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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1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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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他们根据毛泽东所定的原则，对美国国务院专家们所提的意见，进行反复的推敲。直至凌晨二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然而，天亮之后公报的命运又将是如何呢？基、乔两人很是担心。
第十二节蒋介石举棋不定尼克松乘坐中国专机尼克松在北京度过5天，经历了紧张的秘密谈判、游览和出席公众活动。
第五天，2月26日，按预定日程，到西子湖畔的杭州参观游览。
这次尼克松乘坐的是中国“伊尔——18”型涡轮螺旋桨飞机。
这是周恩来总理为尼克松访华所做的特殊安排。就在尼克松为了这次历史性的北京之行，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桌前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北京的毛泽东、周恩来也没有等闲视之。早在1972年2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听完各小组汇报准备工作后，专门讲了尼克松访问杭州、上海时要让他坐中国民航的飞机。因为以前尼克松在国外访问，从不乘坐东道国飞机。“尼克松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就要听我们的安排喽。”周恩来的表情和语气都饱含着民族的尊严和自信。
他给民航下了死命令：“马仁辉同志、张瑞霜同志，这次专机任务可不同往常，你们一定要保证搞好吁！”周恩来十分清楚，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依靠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保障的。“你们从现在起，就要组织执行专机任务的机组试航。另外，除尼克松去杭州、上海的当天要试飞外，头天下午还要先试飞一次要确保万无一失！”
此外，周恩来又对机务和警卫工作作了具体指示：“要对机务人员讲清楚，专机必须进行全面认真的检查，待试飞后进行铅封。对警卫部队进行教育，告诉他们严加看守飞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以后的几次开会，周恩来对接待工作的细节问题，都作了详细的指示，会上，有人提出：接待方针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不好掌握分寸，周恩来扑哧笑了：“这有什么难呢？人家伸手，你就伸手过去，不要傲慢，也不要嘻嘻哈哈的嘛。”
运载美国总统的中国专机就要起飞了。机场上好不热闹：民航和空军出动了伊尔——18型、子爵号和云雀直升飞机3个机种、12架飞机。组织这样一个多机种、大机群的参观访问团，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伊尔——18总理专机临时定为总统专机。为了保密起见，机号由216改为218。尼克松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坐中客舱。
总统自己的“76精神号”专机也跟着起飞。
周恩来巧喻“13”
由周恩来专机机长张端霭驾驶的伊尔——18型飞机，26日从北京到杭州。27日从杭州到上海。
当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时，尼克松翘着的拇指对周恩来说：“飞得很好。”周恩来面带自信地微笑，不卑不亢地回答：“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我很信任他们。”
基辛格接过话头：“总统还是第一次乘外国飞机。因为中国最安全。”
基辛格说话的神色，无不自豪，因为这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中方当初做出这项安排时，美方曾有异议，基辛格深知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感，积极斡旋，说服美国方面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上海是尼克松访华的最后一站。
尼克松总统一行下榻于著名的锦江饭店里。在上海这幢最现代化的宾馆楼里，尼克松夫妇被安排住在15层，基辛格住在14层，罗杰斯、格林和其他国务院官员住在13层。
2月27日，到达上海不久，周恩来总理特地去看望罗杰斯国务卿及其助手们。他走进大厅，走进电梯。电梯迅疾往上升。头顶的电梯标志牌上，“13”处亮着红灯。
周恩来望着标志灯，恍然大悟似地说：“怎么能安排他们住第13层？13呀！西方人最忌讳13。。”
标志灯熄灭了，电梯门开了。
周恩来带着翻译走进罗杰斯的套间，听见谈“13”的声音戛然而止。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正在房间里说话，大约是在发牢骚生气，一个个面有愠色。见周总理来了，罗杰斯朝他们示意，他们一个个只好客气地装出笑，极不自然。
周恩来伸出手，说：“罗杰斯先生，你好！”
“总理先生，你好。”罗杰斯跟周总理握手。
周恩来逐一地与国务院的官员握手之后，在罗杰斯身旁的沙发上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说：“国务卿先生，我受毛泽东主席委托，来看望你和各位先生，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这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
周恩来的话缓和了室内的紧张气氛。
“总理先生也是很英明的。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请我国乒乓球队的招，太漂亮了！一下子就将两国疏远的距离拉近了。”罗杰斯笑着说。
“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避讳。”周恩来转而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13’就像中国的‘鬼’。”
众人哈哈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
周恩来走后，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的气也消了大半。中国有句俗话，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主要是对基辛格有意见，对尼克松的某些做法有意见。如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来看望，他们不但不便发作，而且对周恩来这个人，十分倾倒。后来，罗杰斯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多次来中国访问。至今还对我国人民抱着友好的感情，这些都是从对周恩来的钦佩开始的。
当天下午，尼克松趁着基辛格为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而在作准备的时候，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走进展览馆大厅，他的眼睛盯着几位共产主义领袖的大幅画像时，嘴里念道：“这是马克思，这是恩格斯，这是列宁，这是斯大林。”
“对，你都认识。”周恩来说。
“一共四个。”
“对。”
“那个恩格斯，我们在美国不大见到他的照片。”
尼克松在参观各种工业设备，他还伸手去按电钮，新式机床运转起来。
他对周恩来说：“我们按电钮，必须是为了建设，而不是为了毁灭。”
周恩来哈哈大笑。四周的气氛十分热烈。
尼克松兴致来了，又对周恩来说：“1959年夏天，我作为副总统在莫斯科陪同赫鲁晓夫参观美国展览会，在洗衣机前，他同我争吵谁的火箭厉害些，我讲比火箭没有意义，战争爆发谁都当不了赢家。”
周恩来笑得更大声，笑罢说：“我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厨房辩论’，它使你出了名。”
尼克松笑了，说：“我想不是坏名声。”他想了想，又半开玩笑地说，“总理先生，你不应该全信报纸上说我的坏话，我也不会全信报纸上说你的坏话。”
周恩来收住笑，对尼克松说：“我信奉毛主席说的一句有名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下午5时，向新闻界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因为在上海发布，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大家就称它为“上海公报”。
此后，下午5点50分，基辛格和助理国务卿格林在上海展览馆的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为给台湾方面及美国国内的反对派以“安慰”，基辛格煞有介事地在会上申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并不变动，以表示“没有抛弃老朋友”。可是，这种形式主义的说明并没有引起记者们的兴趣；上海公报对世界的震动与冲击，使基辛格的解释黯然失色。
台对《联合公报》表示不安尼克松访华，全球为之注目。在所有的关注者中，蒋介石最为尴尬。尽管与美国有约在先台湾不对访华恶言相加，但“中华民国”的面子总不能不顾。在尼克松一行到达北京的当天台湾当局“国大”会议立即发表声明，称“戡乱”反共国策绝不改变，不承认中、美间任何协议，大陆中共是“叛乱集团”，无权代表中国。
由于《联合公报》中的措词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语，尽管是中国方面的立场，但这也预示着美国政府对台湾“正统”地位的否定，台湾当局非常焦急。3月6日，台湾当局指示沈剑虹会见尼克松，要求当面澄清，以消除因《联合公报》引起的不安。尼克松要沈剑虹转告蒋介石：“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其中当然也包括共同防御条约继续有效。
第二天，沈剑虹飞回台北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要的就是美国总统的保证，但这种保证与以前却是大不相同了。台湾这位“蒋总统”听完汇报后，感慨万千地说了一句：“从此以后，我们要比以前更依靠自己”。
蒋介石不敢贸然行事蒋介石决定“与俄帝往来”。而苏联，对于台湾的基地，久已垂涎欲滴，也正趁美国调整其亚洲战略部署的机会，大肆扩张，以取美国的地位而代之。因此，蒋苏交易，本来可以一拍就成。但是蒋苏双方当时均有顾虑。特别是台北方面，顾虑尤多。
顾虑之一：当时美国并不是真的要退出亚洲，苏美从东南亚到东北亚的争夺正烈，即使美国中断美蒋关系，美国也不愿看到台湾成为苏联的战略基地。
顾虑之二：中国一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台湾，过去一直要美国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假若中美一旦建交，美国宣布美蒋条约废弃而蒋介石公开投苏，中华人民共和国岂能放过他？
顾虑之三：大陆人民、台湾百姓、海外侨胞、以至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对苏联都无好感，蒋介石如一意孤行，势将引起群情汹涌，火山爆发。
因此，蒋介石左顾右想，还是不敢公然行事。为了替将来公开联苏铺路，蒋介石一方面继续同苏联秘密往来，暗中发展关系；另方面，为了不激怒美国和平息岛内舆论，蒋介石撤换了曾公开鼓吹联苏的“外交部长”周书楷。
第十三章南海风云激荡，中国舰艇穿越台控区。草山老人闭目轻叹：“西沙战事急哪！”一代枭雄，灵柩暂厝“慈湖”
第一节台日断交尼克松把日本撇一边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尼克松乘坐的美国总统专机终于在北京机场停稳。片刻，尼克松从舷梯上走下来，这时周总理走上前去，紧紧握住尼克松的手。两位要人的握手，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首脑的第一次和解。尼克松访华实况，通过电视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了转播。日本首相佐藤荣坐在自己的官邸观看电视，他要看一看尼克松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
尼克松从飞机上走下来，和迎接他的周恩来握手，说：“Iamveryhappy。（我非常高兴）”
接下来就是检阅仪仗队。。佐藤站起了身子，失落的狠狠地关掉了电视。他一言不发地靠在沙发上，7个月前那件令人扫兴的事情又呈现在眼前1971年7月16日上午，首相秘书递给首相一份美国送来的备忘录，上面写着：“尼克松总统将于明年5月以前访华”，发表时间为日本时间11时半。佐藤看看手表，指针已指在11时27分。佐藤首相认为尼克松把日本撇在一边，显然是一种不考虑友好国家立场出卖朋友的行为。佐藤首相心中暗暗叫唤“上当了”。
佐藤的态度自然是恼怒的。
谁知一群记者却紧迫不舍，非要他谈谈对尼克松访华的看法。
佐藤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他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业。他自己说了，别人还说什么？”
“他”，自然是指尼克松。
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使日本全国上下为之哗然。在收到《上海公报》后，外务省开始秘密地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做法律上的准备。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田中角荣竞选自民党总裁的。中日关系就成了自民党总裁能否当选的一个问题。
田中角荣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当选了，并很快组成了新的日本政府。
“东风着意，先上小桃枝”。日本人接受新事物最灵敏。1972年7月24日，田中角荣宣称，他理解周恩来的“三原则”，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三、废止原《日中和约》。
台湾反映极为强烈：先是“行政院长”蒋经国、“外长”沈昌焕对日本提出警告；接着是驻日“大使”彭孟缉对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作专门拜访。还有，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在访问南朝鲜归途中，也特意绕道日本，想做些劝说工作。最后是蒋经国正式摊牌：兹警告日本政府：停止一切损害两国邦交与危害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之行动，以免造成历史上之重大错误。
这类事先打招呼的话，外交上常见。有时也有效果，但多属大对小、强对弱，通常毫无效果。
台日关系由热到冷台湾同日本的交往，也有一段由热到冷的过程，蒋介石对此用心尤多。
1950年2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同斯大林等人会谈，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再加上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际间两大阵营壁垒分明。严峻的局势，逼迫双方各自寻找各自的朋友。
1951年7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对日和约草案》，台湾未被列为签字国；12日台“外交部长”叶公超对美提出抗议；19日，陈诚引咎辞“院长”职，蒋慰留之；20日，叶引咎辞“部长”职，陈慰留之。
9月4日，对日和约会议开幕，台湾无代表参加，叶公超抗议；苏外长提议邀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参加，美代表拒绝。杜勒斯在国会答称：中日和约由台湾或大陆签订，应由联合国决定。
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日本与同盟国中的49个国家签订了《旧金山和约》（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3国拒签）；同日，美日两国也在旧金山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日本也钻入了美国保护伞。19日，周恩来指责《旧金山和约》为非法。
几经周折，（一则，日本吉田茂内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顾虑；再则英国首相邱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表示反对），1952年2月20日，日本政府终于派出曾任大藏大臣的河田烈为代表与台湾叶公超在台北会谈“中日和约”。这次双方会谈最大的争论点，是“和约”“适用范围”的问题，大陆已不在蒋的“治下”，又怎样去“贯彻执行和约呢？吉田茂首相很聪明，他的意见是：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控制之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
台湾当局不同意，要求将“或”改为“及”。
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各作让步：在交换照会中，双方同意在记录中明记——“或”具有“及”字之意。
中国民间有一句口头禅叫“哄鬼”。
蒋介石原来的政治哲学是“攘外必先安内”。来台湾之后，“安”字用不得了，改称“反共复国”。但在国际间，“曲高和寡”，所以竭力在日本人身上做“合纵”的工作。他说：本人于日本投降未几，则一再声称：中国对日本不采报复主义，而应采取合理的宽大政策，并谋对日和约的及早完成。
蒋这种“饥不择食”的态度，当然同美国在战后积极扶持日本的政策有血缘关系。前面提到的《旧金山和约》在它的第14条中还规定了战后日本应以“服务补偿”的方式赔偿中国损失。可是在这一次的双方会谈中，连“服务补偿”也“自动放弃”了。
1952年7月9日，河田烈在台北“中日文化协会”演说，赞扬“中日和约充分显示蒋总统宽大精神”。8月2日，蒋介石签署了《中日和平条约》。”旋派张群赴日作友好访问；9月18日，蒋的代表张群晋谒天皇；日皇对缔结和约极表快慰，尤感蒋“总统”之宽宏大度，誉为“亚洲伟大领袖”。蒋旋派董显光为驻日“大使。
如此慷慨！如此大方！连日本的评论家都感到惊讶。《蒋总统秘录》的执笔人、日本《产经新闻》的编辑古屋奎二，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中日和约中未见有一个赔偿的字眼，乃是未见前例的条约。
抗战8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则是14年），战火烧遍20多个省市，中国死伤人员以千万计，财产损失无法算出来；而战后，中国不要一文钱的赔偿，这也是实行“民权主义”吗？
在历史上，中国曾三次被日本勒索战争赔款：
第一次是1874年。时日本派兵企图占领台湾，清政府派兵抵御，日本自知无法取胜，转而谈判，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偿付日本50万两白银赔款。
第二次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清政府付给日本的白银总数相当于日本国财政4年半的收入。
第三次是1901年的《辛丑条约》，仅日本掠去中国的赔偿，就达3400多万两白银。
在第二次偿付日本战争赔款时，清政府财政经济已非常困难，不得不五次大量举借外债。最终偿借款本金和利息共达6．9亿多两白银，而且还为“举借外债”丧失了大量主权。
日本在20多年内就勒索了中国三次大赔款，用这些钱大办教育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军工体系，1931年凭借其军事实力又打进了中国的国门。向这个侵略成性、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害的战败国索取赔款有什么不应该！
东南亚受害国朝野并不同意蒋介石这位“亚洲伟大领袖”的搞法：台日谈判期间，1952年3月25日，菲律宾参院反对批准对日和约，坚持索赔；随后，香港也向日本掀起了索债运动；1966年12月10日，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要求半年内解决与日本所结的“血债”；1991年，南朝鲜为日本征用韩国“慰安妇”，要求日本予以战争赔偿。
蒋介石为了反共，所以就联日；为了联日，所以就牺牲民族利益，买来一个“宽宏大度”的“亚洲伟大领袖”。这种“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政策，不是“似曾相识”吗！
由于日本是一个在原材料供应和成品销售两方面都离不开国外市场、“以贸易立国”的经济大国，同时美国也害怕过多的日本商品流入美国市场，因此日美两国政府都希望日本能与中国大陆做生意。
从日本当局来说，同中国大陆进行贸易最理想的境界是“不谈政治、只管经济”的“政经分离”。可是：“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195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以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为首的“贸易代表团”去日本，同以材田省藏为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以池田正之助为首领的“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签订了《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其中有如下条文：一、互相间举办商品展览会，并各取得本国政府同意——对于事务之执行与人员之往来，给予各种方便及安全保障。
二、互相在东京与北京设置通商代表部，对于各该代表部及工作人员给予外交官待遇的权利。
中日双方朝野上下心里都明白，这种往来已大大超出了民间协定的范围；“政经分离”是不好“分”的。
“春色满园关不住”。事物发展有其自身的轨迹，只可诱导，不可抑制。人为的：或视而不见，或掩耳盗铃，或咒它死亡，那都是缘木求鱼。传说，鲧治水，用的办法是封堵、围截，治的结果依然是“洪水滔天”；禹治水，用的办法是顺其自然，予以疏导，引江河入海，于是民安居乐业。
王阳明是这样解释“致知在格物”的，他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
格得，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
阳明先生把人们的主观意识、主观努力的作用夸大了。夸大了就要办“鲧治水”那样的事，请看：1956年4月14日，张道藩率“赶日亲善访问团”将赴日，蒋介石“属转告日本朝野，勿存与匪共存幻想。”蒋介石一“告”便可消灭那个“幻想”吗？何其自作多情！
1956年9月，蒋介石《答法国记者问》：日本若干方面曾一再主张开放对大陆贸易，但余不信渠等能代表大多数日本人民或日本政府之态度。日本私人贸易商曾与匪帮签订若干贸易协定，但无堪称有何成效。日本经济之未来发展，实在于与自由亚洲国家及我忠实华侨合作，扩充其与东南工地区的贸易。
蒋介石挖空心思阻拦中日贸易的发展。在蒋的心目中，他害怕中共军事力量强大，也害怕大陆中国人民富裕。所以我们说，蒋“怀念大陆灾胞”是假的，提倡“仁爱为接物之本”，也是口是而心非。
如果说，在战后最垂青于蒋介石的，在美国为艾森豪威尔总统，那么，在日本则是岸信介首相了。1956年6月，岸信介亲到台北与蒋会晤，张群以“总统府秘书长”身份亲任翻译。首相此行，意在向蒋表明，他仍在推行“政经分离”政策，“希望予以谅解”。“有朋自远方来”，抚今追昔，蒋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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