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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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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参谋长南仲周认为，事件发生前，苏军调动频繁，情况异常，这些情况多次向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汇报过，现有电话记录可以做证，汇报中曾多次要求暂停巡逻，但上级都没有答复。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说：“接到塔城军分区的报告后，我们是慎重研究过的，并且有情况不明暂不巡逻的决定，但上报军区后，一直未接到批复，不得已只好让值勤分队继续巡逻。为了此事，赵副司令员曾亲自打电话找到龙书金，并且吵骂了一通。”
新疆军区作战部科长官为友、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岳耀礼说：塔城上报的情况我们都已知道，作为参谋人员，我们也同意暂停巡逻，但是给领导汇报后，确没人理睬。
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说：“为此事我曾专门请示过龙书金司令员，司令员让我报告北京外交部，止他们拿意见。由于事关重大，在外交部没有明确答复前，我不敢擅自下令停止巡逻。”
关于一个边防哨所是否巡逻的问题，居然要由远隔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负责。这实在有点滑稽。再查北京外交部，外交部答复值班人员已回电，关于边防部队的巡逻间隔，巡逻路线，可由新疆军区自行确定。
从北京到新疆，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究竟谁应该为“8·13”事件负责呢？鬼知道！
直到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这些纠缠不清的失误才一古脑儿落到林彪死党龙书金的头上。龙书金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苏联欲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美国，联合国总部大厦。
“苏中再度发生流血冲突，苏军歼敌30多人。”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的办公桌上，放着这样一份简报。
马利克像一条抢到了一条骨头的狗，兴奋异常，在办公室里从这头走向那头，又从那头走向这头。
“这些可恶的中国人，决不能让他们得逞！想和伟大的苏联开战，也不掂掂自己的份量！”他举起双拳咆哮着：“这些黄种的混蛋，统统都得干掉！”他拿起电话，向苏联驻美大使馆询问苏联领导人有什么反应。
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正在商议是否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
葛罗米柯气呼呼地首先发言：“我刚刚听说，昨天格列奇科同志命令军方擅自动手，在新疆消灭了中国一支30多人的边防巡逻队，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因为在达曼斯基岛我们吃了亏就在新疆反咬一口吗？这种做法，未免太短视，太小家子气了！这与我们国家的伟大形象相符吗？”柯西金马上帮腔说：“如果是为了教训中国，这种隔靴搔痒的做法有什么用呢？去年我们的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让我们国家的形象蒙受了重大损害。要知道，我们正在推进的亚洲安全体系很可能因格列奇科同志的这一顿枪炮而破产！这划得来吗？”
勃列日涅夫轻声说了句：“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葛罗米柯从公事包里抽出几张纸来，往勃列日涅夫面前一扔：“请你看看吧！这是20多个使馆今天打来的电报。如果说达曼斯基岛发生冲突时，世界还弄不清是哪一个首先挑起战火的话，那这次可就昭然若揭了。不会有一个国家不认为我们是战争的挑起者。”
勃列日涅夫沉吟了一会儿说：“我看，现在还是让我们商量一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吧！”
在旁边一直闷头吸烟的格列奇科终于坐不住了：“我坚持我的意见，在中国狂人面前，我们的态度必须强硬些！如果想惩治他们而又避免我们的损失过重，那么就应该让我们的原子弹显显威风。要根除中国的威胁，就必须用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武器，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劳永逸的打击。只有通过这样的外科手术，才能摘取亚洲的毒瘤！”
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嘟囔了一句：“那不引起世界大战才怪呢！”
柯西金站了起来：“格列奇科同志，你想过吗？对付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动用几颗原子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况且，中国人手中也有核按钮，一旦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时候，他们肯定会不计后果进行反击的，到那时候，恐怕不仅仅是爆发第三次大战的问题了，我看世界的末日也该到了！”
葛罗米柯紧接着柯西金的话说：“中国什么资源最丰富？人！请你试想一下，中国军队越过国境冲进苏联，完全可以是几百万人甚至是上千万人蜂拥而入，我们的武装再精良，也难保一定打得过他们呀！”奥加尔科夫补充说：“谁都知道，中国人是最擅长打游击战的！他们可以一直打下去，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像美国在越南一样陷进战争的泥淖里。”
反格列奇科派似乎占了上风。
勃列日涅夫总结说：“刚才大家各抒己见，我相信大家都是在严肃地对待我们国家和中国的冲突。既然这件事非同小可，我建议大家回去后再认真思考一下，然后我们再作出决定。”
其实，勃列日涅夫还是倾向于格列奇科的意见的。会后，他召集格列奇科等人在苏军总部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
接着，苏军大本营的首脑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活动：任命战略火箭军副司令托庐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区司令，以加强核打击行动中指挥力量；命令在远东的苏军战略导弹队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等候发射命令。
8月28日深夜，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接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密令：“为了我国和美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我军大本营准备对中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解除中国的核武器，请你秘密地征询一下美国当政者的意见，最好能和尼克松总统或基辛格博士个别面谈。我们只攻击军事目标，不会伤及无辜生命，而且我们释放的当量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不会造成环球大气污染，也不会对地球的生态平衡有很大的破坏。”
放下热线电话后，多勃雷宁立即摸起另一部电话，打通了基辛格的号码。
基辛格最后的答复是：“请耐心等待，我们需要慎重研究。”
尼克松技巧“泄密”
尼克松听说苏联要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的消息后，立即意识到，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是来自苏联，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中国没有过扩张的野心和行为。一个强大中国存在是附合西方的战略利益的。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内阁成员紧急磋商后，取得了这样几点共识：首先，如果美国坚决反对，苏联一般不会敢于轻易动用核武器，因为这既不符合国际宪章，也违反美苏间的协定。
其次，美国反对的理由，最好只强调美国的利益，而不涉及中国。因为过多的涉及，一方面会把美苏关系搞僵，使缓和的局面彻底毁掉；另一方面，也会伤害中国的尊严。
第三，应该设法将苏联的意图尽快通知中国，使他们有所准备，制定必要的应变措施。
前两点还好办，这最后一条可把基辛格给难住了。美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双方积怨很深，直接告诉中国，一来缺少合适的渠道，二来也可能会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误解，以为美国在耍什么花招。
尼克松出了一个主意：把消息透露给某家报纸的记者，让他们捅出去。
这样即使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他也只能干瞪眼。美国无秘密嘛！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则震动世界的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顿时整个世界凝固了，窒息了，人们那惊恐的目光，聚焦在中苏边界两端的导弹发射架上。
正在克里姆林宫焦急等待回音的勃列日涅夫，等来的是他那份阴谋的公开曝光。
他被美国人出卖了，愚弄了。
除了暴跳和怒骂，勃列日涅夫还能有别的办法撒气吗？
10月15日，基辛格向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正式阐明了美国政府对此事的立场：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对于苏联的行动，美国不能坐视不管。战争一旦爆发，美国会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将对苏联采取同样的行动。
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将招致中国方面的报复，核战争所产生的污染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在亚洲驻扎的数十万军人的安危，并会使全球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
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立即与几个老帅开会分析这则消息的可靠性并商议对策。
几位老帅都认为，苏联要打核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因为他们的常规武器用于和中国打进攻战，力量还远远不够。
聂荣臻分析说，所谓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无非是指对我国部分重要目标进行毁灭性或摘除性的打击，而这些目标很可能是中国的核导弹基地和北京及东北的一些重要工业基地。
因此，聂帅建议，城市应该以疏散、隐蔽和防护为主。现在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让这些城市迅速挖掘防空掩体，同时在全民中广泛进行防止光辐射、核污染的应急练习。
第十二章林彪坠机黄沙，黄埔校长悲怆泪涌。“山姆大叔”不忘“老朋友”，蒋介石不敢贸然“与魔鬼握手”
第一节“密使”失约罗马毛泽东对战争的预料中南海游泳池，澄澈的水波里，一个宽厚的身躯静止般仰浮在水面上。
许久，粗壮的胳膊才高高扬起，缓缓地划动了一下。。在水面上仰浮，是毛泽东最喜爱的游泳姿式，也是他思索问题的最佳方式。
此刻，他仰浮在水面上，眼睑紧闭，声息全无，似乎静静地睡着了。
其实，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脑海里正涌动着滔天巨浪。他思索着：怎样操动手中的舵浆才能将8亿人的航船避开急流险滩，驶进一个安全的港湾。中苏边境，苏军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总兵力足有100万，虎视眈眈正欲跃马挥刀，卷地杀来。
百万大军，这算什么？我有500万大军与之抗衡。就算他的一万辆坦克突破了我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但在纵深预定战场上，他们会发现陷入了灭顶之灾的重重包围之中。到那时，他们食无粮草，住无居所，车无油料，炮无弹药。。8亿人民8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苏军的千里补给线，会被我处处掐断，先头冲击的部队会在我铜墙铁壁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的实战机群，会将苏军的大肚子运输机打得尸骨无存。到那时，不仅这百万大军无法做困兽之斗，我们的铁军还将杀过边界，将战火引向苏联的国土。北京不保，莫斯科也将无存。。哼！没有400万军队，他别想打我的主意。而苏军的总兵力只有320万。毛泽东挥动了一下手臂，伴随着躯体的漂移思绪仿佛也转到了另一个光点。
核战争，勃列日涅夫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启动核战争的按钮？
毛泽东陷入了更深层的思索中。
毛泽东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
记得十多年前第二次出访莫斯科的时候，他同当时的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发生过一场关于核战争的辩论。针对赫鲁晓夫惊恐核战争的暴发，诺亚方舟将彻底沉没的恐美情绪，毛泽东发表过一个震惊世界的讲话。
“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它也是纸老虎。。。”
“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靠人去掌握的。。”
“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
赫鲁晓夫吃惊地半张着嘴巴，凸起的眼珠几乎从眼眶里蹦出来。
赫鲁晓夫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以至许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仍然引用这段话，并且认定毛泽东是“疯子”、“战争狂人。。”
波兰的哥穆尔卡也曾抱怨地说：“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5000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他也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的主任杰里·珀森斯将军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毛泽东对自己的许多得意之笔，风趣地称之为“我又耍了一个小花招”。在莫斯科的这番话，算不算花招？没有人研究。此后，毛泽东亲自部署，调集了精兵强将去占领两弹的制高点。
1964年，有了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运载导弹。不久，又有了氢弹。到这个时候为止，中国已经进行了七次成功的核试验，每次试验的成功，都昭示着中国两弹技术的又一次惊人的飞跃。
现在，毛泽东当然不会再谈，准备死多少人的问题了，而是要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近几日，毛泽东又读二十四史，其中《明史，朱升传》中的一段话，始终在他脑海里萦回。
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四方旱蝗，饥荒严重，又瘟疫流行。是时，元皇朝纲纪不振，政治腐败，内部纷争，天下群雄竞起，遂致大乱。定远（今属安徽省）皇觉寺为乱兵所焚。朱元璋无奈，投至义军郭子兴属下，任亲兵九夫长。后屡次征战、南讨北杀，朱元璋兵多将广，羽翼渐丰。此时朱元璋急于称王，然隐士朱升剖析天下大势，指出为敌者，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陈友定，东南有方国珍，早早称王，只能成众矢之的。现在天下大势未定，群雄逐鹿，不如暂时拥借已称宋帝的韩林儿，修好于各方，集中打击陈友谅。此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朱元璋纳之。此后，灭陈友谅、沉小明王于瓜号江中，障碍即除才于公元1368年正月，即皇帝位。
面对一触即发的核战争，毛泽东从明史中又受到偌多启示。
为减少伤亡，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应迅速挖掘修建防空工事。当核弹袭来时，人们可躲至地下。
打仗最忌两面树敌，美国急于撤出越南，我们该送他一颗定心丸吃吃，明确告诉他们中国无意在亚洲追求霸权，也无意去填补美军撤离后的空白。面对苏联的战争叫嚣，我们不能单纯地组织防御，应该和张爱萍商量一下，可否把即将实施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再提前一段时间。触一触勃列日涅夫的神经。看他还有没有胆量去动核按钮。。毛泽东虽然躺在水面上未动，却已思贯古今，神游八极，将一场大战的全局廓括胸中。
毛泽东的“小花招”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有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预见性。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言：“如果历史能够倒演，80％的人会成为伟人。”
“主席，总理来了，正在客厅等您。”工作人员打断了毛泽东正在太虚中往来飞梭的思绪。
毛泽东手攀扶梯，走上池岸；用毛巾揩干身上的水迹。披上浴袍，走进了客厅。
“恩来，坐下说话。”毛泽东气定神闲地说。
“主席，四老帅的紧急报告，您看过了吗？”
由于过度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急促、暗哑。“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毛泽东淡然一笑，“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哩！”毛泽东今天是语声朗朗、谈笑自若。周恩来心中却如悬巨石，神色忧郁得很。
他为毛主席的安全而忧虑。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九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周恩来略一思忖，陡然眼眸一亮。
毛泽东狡黠地一笑，“有没有剽窃之嫌啊？”
周恩来兴奋地道：“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毛泽东摇摇头，“只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恩来：“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看了。”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着说：“勃列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周恩来始终记挂着自己的使命，趁此亮出了底牌。“主席，四老帅都认为国庆节苏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的潜台词是：搞集会主席就要检阅，要检阅就要登天安门。登天安门国家领导人就要全部亮相。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毛泽东的脾气，周恩来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劝不转。
周恩来的浓眉紧紧地锁在了一起。
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其它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
周恩来反复抻量警报后的五分钟。
如果留有余地，或许只有四分钟、三分钟。
周恩来苦思苦求着万全之策。
毛泽东笑笑，解意地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周恩来心头略松，会意地：“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您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28、29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柯西金大失所望1969年9月2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9月4日，周恩来在叶剑英、韦国清的陪同下，乘专机飞往河内，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行前周恩来电告河内：不要求越南方面做任何接待，告别遗体后当天即返回国。
周恩来这样要求是因为他想避开与苏联领导人见面。参加正式吊唁活动，这样的会面是不可避免的。鉴于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此时中苏领导人会面对国内的备战和对国际舆论的影响，都是不利的。
作为胡志明的莫逆之交，周恩来为不能参加他的追悼会感到万分遗憾。
9月4日晚上，周恩来在吊唁并瞻仰完胡志明的遗容后，匆匆乘机回国。9月9日上午，越南在河内巴旁广场为胡志明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前来参加吊唁活动的各国代表中，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柯西金见吊唁的外国代表中没有周恩来，不免有些失望。他找到前去吊唁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表示希望在参加完葬礼后回国途中在北京停一下，同中国领导人见见面。
中国迟迟没有答复。
柯西金几乎失望了。在专机临起飞前，他亲自打电话给中国驻越大使，将他回国飞行停留的路线详细地告诉了中国大使。
柯西金始终认为，格列奇科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一想法是丧失理智的疯狂的意念。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会随着高空气流四处飘散，不仅会杀死千百万中国人，也会威胁到远东的苏联公民以及与中国接境的其他国家的公民，何况要消灭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几颗原子弹无疑是做不到的。假如中国实施报复，将所有的核弹都一古脑地扔到苏联头上的话，那么这种灾难也是苏联所无法承受的。
柯西金的种种和平建议虽然在政治局多次会议上均未引起足够重视，但他却甘愿再冒一次风险，向中国领导人晃动起橄榄树枝，准备做一次和平的使者。也许是他的和平意愿感动了上帝，“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机出现了：9月10日，当他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忽然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于是他又转经伊尔库茨克于9月11日上午到达北京。
机场贵宾室的一场舌战上午10时30分，当柯西金乘坐的伊尔62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人前往迎接。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到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进行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190分钟坦率而诚恳的会谈。
双方一落座，柯西金就说：“周恩来总理，我们大约有将近5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吧？记得上次会见，毛泽东主席表示要与我们争论一万年，我那一次可是被你们责骂够了！”说完他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周恩来神色严峻地说：“约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是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一百万年以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还会有的。有矛盾，有斗争，即使吵架，也应该是争吵，‘君子动口不动手嘛’！”“可是你们在边界上驻扎着200多万军队，还让400万青年到边界紧张地区定居，并连续不断地进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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