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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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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死难及受伤的爱国学生。
当时，国共两党还对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领导的国民军做了大量的工作。1925年4月，李大钊应于右任的邀请亲赴河南，向国民军二军解释和宣传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于右任也在开封对国民军二军官兵发表长篇讲话指出：“中国现在的国民革命，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两重压迫。”“在现在的时候，要打倒一切反gemin派，只有联合一切革命派。凡是革命的，都是我们的朋友；越是革命，越是我们的好朋友。”
国民军在北方失利后，于右任也因被奉军严令通缉而转入地下。1926年春，李大钊秘密会晤于右任，请他去苏联做冯玉祥将军的工作。于右任欣然同意。在李大钊的直接安排和资助下，他在6月间途经上海由海道赴苏。苏联之行，于右任写下许多热情的诗篇，讴歌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他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和共产国家的领导人，并和冯玉祥将军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冯将军完全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确定了“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侧应北伐”的战略方针。这时李大钊又从国内发来急电：察绥战局恶化，西安救援急如星火。于、冯等立即分批起程归国。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五原誓师，于右任代表国民党授旗。大军经由宁夏、甘肃，直抵西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此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一批中共党员和乌斯曼诺夫等苏联顾问直接参加了冯部的工作。
西安解围后，于右任正式就任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之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行使着省政府的职权，实际上，它是实行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政权。于右任真心实意地和中共陕西党组织合作共事。魏野畴、李子洲、史可轩、刘含初、王授金、杨明轩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许多进步人士都参加了这个革命政权，并担任了各种重要的领导职务。陕西的工、农、兵、学、妇等群众运动如火如茶，迅速高涨。轰轰烈烈的陕西大革命蓬勃发展，使陕西成为全国大革命运动中比较突出的省份之一。于右任还仿效莫斯科的红场，把西安城内的皇城改名为“红城”，表达了他当时联俄联共的政治倾向和积极的态度。
真心赞同国共二度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共同努力促成的。当时，身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真心赞同国共两党再度实行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于右任一直密切注视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的侵华活动，深为中华民族的命运而忧虑。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于右任后来看到这份重要文件，内心很是激动。他曾和何香凝、柳亚子等交换意见，都衷心赞同中共《八一宣言》里所提出的各项主张，深感中国有了出路。他也十分赞赏杨虎城将军的抗日救国思想。某次，杨将军到了上海，想深入了解国内外的形势，于先生就特意做出安排，使他秘密会晤了坚决主张抗日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将军在南京反被扣押。由于一切消息都被严密封锁，南京无人能得知西安的实情。杨虎城将军便派人到南京去见于先生，并秘密将一份铅印的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四项声明》转交给他。于先生见到这张传单后，十分激动地说：“我明白了，共产党真的要抗日哩！”他彻夜未眠，终于想出了一个把这项消息传播开的巧妙办法。
第二天，他在南京政府的“总理纪念周”会上把传单交给了张继，假称是一名陕西商人在农村墙壁上揭下带到南京来的，由于在场的人们都争着要看，张继于是就在会上全文宣读了。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声明》通过于右任之手，在南京迅速传播开了，使国民党上层官员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广大人民群众更是深受鼓舞。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于右任曾对人说：“这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一样。
第一次国共合作，西山会议派等年老人反对的多。这次国民党元老多拥护。国难当头，年老人读书多，经历深，他们知道亡国之苦。”
在八年抗战期间，于右任一再大声疾呼：“祖国危急诚万万”，“民族生命争一线”！“中华民族齐心进”，“神圣战争当共负”！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激昂的抗战诗文。他对外呼吁“全世界人士应为正义人道而动员”，对内主张国共坚持合作，团结抗日。他赞同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到底的主张，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卖国。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曾多次和于先生恳切交谈，而且还通过王炳南、屈武等人经常与他保持联系。这些都对于先生的思想产生很好的影响。抗战初期，于右任曾为中共中央在汉口创刊、后迁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题写了报头。汪精卫当了汉奸之后，他曾发表《以胜利击破汪倭毒谋》等广播讲话和文章，义正辞严，申张了民族的正气。
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了反共第一的方针，相继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同年夏至次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了分裂倒退的反共恶浪。于右任对此痛心疾首。后来当他得知“皖南事变”的真相后，异常气愤，手拍桌子厉斥说：“这样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他曾当面对周恩来表示，要反对内战，反对投降。他还对周围的人说：“日本帝国主义者疯狂侵略中国，大敌当前，我们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集中力量，共御外侮，方能取得胜利；绝不能存党派之见，制造分裂，导致亡国之恨，做民族的罪人！”
悲离大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期间，曾在周恩来副主席的陪同下登门拜访于右任。后来，于先生也设宴款待毛主席，并表示反对内战，赞成和平，支持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和平建国。可是，国共两党签订的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就再次挑起了内战。1947年2月，国共谈判完全破裂，中共代表团被迫从南京等地撤退。于右任此时心情十分沉重。他忧愤国事，往往夜不能寐，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忧虑。
1948年冬，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急速发展。于右任和不少国民党人士都力主和谈。在蒋介石宣布“引退”的前夕，于右任还当面敦请蒋把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释放出来。后来，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拟派他到北平代表南京政府协助和平谈判，他当时连行李都准备好了，打算一去而不返，可惜因故未能如愿。后来屈武回到南京，给他捎来了周恩来副主席的话，说：“我们欢迎于先生来北平。如果将来决裂了，那就请他留在这里。既然他不能来平，那就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等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然而于右任在南京早就被人严密监视，已经身不由己了。
1949年4月21日早晨，一名身着国民党高级军官制服的不速之客突然闯进了于公馆：“报告院长，战事情况非常紧急，共军已经突破了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飞机已经准备好了。”于右任面带不悦之色：“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那人听了，立即用威胁的口吻嚷道：“院长必须马上离开南京！”没等老人穿好衣服，就强迫上车直驰飞机场。仓促间，于右任提出要先到上海去。在上海仅停留了三四天，于氏便在有关方面的紧紧催逼下又匆匆飞往广州。5月间，残缺不全的监察院又在广州开了一次院会，于氏再次提出辞职。可是，仍有许多人反对，甚至有人追到于氏的住处以是哀求。这时，他既有意冲破自己周围的藩篱，又害怕遭到特务们的血腥暗杀。直到最后去了香港，也依然如此。10月9日，即广州解放（14日）的前夕，于又被人拉上了飞机，运载赴台。到了台湾后，他仍一再请求去趟重庆（当时未解放），亲自安排一下发妻高仲林和长女于芝秀。但是，得不到任何明确的答复。直到10月30日，方突然被通知有飞机去香港。他当机立断，抛下一切即仓促登机。11月26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乘专机经由香港去渝晤蒋。于氏借机同行，才得重返大陆。于右任飞抵风声鹤唳的山城，才获知高仲林母女刚刚在两天以前去了成都。友人问他，何不早来数日？沮丧的老人苦笑着说：“老实说，我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来重庆啊！”他与发妻爱女生前在大陆见面的最后机会，就这样一错而过。
于右任这次在重庆，仅仅停留了一天两夜。11月29日蒋派的专机，载着于氏等人径直向台湾飞去了。这位71岁的古稀老人，从此远离生他育他的大陆故土。
于右任晚年思乡心切长期以来，台湾大陆的亲友天各一方，互不来往，他们怎能不相思？1958年，于右任先生的长子在台北友人家中，发现有他父亲题句的“岁寒三友图”中堂一帧，乃将其携归，交于右任先生欣赏。这帧“岁寒三友图”是30年前，何香凝因对现实不满，寄情诗画，与经亨颐、陈树人合作而成，右任先生为之题句。于先生在欣赏之余，缅怀往事，思念旧友，感慨万端，他提笔在“岁寒三友图”画中，补上了当年题句时漏写的一个字，又增题诗两首。其中一首如下：二十余年补一字，完成题画岁寒诗。
相逢回念寒三友，泉下经陈知不知？
这首深切怀念大陆旧友的诗，《人民日报》曾加以转载。当时人大副委员长何香凝尚健在人世，她见了于先生的诗，也深有同感，以“遥寄台湾”为题赋诗三首，答于右任先生，有“追怀往事念同游”，“数十年来如一日”之句。
于右任先生晚年，在政治上颇不得志，时时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对前途的悲观，曾几次想辞职，他因沦落天涯，困居孤岛，山河割裂，统一难期，欲返大陆故乡的夙愿难偿而内心抑郁，苦闷不堪。反映他这种心情的诗词不乏其例，如“忧愁风雨，迷离云树，流不尽艰难路”，“如何久滞天涯”等等，真是言为心声，情见乎词。
岁月催人老。当于右任先生身体日衰，自感于世无几时，思乡之心更切。他为自己的后事安排时，也念念不忘大陆故乡，他说：“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旁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于右任病逝87岁的于先生于1964年8月12日因感冒及眼部浮肿等症，住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疗治，病情曾一度好转，后来又发现有肝硬化症，病势转趋恶化。11月10日晨呼吸突然急促，血压迅速下降，曾一度进入弥留状态。经过医师注射血压升高剂急救，心脏跳动始回复规则。但终因年事过高，延至晚间8时08分而溘然长逝。
国共两党能够再度合作，实现祖国的统一和富强，一直是于右任先生晚年的心愿。台湾和大陆，台则国家兴，分则民族损。现在，中国共产党发出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倡议，犹如春风吹拂着海峡两岸，全球爱国的炎黄子孙无不竭诚拥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可以深信，在大陆和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促进下，于右任先生生前的宿愿——祖国的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第五节陈诚遗嘱未提“反攻大陆”
临终留下三点遗嘱1965年2月27日，台湾“中央社”公布一则陈诚病情，全文如下：陈诚副总统曾因十二指肠溃疡，而于民国37年于上海施行手术，在手术时发现肝脏有中等度硬化现象。54年8月，副总统食量突呈异常之增加，同年9月发生持续性病变，疲乏以及出汗诸症状，但尚无肝病之症状，惟在10月间肝脏发现肿大，此后数日连续之检查，发现肝脏增殖甚速，由于此项肝脏之增殖，癌症之诊断已明显，经施行肝脏穿刺术，获得小片肝组织作显微镜检查，其结果仍支持肝癌之诊断。
奉总统指示，组织医师诊疗小组为副总统诊治，并立即寻求海内外对此症有名望之专家对于治疗上之意见。数位专家曾延聘会诊，经会商结果，一致认为目前对肝癌一症，尚未实验上之治愈方法，因此，医师诊疗小组及各顾问医师决定治疗之准则及主要任务，均为安排如何使副总统获得安适，所有治疗之方法均循此原则。副总统于数月来历经克服几次濒危之病况，在忍受最少之痛苦下，度过近似常人之生活。
1965年3月3日上午，陈感重病不起，命29岁的长子陈履安取来纸张笔墨，想亲自写下遗嘱，无奈腕力不济，便口授由陈履安笔记：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3月5日下午7时零5分，陈诚在台北官邸病死。
由于他的遗嘱没有提到“反攻大陆”，台湾当局要修改发表。陈的夫人说：“要就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
6日，台《中央日报》照登了陈的遗嘱，但未加论评。同一天，台湾的各报纸都用大量篇幅刊出了对陈一生的评论及陈为蒋所做的各种各样功德。《中央日报》评道：陈副总裁的信条至为简明。守原则，没有例外。定政策，必求其贯彻。
为此曾得罪于人，而人亦无可怨怒。为此曾遭受挫折，而任何挫折皆不足以摇撼其决心。
《联合报》说：关于陈副总统毕生伟大的事迹与丰硕的功勋，自当宣付国史，彪炳史册，非本文所能及。而我们对于陈副总统最为感戴永志不忘者，乃以台湾作为三民主义模范者也罢，作为反攻复国根据地也罢，其能有如今日之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政治的进步，军事的壮大。。固由于蒋总统的英明领导以及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然躬与其事，直接主持此一艰苦奋斗历程、转危为安、扶危定倾、励精图治、惨淡经营者，当推陈副总统为第一人。
《征信新闻报》则称：陈副总统服务党国40年期间，是现代中国由混乱而统一；再国外寇而由统一趋于分崩；最后复由分崩离析重归入坚强团结局面的时候。陈副总统在这个期间内，除了表现出他坚毅勇气和卓越的军事、政治两方面才能以外，还表现了他永久不渝的对国家对领袖的忠诚。现代中国政治圈内，陈副总统是一位特殊人物，他的不阿众苟同的性格，使他在早年革命时期便赢得了刚愎的批评。然而，这也正显出他的坚定勇敢性格的一面。而这种坚定勇敢才能够在众人指为不当，只要他问心应该如此，还是毅然独行其事。我们感觉，在今天这泄杳成风的环境中，他的坚强自是的性格与忠于自己良心的勇气，是一剂矫时良药，可惜我们已失去了他。
夺台沧桑新闻谋体的评价，自然是歌功颂德。但做为蒋介石的重臣，陈诚为建立台湾这个“小朝庭”，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5年是台湾历史的转折期。8月15日日本总督安藤利吉对台湾的日本军民宣布天皇“终战治勒”后，拥有10个师17万精锐部队的日军台湾司令部内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派主张接受诏令等待盟军接收；而以少壮军人为主的另一派则认为在台湾的日本军队丝毫未损，岂可不战而降？
这些争议，迫使安藤总督不得不出面劝告少壮军人不得轻举妄动。但是一部分少壮军人仍不死心，遂有计划联合台湾士绅，在盟军未到前，宣告台湾独立。
这些少壮军人透过“嘱托”（顾问）许坤泉联络台湾全岛知名人物——林献堂、林熊征、许丙、简即山（四人1945年4月被选为贵族院议员），及辜振甫，会集于草山（阳明山）的日本少壮军人指挥部，商议有关“台湾独立”的事项，除林献堂虚与委蛇不置可否外，其余人则紧密与这些少壮军人联系。
安藤总督坚持不可轻举妄动，迫使这些顽固的少壮军人计划流产。
9月1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任命陈仪为长官，筹组长官公署的人事。
陈仪筹组的长官公署成员，以他福建省主席（1934——1942）任内所识拔的浙江、江苏、福建人士为主，再点缀几个他比较熟悉的台湾籍中下级行政、军事官僚。内地成员是秘书处处长夏涛声、民政处处长周一鹗、财政处处长张延哲、教育处处长赵乃传、农林处处长赵连芳；工矿处处长包可永、交通处处长严家涂、警务处处长胡福相、会计处处长王肇嘉。台湾籍人士则有财政部特派员游弥坚、外交部特派员黄朝琴、台北州接管主任连震东、高雄州接管主任谢东闵；两位台籍将领则是出任台湾警备司令部第一处处长苏绍文（上将）、副官处处长王民宁。。。
这些台籍人物便是所谓的“半山”，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离开台湾一二十年以上，有一个外省籍的夫人，在国民党政府担任中级职位的行政、军事干部。
陈仪的接收部队进入台湾后，了解到这段演变后，立即以“叛乱”罪嫌将许丙、简即山、辜振甫、许坤泉逮捕入狱。他们的禁闭，提供了“半山”发展的机会。
国民党接收部队象蝗虫一样，啃光日本人所遗留的一切，首先是囤积在各码头、车站仓库，足供20万大军生活两年的大量粮食，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被报销殆尽。接着的，是饥渴地填补任何一个日本人所留下的职位，甚至扩充编制。因此，日本人仅用18300人能运转的行政工作，陈仪长官公署最少估计也使用43000人以上，每个处长、局长、科长级人物，都有个人的部下和一大群亲戚朋友在支领薪水。
日本50年殖民统治所留下的数万幢的房屋，40万亩土地，及银行、工厂、戏院等账面价值156亿日元（20亿美元）以上的庞大公私资产，更是各方争夺的目标。由陈仪的九大处共同控制、指挥的“日产处理委员会”，便集体处理这庞大资产，来满足各方的需要。
当年的台湾，在国民党当局看来，实是东海中的金银岛，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几十亿（美元）可用来复原、重建的资金、资源消耗殆尽，台湾的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物价更是节节高涨。
衣锦还乡的“半山”人物在陈仪的任用下，黄朝琴出任台北市长，刘启光任新竹县长，谢东闵任高雄县长。他们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便成为地方举足轻重的人物。
1946年4月的省议员选举，当选的“半山”议员仅有黄朝琴、李万居、刘兼善、郑品聪四人。但是黄朝琴在陈仪的支持下，逼退了最有声望的林献堂而当选议长。李万居则同时当选副议长，加上连震东担任参议会秘书长，省参议会的议事可以说落入“半山”的掌握。
同年8月的国民党参政员选举，“半山”的林忠以最高票当选，林献堂则落为最后一名。11月的“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1名区域代表中，“半山”也取得黄国书、李万居、郑品聪、连震东四席。
接着台湾的三大民间银行彰化、商工、华南改组。中部资本的彰化银行由林献堂任筹备处主任，南部资本的商工（改名第一）银行则由黄朝琴任筹备主任，北部资本的华南银行最初由板桥林家的林熊征任筹备主任，后因林病故改由刘启光出任。
因此，借着长官公署的支持，“半山”的势力隐然开始掌握台湾的政治、经济资源，而成为台湾新兴的集团势力。
1947年5月魏道明上任后，陈仪的旧部大批返回大陆，只剩下财政处长严家涂出任省财政厅长。魏道明的16个省府委员中，引进了8名台湾籍人士，他们是：丘念台（兼民政厅长）、游弥坚（兼台北市长）、李连春（兼粮食局长）、林献堂（兼通志馆及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南志信（山胞）、陈启清、杜聪明、刘兼善。其中，丘念台、游弥坚、刘兼善是“半山”人物。魏道明上任的第二夭（1947年5月17日）立即宣布解除戒严，但是，警备司令彭孟缉仍以寻求安定为目的，经常以发布有关学生阴谋组织、地下组织、共产党组织等事件，继续执行有计划的搜捕行动，使得台湾的政治气氛还是属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半山”集团对国民党当局的忠贞受到一致肯定，于是便更积极参与政治权益的竞争。1947年12月的第一届“国大”，区域代表19席中，王民宁、林忠、谢挣强、李清波、苏绍文，连震东等“半山”便取得6席，加上工会的陈绍平、教育集团的游弥坚便有8席。1948年1月的监察委员选举，“半山”的陈岚峰、丘念台取得5个席位中的2个；立法委员区域8席中，黄国书、郭天乙、郑品聪则为“半山”。
就在“半山”在台逐渐发家的时候，海峡彼岸的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1948年10月，国民党原参谋总长陈诚，以“上海烦嚣多扰，医嘱易地静养”为名，携眷到了台湾，驻进了草山海峡空军招待所。12月29日，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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