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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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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次子治强、次女穗华。长男孙治平于1913年生于美加州伯克莱。孙中山以民初百废待举，其名寓有殷望国治民安，天下太平之意。孙治强曾在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创办的海外预备学校就读。其时，孙中山去世不久，吴稚辉认为北京读书环境良好，深感党国志士子士均属革命幼苗，“应予培育”，就在北京城东干面胡同南小街92号创办学校，自己亲自负责。讲授课程包括文、理各科，师资优异，设备完善。1917年，宁汉分裂，吴稚辉对该校不得已而“愤而解散，诸生遗归”。
抗战前，孙治平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日后赴美深造，获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硕士。
孙治平于1943年，生一男，名国雄，曾就读美国怀特学院生化系。孙国雄与日裔夫人生二女，长女美玲（1966年生），次女美兰（1969年生），都在美国，她们已是孙中山的第五代嫡系后裔。
1983年孙治平70岁，他被聘为台湾蒋经国“总统府”顾问，其时，他还是台湾电视公司副董事长，又是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次男孙治强生于1914年，当时，孙中山感于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故取其名。孙治强与其兄长同获美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硕士。孙治强在大陆时曾力“中央”信托局秘书，并辅助孙科处理法制工作。
孙治强勇于冒险，1971年，他隐瞒家人，以生命为赌注，只身前往非洲打猎，竟能猎获五大凶猛野兽——狮、豹、犀牛、野牛、非洲象。1980年在台北市博物馆展示上述各兽之标本，竟打破了该馆历年来的门票纪录。孙治强奔父丧期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温劝他留在台湾，因其寡母年迈，亟需亲人陪侍。宋美龄并为他安排工作，担任“中央”信托局顾问。
孙治强在美育有二女，长女嘉琳（1946年生），次女嘉榆（1948年生），都已成家，各有子女。大约在1976年，孙治强在台北与林伦可结婚。林伦可为广东客家人，其祖父曾任上将，主持广西省政。她毕业于台北市女师专，曾任国校教师，幼稚园主任。不久，即有两男国元、国升。两男给阳明山上的孙府凭添了许多喜悦与生气。最高兴的自然是他们的祖母陈淑英了，过去她常向晚辈说：孙家的人口单薄了些，她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添孙儿，以期后继有人，代代相传。跟许多上了年纪的长者一样，陈淑英“重男”的观念一直未变。全家聚餐时，她经常夹好菜给孙子们吃，而自奉甚俭，惯用残茶剩饭。孙科地下有灵，当感叹他这原配夫人对孙家后代的一片深情了。
第九章人民海军二战蒋舰，“剑门”、“章江”葬身汪洋。崇武海役，两岸海军三次效量
第一节香港来客一幕“毋忘在莒”的闹剧一次次“反攻”的失败，并未使蒋介石甘心，他为了重新鼓起蒋军官兵“反攻大陆”的勇气，又于1964年12月20日视察金门时，演出了一幕“毋忘在莒”的闹剧，梦想田单复齐故事重演。
何谓“毋忘在莒”呢？蒋介石称：最近金、马前线官兵，效法2200年前田单在莒县和即墨，纠合军民，忍辱负重，牺牲奋斗，百折不回，卒能驱逐敌人，恢复其齐国的精神，发起了“毋忘在莒”运动。本来在41年（1952年），我为了勉励前线军民，殷忧启，雪耻复国，曾经以“毋忘在莒”四字，题名于金门大武山上，做为将来反攻复国胜利，使我全体战友和人民，毋忘今日在台、澎、金、马的军民，共患难，同生死的千古不磨的纪念。这在今天反攻复国前夕，由前线官兵来推动“毋忘在莒”的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最足以显示我们前线军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志节，而且也必能在军中，在学校，在乡村，在社会的每一角落，每一军民，掀起举国一致的心理革新，精神动员，人人走向战斗的新行动和新气象。其实，这亦就是我对大家所常常勉励的“团结奋斗，雪耻复国”八个字的意义。
蒋介石为了将此一运动推展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明令公布了《毋忘在莒运动实施纲要》。尽管蒋到处演讲、动员，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实则无人真正响应，倒是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号召，使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纷起响应。
失意之际，蒋介石想起了一个人——曾名噪海外的原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
曹聚仁是何许人？为什么蒋在失意之时会想起他？事情还得从9年前说起。
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的贵宾1956年7月1日，罗湖桥海关，从香港那边匆匆过来了一个50多岁的男子，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迎了上去。握手寒暄后，他们上了一辆在那里等候的轿车。这位香港来客，就是集作家、教授、记者于一身的曹聚仁。专门迎候他的是中联部派来的徐主任。
曹聚仁当时名噪海外，虽说是个做学问的文化人，却因其言其行其与高层人物的特殊关系而被人称之为“谜一样的人物”。他年轻的时候，被称为章太炎大师的高足。他还是鲁迅的朋友，著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等书，担任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蒋经国在赣南，邀他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与蒋经国关系甚好。
他在广州稍事休息就直飞北京。不知道曹先生为什么选择7月1日这在中国很特殊的一天从香港过来。可是，连日来海外华人各界，无论其政治信仰如何，都为3天前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演讲激动、兴奋，并生发出很大的期望。
3天之前，也就是6月28日，周恩来在中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的演讲中，传达出了新的信息——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正在港澳人士议论纷纷，新闻界视为热点时，曹聚仁又突然北上。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人为的安排？敏感的香港新闻媒体自然注意他的行踪。曹聚仁还未成行前，种种猜测与议论，一时间就充斥于港澳报纸。为此，行前他对友人解释道：“我这次回祖国去，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大陆上作广泛深入的采访工作，同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社方派我兼任该团记者，这便是我访问祖国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密晤曹聚仁其实，曹聚仁这次北上，是他离开大陆到香港整整6个年头后第一次回来。他这次回来，早在周恩来“6·28”讲话前，就作了商量与安排。
几乎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神秘人物，比曹聚仁早不了多少日子北上。这个神秘人物神秘归来，导致了9年后的国民党2号人物李宗仁的叶落归根。这个神秘人物就是程思远。
程思远和曹聚仁两人北上之行都很突然，都带神秘色彩。
7月16日下午，颐和园里。在一艘普通的游艇上，周恩来和陈毅陪着一位客人划船，游客们玩得太尽兴，竟然没有觉察领袖就在这儿。这位客人就是曹聚仁。他很高兴。
曹聚仁进入正题，谈起周恩来“6·28”演讲。问道：“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
周恩来又继续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此后，曹聚仁风尘仆仆，每年都回大陆两三次。在北京，他除遍访各界人士外，接触最多的是邵力子与中央的高层人物周恩来、陈毅等，特别是他先后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1956年10月3日下午，住在北京新侨饭店的曹聚仁得到通知，毛泽东一会要在中南海怀仁堂里接见他。这天下午，国家好些领导人都要出席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的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他要会见曹聚仁。毛泽东与曹聚仁作了长谈。
“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毛泽东说。
曹坦率他讲了自己的观感。
事后，他告诉四弟曹艺，说：“想不到，我的著作，主席差不多都看过。我说我是自由主义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话便说，百无禁忌’的，主席认为我有些叙述比较真实，而且态度也公正，又叫我不妨再自由些。”
一年以后，在《北行小语》的一篇文章里曹聚仁谈到这次会见的谈话。
文章说：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泽东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史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呢。
泄露“炮轰全门”内幕1958年8月23日，中午，12时。厦门前线，万炮齐发。小小的金门岛，短短一小时内，就落下3万颗炮弹。火力的猛烈和炮弹的密集程度使人咋舌。一位军事家说：“这和二战中盟军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震惊世界的金门炮战是中午12时开始的，奇怪的是在炮战开始前几小时，新加坡早晨出版的《南洋商报》，就发表了金门即将炮战的消息。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自然是最高机密，怎会在一张海外报纸上率选曝光呢？
奇怪的还不只此，炮战延续了6周，10月6日，北京突然发表了国防部文告（即《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作出停火7大的决定。这文告是在10月6日发表的，而有关此事的专讯早在10月3日就从香港传到新加坡。10月5日在《南洋商报》发表。
是准一而再地获得机密？
这位“通天”人物就是曹聚仁。这一年，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曹聚仁。
那天，毛泽东还和他共进午餐，江青作陪。曹还是书生本色，说话无顾忌，当着江青的面，他大谈了30年代上海影坛的轶闻与掌故，那是江青最忌讳的。
就是这位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的贵宾曹聚仁，他从最高层预先得到即将炮轰金门的消息，他本是《南洋商报》的记者，记者这职业总是喜欢独家新闻，于是他抢先把这消息捅了出去。就在读者疑信参半拿着当日《南洋商报》时，无数发炮弹正从大陆射向金门。
这就形成一起泄密事件，据说有关部门曾对曹聚仁进行批评。
不过，另外也有不同的说法。
曹聚仁虽是高层隆重接待的贵宾，但毕竟是来自海外的党外人士，他能得到这一机密，绝非平常。金门炮战“属于惩诫性质”，炮击不久，就进入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为主的阶段。先行示警，也在情理之中。
曹聚仁化名捅消息炮击进行了6周，金门守军已到了弹尽粮绝之境，此时如果我军发动登陆，金门唾手可得。然而，出乎意外，在国庆节后的第5天，即10月6日北京发表了《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即国防部文告），文告一再阐明炮轰的目的是惩诫性质，要台湾当局接受和平解决两岸争端的建议。文告声明：“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果护航，不在此例。”
国防部文告是在10月6日发表的，又是这张《南洋商报》在10月5日发表，发表时署“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3日专讯”。
《南洋商报》驻香港办事处从何得到这个特大消息。这郭宗羲又是何许人？这一连串谜一样的问题，引起许多人探玄索秘的兴趣。
1994年3月，《中华日报》的记者，几经寻觅找到了《南洋商报》已退休多年的老报人薛残白先生。
薛残白先生已83岁高龄，他是1929年进《南洋商报》的，从事报业已60年以上，对《南洋商报》的情况知之甚详。
50年代，薛残白是《南洋商报》（中外版）主编，据他说，1958年8月，《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曹聚仁正在北京采访，而且还获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接见，并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薛先生肯定他说：“能得这样重大的消息，除了曹聚仁，当时的商报是不会有第二人的。”
“那么，为什么这则消息发表时不署曹聚仁的名字，而是署郭宗羲呢？”有人问。
薛先生说：“我只记得那时商报驻香港办事处有个姓郭的办事人员，这位年轻人当时不是写新闻的。按我的推测郭宗羲是个假名，很可能是曹聚仁为了省麻烦而用的化名。”
几位造访者仍流露出不满足的神色，于是热情的老先生又建议：找香港的郭先生一问，他一定会告诉你们真相。
经过一番周折，《中华日报》的记者，终于找到了定居香港的郭旭先生，郭先生也有73岁的高龄。
郭先生说：“当年我是商报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记得当时确有一则大新闻，是曹聚仁从大陆把稿传到香港，再由我传到新加坡。”
郭旭说：“郭宗羲这个名字还是当年商报的总编辑李微尘起的（李微尘后任新加坡政府外交部长）。如果问商报是不是有个驻港记者叫郭宗羲，那当然是没有啦！”
在曹聚仁发了专讯的一周后，毛泽东于1958年10月11日，致函周恩来，谈起曹聚仁：“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酌。”毛泽东冷落曹聚仁，并非是因为过早发了停止炮击的消息，而是给台湾另一边（蒋介石）看的。”
这同样不是空穴来风。毛泽东在《再告台湾同胞书稿》中，曾提到《南洋商报》：“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的方针就告诉你们领导人了。7天为期，6日开始。你们看见10月5日的《南洋商报》吗？人都有新闻观点，早一天露出去，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政策早定，坚决实行，有什么诡计，有什么大打呢？”这份《再告台湾同胞书稿》，原定10月13日发表的。毛泽东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发表。10月13日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从前述未发表的稿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并无责备曹聚仁之意。
拨开迷雾，水落石出，金门炮战的两次提早曝光，原来都与曹聚仁有关。此后，曹仁聚继续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大业。
第二节“八·六”海战两艘敌舰隐蔽出航就在曹聚仁忙于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穿针引线期间，台峡两岸又接连发生了两起震惊世界的大海战。
1965年8月5日拂晓，我海军某部观通站的雷达兵们擦拭完雷达，正在启动机器搜索海面。突然，在萤光屏上发现东南海面上有两个目标，一前一后，鬼鬼祟祟地闯进了东山——南澳渔场。雷达兵们紧紧把它盯住，并立即报告了上级。
这二个目标，为什么一直往渔船里钻呢？这个问号，经过站长和雷达手们集体“会诊”，判明是美制蒋军舰，其型号分别是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
这两艘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旗舰，于1965年8月5日5时。从台湾左营隐蔽出航，驶向广东沿海。
“剑门”号（编号65）原系美国“海鸦”级舰队扫雷舰（大型，钢壳）、“巨嘴鸟”号（编号MSF387），1965年4月由美国驶抵台湾。这艘军舰排水量为890吨（标准），全载1250吨，航速每小时18节（一节等于一海里），舰上有76．2毫米炮一门，40毫米炮4门，雷达一部。
“章江”号（编号118）原系美国海军猎潜艇PCI232号，1954年6月由美国驶抵台湾。这艘军舰排水量为280吨（标准），全载450吨，最大航速每小时20节，一般航速14节，舰上有76．2毫米炮一门，40毫米炮一门，20毫米炮5门，火箭（组）76．2毫米一座，深水炸弹投射器4座，雷达一部。
这两艘猎潜舰是蒋窜扰我东南沿海的主要舰种之一。经常窜入我渔场，破坏我渔业生产，威胁我渔民安全。我海军担任护渔任务的舰艇部队，为了保护渔民生产，早就准备给予其惩罚。
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获悉“剑门”号编队出航后，立即制订作战方案，确定以护卫艇41大队高速护卫艇4艘，鱼雷快艇11大队鱼雷艇6艘，组成海上突击编队，以161号炮舰和快艇11大队5艘鱼雷艇为支援兵力，并指定汕头水警区副司令员孔照年乘598号护卫艇，负责海上指挥。
作战海区预定在南澳岛以东，东山岛以南，或南澳岛以南，南澎岛以西海域。指挥所决定：先打“剑门”，后打“章江”；隐蔽接敌，靠拢近战；高速护卫艇先开炮，穿插分割，掩护鱼雷艇突击。
“海上先锋艇”负责指挥担任指挥艇的598号护卫舰，是我15年前在万山海战中，首创以小艇打败大艇的“先锋号”。
不过，如今的“先锋”号护卫艇，已换成崭新的铁壳艇。这是由我国自己设计，大连造船厂制造的高速护卫艇。新艇装备后，官兵们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航行1000多海里，从汕头到大连，从大连至汕头，一路上边航行边训练，基本掌握、适应了新艇，人人能独立值更。
两个月前的5月24日，国防部授予“先锋”号以“海上先锋艇”称号。
护卫艇41大队3中队先锋一号艇全体同志，。。自1950年参加万山海战，曾首创小艇打大舰，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成功战例之后，多年来在执行战备训练、护渔护航、巡逻警戒、抢险救生等各项任务中，均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部队意志旺盛，不畏强敌，不怕困难，敢于斗争，英勇顽强，保持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为此，特授予先锋一号艇以“海上先锋艇”称号，希望全艇同志戒骄戒躁，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努力，保持和发扬这一荣誉。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加紧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并屡对我国进行直接的军事挑衅，我海军部队应学习先锋一号艇全体同志的革命精神，百倍警惕，加强战备，苦练过硬的杀敌本领，为加强我海军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随时准备歼灭敢于来犯之敌，争取更大的胜利。
5月27日，《人民海军》报发表了社论《向“海上先锋艇”学习》。
在纪念万山战役胜利15周年的日子里，海军在南海舰队的驻地湛江市，召开了“海上先锋艇”命名大会。会议于1965年6月11日召开，开得相当隆重。海军、中共中央中南局、南海舰队、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和当地党政负责人，以及战斗英雄、模范人物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庄严的国歌奏过之后，海军领导人宣读了国防部命令，把国防部颁发的奖状授予“海上先锋艇”艇长石天定。霎时，场内掌声雷动。6月12日，海军南海舰队作出了《关于学习“海上先锋艇”革命先锋精神的决定》，号召全体指战员，学习“海上先锋艇”官兵的革命先锋精神。
当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革命精神所向无敌》。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革命先锋精神威风凛凛》。短评在扼要评述“海上先锋艇”英雄事迹后热烈欢呼：先锋艇革命的先锋精神光芒万丈！
两个月后，海峡战火又将再起。指挥艇就非“先锋艇”莫属了。
编队抵达云澳湾在敌“剑门”、“章江”号隐蔽出航的当天下午，“海上先锋艇”正停泊在汕头5号码头上。
官兵们出海一个星期，今天放假。
晚饭加菜会餐，补的是4天前的“建军”酒。
大队长请来了水警区副司令孔照年。
大家频频碰碗，以解多日的海上劳顿。孔照年跟官兵们碰了酒碗，看着大家的吃相心里很高兴。
艇长石天定对大家说，“首长发话了，酒随便喝，但不能醉。”饭堂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当官兵们喝酒正在兴头上的时候，一个参谋进来，把孔照年叫走了。
石天定艇长感到挺纳闷。
酒足饭饱之后，石天定溜溜达达走在码头上，望着海湾里的战艇，见有成群的白色海鸥在海湾上空飞来飞去。大队部通信员跑来，喘吁吁向他报告：“作战值班室通知，海上发现可疑目标，让你们艇备航。”
石天定跑到艇上，拉响了警报。
很快，信号兵挂起了黄旗，机电兵启动了主机。全艇人员很快集合在前甲板上，清点人数。按规定，战艇出海，艇员被落在码头上是要挨处分的。石天定对本艇的官兵还是有数的，官兵们的素质是没说的。大家无不清楚自己是“先锋艇”上的人。
还真缺一名。
是外部来艇实习的往副艇长。
任副艇长酒喝多了点，听到警报就往码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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