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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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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到台湾后不久，看到局势不妙，便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要求准许到日本“从事著作”。他知道，自己的烦闷，只要蒋介石仍然占据着台湾，就无法消除。几十年的交往，阎锡山对蒋的为人很是了解，不过，阎锡山也一向自大。他常说，自民国以来的大总统、总统、国民政府主席及大小军阀，他佩服和尊敬的是孙中山，他生平所畏惧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袁世凯。民国元年（公历1912年）他第一次到北平谒见袁世凯，不觉汗流浃背，俯伏在地，行了跪拜大礼。至于后来接任袁世凯的黎元洪，他根本不放在眼里。袁世凯死了以后，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电邀他进京。阎锡山到总统府见了黎元洪回来，哈哈大笑，说：“黎元洪那个神气，望之不似人君，简直是个窝囊废。难怪辛亥革命时，他藏在床底下，人家把他拖出来，硬把个都督加在他头上，他还不敢干，深怕犯了灭门大罪呢！”
对于蒋介石，阎锡山的政策是，对我有利，我服从，但他时时怀恨蒋介石，暗存倒蒋之心。阎锡山在山西执政，对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法令，始终于表面服从，实际上自行其是，另搞一套。抗战期间，阎锡山无时不防范蒋介石对他的排挤、吞并，以及蒋介石的嫡系陈诚、胡宗南、卫立煌等对他可能发动的袭击、围攻。当时，他对重庆蒋政府也是持以蔑视。他自负地用旁观者的态度，多次说到蒋介石无能，很难应付这种复杂纷坛的局面，认为自己比蒋有办法。他曾说：重庆政局是个大杂烩，当权者东一头，西一把，缺少一个总主意，无法支配这种局面。
抗战胜利以后，阎锡山之所以投身蒋介石打内战的行列，也是为的自身利益，痴心企图保住他统治了近40年的山西地盘，为实现孙中山要他“替国民革命保持着北方这个基地”的嘱咐。
阎锡山逃离山西后，在蒋介石支持下，出任“行政院长”，自然还想着打回山西去的，同时他又与“代总统”李宗仁有颇多合作，并批评蒋介石的战略思想，蒋介石的不满可想而知。
现在，到了台湾，阎锡山失去了山西这块基地，也没有了大陆战局的危急可以作个缓解阀，加上蒋介石的独裁日盛，心里烦闷日增，自然想到出国“从事著作”了。
蒋介石对阎锡山的那封信始终不加理睬。阎锡山实在忍耐不住，私下里托蒋介石的一个亲信打听究竟。过了一些日子，这个人很坦白地对他说：如果阎先生一定要去东京小住，总统也没法强留。不过，目前政府的经济情形相当困难，总统认为，要是阎先生肯把在日本的存款调拔一半回来，那么日本之行绝对不成问题！
阎锡山听了这话，当然拼命否认他在日本拥有大量存款的事实，同时也只好打消了去日本的念头。
凡是稍微留心时事的人，都知道在解放之前，阎锡山的名字是和山西分不开的。“山西离不开我，我离不开山西”，这是阎锡山当时常说的话。其实，山西离不开阎锡山是假，而阎锡山离不开山西倒是真。阎锡山一离开山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恨之树。
从1913年起，他一直在山西闭关固守，过着“土皇帝”的痛。为了不让别人的势力侵入山西，他在修建同蒲铁路时，故意把路轨修得特别窄，使得其他铁路上的车辆，无法在这条线上行驶。这种小铁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火车头和车厢的轮子能调宽窄，它可以在宽轨铁路上跑，而宽轨铁路上的火车则不能在窄轨铁路上跑。这就不难看出阎锡山的真实用意了。修成窄轻轨铁路，遇有外来攻击战事，有利时可运兵出击，不利时则将火车头、机车全部拉回，而使敌方不能利用。大概受到从前山西人的传统影响，他对于黄金美钞都不怎么感到兴趣，却一贯地把他的财产变成了黑白二物——大量的烟土和银元。究竟阎锡山有多少财产，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山西的公有资产，在大陆解放前即已被阎锡山盗出甚多，移往台湾、香港、日本及美国等地。据1957年6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称：其山西贸易公司迁台后更名为玉华公司，专营对日贸易，登记资金为40万美元，在日本设有联号东亚株式会社，公司董事由其四子阎志敏、五子阎志慧（在日本）及其私人驻日本代表徐士珙（字宏玉，为阎锡山妻侄）三人担任，东亚株式会社社长为阎志慧。其另一专营国外贸易的公司为同纪公司，最初和德国人合作经营，资金甚大，获利亦多，将资金迁台后，传已大部转到美国，由在美的阎志敏全权负责。其山西实业公司运台的一部分工作母机已先后分批卖出。此外，在陈纳德的民航公司中尚有一部分股份。在台所设兴中百货行和台兴印刷等小企业，因经营不善亏蚀，有歇业讯。
部分在台山西人因不甘阎锡山独吞山西公有资产，1950年即酝酿清算，1951年5月，曾由乔义生领衔发起清算。阎锡山对其旧部要求经济上帮助者，大都加以拒绝。这次，蒋介石要他交出在日财产为条件，让他去日本，当然阎锡山不敢再有去日本的念头了。
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职后，迁居阳明山隐居之前，贾景德及青年党之刘东岩、曾琦等曾策划，要阎锡山出面搞“第三势力”，以争取美国垂青，但阎锡山犹豫不决。1952年10月列为退役将军。
这次，阎锡山去日不成，便想去美国，避开蒋。便要王怀明在美国向“世界重振道德委员会”活动，邀请阎锡山以中国代表身份去美国参加会议。蒋介石已吃过放冯玉祥去美国后“胡说八道”的苦头，则不准阎锡山出国，而改派何应钦去参加了会议。从此，阎锡山知道蒋介石这位盟弟对他的意向，便不再有任何非份之想，而潜心于草庐隐居、读书、写作了。
写作不得1958年初，香港一家报纸传出消息说，阎锡山在台北整天躲在私人住宅里写书。当时那本书的书名虽然还没有定好，不过据他本人告诉人家说，“是一本反共的哲学理论基础。等到这本书出版后，国民党全体党员就不会象现在这样的毫无精神寄托了。”
其实，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倒真是替自己找个精神寄托。他的烦闷，只要蒋介石仍然活着，占据着台湾，就无法消除。到台湾不久，阎锡山看局势不妙，曾借口出国，在老蒋那儿讨了没趣，只有转向“内省”了。写自传不得，写时政文章也不得，于是便只有写写阎、蒋共同感兴趣的东西——反共到底。
阎锡山逃台湾后1951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又重新上台，再度行使“总统”职权。蒋介石为其长子蒋经国当政继续开道，曾委蒋经国“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又升二级上将，直至“行政院长”。蒋介石“家天下”的意图昭然世间。
阎锡山针对蒋介石的“传子”大发议论，著书立说，宣扬“传贤不传子”：“中国数千年来政治经济上的病根，在家天下政权私有，废井田土地私有。。自传贤的制度传子之后，将增进人类幸福的政治设施，变为人类悲惨的表演。”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宣传他的主张。
蒋介石听了之后，极为不快，授意山西籍人士贾景德、徐永昌转告阎锡山：“少发些空泛议论。”阎锡山不仅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警告，还受到了暗中监视。日子自然过得更不舒心。
回想自己的经历，阎锡山便决计整理《自传》。他在晚年自述说：我的家是个农商家世。初是个佃雇农，继而成自耕农。自我曾祖变农为商。我祖父时，即成一个小的地位，但一半自种，一半雇工帮助，亦可谓一个半帮工的自耕农。我父亲经营商业。
阎锡山的父亲叫阎书堂（字子明）。阎书堂念过私塾，后来弃学经商，在五台县城开钱铺。名“吉庆昌”。娶本村——五台县河边村小堡曲成义（字在左）之女曲月清为妻。清光绪九年，农历9月8日（公历1883年10月8日）生了阎锡山。阎锡山长到6岁，生母去世。阎书堂继娶定襄县陈家营的陈秀卿。过门时，陈秀卿曾提出不养前妻遗子为前提条件。6岁的阎锡山由外祖父领走抚养到16岁。阎锡山的童年、少年是在他外祖父、外祖母家度过的。
阎锡山从小不爱读书，淘气得没有边际，但他的性情却喜欢经营商业。
16岁时，父亲阎书堂便把他从外祖母家接回，与比他大3岁的徐竹青（字友梅）完婚。之后，便跟父亲来五台县城经营起“吉庆昌”钱铺了。生意一时兴隆。然而，好景不长，阎氏父子野心勃勃，想发大财，一次在金融市场上“打虎”失败。由于押的赌注太大，又没摸准行情，一家伙来了个大跌，负债累累。父子俩一合计，便逃出了河边村，到太原做起事来。
别看阎锡山当时只有十七八岁，但他从小没有母爱，成熟较早，而从商后走五台，闯忻州、窜太原，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学会了一套社交办法，能说会道。在太原做事几个月，便与旅居“四海店”的黄国梁、张瑜拜为换帖三兄弟，患难与共。不久，三人同考山西武备学堂学习军事，八五八书房又同去日本留学。阎锡山在东京专修军事期间，常出入旅居日本的孙中山的横滨住处。他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便和瑜等人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成为该会第一批会员。
阎锡山最早树立民主、民族思想，以至参与推翻清王朝的义举，都来自孙中山。回顾青年时期日本就学时，与孙中山的相处，阎锡山晚年在台湾对人说：“当时我与孙中山先生谈过许多次话，即认为中国这个革命是需要的，遂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
“铁血丈夫团”是我提议发起的。因为同盟会中文人居多数，但同盟会中的一部分军人认为革命的实施须靠军人，于是成立一个“铁血丈夫团”。而这二十八名军人，即为宣统三年（辛亥年）中国革命的中坚人物，各省的起义都督，大部为“铁血丈夫团”的骨干。当时，曾向孙中山宣誓，不惜牺牲，回国从事策动军事起义。”
阎锡山在日本求学时期，曾奉孙中山先生的嘱咐，布置华北革命，于光绪33年（公历1907年）与盟友赵戴文不畏生命危险由东京携带炸弹回山西。因此，孙中山与阎锡山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清宣统元年（公历1909年）3月，阎锡山等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这年，他27岁。阎锡山回到山西任清军标统（相当于团长）。当时，军队腐败，视命令如同儿戏，已经习以为常。有次在操场出操，营长玩忽阎锡山的口令，阎随即拔刀砍他，治军之严，从此可见一斑了。阎一面练兵，一面策划山西的革命工作。当时山西巡抚陆钟琦的儿子，和阎氏是同校同学，一面劝他防止革命党的活动，一面对他严密监视，最后又向他表示说：你如果革命，我父亲可以和平让位。这是陆巡抚教他儿子刺探他的心里，种种复杂环境，阎氏都一一妥善地应付过去。这时，武昌起义，阎氏便积极布置山西的革命行动，密定辛亥年10月29日在太原起事。
正在布置当中，陆巡抚命令他领发子弹准备开往临汾，以施其调虎离山之计。10月28日夜间，山西巡抚衙门电话通知布政使等，说武昌大局转危为安。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恐怕革命同志精神动摇，便毅然决定于29日拂晓从太原南门攻入城内，包围巡抚衙门，打死陆巡抚，占据太原。有力地振奋了武昌起义者的精神，支援了革命。阎锡山在被推为山西都督大会上说：今虽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大家不可认为成功。。。今天才是革命工作的开始，原与孙（中山）先生约定，河南、陕西动后，山西再动，今不得已而为之，与全局的好处固多，而我们的困难甚大，愿与诸同志以革命的精神，与清军作战，先求固守。
回首往事，阎锡山很激动，他曾说：起义成功，我被公推为山西都督，此为宣统三年九月初八日，即1911年10月29日，亦是我29岁的时候，是日又是我的生辰。
1912年4月，孙中山卸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但阎锡山主动致电孙中山，敦请早日赴晋；又特派代表邢殿元赴京劝孙中山赴晋；旋即派温寿泉、召恩慎、南桂馨三人赴京迎接。在阎锡山如此盛情相迎情势下，孙中山于9月18日到了山西太原。
孙中山莅临太原，一再表彰阎锡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前在日本之时，当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以晋省遥应。。。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共和成立，须首推山西阎都督之力为最。
去岁武昌起义，不到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省亦当致谢。
孙氏还为阎锡山写了“博爱”手书，并一再叮嘱阎锡山说：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方设法，保住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
在袁世凯时期，孙中山曾派人密告阎锡山说：你要善于应付环境，保存山西实力，等待革命时机到来，再行出力。
阎锡山接受了这个指示，从此以为借口，当他的“土皇帝”。直到逃离山西之前，阎锡山在任何环境下都是以“不离开山西”为指导原则的。
在民国时期，阎锡山为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设，曾制定出一系列的建设计划并努力实施，使山西获得了国民政府“模范省”的称号。而响应北伐、抗御日寇等等，也为他日后所津津乐道。
阎锡山整理《自传》，当他写到“中原大战”时，谈到下野，曾在《答客问的自述》一文中说，“那是一段难堪的日子”。但在谁胜谁败的问题上，阎锡山并不认输，“中原大战”由阎锡山下野而结束，但蒋介石也因“中原大战”而下野。蒋、阎争论不休，蒋介石硬说他是胜利者。阎锡山在与蒋介石几次直接交锋、生死搏斗之后，充分认识到蒋介石的为人：阴谋比任何人都多、野心比任何人都大、手段比任何人都毒辣、作风比任何人都独裁。此后，阎锡山也就不再谈写《自传》了。
阎锡山在草庐隐居，深居简出，埋首读书，确有其难言的苦衷和不胜的烦闷。曾有外国出版商，愿以美金二万元请阎锡山写回忆录，阎锡山以“我不往后看，我只向前看”为托词，而予婉拒。他晚年所作，也只是做些乌托邦式的梦想了：《共产主义的批判》、《现社会病及其治法》、《反共为什么？凭什么反共？》、《大同之路》、《未来三百年之中国》等。《未来三百年之中国》是阎锡山最后一部著作，就其理想，为未来中国绘下一美丽的蓝图。1959年，当他正从事此一著作时，即曾患病，痊愈后自谓体力日差，恐难完成，故有暇即日夜执笔，而于1960年初完成，大为快慰。阎锡山也只有靠这个为自己的晚年找精神寄托罢了。
在台湾，阎锡山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他抱定反共必胜信念，妄图再回大陆做他昔日的“山西土皇帝”。他曾对香港《真报》记者谈重返大陆问题：“一旦反攻号响，看吧，我还要请求率领健儿们再打几个胜仗给国人看看，我有信心；生从太原来，我这把老骨头仍将活着回太原去。”可见这位反共老人万变不离其宗。
可是终于看不到生他、养他的故乡了。
病逝台北1960年5月23日下午1时30分，国民党“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委员阎锡山病逝，享寿78岁。
据称：阎锡山原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且因此影响血管而导。致心脏病，曾先后于1952年、1955年、1957年住台大医院治疗，痊愈后出院，雇有特别hushi，在私邸长期疗养，体力日渐康复，精神殊佳。1960年5月18日，阎氏忽感不适，初为轻微之感冒，至21日病况忽然转剧，全身发高烧，乃延请陆军总医院医师诊治，诊断系属感冒，处方服药后，至22日，体温即见降低，病况一度好转。到夜间10时，病情渐趋恶化，突发生气喘现象，深夜12时后哮喘甚剧，至23日上午，贾景德氏闻讯，立即赶到阳明山探病，决定延请经常为阎锡山诊治之台大医院内科主任蔡锡琴医师诊治。上午9时许派员赶赴台大医院，10点偕蔡医师上门，10点半抵寓诊治，认为阎氏病况已转为肺炎，而且相当严重，主张立即送医院急救并住院治疗，或尚有望。先注射强心剂两针后，即车送台北，在途中又为阎氏注射强心剂两针，于11时许抵达台大医院，住特二号病房，并立即注射强心剂及输送氧气急救，不料病情已入膏育，医药无效，延至下午1时30分，溘然长逝。下午5时成立了以何应钦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贾景德及阎氏家属为其选择墓地。5月29日，阎大殓。蒋介石亲往致祭，送了“怆怀耆勋”匾额。阎锡山遗体葬于阳明山之七星山。
阎锡山病逝后，家属遵照阎的遗嘱，将阎生前写的自挽联分贴其指示处。
第一副贴灵前：上联是：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功夫下联是：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等事功横联为：朽嗔化欲
第二副贴楹柱前：上联是：摆脱开，摆脱开，粘染上洗干净很不易下联是：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
这大概是阎锡山晚年读书静悟对其一生的终极体会吧。
第三节胡适不默而终溘然长逝1961年初，胡适大病一场。从此深居简出，不外出、不会客，过起接近隐匿的生活。他每天严格按“作息时间表”生活，早八时起床，在绿草如茵的庭院中作上点轻微运动，作深呼吸，早餐后开始看书；他开始听从医生的劝告，对秘书和hushi小姐的安排更是言听计从，晚上从不熬夜。他静养得精气神足，有人问他：“为什么现在不去学校讲课了？”他笑笑说：“年纪大了，应该让年轻人了。”
12月17日，是胡适70岁生日，胡适在台大医院的待一号病房里度过了他的七十寿辰。胡太太江冬秀女士特地亲手做了一些寿桃、寿面送到病房，“副总统”陈诚派人送了一大篮鲜红的玫瑰花。胡适谢绝了任何祝寿仪式，但前往医院祝寿的人仍络绎不绝。亲友在门口挡驾，但进入病房的人并不少，门口所列的两大册签名簿，填满了政府首脑及学术界人士的名字。胡适披着一件紫红色睡衣，坐在床上捧着于右任老先生亲笔题赠的《右任诗存》细心欣赏。有记者请他发表一点“七十感言”什么的，他笑着说了两个字：“老了！”胡适看了签名簿上的寿序，其中书法家毛子水写道：“胡适之先生四十五年来对祖国文化和教育的努力，是没有前例的。”胡适又笑着说：“每篇寿序都使我看了脸红。”
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适到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主持第五次院士会，王大中、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骋等院士，由国外赶来参加，胡适感到格外高兴。会上选举了七位院士：任之恭、梅贻琦、程毓淮、柏实义、李景均、陈■、何廉。其中有五个是住在国外，在台湾的只有两人；而当天出席会议的只有陈■，梅贻琦因病未到。翌日下午举行酒会，共一百余人出席。胡适首先致词说，这次院士会议是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海外四位院士回来参加更令人高兴。接着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的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又说：“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他讲完后，李济接着发言，大意是，科学不能在台湾生根，他对此感到忧虑。接着吴大猷代表海外来的发言。他的发言回答了李济提的问题，他说，不能生根的原因主要是缺乏适宜的环境。胡适表示赞成吴的发言，接着便发起了牢骚：“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指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的讲演），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讲这些话时，胡适显得非常激动。他说不生气，大概是不能自抑了。又说了几句，声音很大，突然把话煞住说，“好了，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这时正是六点半，人们开始散了。胡适站起来送客，一转身，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脑袋碰在桌边，再摔到磨石地上。经紧急抢救无效，心脏停止了跳动后将遗体抬上床时，可能是移动了身子的关系，只听得胡适叹了一口气，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潜心治学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蒋介石欲改组政府以收揽人心，于是在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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