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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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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山理虽然心里还在嘀咕这个工作任务的突然性，但他对周总理分配的任务从来是不打一点折扣的。
他回家后，收拾自己离家后7个多月积下的那一大堆信。其中的一封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汤姆森博士是邓山理年轻时候的天津读书时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他在给邓山理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邓山理：我有一个儿子，名叫马修，最近刚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他在纽约的一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里找了个饭碗。这所的老板是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先生。
据说，尼克松先生有可能再次作为总统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他在早期的民意测验中占了约翰逊上风，我记得尼克松是个颇为内向、害羞的学生，但他好胜心很强，头脑也挺灵，很难想像这个孩子将会成为美国总统。
尼克松为马修找工作帮了很大的忙，我真希望尼克松别把他拉入政治。
我十分关心中国，有关中国的报刊文章我都要读。我希望你平安地度过这些动乱的岁月。愿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你。
你的忠实的埃兹拉1966年圣诞节邓山理这时才有些明白了周总理的意思。
过了些日子，他把周总理交办的事做好了。文章送上后不久，周总理又把他接去了。
这次他又见到了宋庆龄。她还记得他们很久以前在日本相处在一起的事，都很高兴地谈了起来。周恩来说：“今天请老邓来，主要是想让他谈谈对尼克松的看法的。他的对美国情况的文章写得很有趣，我都读过了，现在还想听他说说。”
邓山理就把自己对尼克松其人的情况说了一些，然后说：“我认为他很可能一心一意献身于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活动家。”“假如尼克松赢了这次选举，我们必须影响他的思想，使他变得对我们有利。他真的会放弃他的老朋友，转而对我国友好吗？很难说吧？”
“是的，不过我有个在尼克松身边工作的年轻朋友。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他是谁？”
“他叫马修·汤姆森，在纽约的尼克松办公室工作。我和他父亲关系很密切，从小就是好朋友。我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不久，一个名叫洪伟良的先生约马修·汤姆森这个年轻有为的律师到香港去办一件事务，但是他很快就发觉，他真正的见面人却是他父亲的一个老朋友，从北京来的邓山理先生。
邓先生对他说：“你父亲在圣诞节前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我说，你在一家实力雄厚的律师事务所工作。”
“是的，我在处理国际问题的部门工作。这正是我的专业特长。”
邓山理说了一句有意味的话：“很好，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能帮助中国人民。你知道我们在美国没有大使馆和领事馆。中美两国之间如此疏远，实在是没有道理。”
马修点点头，“是的，这很不正常。”
邓山理接着说：“你们的杜勒斯在日内瓦拒绝了同周恩来总理握手，照常理说中国领导人是不会再向他们伸手了，除非看到美国领导人先伸出手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马修说明白，这是一种常理：“那么怎么才会有这个开端呢？”
“那就需要有一个有胆识有远见的美国政治领导人才行。”
马修看出父亲的这个老朋友跟他谈话的真正用意了，“那你认为尼克松先生是这样的领导人吗？可是说不定他赢不了明年11月的选举呢。”
邓山理笑着说：“在这些候选人中，你那位老板是最佳人选。”
“看来你是把赌注下在尼克松身上了？”
“你认为他对中国会感兴趣吗？”
“肯定感兴趣。”
“你估计他会听你谈谈中国问题吗？”
“他说要我回去汇报对香港的印象。我相信，对我回去要讲的话，他还是要听的。”
邓山理诚恳地对年轻的美国律师说：“我不能肯定我们会成功，但我觉得这是对中美两国都有好处的事，值得试一试。请你帮助我。”
马修说：“只要你不让我干谍报工作，我愿意尽力而为。”邓山理笑呵呵地点点头：“当然不会让你当间谍的。我们只是想找个能在尼克松身边传传话的人。”
几天后，回到美国纽约的马修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尼克松。他先从香港的事慢慢地引到了他想要说的事上。
“我有幸遇上了家父昔日的好朋友。他们曾经在天津一起读书，是同窗好友。是个共产党人，是外交部的官员。他对我谈了中国对外界要建立联系的想法。”
“中国领导人会同意他的看法吗？”尼克松沉思着。
“是的，我特别问了有关台湾的问题，因为这是美中两国在和平解决问题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可邓先生说只要化时间谈判，双方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
尼克松两眼凝视着马修，“我真怀疑他的那些领导人会同意这种观点。
不过我们也确实应该调整策略，改善与大陆中国的关系了。”
马修点点头。他想这是个很重要的讯息，足以写信告诉邓山理了。尼克松是开明的政治家，比其他任何人都站得高，看得远。
“这是我们当前外交事务所面临的一大课题。中国是一只潜在的巨大奖杯，有远见卓识的美国人应该赢得它。”尼克松慢慢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个文件夹。“这里有一篇有关亚洲的文章，你想读一读吗？”
“好的，先生。我一定好好拜读。”
马修接过文件，认真地对尼克松说，“你如果觉得我对你有用的话，我愿意在你的竞选活动中效劳。”
两天后，马修在写给邓山理的信中说：“我已成为总统候选人的私人助理。”
不久，马修接到香港方面的电话，是洪先生的。但是马修听出意思来了，是邓山理的事。他很快脱身去了香港。不过这次他没把此行告诉尼克松。他想在事情未有眉目前，不能说得太早。
马修才走下飞机，就看见邓山理站在舷梯下等着了。
“欢迎你到北京去做两天客人。我们就上飞机吧。”
于是才下飞机，就又上了天。飞机到了马修从未去过的那个神秘的大陆。当天晚上，马修被一辆小车送进了一个安静的小庭院。一位年轻的中国姑娘站在门口迎候着他。
“欢迎你，汤姆森先生。我叫王莉芳，担任今天的翻译。请进。”
起居室尽头较暗的灯光下面，坐着一男一女。那个看去有点面熟的男人站起来，笑着向他迎过来。那姑娘对他说：“这是周总理。”
周恩来对另一年老的女士说：“孙夫人，我可以向你介绍美国来的汤姆森先生吗？”
宋庆龄从那椅子里伸出手，“你好，汤姆森先生，你来我家作客，我很高兴。”
“谢谢您，孙夫人。”马修这才知道这原来是孙中山夫人的私人住处。
晚宴结束后，周恩来把马修单独留下谈话。两人谈了美国选举的情况。
马修认为尼克松选上的可能性较大。
第二天早上，马修被邓山理从被窝里叫醒，告诉他一个大新闻：约翰逊宣布退出竞选了。马修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尼克松获得提名的可能性更大了。周恩来又一次接见了马修，听他谈了尼克松与其他两个党内的竞选对手里根和汉弗莱的优劣对比。马修认为他们两人都不如尼克松取胜的把握大。事实证明，马修的分析判断是对的，尼克松果然连连战胜对手，当上了美国总统。
美国新政权“第一项政策声明”
1968年11月5日，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以微弱的多数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赫伯特·汉费莱，竞选获胜，担任美国第37届总统，1969年1月上台。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就职后12天，便向基辛格表示：“应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之后，3月7日，国务卿罗杰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谈到美对华政策时说：“中国人口众多，有着极大的潜在力量和不断发展的核能力”，“我们继续期待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进行有益的对话方面取得进展，以缓和紧张关系，解决我们的分歧，并着手建立一种比较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为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将欢迎恢复我们同中国人之间的会谈。”罗杰斯的谈话，被称为尼克松政府“第一项政策声明”。看来，尼克松政府将把探索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作为它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
历史何以会出现这样的转机？尼克松所以热心和中国改善关系，有诸多因素。
尼克松上台之后，美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全球扩张和称霸的一贯战略已经维持不下去。从国内看，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处于鼎盛时期，到了70年代，美国经济已出现衰退的端倪，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巨额的战争费用开支，大大地增加了财政负担，使美国的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大大减弱，使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美国在经济上的“喜马拉雅山”正在倾倒，这不能不使美国政府的当权者们忧虑万分。从国际看，美国的全球战略到处碰壁，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是由于它的遏制政策和霸权政策，使它的脚陷在了亚洲。朝鲜战争使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到战争失败，使其国际地位明显削弱。在越南战争中，随着战争的升级，美国在越南和印支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军费开支浩大，士兵反战情绪越来越强烈，因为反战浪潮席卷，使广大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迅速增长。美国在日本的情况也每况愈下，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成为与美国竞争的强劲对手。西欧对美国越来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美苏之间的核竞赛愈演愈烈；中东国家反美情绪高涨。美国在国际范围内，已失去了控制能力，争霸全球战略的方针越来越不灵了。这种内外情况，迫使尼克松不得不对它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尼克松调整对华政策尼克松在调整外交关系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是他重点之一。
在尼克松的战略考虑中，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必要性在于：首先，尼克松认识到，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继续把它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不可能的。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封锁和遏制，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国力日益增强；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国际威望越来越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美国奉行的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越来越不满；甚至西欧国家也认为美国的这种政策是愚蠢的作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仍然无视于中国和世界的变化，一意孤行，继续孤立和不承认中国，到头来只有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尼克松较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不得不认识到：美国是改变对中国敌视政策的时候了。2月18日，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说：“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其次，美国需要在与苏联的抗衡中，减轻压力和负担。美国与苏联的争霸愈演愈烈，双方不仅进行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而且在全球各个地区进行角逐。这两个超级大国和中国都保持着敌对状态。苏联把和中国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为国家关系上的分歧，并且用霸权主义威胁中国。在中国北部边疆阵兵百万，造成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在美苏争霸中，中国成为一个制衡力量，中国和任何一方和解，都会使这个世界性的三角发生倾斜。尼克松认为，中国北部边境的紧张状态，是中国人可能倾向于和美国和解的重要动因，同时美国和中国的和解将有利于美国和苏联的抗衡。尼克松说：“我相信历史会表明，如果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方面不迈出这样第一步，在同苏联的实力对比上，我们现在似乎一定会处于面临危及生存的不利情况。”尼克松认为，实现三角外交具有可能性也具有重要性。他感到向中国打开大门不会危及反而会促进美苏关系。尼克松还意识到，对中国采取主动会给他政治上带来好处；选择最佳时机访问北京将使美国的自由派感到震惊，打乱他们的阵脚，从而保证他再度当选。如果他能闯入这个拥有地球四分之一人口国家的大门，那么他的形象就会骤然“高大”起来，压倒所有那些呆在国内无所作为的民主党的反对派。基辛格也指出，我们受到警告说，打开中国的口子会使美苏关系倒退，事实上，打开这个口子在几个对苏关系的问题上反而会打破僵局。
最后，尼克松政府认为，在美国经济衰退，竞争能力减弱的情况下，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有利于发展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广大而潜在的市场将会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和好处。在未来的亚洲竞争中，美苏日中四国将成为互相竞争，制约的力量，从而造成亚洲的均势，保持亚洲力量的平衡和稳定。
尼克松从美国新的全球战略计划出发，把改善和中国的关系纳入了美国新的全球战略计划之中，承认中国将是他任期内期望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他向其阁僚们解释：“我们与中国的疏远，尽管从纯粹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是不无道理的，但是，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都再也承担不起意识形态这个奢侈品了。”
第三节台苏“特使”再会维也纳路易斯再次提约1969年5月1日清晨5时，路易斯从罗马打电话来，要求从台湾驻罗马“大使馆”取得去台的签证，并说由于签证的关系，他在罗马不能住得太久。魏景蒙告诉他，台北和东京一样糟，到处都是新闻记者。要他到曼谷或新加坡去。
他说，他没法去新加坡，去曼谷也只能停留24小时。在罗马没人注意他，因此最好是从罗马直接来台北。
魏要他在罗马等，5小时后给他答复。
路易斯给魏景蒙留了他的地址和电话：伊登旅馆215房；旅馆总机：480551。
上午8时5分，魏在台“国防部”打电话给路易斯：“我准备于一周或10天后启程经香港赴曼谷，途中还要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停留，预计要在5月18日或19日抵达目的地。如果没有意外，可望在5月20日在曼谷和你见面。至于为何要迟延那么久，等见面时再告诉你。这段时间，请你和台湾驻曼谷新闻参事屠益箴联系，屠的办公室电话：58053；住宅：91449。魏说，我会随时让屠益箴知道自己的行程。
路易斯说：“签证有问题，我只能拿到曼谷的过境签证。请选一周以内的任何时间见面。”
魏说：“可我不能在5月20日以前到曼谷。请你作些调整，并让我知道。”
路：“确实有困难，请你重新考虑提前在一周内动身，并打电话给我。”魏：“等请示后回答。”
当魏去向在“立法院”的蒋经国报告时，蒋说：“不可以。如果路易斯今晚没打电话来，就去电告诉他，不能在5月20日以前见面。”
后来蒋经国又打电话告诉魏：“不必给他打电话，请立即到我处来。”
当魏来到他长安东路的官邸时，蒋经国告诉魏：“最好不要在20日去曼谷见他。如果他再打电话来，并坚持要在一周或10天内见面，就告诉在罗马或维也纳见他。如果没电话，还是在20日以前去曼谷，等几天。”
5月4日10时30分，路易斯打电话到魏家，魏不在。下午2时5分，魏打电话给路易斯，4时才接通（经过美国）。此时，他已改住维也纳的劳顿旅馆（HOTELSCHLOSSLAUDON）电话：842430。他希望6月和魏见面，或者马上在维也纳见。魏回答：“可以在5月12日至14日在维也纳见。”
通话后，魏马上联系蒋经国。因他去庆生旅行，至下午6时，才接通电话，魏景蒙向蒋经国报告通话之事，蒋说：“考虑后再答复。”魏说：“我必须打电话把决定告诉路易斯。”5月5日，蒋经国再次来电，首先向魏景蒙通报了西德人克拉索夫斯基获自法新社驻莫斯科记者3月26日的报告：谢里宾、贝里舍等主张与台接近。近日会议中有5项基本问题之建议，并获得上级有条件支持：A。毛政权有崩溃及内战可能，（苏联）可能与台合作且极有希望。
B。中苏合作基础，可用有条件或密约规定之。双方协议在毛崩溃后，成立一个国民党与新组织之共产党合作之联合政府。
C。新的中国国家制度，不一定要使用共产党名称，但须符合社会经济之进步条件。故在相当期间内，容许一个两党之“人民民主国家制度”。
D。国共联合政府仅属过渡性质，苏联对于联合政府之援助，不仅于新中国共产党；惟因该新中国共产党需要相当长时间始能在社会、政治方面发展成一个具有力量之亲苏党派，故苏联必须先与中国国民党合作。
E。美国的远东政策，为莫斯科与台北接近之最大障碍。
蒋说，“研究后以为，贝里舍不致与谢里宾同流，前者为元老派，而谢则为少壮派。”
5月6日上午10时30分，蒋经国约见魂景蒙，将魏的行程改为：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曼谷——维也纳——罗马——曼谷——香港。蒋要魏轻松的进行这次旅行，届时向岛内媒体发布魏出国的新闻，但魏在国外与台联络时勿用“路易斯”的名字。
下午3时15分，魏再见蒋经国。讨论将来以何种方法联络。在这次会晤中，蒋经国说：“最好把比利时列入行程，而且国家愈多愈好。已告诉“总统”，你会在香港停留一天。”
魏说：“取得欧洲签证，需要在香港待两天。”
蒋介石审定会谈原则下午4时，魏陪同蒋经国赴土林官邸见蒋介石。蒋介石对魏景蒙之行有关细节作出安排，魏记录如下：一、行程增列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丹麦。
二、将向路易斯宣读由蒋经国和魏所写，并由蒋介石亲自改正及批准的要点。向他读过文件后即予销毁。魏不携带中文原件。
三、若路易斯问起以下问题时，魏应以口头回答。
1。问魏从台北带来什么条件或文字？
答：因为是他要求魏来的，便没有什么好说。
2．台湾需要何种武器和装备？
答：你对我们台湾的装备情形很清楚，你应该可以提出一份清单。
四、下次会谈应在台北进行，因为必须由蒋介石或蒋经国来做决定，而他们几乎无法悄悄不为人知地离开台湾。
五、如果下一次会谈是不须请示的事务性协商，则在维也纳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
（魏这次最重要的任务，是使他们以具体措词谈如何合作，以及应采何种步骤推翻毛政权。）
对蒋介石批示的5点原则，魏记：一、中国大陆毛政权仍然存在已经危害了甲乙双方的基本利益（甲：中国，乙：苏联），如再令其继续发展必成更恶劣的后果，此点即为甲乙双方合作之基础。
二、有关合作之办法，首先应以双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权，以及推翻后甲乙双方应采取之政策为先决条件，故商讨各种办法之前必先决定政策。三、甲方与乙方共同合作推翻毛政权，可得到国内的朝野及大陆人民之谅解。但决不能采取在历史上已经失败并因此而造成甲乙双方极大的祸患，即所谓国共合作之政策。
任何以共产党名义号召之举，不独遭到中国人民之恐惧、痛恨，就是毛共组织内之反毛分子亦将起而抵抗，此对乙方亦为绝对有害而不利的。
当年乙方如能遵照中苏友好条约，支持蒋委员长领导之国民政府谋得统一，则决不致形成如今日对甲乙双方共同之祸患。
四、甲方为吸收毛政权内各部门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以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之下采取反毛救国联合联线，其在全国各党派中成员之一参加共同讨毛复国之战争。
五、至于甲乙双方之基本问题如边疆、经济、外交等，应作为今后商谈之主要课题。
5月7日，蒋经国再次指示魏景蒙：1．出国之事不发布新闻。
2．可能不会谈到5点原则。
3．在出国期间完全不和他直接联络。
莫斯科对台保证1969年7日下午，魏景蒙抵港。安计划，一路顺利：9日晚抵新加坡、10日抵吉隆坡、12日夜飞罗马、13日抵西德、14日晚抵维也纳。
在约定地点进晚餐时，魏景蒙见到了路易斯，但有一人与他同桌，其身后还有一人。魏没有和他招呼。11时半，路来电话约魏在宾馆外散步。魏安时来到了约定地，在马路上，路易斯说：“返国后，当局还有对中共姑息者，至珍宝岛事发生后始有行动，此事曾一再搁置。4月去电话时，莫斯科已有大使阶之人在东京等候。在罗马再去电话，东京之人已回莫斯科。当初急欲去台之意是让东京之人速与台湾搭线。”
魏告其：“将来重要之接谈必须在台湾。”
路回答：“主持政策者无法更名改姓，而又绝对不愿外间知道赴台之事。故今后联络问题，大家再想想。”接着，他转换了话题：“在罗马时曾到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馆申请入境不成，又到驻意大使馆又不成。曾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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