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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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兵部队相继成立了夜战独立大队，刻苦演练“照明”与“攻击”协同作战技术，并于当年12月6日起，担负起暗夜打击P—2V的战斗值班任务。

照明攻击战术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复杂。它是在两眼一抹黑的夜间低空条件下进行的，我机起飞后要始终保持无线电静默（防止敌机窃听而掌握我机动向），完全依靠雷达提供情报数据，由地面领航员单向引导照明机和攻击机，根据敌方的空中动态（方位、距离、高度、速度、航向），在同一时间引导我机各就各位，占据投照明弹和实施攻击的最佳位置。敌机被照明后，攻击机飞行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搜索、发现敌机、实施攻击并将其击落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这就要求参战人员个个技术过硬、配合默契，协同一致。如果在行动中出现半点差错的话，其后果不仅仅是前功尽弃，同样也会发生机毁人亡的悲剧。

1961年11月6日18时18分，1架P—2V飞机在黄海上空距辽东半岛200多公里时，被雷达发现，驻城子■高射炮兵群（由空军高炮第503团、探照灯兵第402团之七、八连和陆军高炮1个团、6个营组成，指挥员是高炮第101师师长范震江）迅速作好战斗准备，在距阵地40公里时，指示雷达突然开机捕捉目标，探照灯兵大胆将敌机放近至5公里时，才突然开灯，4公里即照中目标，使敌机进入高射炮火力范围，高炮群集中开火，一举将其击落。从探照灯照中目标到飞机坠地，只用了30秒钟，充分显示了“快速近战”战术的威力。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赴现场向作战部队表示慰问，并指示将P—2V型机组成员13具尸体，就近立碑埋葬，日后便于其亲属认领。这是我军首次击落P—2V型飞机。

该机被击落后，国民党军此种飞机时隔7个多月才恢复活动，其活动地区多在大陆沿海，有时采取直进直出的方法，尽量缩短在大陆的飞行时间。同时，机上又更新了干扰设备。

1963年，空军认真贯彻罗瑞卿提出的“海底捞针”的指示。总结推广作战经验，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于1963年6月20日晨，驻南昌的航空兵第24师副大队长王文礼，又击落1架P—2V飞机。该机坠于临川县大窝坑，机组14人全部毙命。6月28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王文礼、领航员张健和第24师师长王子祥，表彰了他们的功绩，空军授予王文礼以“夜空猎手”的荣誉称号。

1964年6月11日16时，又一架美蒋P—2V由台湾新竹机场起飞，航向直指我青岛方向。我海航兵各独立大队奉命停止夜航训练，准备迎击入侵之敌。

21时07分，敌机在距青岛70公里处，突然改变航向，掉头向南飞行。

21时54分，敌机低空从新海连市丰乐桥窜入大陆后经山东潍坊以北右转，利用大顶山、昆仑山掩护向平度、莱阳方向窜犯。

23时08分，我海航4师参谋长辛英元一声令下，独5大队攻击机陈根发、照明机石振山机组，分别驾驶米格—15和轰5型飞机昂首冲向夜空。待照明机、攻击机飞至最佳位置时，辛英元立即命令：“照明弹一次投下！”霎时，12枚90公斤照明弹全部照亮，直径1．4万米范围的空域成了白昼，敌机正好在正中，担任攻击的陈根发立即发现目标，即实施攻击，连续3次开炮，3次命中敌机，敌机P—2V顿时冒出一团火光，拖着浓烟坠毁于莱阳以北25公里处，机上13名机组人员全部毙命。从敌机残骸中搜获4枚“响尾蛇”导弹和2部侦察原子试验情况的空气采样器。6月16日，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陈根发等作战有功人员。

RF—101空中殒命RF—101型高空侦察机，是国民党空军的一张王牌，它是美国制造的高空高速侦察机。这种飞机曾有“西方战略眼睛”之称。能高空照相。国民党空军吹嘘此飞机：高炮够不着，飞机追不上，导弹瞄不准。自1961年起，RF—101飞机竟明目张胆地在大白天窜入浙江路桥机场上空侦察，窜扰达数十次。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毛泽东主席批准海军航空兵第4师派小分队驾驶新中国制造的超音速歼击机歼—6型飞机，由山东空转浙江作战。

1964年12月18日下午2时，警戒雷达连在距路桥150公里处发现RF—101飞机1架低空北上。路桥基地司令员吴长武为迷惑敌人，首先令歼—5双机起飞至大陈、至莞岙一带空域佯动，接着令王鸿喜驾驶歼—6飞机在敌雷达发现不了的空域隐蔽待战。王鸿喜在指挥所引导下迅速发现敌机。这时敌机正在迅速爬高，已窜到王鸿喜的左前方。王鸿喜闪电般追向敌机，快速急转瞄准，待敌机正慢慢减少上升角时，3炮齐发，命中敌机，打得敌机冒着浓烟，栽进大海。该机飞行员谢翔鹤跳伞，被民兵活捉，谢翔鹤曾多次窜入大陆侦察，获得了国民党“飞虎”、“彤弓”、“宣武”、“云龙”4枚奖章，是国民党空军第5联队第4大队少校作战官。他说：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登陆才3分40秒就当了俘虏。

海峡上空另一场空战1967年元月13日13时许，我空军飞行员乔田福、叶木佑、胡寿根、陈国良驾驶着4架米格19（歼六型）飞机正在福建漳州、晋江一带上空巡逻。突然，地面指挥所传来一道战斗命：“有空情，准备战斗！”

原来，国民党空军官校26期毕业的宋俊华奉命驾驶RF—104侦察机侦照大陆沿海机场和船舰活动情况。飞机进入福建晋江上空时，高度为1万1千米，时速2千公里。

尽管我军4位飞行员从未直接参加过战斗，接到命令后，他们怀着对美蒋空中敌人的深仇大恨，立即投入了战斗。

当我军飞机追踪台湾侦察机飞至福建晋江、崇武上空时，被台清泉岗地面指挥所发觉，该指挥所立即命令4架潜伏在海面低空飞行的F—104飞机火速前往保驾，这个4人组合的阵容是：一号机：萧亚民中校，机号4347，空官32期，35岁，山西太原人，已于1970年6月10日因训练任务死亡。

二号机：胡世霖少校，机号4344，空官41期，30岁，湖北黄岗人，已于1990年元月30日病故。

三号机：杨敬宗少校，机号4353，空官36期，35岁，江苏镇江人，当天死亡。

四号机：石贝波上尉，机号4348，空官43期，27岁，江苏吴具人，现任复兴航空公司正驾驶。

这4架F—104飞机获令后，很快跟上我机来，开始的位置在我军飞机的右后方。

根据这一敌情，我机迅速以间隔7公里的距离拉开，分两边迅速掉头，胡寿根驾驶的3号飞机急弯掉头时，就发现了台湾的F—104战斗机，他采取斜对头挡阻射击方式，迅速瞄准，3门炮连发48发炮弹，一举击落了台湾3号F—104战斗机。

胡寿根看到他所击中的F—104战斗机冒着烟坠入云层，即驾机返航。

到此时，整个过程仅10秒多钟。返航时，地面指挥所发出呼叫，问他们在不在，他们4人同时回答，人和飞机安然无恙。返回陆地后，胡寿根他们去打捞了这架F—104战斗机。敌机掉在晋江，崇武海边上。飞行员的右臂被打断了。

第七节孔祥熙重踩故土蒋介石率众迎接1962年10月23日，台北松山机场高官云集。蒋介石夫妇、陈诚夫妇、张群、于右任、谢冠生、谷正纲、黄伯度、黄季陆、陈嘉尚等都到机场迎候。上午11时50分，当孔祥熙所乘的西北班机降落时，蒋经国、李骏耀两人走上飞机，把83岁的孔祥熙扶了下来。当两位少女为孔套上两个花环时，机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蒋介石站在机场贵宾室的门口，脸上一直带着微笑。孔祥熙从欢迎的人群面前走过，一再说着“谢谢”，当他来到蒋介石跟前时，蒋向前走了两步，握住孔的手，向他问好，孔则表示感谢。

接着，孔详熙发表简短谈话如下：本人此次返国，得谒见总统及夫人，极为愉快。许多老友老同事亲到机场迎接，因时间关系，未及一一握手致意，甚以为歉。

本人旅居国外多年，此次有机会返国小住，更恭逢总统七秩晋六华诞，得以亲向总统祝嘏，倍感荣幸。尤其能亲眼睹台湾各方面之成就，及军经建设之成果，克遂宿愿，至为欣慰。

多年来许多老友老同事为反攻复国在台湾所作之努力，以及对国家之贡献，本人由衷表示钦佩。深信不久将来，在总统英明领导之下，我人必能早日反攻复国，解救被共匪奴役的同胞。

今日承蒙总统伉俪、副总统伉俪、于右任院长、谢冠生院长、张岳军秘书长以及中央银行俞飞鹏副总裁等亲往机场迎接，顺此敬致谢忱。

从孔祥熙的谈话表示，这次来台是给蒋介石做生日。但台北政界耳语纷传，谓孔氏此次返台，是台湾当局粉饰门面之举，蒋介石为了配合“反攻大陆”需要，意欲给人以国民党“大团结”印象。做为“皇亲国戚”的孔祥熙，应有响应之义务。否则蒋氏已在台湾做了13个生日，他为什么一次都不回来呢？

宋美龄当年催办护照1947年7月间，孔祥熙处理完在国内的股份和房地产后，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递交一份外交护照，并附亲笔信一封，要求延长该护照的使用时间。这张护照是1944年签发的，当年出国赴美的名义是国府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任务是考察中国银行国外业务与洽谈美对华救济事项（孔同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而现在，孔既非行政院副院长，又不是国府委员。外交部官员十分为难。不同意，有碍于孔的颜面，尽管他已经下台，然潜力亦殊不可侮；同意，则与规定不相符。考虑再三，决定以孔氏为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名义另办一张“官员护照”（较外交护照低一级），可承办人指出，中国银行仅能算国营事业，董事长不能算作正式的政府官吏。

正欲再想办法，蒋夫人宋美龄亲自打了一个电话催办。外交部官员因奉此意，灵机一动，给孔祥熙一个外交部顾问的名义，乃填发外交护照。

经过上述的曲折，虽有点委曲这位前首魁，但外交护照，总算到手。

从孔祥熙变为外交部顾问出国，不禁使人联想到三年前这位财神在巴西“养病”时，孔大少爷及孔二小姐赶往“侍奉”的事。孔大少爷出国，普通护照当然不行，官员护照也不乐要，就弄一个外交部的名义领得外交护照。而孔二小姐呢，如果跟着她的父亲走，自然可用眷属名义领得护照，但二小姐不肯托庇尊翁宇下，她外交护照上的身份是蒋夫人的外甥女。这次孔祥熙又要出国了，外交部的官员开玩笑说，假使他的大公子与二小姐也出去的话，不知道护照又该怎么填。

居留美国的政治色彩1948年以后，孔祥熙作为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主要董事，和宋霭龄一直在里弗达尔过着流亡生活。孔祥熙每周有两、三天开车去华尔街，余下的时间在家里工作。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是在孔家成为流亡者之后，仍然保持对他们感兴趣的少数几个新闻工作者之一。他称中国银行为“院外援华集团的神经中枢”。皮尔逊提醒他的读者们，通过“院外援华集团”的各办事机构，中华民国政府将数千万美元过户，以支付闪电战式的宣传的费用。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这样写到：孔祥熙博士对美国政治熟话的程度不亚于对中国财政的精通。在路易斯·约翰逊参加杜鲁门内阁好早以前，孔就选择约翰逊为他的私人律师。后来，约翰逊当了国防部长，成为主张美国支持台湾最坚决的倡导者之一。这与他和孔的关系，也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孔祥熙博士曾多次拜访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兹，而这位参议员也一直积极敦促给台湾和蒋介石流亡分子以援助。

1948年，布里奇兹竞选连任时，他的表上登记了纽约的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的2000美元的竞选捐款。科尔伯格，是“院外援华集团”的前台人物，也是孔祥熙博士的朋友。

意味深长的是，布里奇兹参议员不仅投票支持“院外援华集团”的政策，并就此发表演说，而且还为孔——宋王朝帮了一次大忙。。。孔令杰已经成为这个家族中最忙碌的一员，1950年尼克松竞选参议员期间，孔老头子派小儿子去洛杉矶，给这位参议员送去捐款和鼓励。他还劝说加利福尼亚州众多华人选民帮助选举尼克松。孔令杰的援助之手巩固了孔家与尼克松夫妇之间的支情。此后多年里，尼克松夫妇时常造访里弗达尔孔府。种种迹象说明，孔祥熙之居留美国，确实负有外交上的特殊使命，仿佛顾维钧是名义上的大使，而幕后活动则多半在于他。这正如他致报社函中云：“熙虽老退，然尚负有政府名义，在美亦为政府有所联系”。在留美的前几年，孔祥熙一直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寄托在老同学杜威身上。但杜威的命运不佳，被民主党的杜鲁门轻易地击败，孔的注下错了。此后他联络共和党的议员，利用杜威的关系，想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中发挥一点作用。然而，马歇尔集团以个人恩怨摒弃了国民党，先是艾奇逊发表了对中国的白皮书，华盛顿坐看中国大陆解放，司徒雷登也无能为力。接着，“中国游说者案”被民主党议员提出。老孔只能在纽约闭门不出了，长时期的缄默。直到1952年美国大选，在华尔道夫酒店有会客室的孔祥熙，才又活动起来，艾森豪威尔中选总统，他这一宝是押中了，因为杜威也在幕后支持艾。1957年11月18日，香港《新晚报》刊登一篇题为《孔祥熙在美国干些什么？》的文章，作者不但证实了孔居留美国的政治色彩，同时还披露了他一些鲜为人知的趣闻。摘要如下：前两天晚上，在朋友某君家里遇到了一个新从纽约来的美国商人。他解放前在上海做进出口生意，和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达官贵人很有交情，对于这些人的情形也相当熟悉。

我和他俩谈来谈去，忽然扯到了从1944年起便在纽约当“寓公”的孔祥熙。

据这个商人说，孔祥熙目前虽然没有担任国民党政府的任何职务，但却是代表蒋介石和美国参议员诺兰、众议员周以德这些人斟盘打交过的主要角色。此外，他和“中国委员会”的主持人鲁斯也经常来往。

“当然蒋介石得找他帮忙，”我不禁接嘴说“因为他那么有钱，可以掏腰包来垫活动费。”

“你这个假定可完全错了，”这个美国商人哈哈大笑，“H·H·孔在别的事情上可以通融，在钱这一方面可绝对不肯开玩笑。据我所知，他的活动费还是向台北实报实销的。最近，他不像去年那么活跃了，因为蒋介石没有发付足够的活动费给他。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他一贯的主张。”

接着，他又告诉我，孔祥熙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纽约度过，原因是：他的妻子宋霭龄在那里做股票买卖，已经成为股票市场上的一个第二，三流的大户。而他本人，为了想多活几年，遵照医嘱实行节食，大肚子已经不如从前那么凸出了。

听了这个商人口中的孔祥熙近况，谁又不会很自然地想起他过去在国民党官场中所闹的一些笑话呢？

他是山西太谷人，在美国留学回来后，曾经做过一个时期的青年会工作。由于把蒋介石和宋美龄撮合起来，他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才开始扶摇直上。他和宋子文虽然都是蒋介石的至亲，可是蒋喜欢他的程度，远过于喜欢宋。理由很简单，他追随蒋介石这么些年，向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抗战初期，他在重庆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时，每逢主持行政院会议，他总得说一两句莫名其妙的话，惹得大家牙都要笑掉了。

记得在某一次行政院会议上，粮食部长徐堪报告了米价上涨的情形，希望行政院能够采取紧急措施，以便平定米价。孔祥熙坐在那里攒紧眉头苦苦思索了半天，与会的部长们谁也没敢出声，静待他的指示。

忽然间，他伸出胖手在会议桌上拍了一下，笑着说：“我可想出了一个办法——准保行得通！”

大家真以为他想到了什么高明的主意，所有的视线都投射在他的身上。

看到大家的神情，孔祥熙更加得意，摇头晃脑地接着说：“行政院可以马上下一道命令，鼓励大后方的人民改吃面包。这么一来，米价自然而然会跌下去。再说，重庆的面包总是做得不好。有了政府的倡议，将来的面包烘制技术一定蒸蒸日上，就可以得到外国朋友们的好评。还有，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外国人的身体比中国人好，就是因为他们吃面包，所以为了国民健康，我们也应该用面包来代替大米。。”

让他这么一说，所有的部长们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接岔儿。

也是在那个时期，重庆的各机关工作人员聚赌之风甚盛，财政部直属的关务署尤其厉害，职员们常常在办公室里就打起麻将来。

这个消息传到孔祥熙的耳朵里，他决定以“部长”的身份，前往“训话”一番。关务署人员事先听到风声，大家都捏了一把汗。

在该署的一次纪念周上，孔祥熙果然声色俱厉，把全体人员大骂了一顿，认为他们在办公厅里打麻将过于不成体统。

可是等到话快说完的时候，他却咧开大嘴笑着说：“其实，打麻将可能看得出一个人的性格，输钱不着急的人，涵养一定好，也可以担当比较重要的职务。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将来选用人才，不妨让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哈，哈哈。。”

听到这时，台下的人们也全都纵声大笑。

现在，他在纽约负责和那些“援华派”的美国佬联系，不知道是否仍然利用打麻将，来判断那帮人的能力和品格？

五次成为新闻人物在美期间，孔祥熙有五次变成新闻人物。

第一次是在1951年6月间，美国国会为了调查麦克阿瑟事件，召魏德迈到场作证。当时魏德迈说，当国共战争发展到最（禁止）而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经济崩溃边缘的时候，他曾提给蒋介石一张名单，主张责令当朝权贵要捐献资产，以裕军费来源，可是蒋一看到孔祥熙名列前茅，就勃然大怒，蒋说名单上所列的都是他多年来的忠实干部，并不如外间所说的那么有钱。翌日美国报纸把魏德迈发言列为头条新闻，轰动全球。

在其后三年，孔氏在长堤所设的别墅，逃出了一个中国厨师，向法庭控告孔祥熙虐待，要求自由，并请美国予以政治庇护，此事也成为一个时候的花边新闻。从此可以发现，孔在多处设有公馆，穷奢极欲之致。但他不是用它来供自己享受的，而是他所负“国民外交”工作应有的安排，当时美国国会盛传有“台湾说客团”之说，与此有其不可分的关系。

同年春，香港出现了一本《孔祥熙传》，同时盛传孔要组党，并准备同陈诚竞选副总统，谣言满天飞，似乎煞有介事。后来事实证明，那是海隅有人想骗他的钱，故意布下这么一个圈套，孔本人绝无此意。他年高八十，饱经忧思，而台湾现状又是那样，试问还有什么好做呢？

1956年11月25日，香港《星岛日报》刊登两篇文章：一篇为社论，标题《维护纪纲、伸张正义、豪门权贵如要回国做官，须先受审判》；另一篇为副刊文章，标题《孔祥熙欲投机乎》。由于两篇文章中出现了“白华”、“天堂遗臭”及“皇亲国戚”等词，使孔祥熙大为震怒，便让其子孔令佩向香港高等法院民庭控告《星岛日报》毁谤，令其名誉受重大损失，要求赔偿不指定数目的损失费。此案开审时，双方俱延聘著名大律师两人出庭致词，原告以毁谤罪起诉，被告律师以原告人不亲自出庭及不在本港居住为词。此社会人士且多以谁方会胜诉为打赌的。由于双方所聘大小律师都为知名之士，故一般人估计，双方讼费可能超过七八万元，如此巨大的开销，使该案成为香港多年来最耸人听闻的一大讼案。1959年2月14日上午，香港高庭审讯后宣判，原告孔祥熙得胜，被告人须付赔偿费一万元并堂费。

到了1960年10月间，孔祥熙在美国的活动揭底了。那时美国进行大选，台湾当局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支持尼克松和肯尼迪竞选总统。肯尼迪的一个亲信华尔脱·品克斯特为此发表了一项长篇报道，说尼克松的竞选费用，都是孔祥熙的一位公子交给周以衡和诺兰的。此事未见台湾当局声明否认。孔样熙晚年，并没有忽视他的慈善家形象。一次，他到奥伯林参加奥伯林——山西纪念协会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在学院里设立了奖学金。一位记者问关于他在美国有“5亿多美元”的巨额财产传说。他听后，眼圈都红了，这位老当铺掌柜摇了摇头，面带困惑的神情。他说，国民政府垮台之后，他损失了全部投资，现在靠微薄的存款过日子。这位年轻的记者，信以为真，同情地点点头，并作了记录。

蒋介石亲撰“事略”

1966年，孔祥熙86岁高龄时终于从“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岗位退下来，与宋霭龄一起搬进一所新居，宅址：长岛蝗谷非克斯巷。他的健康迅速恶化，有严重的心脏病。1967年8月，他被紧急送进纽约的一家医院，8月15日，他死在医院，时年87岁。《纽约时报》本想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加以评述，但却蹩脚地写了这么一段话：孔先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