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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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跏澜堋⑼醭杌荨⒅５廊濉⒑曳铮�1950年冬由港去台）等人；以及被蒋押解到台湾的陈仪。
政学系随蒋到台湾以后，其一部分人物即和亲美派相互勾结起来，在蒋政内部结成一种混合势力。
王世杰、孙立人、吴国桢等是蒋为争取美援的工具；张群、吴铁城等则在蒋勾结日本当局等方面有其作用。他们都以美国的宠信为资本，和陈诚、蒋经国的势力对立，进行争权夺利的争吵。
远在1947年4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张群入主行政院，政学系的一些人物占据其他政府部门时，司徒雷登即在致马歇尔的报告中，就CC势力的削弱和政学系的得势表示“令人兴奋”，誉张群、翁文灏、王宠惠、王世杰等为最能干的人物。吴国桢是美国前国务院顾问耶塞普的同学，吴在任武汉、重庆及上海等地市长时。就见重于宋子文、宋美龄，为蒋宋家族的幸臣，并与美国朝野关系密切。
1950年3月陈诚“组阁”后，便开始清除“行政院”中的政学分子，仅留政学系的郑道儒担任“经济部长”，但使其没有实际权力，而在1952年终被免职。叶公超是政学系分子，与陈还能相处，所以也被留任“外交部部长”。被押到台湾的陈仪于1950年6月被加上以策动“叛变”的罪名而处死。同年，吴铁城积极钻营谋任驻泰大使，陈诚则提出罗卓英来，造成吴、罗之间激烈的争夺，结果以双方均放弃该职而作罢。吴铁城到1953年11月死去为止一直失意。王宠惠任“司法院院长”，胡家凤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起不了多大作用。在国民党内除与政学系混在一起的吴国桢为中央委员外，张群、王世杰、吴铁城、王宠惠都只挂一个中央评议委员的名誉。张群除挂“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及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等空衔外，也只处于为蒋从旁“献策”的地位，没有实权。美国所器重的胡适和蒋廷黻只是被利用，来破坏李宗仁等“第三势力”的工具，蒋对他们也存在疑忌。
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反共死硬派CC系，是蒋介石20多年来独裁zhuanzhi的一大支柱，长期把持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的各级组织，进行党务、特工、教育、文化各方面的反动活动，残害人民。在抗战期间因其积年恶势力与美国对华的侵略措施有所抵触，一向不得美国主子的欢心。自1947年以后，美国就不断要求蒋介石实行所谓“改革”，以“使自由主义分子处于领导地位，削弱反动集团（指CC系）的势力”，司徒雷登曾当面向蒋介石说：“我建议第一步应先解散CC派。”
CC系与其他派系一样，当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垮台后也起了分化，潘公展等流亡美国做白华，程沧波（后赴台）、刘百闵、彭昭贤（后依附张厉生赴日）、李微尘、罗梦册、许孝炎等留香港搞“第三势力”活动，陈果夫、陈立夫则逃到台湾。陈诚、蒋经国借口蒋政内部普遍要求追究所谓“大陆失败的责任”，多方排挤CC势力。政学系、亲美派与CC一向为死对头；蒋介石在众叛亲离的打击下，亦就扶植陈诚、蒋经国的势力来代替CC系为其独裁统治的死党。这样，CC系在国民党内成为众矢之的；以削弱CC系势力为目的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便由此开始。
自1949年底起，蒋介石父子与陈诚及其亲近人物张其昀、郑彦■、陶希圣、黄少谷、王世杰等经多次商讨，于1950年7月2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所谓“改革方案”。同月26日，蒋以总裁名义指定了16名改造委员，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以代替国民党旧的中央执、监委会行使职权。蒋又另指定了29人为所谓中央评议委员，以保留一部分旧中央执、监委员在党内的地位。改造委员会在蒋经国的把待下，以“肃清失败主义”、“扫除派系倾轧”、“大团结”等为口号，接收了CC系对党的控制权。在改造委员会中CC分子的比重很小，虽然还保留有属CC系的谷正纲、张道藩、胡健中等人，但是，这几个人也都和陈诚、蒋经国有直接勾结。陈果夫、陈立夫均被排除在外。改造委员会下设的7个组和5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多数属蒋经国和陈诚的人。陈果夫只在中央评议委员中有个名字，CC系控制了20多年的党权，就此转入了陈诚和蒋经国之手。
在改造委员名单公布之前，CC系与陈诚、蒋经国等争吵不休。当时，CC系的意见是：国民党可以“改造”，但不能离开“法统”，因此“改造”工作应仍由六届中央执、监委员负责，不必另派改革委员；而陈诚、蒋经国则坚持：两年来“党的失败的惨痛，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不能不负责任，六届执、监委员如不停止行使职权，则党的改造必不能发挥其政治革命性的效能”。蒋介石曾对合众社记者说“改造工作及挽救国民党将较挽救死硬派的面子更为重要”以示其“改造”之“决心”。当改造委员名单宣布后，陈立夫便怅怅地离开台湾去香港、欧洲、流亡美国。据传：陈立夫在离台前曾往草山去看蒋，蒋对陈说：“祖燕，我也没有办法，你还是到外国去走一趟吧，如果情形好转，你再回来，好在我已把你几个干部安置了进去。再则你也替我准备一条退路。”而陈果夫那时却在台湾病倒奄奄一息。
1952年10月，改造委员会不顾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等的反对，召开了国民党第七届代表大会。在新中央委员会中，原属CC系的只有张道藩、谷正纲、李永新、陈逸云、孔佳籍等人；10名中央常务委员中，几乎全部是陈诚和蒋经国的人。中央常务委员会下新设的6个组和5个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没有一个是CC分子。
在政权方面，CC系也逐步地受到陈诚与蒋经国的排挤。1950年蒋介石复位时，陈诚与陈立夫均积极活动任“行政院长”，结果是陈诚获蒋提名。陈立夫大为不满，指使CC分子及立法委员谷正鼎等对蒋表示反对，提出质问：“为什么总统提名只提陈诚一个名字，为什么不提两个名字让我们选择？”但遭到蒋的痛斥。1950年3月陈诚组阁时，CC系尚保有三个部长席位——“内政部长”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余井塘、“教育部长”程天放，“教育部常务次长”高信。其后余井塘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改由与CC系有关系的田炯锦担任，1952年，余的“内政部部长”又被免职。至1954年俞鸿钧任“行政院长”后，在8名部长中CC系一个部长职位也没得到。在两个委员会委员长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改由前接近CC系的蒙古人刘廉克担任。香港《中声晚报》评这次改组为：“CC分子一概摒诸阁外，此在20年来历届阁接中实属罕见之现象。”
在争夺“立法院院长”的权位上，陈诚曾与CC系有过紧张的厮斗。“立法院”迁到台湾后，其委员人数已大为减少，但是，CC分子仍控制着多数席位。原“立法院院长”童冠贤在大陆解放时逃往香港，一直由陈诚系的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健群以副院长资格代理院长，CC系的立法委员不与刘“合作”，并借其多数势力曾否决过陈诚要求授权“行政院”便宜行事的法案。1950年8月“立法院”开会之前，陈立夫离台时，表示“立法院院长”只有他本人和CC分子程夭放或张道藩才有资格做，表现出CC系要最后以“立法院”为地盘保留其残余的势力和地位。同年9月间，原有“立法院院长”任期届满开始筹备改选新的“立法院院长”时，“立法院”中的CC分子与刘健群一派三青团分子互相争抢，各不相让。到9月18日蒋介石以“总裁”资格指定刘健群力院长侯选人，台湾“半山”派重要人物黄国书为副院长侯选人，12月正式选举后，刘健群仍为“立法院院长”。CC系的不满使“立法院”的暗斗更加激烈。1951年，据说因陈果夫死去，CC分子亟谋将刘健群赶走而使陈立夫回台任“立院院长”以继续领导CC系的活动，对刘健群提出“浪费公款案”，攻击刘对“院务人事经费处理”“诸多失当”；并组织了所谓院务调查委员会，提出了长达4万言的“调查报告”，揭发刘利用职权化公为私的劣绩。刘被迫辞去了“立法院院长”职务。蒋介石为了缓和CC系与陈诚系的矛盾，就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使既是CC分子又与陈诚、蒋经国有勾结的张道藩继任了刘健群的位置。
CC系的失势，使该系的许多人物改变了主从关系，其中大部分成了陈诚、蒋经国的喽罗。据当时的材料显示，投靠陈诚的主要有：已经自成一系的张厉生，成为官邪人物的黄少谷以及原来与CC系关系不太深的黄季陆等；投靠蒋经国的主要有：王德溥、张道藩、谷正纲、胡健中、王星舟等人。当然这些人与CC系的传统关系还是保持着的。
从高峰摔到谷底陈诚的一生可看成是喜剧与悲剧的综合体。在蒋介石“既联合又斗争”
的策略运用下，陈诚曾经享受到无比的崇隆待遇，但在他的晚年也经历了从高峰摔到谷底的惨淡岁月。
1954年3月，台湾“国民大会”
第二次会议在台北市举行，蒋介石继续被国民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选举陈诚为竞选搭档。3月24日，陈诚以1417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副总统”。
当年的陈诚可谓是功高震主，红透半边天。国民党一直自吹自擂的“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领”政策就是在陈诚手下完成的。土改的成功，给陈诚带来了一批“农复会”为主的人马；随后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又建立了以伊仲容、李国鼎等人为主的财经官僚班底。在“立法院”中，最大的派系“座谈会派”则奉陈诚为宗主，在320余名“立委”中，“座谈会派”拥有140多名成员。陈诚的势力也进入了全盛时期。
蒋介石当年为什么容许陈诚如此嚣张，台湾《民进周刊》1988年第15期刊登一篇文章《蒋氏父子联手斗垮陈诚内幕》，曾提出以下四个现实的考虑：陈诚是最早来台湾的军政要员，“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军政大局不稳；陈诚入主后，大致让台籍半山与军方维持一定和谐，蒋介石要在台湾复出，势必要依靠陈诚。
美国自1949年8月5日，发表厚达1054页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例举军援及国民党在大陆的腐败颟顸，一度使美国杜鲁门和蒋介石的关系破灭。韩战军兴，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又大变，并以军援、经援，顾问团等干预台湾内政、经济、国防，蒋介石面对此种态势，只得找陈诚作中间人，缓和美方干预压力。
为了扳倒美方对台湾军队的干预力量，第一个要斗倒的人便是孙立人，而为了斗倒孙立人，则须借重陈诚在军中的影响力。后来陈诚负责监察院孙主人案九人调查小组的调查工作，报告公布后，孙立人亦开始长年被软禁的生涯。
国民党迁台后十年，中共不断发动军事行动，蒋介石命陈诚组战斗内阁，动员全国资源进行备战，在当时的国民党文官武将中，唯有陈诚能达蒋氏的期望。
蒋介石对陈诚重用的另一个原因是，陈诚对蒋没有“谋反”的记录。当年随国民党来台的党政官员中，几乎个个都有和老蒋不合，甚至“打过架”的记录，比如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蒋介石认为国军三大战役后的失败，在于降共将领太多。因为这些谋反人物都未获重用，权力真空下的陈诚因此才得以大展所长。
不过，陈诚势力的膨胀，亦严重威胁到了蒋介石传子蒋经国的接班计划。陈诚当选为“副总统”，为外界公认是蒋介石的继承人了。实际上，陈诚的成功希望非常渺茫。一为年龄的悬殊，陈诚57岁，蒋经国45岁，相差12岁，时间对陈不利；二为陈诚的健康，患有严重胃炎早不堪繁剧。相对地，蒋经国精力过人，在生命的接力赛中，冠军操在小蒋的手里。应该说陈诚是最了解蒋介石的，知道如何迎合蒋介石，所以才能爬到今天这个位置。陈诚清楚地了解蒋介石最后剩下的这点儿江山，是一定要传给儿子的。但陈诚有野心，早在1927年，国民党刚在南京建都时，陈诚就曾对知心密友说：“我明明是一只老虎，也要装成狗的模样，等到有了权力以后，再恢复老虎的本性来办大事啊！”
在蒋经国看来，陈诚是自己的父执辈，对他并不轻易就范。依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任，如果蒋介石不连任“总统”，那么依照经历和名望，陈诚出任第三任“总统”将成定局。再者，如果蒋介石突然归天，陈也会依“宪法”规定递补。
以往，陈诚与蒋经国在排挤其他派系推行小圈子控制上虽然是一致的，但为了争做蒋介石的“继承人”彼此妒嫉，常有摩擦。
1949年春，蒋经国与陈诚同时被派到台湾，但上任不久的蒋就辞去省党部主任委员职务，据说是因为两人的“情绪不一致”。陈任“东南军政长官”期间，两人因青年军人的人事关系也发生过摩擦。国民党政府逃踞台湾后，陈诚对蒋经国的扩展权势暗中戒备，表面上则采取敷衍态度。1950年3月，陈任“行政院长”时、在“行政院秘书长”或“内政部部长”的入选上都提过蒋经国的名字，但蒋经国（一说蒋介石）不肯，乃于4月间将“国防部政工局”扩大为“总政治部”以安抚他。蒋经国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通过政工特务控制了军队，常不通过陈诚自行派遣及撤换军官。如1950年夏，蒋经国派出四个省“游击司令”，而身兼“国防部长”的陈诚竟毫无所悉，陈曾因此深表不满。在国民党军队中，蒋经国的政工人员与陈诚的军事指挥人员间的矛盾亦极尖锐。据吴国桢于1954年6月29日在美国发表文章称，某些中级军官甚至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必须打仗的话，我们将不得不首先打死政治工作人员”。在1950年时，陈诚曾发牢骚称，在台湾第一是蒋经国，
第二是宋美龄，第三是吴国桢，他自己才算第四。并一度不到“行政院”办公，招致蒋介石的不满。在政府部门中两人也有矛盾，1951年初蒋经国曾欲以其手下“第一红人”郑彦■，打入“行政院”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但遭陈拒绝，到1953年2月郑才始出任该职。
蒋经国亦常借代蒋介石批阅公文的机会，对陈的公文予以批驳，使陈颇为不快。1952年8月陈曾因不甘接受蒋经国的威胁一度提出辞职。同年10月问国民党七全大会开会之前又因同样原因表示“辞职养病”，后又抱病参加。据1954年2月27日、28日香港《中声晚报》报道，第二任“副总统”
入选所以迟至2月16日“国大”召开前3天才作最后决定，是因为蒋经国不同意由陈诚出任。小蒋的理由是：“副总统”并非要职，主张以“元老”充数即可，而属意王宠惠。于是同拥陈方面的人员发生了争执，最后终于因陈握有军权而被蒋介石确定。但在国民党中常会表决时，蒋经国仍未投陈诚的票。其后蒋经国又积极反对陈企图以“副总统”兼任“行政院院长”，主张提拔“青年干部”主持台湾行政。当时接近蒋经国的台北英文《中国新闻》和《民主晚报》均发表评论认为“副总统”不应该兼任“行政院长”。1953年2月25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台北电称：“谁将接替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国的领袖，是国民党中两个最有力的分子中间极激烈的暗斗的问题。”在陈诚和蒋经国矛盾上，蒋介石常偏袒其子而抑制陈。这一点从蒋经国的势力发展上即可以看得出来，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排名上本来蒋经国一直追随陈诚，但到后来却一度超过陈诚。陈诚在行政系统中虽然有不少势力，但蒋却在军队、特工、党务、青年四大部门扎根结果。到了1961年左右，小蒋的势力已经超过了陈诚。虽然蒋介石在1957年10月23日的国民党八全会中提名陈诚担任副总裁，但这其实是宣告陈诚的提早“出局”罢了。
1959年，“行宪”
第二任“总统”蒋介石任期行将届满，为了连任，蒋介石父子动员了官邸派和有关亲信，在“国会”和报纸上制造“修宪”的舆论，此举引起了陈诚系统人马和清议知识分子的不满，导致了一场大辩论。当年反对“修宪”最卖力的，就属雷震为首的《自由中国》，在其杂志上著文反对“修宪”的，还包括以胡适为首的知识分子。
不过，这场大辩论在蒋氏父子“贿赂”“国民大会”以及雷震被宣判叛国罪而告落幕。蒋介石也在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修宪”后，被赋予无限期连任的机会。
蒋介石连任“总统”后，陈诚心灰意冷，虽然被蒋介石再次授命组阁，随即于1963年因病请辞“行政院长”。台湾“中央社”1963年12月6日发表一则陈诚声称他对蒋介石“准他辞职的德意深表感谢”的消息。他说：“近半年来，本人健康不佳，时感疲乏，迭向总统请辞。这并非逃避责任，而是恐怕有疏职守。但屡次均蒙恳切慰留，给假休养。9月初，适逢葛乐礼风灾发生深感救灾善后责任重大，故提前销假。近两月来，健康尚未恢复，医嘱仍须休养，因又请求辞职，始蒙批准。本人感谢总统德意，实非吾语可以形容。希望在健康之后，能继续以有生之年，全力报效国家。”
陈诚为何辞去“行政院院长”兼职，海外新闻界见解不同，香港的国民党报纸说他是因为“劳瘁”而坚辞；美联社的电讯则说他的下台实际上有政治原因。1964年4月22日，香港《联合评论》刊载一篇署名效微写的题为《陈诚被迫辞职的经过补述》的文章，分析比较全面，现摘要如下：如所周知，陈诚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可以说，也是蒋一手扶植的。可是，自蒋经国的势力逐渐扩张后，陈诚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尤其是三任总统非法连任以后蒋介石对陈诚也颇疑忌。
虽然陈诚被迫辞职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与蒋经国的利害冲突；但导致了蒋介石断然准许他辞职，也有若干近因的。首先是，去年有一架飞机飞往大陆投向中共，美国人曾有责难。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会席上提出此事，参谋总长彭孟缉认为是由于军队的待遇太过菲薄所致，蒋即指示应增加军人待遇。陈诚则说，一旦增加军人待遇，则文官的待遇势必随之增加，政府实无此财力。张其昀、谷正纲亦主张增加军人待遇，陈诚很不高兴，认为他们有意和他为难，反问他们从何处筹钱，并斥责他们说话“不负责任”。蒋即拂袖而退，陈也声言将辞职不干，这一次的中央常会也就不欢而散。稍后，蒋为了要任命蒋经国的人做国防后勤部长，准备将原任部长石党调任交通部长，陈诚认为观任交通部长沈怡的政声甚佳，不宜更动，表示坚拒。蒋乃将石改派为考试院铨叙部长，但对陈如此不服从指示，深致不满。
美国总统肯尼迪安葬，蒋廷黻曾来急电询问是否将派大员前往送葬。沈昌焕得电后，立即直接向蒋介石请示，结果决定只派蒋廷黻就近代表，陈诚始终未闻其事，后来美国舆情大表不满，留美华侨更为愤怒，蒋介石也觉得过意不去。陈诚曾在行政院会议席上对沈昌焕大加指责。接着行政院酝酿局部改组，陈诚拟以张厉生为副院长，陈雪屏为教育部长，并准备将沈昌焕及司法行政部长郑彦■、经济部长杨继增免职。蒋经国即欲以邓傅楷为教育部长，并维护郑彦■，蒋介石和宋美龄也维护沈昌焕，陈诚则认为沈非去不可，又在行政院会议席上，对沈大加指责，沈自恃能兼得蒋家父子主妇三人的宠信，竟亦反唇相讥，陈诚一怒而离席。行政院那次的会议几乎无法结束，还是政务委员余井塘以和事佬的姿态出来打圆场，才草草了事。
陈诚离开行政院后，余怒未息，即向蒋当面报告经过，并表示辞职不干。他也许以为可以迫使蒋同意将沈昌焕撤换，却不料蒋顺势说道“你太辛苦了，休息一下也好。”随即把此前陈诚因病请辞的一件旧呈文取出，在上面批了“准予辞职”四个字，用总统府的正式公文发回“行政院”，于是，陈诚不得不辞职了。
蒋介石迫陈诚辞职后，为了安抚后者，又嘱他推荐继任的人，陈乃推荐严家涂井建议以余井塘为“副院长”，蒋表示接受。但余井塘初不允就。陈认为如余不就，势必被蒋经国或属于他的人所夺去，乃亲往劝驾。为了防止蒋经国的人乘机渗入，其他各部会官员，陈也要求一律不动。
由于陈诚的个性倔强，平素不大买“立法委员”的账，他此次被迫辞职，许多原属CC系的“立法委员”都引以为快。严家涂被提名为“行政院长”后，虽得CC系的元老余井塘为“副院长”，但CC系的若干立委仍表示决不听余井塘的话，迫得严分别登门造访，他们始允支持，结果严获得的同意票，还比陈诚当年所得的为多，人们最初以为这是严谦恭为怀的收获。但事后的事实，证明实别有原因。在严阁组成不久后，“立法委员”即每人获得向“国家银行”借款6万元，分10年偿还的优惠待遇，蛛丝马迹，使人不能不怀疑这是他们投同意票的交换条件。此事本属秘密进行，不料被“国大代表”得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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