被河道溢出的洪水淹得一塌糊涂。发誓“决不屈服”的荣德生一面忙于诉讼，一面为施工计划忙得焦头烂额，就连妻儿生病也顾不得回家，幼子最终夭折。
最终朱仲甫出面，找到江苏抚台陈述详情，向偏袒地方乡绅的无锡知县施压，才推动案件的进展。双方约定三个条款： 不准将码头泊岸伸向河中，不准将煤灰抛入河中，不准制造噪音。荣宗敬满口应下，工程得以重新施工，并顺利完工。1902年3月17日，保兴面粉厂正式开工。
“毒 粉” 风 波
关于保兴面粉厂的流言并未终止，反而随着第一批面粉上市而疯狂传播，让这家新生的小厂出师不利。
流言的源头是本土豪绅，他们不能容忍这家工厂在自己眼皮底下运转，尽管官府的协调早已宣告双方和解，并找到一条看似可行的方案，但势力庞大的乡绅都是气量狭小的“地头蛇”，流言蜚语一刻不曾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于是人们便听到这样的传话，“保兴厂曾用童男童女祭厂”，“面粉太白、太细，一定掺了什么东西，吃了必定生病”，某地传出男女老少中毒的消息，原因就是吃了这种机器磨出来的面粉。思想愚昧的百姓轻易被煞有介事的传言吓住，他们宁愿多花几文钱购买石磨坊产的面粉，也不想触碰“洋机器吐出来的毒粉”。
乡人唯恐避之不及，即便降价沽售，问津者少之又少。保兴面粉厂开工伊始便遭遇如此劫难，实在超乎荣宗敬与荣德生的想象。荣宗敬详查事因，认为当务之急，乃是迅速打消市场的顾虑，一旦百姓在心理上接受“便宜又精细”的面粉，流言不攻自破，销路自然大开。
荣宗敬派人走访无锡街巷的面馆、面店、点心铺，向这些面粉大户许诺： 先试用，后付款，不满意，不收钱，每包面粉回扣5分钱。此举巧妙抓住商家唯利是图的心理，在犹豫不决之际许以薄利，并用小动物做实验，推翻“有毒”谣言。商家纷纷试用，待食客用餐完毕告知面粉出自保兴。如此，一传十，十传百，保兴面粉厂“毒粉”传言冰消瓦解，本地市场销路大开。
随后，为打开广阔的北方市场，荣宗敬物色到无锡乡下一名24岁的年轻人，此人名叫王禹卿，自幼不喜读书，对人情世故天生敏感谙熟，是个推销奇才。王禹卿还有个兄弟，也是经商高手，兄弟两人曾在营口、烟台、天津等地跑市场，对北方市场相当熟悉。当时他们在乡下经营一家麻油店，荣宗敬到店里拜访，请王氏兄弟出山，在天津、营口、烟台等地开设面粉批发处，没过多久就在北方市场闯出名堂，人人都知无锡有家保兴面粉厂产品不错。
看到面粉厂起死回生，全厂上下信心倍增，唯有朱仲甫忧心忡忡。他并非实心经商，眼看面粉厂接二连三遭遇波折，渐生退意。一次，朱仲甫对荣宗敬说： “此厂与我前途，似难发展，做惯了大差使，觉得乏味。”
年底盘点账目，收支相抵，几无分红，心生倦怠的朱仲甫接到广东厘金局同僚邀请，决心重返广东，临行前找荣德生商量： “粉厂的事我想交他人处理，我的股份出让。如果你也觉得这里没希望，可以到广东任职，帮我料理杂事。”结果，朱仲甫一个人跑到广东上任去了。
朱仲甫是大股东，占了一半股份，他拆股撤出，资金实力大减，刚有起色的面粉厂面临散伙之险。
日俄战争中的一家小厂
当保兴面粉厂的窘境辗转传入当地巨贾祝兰舫耳中的时候，他开始盘算接收这家工厂了。
祝兰舫在上海打拼多年，为老牌的英国怡和洋行做买办，不仅家底殷实，而且颇具商业眼光。他看中面粉市场的前景，托人给荣氏兄弟带话，想要全资收购保兴面粉厂。但兄弟二人认为工厂日后“必可发展”，不愿放弃自家股份，祝兰舫于是认购4000银元股份。荣氏兄弟增股至2。4万银元，其余股东亦不同程度地增持，填补了因朱仲甫退出造成的股份空白，将面粉厂从散伙边缘拉了回来。
1903年的一个夏天，面粉厂机器轰鸣，人群熙攘，在沉闷的喧嚣中，门口的那面木制旧厂牌被从容取下，一面写有“茂新面粉厂”的新厂牌挂了上去。锣鼓敲响，“茂新时代”开始了。
经营管理权仍归荣氏掌管，荣德生担任经理，荣宗敬在上海担任批发经理。开工厂几经波折，他们更感实业不易，不免小心翼翼地经营。这个时候，日俄战争给其提供了进入东北市场的难得契机。
沙俄与日本在东北一带勾心斗角多年，互有胜负，但彼此不服。一切利益争斗最终以战争方式解决。1904年2月，日本率先攻击旅顺港的俄国军舰，日俄战争爆发。两个国家在第三方领土展开对决，东三省陷入火海，正常生产、经营秩序被迅速破坏，这个以面食为主的广阔区域面粉需求量暴增。茂新面粉厂趁机派人到东北推销，产品很快占领东北市场。
毕竟求大于供，荣德生渐感生产乏力，提升硬件水平的愿望日趋强烈。资金有限，利用祝兰舫的关系，茂新面粉厂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怡和洋行订购了6座18英寸英国钢磨，拆除厂房，重新建造一座3层楼房，将英国钢磨安置进来。为节约成本，一些简单辅助部件尽量自己制造。经过几个月的改造，茂新面粉厂日产能从原来的500包面粉提升到800包，通过上海港源源不断运入东北。
俄国在东北建有面粉厂，专供侨民和军队，战争期间尽数毁灭，开战后，由于物资供应不足，为缩短时间，不得不在中国本土采购。后来，日本军方也改为在中国采购。所谓物以稀为贵，交战双方的采购进一步提高了面粉市价，大大抵消了运输、包装和人工成本。
在战争刺激下，茂新面粉厂的营业额大增，每日纯利500两白银，1904年年底，盘点账户，共赚6。6万两白银。这是荣氏兄弟涉足商业以来的最大一笔盈余，多年来，笼罩在他们头顶的阴云一扫而光。
日俄战争于1905年秋天结束，但战争对东北大地造成的破坏却非短时间可以修复。借助战争期间树立的口碑，茂新面粉厂在东北市场取得领先优势，地盘不断扩大，收入自然水涨船高。依靠在东北市场取得的胜利，回头开拓耕耘华东市场，茂新面粉厂在面粉制造业迅速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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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成名
引言
成功的商人大都有机会主义者的禀赋，将看似无解的处境变为生财的通道。荣氏兄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时局不利，行业危机，茂新面粉厂再次上演撤股闹剧。荣氏兄弟坦然接盘，将茂新变为自家企业，尔后励精图治，提高产品质量，以“兵船”杀出洋粉重围。与此同时，振新纱厂亦拨云见日。
荣氏企业在1910年遭遇的信用危机不过是兴盛的前奏。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造了巨大的空白市场，等待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先行者占领。在荣氏兄弟精心经营下，面粉、棉纱事业两面开花，远销欧洲市场，由此赢得“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之名。
茂新面粉厂浴火重生
荣宗敬与荣德生比谁都清楚，茂新面粉厂迅速做大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根本原因是匮乏竞争。仿佛自觉背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生意越好，越有紧迫感，他们想着要赶在竞争激烈前提高自身实力。
可惜的是，他们还是慢了一步。刚跨过1906年的年关，坏消息便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日俄战争让茂新等小厂突然崛起，即便感觉迟钝的人们也认识到这个行业的潜力，于是在战争后期，江南一带出现开办面粉厂的热潮，一夜之间，涌现出数十家面粉厂，对小麦的争夺，变相抬高了小麦收购价。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 “在阜丰、华兴开设初期，小麦市价极低，每石常在2（银）元左右。后来裕丰、裕顺、中兴、立大等厂相继设立，户数日多，用麦量激增，麦价上涨到3。5（银）元左右。”
夏天，小麦歉收的消息加重了本土面粉制造商的忧虑。与此同时，洋面粉大肆倾销，进一步加剧竞争程度。而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东北市场面粉需求大减，供过于求致使面粉价格迅速跌落。在原料涨价和洋面粉倾轧的夹缝中，连年亏损的本土面粉生产商自发地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产业结盟既是抵御外部竞争的手段，也是上游谈判的筹码，从而让更多的企业走上结盟之路。各式“联盟”纷纷成立之际，如果不愿加入其中，最好的办法就是成立新的联盟。
茂新面粉厂也不例外。它加入了一个名叫“办麦公会”的组织。从名称上不难发现该组织的目的，即共同压低小麦收购价。事实上那时麦价之高，到了“粉贱麦贵”的地步，多数面粉厂都在亏本。除此之外，组织还包括彼此联系、互不侵扰、约定统一粉价等惯常条例，不外乎形成价格联盟，抵御竞争。“办麦公会”会员均在上海、无锡两地，除茂新之外，还有中兴、华兴、立大、裕丰、裕顺、阜丰等6家，其中阜丰资格最老，茂新次之，约定共进退、同荣辱。
当“联盟”取代单家工厂出现在谈判桌上时，议价能力其实又回到单家工厂水平，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倒置难题。“粉贱麦贵”的状态持续发酵，许多面粉厂纷纷倒闭，茂新数年积累被消耗一空，荣德生急向聚生钱庄借款8万两，后又借款4万，茂新面粉厂才不至于被冲垮。
在这场行业危机面前，洋面粉质优价廉，将本土小厂打得落花流水。荣氏兄弟总结经验，“要增强企业竞争能力，非提高产品质量不可”。洋人采用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所以产品质量稳定并且低价。于是，荣宗敬与荣德生制订“添机改造计划”，决心对厂房和机器进行升级改造。
因债台高筑，借贷无门，硬件升级计划一度搁置，但两兄弟均将之作为战略目标，不敢掉以轻心，每次到上海出差，他们都竭力打听国外的先进机器和销售渠道。如是三年，茂新面粉厂连续亏损，折损2万多银元。1909年，个别股东因茂新连年亏损丧失信心，自愿将股份低价出售，荣氏兄弟得以以面值1/7的价格大量回购股票，由于资金不足，唯有“欠人，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
1909年，得知美国商行恒丰洋行在上海出售美国最新式面粉机，并提供办理分期贷款业务。荣氏兄弟商议决定贷款采购18部新机，将产能一举提高到原来的9倍，且面粉质量也随之显著提高，销路转旺。
此时，两兄弟产生品牌意识，推出“兵船”品牌，统一商标、改进包装，用上等白布制作面粉袋，容量大过别家，并顺应顾客的侥幸心理，在袋内放置银元作为“彩头”。因产品口感上佳、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畅销沪上，知名度随之提高。很快，“兵船”打败资深面粉厂阜丰旗下的“老车”牌，还与洋面粉展开正面较量，一时为国人所称道，“兵船”遂成国产名牌。
振新纱厂的“拯救者”
几乎与茂新面粉厂走出危机的同一时刻，荣氏兄弟涉足的纱厂生意也拨云见日，成为能与洋纱抗衡的为数不多的本土产品。种种迹象表明，1910年，他们的事业正在走向人生第一个高潮。
然而，事业之初并不顺利。经营纱厂与面粉厂一样，都经历了一番挫折，走了许多弯路之后才踏上正途。
早在1903年，荣德生去杭州出差，偶然参观通益公纱厂，初步了解了纱厂经营运转后，便产生了开办纱厂的想法。回到上海后，荣德生与荣宗敬交流，他们认为，“发展实业，应从吃、穿两门入手”，“吃”、“穿”两项，是国人大事，已有面粉厂，还差一家纱厂，遂开始酝酿开厂事宜。
1905年，茂新实力壮大，开纱厂的计划呼之欲出。这年7月，无锡富商荣瑞馨在上海北京路寿圣庵宴请宾朋，多是无锡在沪商人，荣家兄弟也在被请之列。席间，谈及时兴的纱厂风潮，一干人兴趣大增，各谈见闻，颇有共谋大事之意。也有几人早已合伙，在上海开办了纱厂。
见此，荣德生欠身而起，朗声问道： “请教各位，若办纱厂，为何不去无锡？”有人礼貌回应：“确是内地机会好，不过如今局面已定，有机会再说吧。”荣德生原来有备而来，听闻此言，当即从袖中取出预备好的章程草案交与众人，并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纱厂计划。两年来他不断完善计划，择机而立，如今，这个计划成功征服了这些精明的商人，于是决定，“照此决定，再做一局”。
席间的喧哗引起荣瑞馨的注意。他一直旁听不语，待众人平静下去，才发表意见。荣瑞馨资历最老、财力最大，并和荣氏兄弟是本家，对这个计划点头赞同。随后西门子洋行买办叶慎齐、禅臣洋行买办张石君、大丰布号鲍咸昌、保康当铺老板徐子仪表示愿意入伙，连同荣氏兄弟，一共7人，集资27。08万银元。其中，荣瑞馨为大股东，全盘统筹，荣宗敬和荣德生共认股3万，属于没有实权的小股东，只是给纱厂筹建出谋划策，议定厂名“振新”。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07年3月21日，振新纱厂开工投产，28台英国纱机，每日出纱22~23件。然而，仅半年时间，40万元的亏损将开业带来的美好期待一扫而光，工厂濒临破产。
亏损的原因是管理不善，经理张云伯常年住在上海，对企业经营不闻不问，副经理徐子仪是当铺老板出身，喜好读书不懂生意，对纱厂经营一窍不通。7名股东，分为上海、无锡两个阵营，时常意见相左。管理层莫衷一是，一味提高售价，产品严重积压，债务越来越重。
一天，荣瑞馨和张石君、叶慎齐商议振新出路。考虑到7名股东只有荣氏兄弟有实业经营经验，而振新纱厂正因缺乏管理混乱而陷入危机，于是决定请他们“救火”。当时茂新面粉厂有所恢复，且不忍就此失败，荣氏兄弟爽快应下。随后，振新召开股东大会，荣宗敬被任命为董事长，荣德生担任经理，于是荣氏兄弟在5年之后终于有机会亲自经营管理纱厂，尽管是以“拯救者”身份出现。
纱厂与面粉厂在本质上相同，荣德生将面粉厂的那套经营方案用于纱厂管理，取得显著效果。其一，对财务、原料、库房进行清查，厘清核实资产。其二，深入棉花产地了解收购行情，竭力降低采购成本。其三，精简生产环节，排除不必要的工序，排除浪费。如是将产品价格降至市场平均水平，迅速打开销路，财务状况得到有效改善，逐渐扭亏为盈。
经过一年的整顿，振新纱厂起死回生，所出品“球鹤”牌棉纱质优价廉，在上海市场可与日本“蓝鱼牌”匹敌。从此，荣氏兄弟在厂内和业界威信大增，频频出入公会组织，俨然事业有成的青年才俊。
1910：“橡皮风潮”下的企业危机
荣氏兄弟兴办实业的时候，世界工业正被一个美国人推向巨大的转机。
1903年，工程师出身的亨利？福特在底特律创办福特汽车公司，相继推出几款简陋的车型后，在1908年研发出了T型车。该车以低廉价格迅速建立亲民形象，并将之转化为巨大的市场，不到一年销量便突破1万辆，拉开汽车工业的序幕。
曾几何时，汽车还是“富人的玩具”，亨利·福特在一夜之间将之变为“大众轿车”，开启了第二次工业浪潮。世界经济陷入新一轮悸动，伴随汽车业的兴起，钢铁、橡胶、机械等行业迅速走向繁荣。
全球经济联系日密，盛产橡胶的南洋成为受益者。在汽车轮胎广阔需求的刺激下，南洋橡胶种植业迅速崛起，诞生大量股份制企业，其中很多企业有上海资本背景。许多盘踞在上海的商人利用人们的投机心理，以组建橡胶公司的名义大肆发行股票，虽然对外招股时均号称有种植园，但实际上多数是“空壳公司”。
一些公司毫不脸红地将刚刚种植的树苗描绘为成熟的种植园，还有公司圈一块地就敢声势浩大地招股，最臭名昭著的是英商麦边开办的兰格志拓殖公司。1903年，这家标榜以经营橡胶、石油、煤炭为主业的公司在上海成立，数年间一直无甚动静。直到1908年其在沪上各家报纸刊登长文《今后之橡皮世界》，不惜万言论述未来橡胶市场的广阔前景；随后又刊登巨幅广告，首发橡皮股票，许诺高额股息，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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