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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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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徐州会战中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蒋介石试图挽回颓势的计划即成泡影，被迫于28日宣布“引退”。这时，白崇禧即与李宗仁商量，觉得有与共产党划江分治的可能。到了3月，有一个和白崇禧相熟的民主人士，从香港悄悄北上到汉口，劝白崇禧趁此时机赶快起义，以了倒蒋之夙愿。并为此提出了可靠的保证，白崇禧把这个人留在汉口住了一个星期，同时暗地派人到南京征求李宗仁的意见。不知何故，他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位民主人士的建议，不过仍派人将其送至香港。
1949年4月，李宗仁代表南京政府派代表北上北平，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代表刘仲容回到南京后单独去见李宗仁，将代表毛泽东意见的中共报纸转给他。
李宗仁接过扫了几眼，上面赫然写着的文字下面，有一段用红笔画了道道，文曰：。。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
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并正告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向前进的。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李宗仁读罢，脸色骤然变得十分苍白，半天不作表示。不日，白崇禧专程从汉口飞到南京听报和谈消息，刘仲容对白崇禧说：“健公，你给毛先生和周先生的信我都当面转交了。你要我向中共方面提出的“划江而治’，‘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我已经当面向毛先生和周先生谈过了。中共方面态度很坚决，毛先生说，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
白崇禧忿忿地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
刘仲容在白崇禧身边工作了多年，也深知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他很希望能通过自己耐心做工作，使白的态度能有转变，而把白争取过来。他把毛主席所说的原话，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白崇禧，还特别强调说：“毛先生说，你很能带兵，将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尽其才，请你指挥国防军。”白崇禧对这番话却听不进去，对他说：“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让，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
第二天，白崇禧又对刘仲容说：“我们又不是不能打了，除了几十万陆军沿江布防和完整的海、空军配合，还有一条长江天险。再说，美国方面已经答应支持德公，有十多船军人已经启运，打起来，美国插手进来，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和谈，只有在中共不渡江的条件下，才能达成协议。”刘仲容觉得已经不好再谈下去了，该说的话已经都说了。他联想起这两天曾听白崇禧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蒋介石已经指令财政部从上海拔给“华中长官”白崇禧一批黄金。他觉得眼下再多说也没用了。
。。。和平谈判终于“流产”了。
1949年10月1日，在广州的李宗仁官邸的办公室里，一架收音机正播放着新中国成立的庆典实况，屋内李宗仁、白崇禧、程思远和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都坐着沉默不言。
广播结束后，他们讨论着自己的去向。广州已不是长久立足之地，他们将何去何从？留在此处，去当中共政府的子民？还是去蒋介石已经经营布置好的台湾岛呢？白崇禧因为最近已被蒋介石拉了一把，灌了甜言蜜语，就对李宗仁说：“德公，去台湾怎么样？”
李宗仁十分清楚，失去了与中共讲和的宝贵时机，己是大错，再去台湾，无异于自投罗网，必成为“张汉卿第二”，这是错上加错，他毅然飞往海外。
而白崇禧却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地被骗到台湾，而他的结局却也被周恩来总理而言中。
白先慧女士“冒险”之行时光到了1986年。
一直生活在台湾的白崇禧女儿白先慧女士，听说大陆正在拍摄故事片《血战台儿庄》，久埋在心底的一个愿望又涌了出来：“回家乡桂林看看。”她把这个想法向亲友们讲了之后，得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劝告：“阿慧，你大陆之行的念头万万使不得，只要你的脚一踏上大陆，共产党就会立即把你抓起来。不要忘了你父亲是共产党的对头！”“你父亲是甲级战犯，共产党怎么会放过你？”但白先慧女士对故乡的怀念太强烈了，说什么也要回去看看。临行时她说：“这次回故乡看看，就是被抓起来，死了也值得！”白先慧女士“冒险”来到桂林，不敢住高级宾馆，悄悄地在李宗仁元配夫人李秀文家里住了下来。李夫人从1949年开始，曾先后在香港、古巴和美国住了24年，1973年从美国回到祖国，在家乡桂林定居。她住在40年代曾经住过的叠彩山旁景色宜人的那幢两层楼房里，政府已把房屋修缮一新。白先慧女士住下之后，再三叮嘱李夫人及她家人说：“我这次来桂林谁也不见，万万不可走露消息。”她的心一刻也不踏实，害怕有人会认出她来找麻烦。李夫人看出了她的心绪，劝她打消顾虑，到大街上去走走看看。夜里，她终于走上了大街，像普通游客一样东看看西望望，观赏着美丽的夜景，并没有受到谁的干涉。于是，翌日她大着胆子在桂林的大街小巷串了起来，童年的旧居，读书的学校，亲友们的私邸，她都寻找到了，唤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白先慧女士在桂林各地转了几天，没发现有人盯梢，于是放心许多。她也像那些游客一样，脖子上挂着照相机，这里拍，那里照，她想把桂林统统装进相机带回去，让亲友饱赏一下家乡美丽的风光。
在桂林的最后几天，她索性搬到饭店住下来，看看又该怎么样？她在饭店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接待和服务。她该返程了，来到饭店服务台结帐，女服务员十分和蔼地对她说：“经理已经关照过了，不收您的费用，今后欢迎您和家人常回来旅游和长住。”
白女士的心在“咚咚”的跳着，试探道：“你和经理知道我是谁？”
“知道，您是白崇禧将军的女儿。白将军是抗日名将，又有‘小诸葛’之称，谁不知道呢？当然，他也打过内战，不过这一切都是历史了。可惜白将军没有回家乡来看看，就客死他乡了！”女服务员对白将军的死流露出这股的挽念之情，使得白女士心里发热，泪如泉涌，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把抓住服务员的双手。父亲于1966年在台湾病逝，白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祖国的亲人是这样理解他，又是这样宽待自己，暗笑自己回来时还有害怕被抓起来的念头，把一个堂堂正正的回乡探望搞成跟“冒险”行动一样。
白女士办完手续，急忙奔向飞机场，飞机快要起飞了，她急着从车上搬下来一袋沉重的行李，机场过磅员问：“里面装的是什么？”这时她已没有半点来时的精神负担了，对过磅员深情地说：“是桂林的土，还有桂林山上的和漓江里的石头。”过磅员信任地微笑着对她说，“好吧，是纪念礼物，那就免费了。”白女士又是一阵激动，泪水扑籁蔽地掉了下来。
快到飞机舷梯了，白女士又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望着候机大楼，又望着机场周围远远的山峦，她对机场人员说：“可以在这里照一张相吗？”“可以。”机场人员完全理解同胞的赤子之情，接过她手中的相机，让她自由选择好候机大楼为背景，还有那画一般多姿的远山，“咔嚓”一声，拍摄了她桂林“冒险”之行的最后一张彩照，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镜头。
白先慧女士依依不舍地走了。但是她的此次“冒险”之行，不但对于她自己，而且对于大陆亲友，都是难以忘记的。直到1987年2月17日，有人在《人民政协报》发表了一首诗《有赠白先慧女士》：玉宇琼楼绝胜前，榕湖两岸绿笼烟异乡梦远八千里，故土情深三十年。
隔海不知云外路，到家真入日边天。
煌煌舜世春风面，泪串珍珠化作泉。
第七节何应钦凄凉凋谢天字第一号闲人1987年10月21日上午7时30分，何应钦因心肺衰竭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他的一生，从外表上看轰轰烈，骨子里却是凄凄凉。他虽享年97岁，但仍未能看到祖国统一。
1958年1月1日，香港《新晚报》首次向读者披露了这则惊人内幕：在台北那些要员中，恐怕没有像何应钦那样郁郁不得志了。
该报进而说明，要是别人这样说还可以不相信，但是这话是出自一个一度当过国民党“特任官”的人士之口，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了。
当时何应钦的正式官衔是“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实际上什么工作也没有。这个“委员会”顾名思义，负责战略的策划和设计。可是，那几年台北官场一切都听命于美国人，“战略”当然也不是例外。在这种情形下，“战略顾问委员会”一年到头，难得开一两次会，“主任委员”因而成了天字第一号的闲员。
有好几次，他很想上美国走走，始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其实，他离开台北的目的倒是很简单，只是打算到纽约当“寓公”而已，因为1947年他任联合国参谋长会议的“国民党政权首席代表”时，在纽约近郊买了一所相当华丽的房子，并且在美国银行存下了一笔巨款。
照道理说，他和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时期起，便一起共事，蒋对他似乎应该深信不疑才是，为什么一定不让他离开台北呢？熟悉国民党内幕的人们都知道，蒋介石一直对他怀着芥蒂之心。
何应钦系贵州兴义人，家祖是牛贩子，后发了家，何的父亲是县自卫团的成员。
1901年，何到贵阳，进黔军陆军小学。毕业后，赴武昌在第三军中学学习。1908年，到日本先后人神武学校和士官学校。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由日本回国，加入上海陈其美部。1913年，任赣军第一师步兵营长。同年8月，他赴日完成学业。1916年回国，任黔军第四团团长兼贵州讲武学校校长。1919年，任黔军第二混合旅旅长。1920年，在贵州军警界任职。1921年，任黔军参谋长。
1924年1月，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参谋。6月在黄埔军校任少将衔战术总教官，教导第一团团长，10月13日，任黄埔军校军训部代理主任。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1926年1月，继蒋介石任一军军长。4月中山舰事件后，任黄埔军校教务长。
1926年7月，开始北伐战争，何任粤东潮州——梅县战区警备司令。
1927年4月，蒋介石与武汉当局分裂，在南京另立反对派政府。决定分三路继续北进，分别由蒋、何、李宗仁指挥。8月蒋介石辞职前往日本。蒋隐退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改编为军事委员会，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组成常务委员会。11月24日，国民党包括何在内的派系成员在蒋介石上海官邸聚会，讨论国民党的统一问题，12月何应钦率领一军北进以对付孙传芳的威胁，占领徐州后，何及其他国民党将领发表宣言，实际是拥护蒋介石的声明。1928年1月，蒋重新掌握军政大权后，何任浙江省主席。二月中，何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何任国务委员。11月，任军训部部长。1929年，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何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任“中政会”委员。同年被任命为海陆空三军参谋长。1929至1930年，历任开封、广州、郑州及武汉战区司令。1930年10月，任国防部长。
何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在农村消灭共产党势力。被任命力所谓国民党的“剿匪”军司令。1930年12月，第一次进攻失败，1931年2月，任南昌行辕主任，指挥赣、湘的部队与共产党作战。6月，何围剿战役失败，蒋亲自任指挥，何任“剿匪”野战军司令。他对江西的共产党部队进行了一系列激烈但又毫无结果的战斗。
1932年，为“中政会”特别事务委员会委员。1933年3月12日，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主任。与黄郛合作企图通过政治协商阻止日军前进。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
许多老百姓抵制签订这个协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冯玉祥也动员组织了抗日联军来表现群众的愤慨。
1933年11月，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交给何及黄郛一项叫做振兴华北的临时计划。后来的谈判导致华北及满州傀儡国之间铁路交通、邮电的恢复。
1935年，日本要搞华北五省自治，同年6月10日，何与日本驻华北警备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所谓“何梅协定”。
在北平，何除了担任国防部长及“军委会”北平分会主任外，还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他在国民政府中，是制定对日政策的制订人，成为人们仇恨的主要目标。“何梅协定”虽是秘密协定，但不可避免地为人所知。1935年秋，学生、群众反对华北自治，游行、示威愈演愈烈。
从上述简历可知，何应钦在国民党位高望重，但蒋介石用人首重浙江老乡，其次是黄埔生，再次才是他旧日的密友如张群等人。陈诚在北伐时只是一名团长，胡宗南在北伐时才当上营长，这两人受蒋青睐，以后扶摇直上。胡宗南成了“西北王”。陈诚呢？始终未脱离过直接带兵的部队，抗战前期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兼任九、六战区司令长官等职；蒋还把陈安置在何应钦的禁区——军政部兼政务次长，到抗战后期，索性就让陈兼任军政部长，一脚把何踢开，何虽然还有大本营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等头衔，实际上却被架空了。
为什么如此？其一，何应钦不是浙江人，虽有多年辅佐之劳，蒋在权衡利害时，仍不能不加以抑制。
其二，何应钦是国民党军队元老，他与元老军人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国民党老一辈的带兵人如李宗仁、程潜、唐生智以及白崇禧、顾祝同、刘峙等人，对陈诚以后的飞扬跋扈、把持一切着实不满，他们处于兔死狐悲之境，常常互寄同情，互相默契，联合拥何（应钦）反陈（诚）。1949年李宗仁当代总统，便请何应钦当行政院长，并支持顾祝同当参谋总长，虽然内里有多种因素，也是李宗仁对付蒋介石的一着。蒋对此感到憎厌与不安。
其三，最使蒋难忘的，还是1936年的“双十二”事变后他陷在西安的经历。当时，黄埔系的激进派与国民党人中的保守派，力主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拥何当“讨逆”总司令，何也飘飘然，动员、指挥军队沿陇海路向西安挺进，井派飞机往西安一带轰炸。道路传闻，据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想趁机把蒋炸死，以便何自己取而代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回南京后获悉此事，对何又不便率尔行事，只好把贺衷寒（军委会政训处长）、曾扩情（专管军队党务）大骂一顿，将他们撤职放逐出国。蒋、何关系上从此也蒙上一层阴影。由于这些原因，1949年何应钦到台湾后，便退居
第二线，落得个被冷落的可悲下场。
这段时间，“健康常乐”和“择善固执”成了他的座右铭。1971年10月4日，《亚中时报》曾有如下报道：栽植兰花，观赏兰艺，占据了何老将近三年来大部分的闲暇，三年的时间，他对“兰艺”由陌生到登堂入室，也花费了不少心思去“钻研”，现在，只要他见到了“外行”总会亲切和蔼的拉到一旁，上一课速成的“兰花经”。何老将军爱上兰花是非常偶然的，三年前，一位日籍友人为了向这位老将的“八十大寿”祝福，老远送来一盆“芙蓉殿”，何老将并不在意这盆看似平常的花草，就搁置在门口，两三天后那位日本朋友登门道贺，惊异于他的“外行”和“不惜花”，原来这竟是一盆价值廿五万元日币的名贵品种，喜爱国艺的何老将，从此引发了兴趣，在庭院中加盖了三间兰屋，取名为“常乐轩”，从此，鱼池中的廿四条华贵“金鱼”，又增加了一位美丽的朋友。何应钦将军所栽培的兰花将近两百盆，每天清晨六时他就起床亲自照料这些娇脆的生命，他拥有的“名花”非常的多，象目前身价颇高的“鹤之华”、“太阳”、“瑞宝”、“墨兰”等，及台湾少见的中国春兰“汪字”、“大富贵”、“余蝴蝶”、“翠一品”、“宋梅”、“集圆”、“如意素”，他都有栽藏，其中，“汪字”和“宋梅”在台湾仅有两盆，另一盆是栽培在总统官邸。
用“白手成家“来形容何将军的“产业”——兰花，该是最恰当的，他虽然有各品种的兰，却绝大部份是朋友送的，他说：“养兰必须要投下大资本，我自己是买不起的”。
国兰原产于我国，与我国的历史、文化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早在二千四百年前国人即知道兰花的欣赏栽培，由于兰的高尚雅洁，自古以来一直为骚人墨客所吟咏，入清以后，兰艺更是盛行一时，江浙一带书香人家几无一户没有兰花。
八十余高龄的何将军有一根细致的拐杖，但是他只有在赏兰时才用，每当他见到一株亲手培养的兰花发了新芽或是有演变成第二代的趋向时，他就会兴奋的举起拐杖频频指点说：“有希望！有希望！”。
也许是何将军认真、勤恳的精神感动了一盆“瑞玉”兰，在短短的三年内，竟由八英寸长长到二英尺大，这在兰艺界是很少见的，何老将在看到了他在兰花上可观的成绩，就如同他过去那些彪炳、煌耀的战绩般令他激动，他说“这就是变不可能为可能”。
何将军的恃从参谋魏中校说：“大家都尊敬他、爱戴他，他就象我们的老师，没有距离，部属们都赞佩他的‘大公无私’。
何将军的个性平和，他能和各阶层各年龄的朋友愉快相处，尤其是他轻松、幽默的谈吐，更使年青人如沐春风，敬而不畏。
他从不象别人一样责备今日的年轻人狂妄、无知、享乐、好逸恶劳，他认为一个时代的青年有一个时代的任务，他总是以长者之风勉励青年人“勤能补拙”，做人做事要认真、负责，对于国家、民族要忠贞不二，在这些方面，他确实是元时无刻不在身体力行。
年轻时的何将军，虽然戎马倥偬，却也度过了一段今天年轻人所最向往的岁月，他精于骑、猎，在他的“摩登”时代，他还记得他的坐骑是一匹黄色的壮马，“我的骑术不错”，他的口气中透着些自豪。
打猎也是个热门的玩意，惊险、刺激，及足够的机智，何应钦将军的足迹遍及大陆各省，来台后，也曾带着猎狗在高雄、嘉义、宜兰等地射猎山猪、野兔，他说：“打猎是猎狗第一，猎枪第二，技术第三”，自从前年他到屏东打了最后一次猎后，将近两年之久，没有再玩过枪了。
何将军同时也是位桥牌高手，台湾的桥牌盛行也是他一手提倡的，曾经是桥社名誉社长的何将军，如今因为“年纪大了”，只偶而在家中自己玩玩。有人玩笑性的向何将军说：“您是很现代，很时髦的吧。。”，何将军也不置可否，他的高尔夫球技硬是不弱，走上两圈都不会气喘，这就是他的健康之道了，所有的运动都是他维护健康的方法。
将届八四高龄的何应钦将军，确实懂得“健康而后常乐”的道理，他从不轻易发怒，看看他聪敏的双眼、双耳，和数得出的儿丝皱纹，他真不像一位八十几的老人，更不像一位曾经百战、驰骋沙场的老将，倒像一位哲人令人景慕。
南京受降出尽风头纵观何应钦一生，最风光的时刻莫过于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典礼了。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过八年的含辛茹苦、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停战昭书”，正式接受波茨但公告，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根据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部划分的受降分工，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是北纬16度以北地区，包括中国大陆、越南北部、台湾、香港和海南岛等岛屿。后来因香港原为英国殖民地，临时又通知划归英军受降。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被中国政府任命为中国战区的受降主官。
因此，何应钦领导并主持了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整个活动，尤其是亲自主持了南京的接受日军投降典礼。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投降过程，是按三个步骤进行的。一是芷江洽降；二是南京投降；三是全国按十六个受降区分别投降。芷江是湖南西部的一个军事重镇，是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也是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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