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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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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吹嘘，而镜头中好些“被俘红军”是让广西民团扮演的。他既不敢责备，又不愿嘉奖。薛岳等曾向他表示对桂系的不满，他只好发电责问：“共匪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论这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第二天，接白崇禧复电驳斥说：“职部仅兵力十八九个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孙子曰：‘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竭十八九个团全力，不足当彭匪德怀狼奔象突之势也。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永安，不趁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虽然职部龙虎、永安一战，俘获七千余人，比较钧座竭全国赋税资源，带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但此不是与中央社同争短长也。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匪数千，某次捕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孑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20万众，岂朱毛谙妖术，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
白崇禧的电报言辞之间，讥讽挖苦，刻薄尖酸，气得蒋介石在办公室里大发脾气，脑门上粗筋鼓突，连上海滩骂人的脏话也冲出来。
1935年1月，进入贵州省的红军主力击破黔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蒋介石在贵阳已陷入危境，坐卧不宁，十分恐慌。据当时担任贵阳警备司令的王天锡回忆，他动员了400个消防队员、宪兵和警察去城墙边赶修工事。蒋介石和宋美龄去看了，觉得不顶用。蒋介石急忙嘱咐王天锡准备飞机，这时又得到报告，机场附近发现红军便衣队。蒋介石急得来回徘徊，只好吩咐王天锡：“你给我找20名可靠的向导，弄些壮实的高头大马和两顶好轿子，越快越好。”蒋介石和宋美龄准备随时逃走。蒋介石觉得廖磊的第7军在独山、都匀离贵阳不远，又急电廖磊星夜兼程前进“救驾”。廖磊复电称：“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蒋介石又气又恨，骂道：“这简直是外国的军队了！”
幸得云南的龙云所部前来“救驾”，否则蒋介石性命危矣！
1935年，广西曾成立过一个反蒋的秘密组织，叫“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李宗仁担任会长，白崇禧亲任副会长。
为了反蒋、逼蒋下台，白崇禧从不放弃任何机会，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节节惨败，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歼，黄举枪自杀；黄维兵团也在双堆集被围。蒋介石急电“华中剿总”白崇禧部调兵驰援。白崇禧则对调兵援徐竭力反对，他认为逼蒋下台时机已到！
在此之前的10月30日晚，白崇禧曾到李宗仁官邸与其密谈。李宗仁对他说：“健生，司徒雷登大使已经告诉我了，他已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了要老蒋下台的建议，由我们跟共产党重开谈判。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可不能把自己的部队投向徐州战场为他（指老蒋）卖命呀！”
白崇禧听了真是喜出望外。现在，面对蒋介石的急电，他颇感得意。勉强让第20军东调以后，就再也不让第2军等部队调走了。国防部的电报、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电话，都被白崇禧硬邦邦的顶了回去。这可急坏了蒋介石，便亲自从南京打电话到汉口，找白崇禧讲话。开头双方的态度还好，以礼相称，“总统”“健生兄”称得颇热。说来说去，双方态度急剧变坏，声调越来越高，互不相让。蒋说：“我是总统，调2军是军令，你是军人，应该懂得服从命令。”白崇禧此时毫不示弱，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如你认为我不听命令，你撤我的职好了。”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一个电话打了半个多钟头。蒋介石气得把电话都甩了。白崇禧放下电话后也一不做二不休，下了紧急命令不准集结在沙市的第2军东调，还命令到了汉口的第9师开回沙市去。
当时的蒋介石真是内外交困，平津、淮海战场上，惨败的局面不可收拾，又干预美国大选，支持纽约州长社威竞选总统，与杜鲁门唱对台戏。11月间大选揭晓，还是在职总统杜鲁门当选。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飞去美国请求援助，遭到社鲁门拒绝。此时，蒋介石除了下野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12月17日，蒋介石正式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三人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邸拜访李宗仁，告以蒋介石有意下野，由李出来主持和谈。李宗仁让程思远把这消息打电话到汉口通知白崇禧。白崇禧高兴的不得了。
岂不知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谁笑在最后谁最美”，白崇禧笑得的确早了点。他似乎忘记了蒋介石是自己的生死对头，是个城府极深的阴谋家，竞被几句一文不值的许诺冲昏了头，以致误入歧途。如今他在台湾仰老蒋之鼻息，无异于笼中鸟、网中鱼，任其摆布，过着幽禁般的生活，每当忆及往事，不知该作何感想？而李宗仁的“皇帝梦”却也很快地惊醒了。
良禽择木而栖？
李宗仁到美国之后，于1955年提出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几点建议，在海内外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但却遭到了台湾当局激烈反对，他们严厉地遣责李宗仁是“为席卷大陆的共匪张目”、“年岁高而糊涂了”。
白崇禧到台湾后有着多重“身分”，其中之一便是充当蒋介石的“打手”，而被“打”的对象则是李宗仁，李宗仁一有风吹草动，白崇禧便会奉命出来讲话，或是发电报写信，对李发出一番责难。
1955年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作为代表在会议上作了精彩发言，并为中国人赢得了声誉。李宗仁看了甚为兴奋，他认为周恩来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途径，因而他很快就提出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主要内容如下：今后解决台湾问题之道，在我看来，可有甲、乙两案可循。
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
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使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如此战争危机可免。时日推移，大陆和台湾内部彼此敌视的态度减轻，则真正解决便可实现了。
蒋先生已年逾七十高年，生年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我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之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这无异于一枚重型炮弹在海峡两岸炸响，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却是白崇禧，在发表了一番攻击之词后，蒋对他的管束亦更加严厉。白崇禧的攻击虽言不由衷，但“身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
由于白崇禧和李宗仁的特殊关系，使蒋介石对白崇禧始终存有戒备之心。白崇禧是广西桂林人，与李宗仁是同乡。在统一广西与建设广西期间，人们皆以李、白、黄（黄绍■）并称。1923年，白崇禧任广西全权代表，前往广州士敏土工厂晋见孙中山大元帅，请求广西加入广东革命阵营。孙中山对此举极表欢迎，甚是欣喜。即秘密委任黄绍■为广西讨贼第一军总指挥。
白崇禧为总参谋长，潜回梧州缴沈鸿英之械，然后进兵桂平至南宁。当时李宗仁任陆荣廷部下之旅长，驻守琼州。当陆、沈争夺桂林时，讨贼军乘机发难攻取南宁。白崇禧联络李宗仁共襄盛举。最初李宗仁未表赞成，但经白崇禧剖析时局，晓以利害，李终应允参加。但李宗仁不用讨贼军名义，改称为“定桂军”。攻占南宁后，改组成立了讨贼联军，公推李宗仁为联军总司令，黄绍■为副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人事安排就绪，遂开始统一事业。因有此故，白崇禧与李宗仁之关系显得特别密切。其后多年中，他们经常是“联袂”而出，密切配合，这一点亦为众人所知。蒋介石自然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蒋介石不会忘记，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而欲与其一试高低的较量中，白崇禧是立了汗马功劳的。
1948年5月，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实施宪政，选举总统、副总统。按一般政党的政治惯例，总统由政党内部推出参加竞选并由竞选总统提出副总统候选人，以收辅助之功。
4月，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蒋介石竞选第一届行宪总统，竟获一致通过。当时竞选副总统的提名者有四人：孙科、于右任、程潜、李宗仁。按惯例，副总统之提名应由总统提出，交全会票选，倘超过半数即为副总统候选人。但当时参加提名竞选诸人竞争激烈，不得已改为自由竞赛选，各派间即展开了实力较量。
1947年冬季，李宗仁担任北平行辕主任，指挥冀、察、热等省军事，并负责支援东北军事，任务十分重大。当时李宗仁曾打电报给白崇禧，表示将出面竞选副总统，并要白崇禧将此转告蒋介石，以探其口气。听白崇禧转告后，蒋介石当面训示了两点，“一、北平行营剿共任务重要，不可脱离；二、我为军人，李某亦为军人，两位军人参加竞选不妥。”蒋要白崇禧据此转告。白崇禧照此电复李宗仁，要其中止竞选之念，不可南来。此电一去，即来再接李宗仁复电。
一日，李宗仁忽至南京，并前往看望白崇禧，他说：“北平有许多事情办不通，此行除述职外，并将晋见委座，说明竞选之决心。若竞选成功，即不回北平，若竞选失败，亦不返北平。”说毕，即动身前往见蒋。待回来时，他说：“委员长之意仍希望我回北平。”
参加竞选副总统的四位要员中，孙科的呼声较高，因他是孙中山之子，深获国民党政府及广东各界人士之支持；于右任为国民党元老，为西北人士所支持；程潜任武汉行营主任，为两湖所支持；高下难分。许多人认为孙科定可当选，但天下事却出人意料者多，李宗仁竟脱颖而出，登上了副总统的宝座。
大选之前，李宗仁、黄绍■、李品仙诸人暨广西国大代表、立监委等一致要白崇禧助李宗仁竞选。开始白崇禧并未答应为李助选，但他又以为这事于公于私实情面难却，终于答应。当时白崇禧任国防部长，更加其在国民党中之广泛影响，乃助选之最有利条件。北伐期间，白崇禧所经省份较多，认识结交之人亦不少，再加上在中央服务多年，与各方面往来频繁，交往甚广。同时，他信奉伊斯兰教，西北陕、甘、宁、青、新等省信徒甚多，尤以宁、青，新三省为基本选票所在。他是广西人，广西自成基本票。且于安徽抗战八年，亦有基本票。在白崇禧的运作之下，再加上东北、华北、西南、东南等为数不少的同情票，使李宗仁一跃而占压倒多数之优势，成为副总统。当时南京各报大作渲染，称李宗仁当选，白崇禧立功最大。而白崇禧未曾料到，他从此在政治纠纷的漩涡中却越陷越深。
当竞选之时，为争取选票，李宗仁与孙科双方不免动以情感，致两方关系受到影响。李宗仁的出现，使国民党中央政府出现了许多隔阂，凡此种种，实为白崇禧始料不及。
最令白崇禧担忧的是，他与蒋介石共事多年，深知蒋的为人，老蒋岂肯放过他？一位从南京赶来祝贺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的官员告诉白崇禧说：那天最后投票时，蒋在官邸内静听电台报告投票情况，当播音员播出李的票数已经过半依法当选时，蒋盛怒之下，一脚踢翻收音机，脸白如纸，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一言不发。司机因为蒋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仍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宫邸。蒋才下车，又上车，再吩咐开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的车刚进陵园，他又吩咐掉转车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急惶惶有如丧家之犬。
白崇禧听了，更为忧虑。果然没出他之所料，多天后，5月20日，总统与副总统宣誓就职。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南京城里张灯结彩，十分隆重。与会的文武百官及各国驻华使节均穿鲜明整齐的礼服。白崇禧发觉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而李宗仁一身军便服，仁立其后。在当时的气氛中看去，李宗仁不象参加宣誓的副总统，倒象随侍总统的马并。会后问起，才知李宗仁本来就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谁知就职前夕，侍从室传出蒋介石的手谕说，穿军便眼。白崇禧听后顿生一股寒意，这是蒋介石开始报复的讯号，往后还有更好受的呐。
果然，5天以后，5月25日，蒋介石请白崇禧到黄埔路官邸谈话。蒋介石知道白崇禧喜欢戴高帽，就和颜悦色地给他讲了一番恭维话，还说华中地区的战略地位如何如何重要，对今后局势举足轻重；又称赞他去年主持九江指挥所如何用兵得当，将中共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逐出”大别山，立了战功。然后，进入实质问题，蒋说，“健生兄，你是我国有数的军事家，我想请你出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驻节武汉，指挥华中军事，你看如何？”
又过了5天，6月1日，蒋介石在白崇禧并未表态的情况下突然任命何应钦为国防部长，顾祝同为参谋总长，而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白崇禧感到，蒋介石报复的利刃已经向他刺来。他气急败坏，坐卧不宁。夫人马佩璋也忿忿有气地说：“我本来就劝你不要帮助德公竞选，你硬是不听。这次自找苦吃，人家当了副总统，要你交出国防部长的乌纱帽作价。”
本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让他出任国防部长就没有给他实权，而让陈诚担任参谋总长，兵权在参谋总长手里，国防部只是个办事机关。白崇禧对蒋介石不重用自己，虽有怨气，却说不出口，只好出任这个空头国防部长。这次为了协助李宗仁竞选，连这个空头职务也丢了。当时，他正好在上海虹口刚买了一幢敌伪高级官员住的房子，一气之下，便与马佩璋跑到上海去住下，以示不能从命。
其实，蒋介石对白崇禧之怨恨井非始于“人之初”，他们二人曾经有过一次难得的“合壁”机缘，遗憾的是，这“机缘”稍纵即逝了。
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李宗仁约同李济深，推举蒋介石为总司令，并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蒋介石被任为总司令后，一日他就军队参谋长的人选问题征求李宗仁的意见。李宗仁说：“钮惕生先生应当最适当了，按资历，钮老是革命元勋，总理的老友。论才干，钮老在护国、护法各役中都任要职，以干练闻名。他在各界人士中德高望重，北伐军参谋长一职，非他莫属。”
蒋介石闻言后告诉李宗仁，钮惕生先生另有借重。李宗仁又问：“你心目中何人最合适呢？”
蒋介石道：“我看白崇禧比较适宜。”
李却认为白崇禧资历太浅，年纪太轻，恐不能担此重任。而蒋介石却十分坚决地表示：“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后来蒋介石正式邀请白崇禧担任参谋长之职。白崇禧即前往征求李宗仁的意见。李宗仁说：“我怕你干不了。”见李宗仁未表支持，白崇禧亦不能自决，遂对蒋介石的邀请婉谢不就。
谁也说不清，究竟是李宗仁不愿意放白崇禧，还是白崇禧出于情之故不愿意离开李宗仁。如果白崇禧对蒋介石的邀请一诺无辞，那么，日后他很可能成为蒋介石最得力、最信任的助手和军师。
难道白崇禧不知道“良禽择木而栖？”当时的蒋介石表面上继承了孙中山的衣钵，已成为实际上的领袖人物，前途未可限量。难道白崇禧宁愿屈居于李宗仁甚至黄绍■之下？抑或这就是白崇禧之人生哲学——“士为知己者死？”
不管结果如何，这件事却在蒋介石的心中投下了抹不去的阴影。最起码他已明白，他不会拥有这位心腹了。但蒋介石当初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这位没能成为他心腹的“干将”却成了他的劲敌。
1949年，白崇禧与李宗仁趁蒋介石内外交困之际逼其下野。而作为立杆见影的“回报”，1950年蒋介石以肃清间谍为由实行大批逮捕，在被捕的200名主犯及4000名从犯中，广西籍的军人和官吏最多。而白崇禧因和李宗仁解不开的渊源所得到的“回报”则伴随着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虎”威犹存白崇禧虽困居台北，但这位有“小诸葛”美誉、能征善战而又机敏过人的国民党干将，还经常成为新闻焦点，每当国民党当局有重大的人事安排时，都使很多人想到了他。俞鸿钧出任“行政院长”组阁时，“国防部长”的三位人选，是俞大维、薛岳和白崇禧；在确立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的人选时，香港及台北的舆论，都认为白崇禧最为恰当；及至俞内阁改组，一些人仍把白崇禧列进内阁范围。有关人士评论说，在桂系的主力人物中，白崇禧与李宗仁、黄旭初三人比较起来，无论在哪方面，自崇禧的确能干得多。过去人们提起桂系将领来，总是爱将他们三人比成“龙、虎、狗”。李宗仁是“龙”，因为他始终是桂系的首脑人物；黄旭初是“狗”，因为他经常是留在“家中”坐镇；而白崇禧则被人们公认为是“虎”。在许多事情中，白崇禧总是充当冲锋陷阵的角色，因为他的眼光和手段以及其为人处事等等均使桂系名人心悦诚服。
当孙中山在广州担任临时大总统时，白崇禧曾与蒋介石、何应钦和李宗仁并被称为“黄埔四杰”，为国民政府立下汗马功劳。
北伐战争开始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委员长，白崇禧则在经过一番曲折后，被蒋介石从李宗仁处借至军事委员会任军委参谋长。虽身为参谋长，但白崇禧却常常被遣往前线，或冒着炮火硝烟视察战事，或被委任为临时战区指挥官，甚至代替蒋介石行使指挥权，颇受重用。这使“小诸葛”的指挥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在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的一次战役中，军事委员会决定由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命其由广东之东江、潮梅，经福建至浙江，从而消灭浙江的孙传芳部队。何应钦率第10军之第3师、14师以及福建张贞之部进攻福建周荫人部，由潮梅转战松口大埔，一时不能至浙江，使进入浙江的东路军刘峙等部被孟昭月指挥的孙传芳驻浙江部队击败。
蒋介石接此情报，非常焦急，考虑再三，即将白崇禧召至跟前说：“何将军在福建对周荫人部，以判断作战情况非半月后不能调入浙江，东路军在浙江已遭受失败，势不能久等，浙江战事不利，不仅江西大本营根据地受影响，且使江右军也受威胁。东路军非兵力不足，乃系指挥官指挥不当，你我两人应前去一人。”
白崇禧深知蒋介石之用意，立即回答道：“总司令是全军之统帅，岂可往局部指挥，如总司令不以我才能浅薄，我愿前往东路服务。”
蒋介石闻言异常高兴，命白崇禧3日之内成立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并任其为总指挥，调总部参谋处长张定矫为参谋长，总部机要秘书潘宜之为政治部主任。因东路军已有总指挥，故新成立的指挥部只得以总指挥部下之前敌指挥部名义行使名指挥权。为此，蒋介石征求白崇禧的意见。白崇禧道：“为了革命，任何名义我在所不计”。蒋介石深以为是。
蒋介石亲自公布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即开赴前线。临行时，朱培德、唐生智、邓演达等主要将领聚集一起在南昌为白崇禧饯行。白崇禧向来不饮酒，一则为信奉伊斯兰教之故，二则因其8岁那年，在私塾读书时，因孔子圣诞，同学们饮酒庆祝，欢庆之间白崇禧喝得酩酊大醉，一夜毫无知觉。事后，母亲对他严厉告诫，从此他再不言酒。此次南昌饯行，众将官热烈招待，盛情难却，更因大丈夫将赴沙场，“壮怀激烈”，他首次破戒，开怀畅饮，竟将一瓶白兰地喝得干干净净，令在座众人大为惊奇。
不日，白崇禧接到消息，言其夫人马佩璋将由武汉动身前来南昌。然前线情势紧急，他不敢久等，即于第四日开赴前线。待夫人抵南昌时，他已在途中。为消减敌方锐气，白崇禧故意虚张声势，未至浙江常山时，他沿途不断拍电报至常山，下令常山县政府封两万人的船以备军用，并暗示大军不日将到达。待他到达常山时，县长亲自出外封船未归，县府秘书千秋鉴出迎并殷勤招待。千秋鉴凑到白崇禧面前颇为神秘地对他说：“您此行一定打胜仗！”白崇禧问：“何以见得？”
千秋鉴答道：“前夜扶乩得诗一首云：‘百万雄兵胸中罗，大■东来喜气多，天意也知归党国，皇图一片白山河’”。
千秋鉴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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