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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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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的心情，我理解，很理解！”蒋介石略感安慰地点着头，但他很快又沉痛地说：“这个，这个，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出下野决定了！”接着，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前天由陶希圣拟好的文件，放到李宗仁面前，用手指点道：“德邻兄，我今天下午就离开南京，请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罢！”
李宗仁一楞，他毫无签字画押的思想准备。此时，会场上的鸣咽声中仿佛参杂着些许愤怒。李宗仁没有勇气仔细推敲文告的措辞，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提笔签上自己的名字。
蒋介石仍把那张文告从李宗仁手里收回，放在自己衣袋之中。接着便宣布散会。
“总统！总统！请留步！”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急促地呼喊着，刚走到门边的蒋介石回头一看，是监察院长于右任。他拖着一把胡须向他奔来道：“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于右任的话，像磁铁般一下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蒋介石的身上。
“于院长，我已下野了，此事你找德邻办去吧！”蒋介石气恼地把右手向后一摆，还没等于右任反应过来，便匆匆走出门去。
于右任无可奈何地来到李宗仁面前，急喘喘地说：“德邻，德邻，你一定要想办法啊！”
李宗仁知道，蒋介石是在当众为难他，便不甘示弱地把胸一挺，大声说道：“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一定要放！”
“下野”文告之争1949年1月21日，下午4时。
南京，光华门外军用机场。
在轰鸣的马达声中，银灰色的美龄号专机沉重地爬向碧蓝如洗、一尘不染的苍穹。
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飞机在南京上空绕行一周。侧头俯视，古城景色历历在目，钟山、石头山还是那么庄严、肃穆。蒋介石试图看见总统府，看见国防部大院，但突然间天空云合雾障，将目标掩埋得无迹元痕。。他无可奈何地抬起头来，深深地叹了一口长气。
美龄号飞机离开南京后直飞杭州。蒋介石选择在笕桥航空学校下榻。这次下野，尽管都说是以退为进之策略，但殊不知蒋介石的心态也极沮丧，他自己说此乃“寒天饮冷水，雪夜度断桥。。”
“父亲，南京电话。”蒋经国把蒋介石从沉思中唤醒。他拿起话筒，耳边传来张群的声音：“总裁，德邻现在我处，他要求修改文告。”
原来，李宗仁在蒋介石下野文告签字后回到傅厚岗官邸。下午3时多，他根据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的通知，率文武大员到明故宫机场为蒋送行。可是，他们在寒风中鹄立了近一个小时，才获知，蒋介石改在光华门外的军用机场登机。于是，李宗仁等又驱车直奔光华门外的军用机场。等他们到达时，美龄号已起飞多时了。两次扑空，李宗仁心中懊恼不已。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此之前，他已受到更大的捉弄。
回到官邸后，他接到白崇禧一个非常冲动的电话：“蒋介石下野的文告，我们从广播听到了。全文没有‘引退’或‘辞职’这样的词。老蒋既不引退，又不辞职，你德公凭什么上台呢？这样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设法补救！”李宗仁刚放下电话，侍从来报：“司徒雷登大使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先生来见。”
李宗仁一想，司徒大使此时派傅泾波来，八成又与老蒋的下野文告有关，便匆匆来到会客室。傅泾波见了李宗仁，也不客气地说：“大使要我来向李先生传达下面的话：据悉，蒋的下野文告中原有‘引退’字句，是被CC分子删去的。为此，李先生不能充分地行使总统职权。大使特以私人名义提醒李先生注意，并设法补救！”
没想到美国人也是这样看，李宗仁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太恨蒋介石了，临下台还耍这一连串的权诈之术，不但愚弄他李宗仁，也愚弄了国家的名器，愚弄国民。他气得手拍桌子：“老子不于了！”
“德邻，你怎么啦？”
夫人郭德洁见李宗仁一送走傅径波便大发脾气，忙过来问道。
“老蒋在下野文告里搞了鬼！”李宗仁怒气冲冲地把白崇禧和傅泾波的话跟她说了一遍。
“啊！”郭德洁宛如晴天听到一声霹雳，惊得差点又要像一年前在李宗仁宣布退出竞选时那样失声恸哭起来。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是白高兴一场，李宗仁这个总统职位乃是不明不白地被蒋介石吊在半空中，可看而不可即。她突然大声叫喊起来：“找吴忠信！找张群！要他们立刻改过来，一定要改过来！”
郭德洁这不顾一切的叫喊，倒提醒了李宗仁：蒋介石走了，他的下野文告只有找吴忠信和张群才能处理。李宗仁想了想，马上打电话把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找来。
“礼卿兄，蒋先生的下野文告中并无‘引退’或辞职等字句。如此，则今后蒋先生算是什么身份？我李某人又系何种身份？所以那个文告必须修改，要在‘于本月21日起’之前，加上“决身先引退’5个字，由中央社重新播发，《中央日报》明天见报。”
吴忠信两手一摊，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苦笑道：“德公，蒋先生的文告，谁敢更改呢？那可是他的亲笔手书呀！”
“不管谁的文告，都要以宪法为准绳！”李宗仁坚持道：“根据宪法第49条，‘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所谓‘缺位’，当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而言。。”
“唉，德公，”吴忠信摆摆手打断了李宗仁的话，“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愿以老朋友的关系提醒你，你要知道蒋先生的脾气，现在，毛人凤他们那一伙人在南京到处活动，说不定连你身边的侍卫人员也难免有他们的人。我看你还是不要再争了，宪法根本就约束不了蒋先生，争得不好，连你的生命安全都难保！”
“呼”地一股热血冲上了李宗仁的脑门。吴忠信暗带威胁的话不仅没有吓倒他，反而使他心中的愤忿之情像火一般地燃烧起来，更激起了他军人的血性。他把两只衣袖往上一持，然后用握着拳头的手往腰上一叉，瞪着一双冒火的眼睛，大叫道：“丢哪妈！我李某人一生统兵作战，出生人死，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值此党国存亡之际，我绝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倒是他蒋先生处处不忘为自己打算。他故意在文告中埋下伏笔，好把我当做他的挡箭牌，他则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可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不明不白地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让蒋先生自己接着干好了！”
李宗仁这一席话，把蒋介石下野的预谋揭露得淋漓尽致，也把他坚持要修改文告的理由说得铿锵有力。他那义愤填膺、绝不屈服的态度，倒把吴忠信给镇住了。
“德公，”吴忠信见吓不住李宗仁，也不敢再来硬的了，因为他是奉蒋介石之命，专门为抬李宗仁“上轿”的，如果逼得太紧，李宗仁不肯“上轿”，岂不适得其反，到时候又如何向蒋介石交代呢？于是吴忠信忙把口气一软，说：“蒋先生的文告是交给张岳军处理的，不知他有没有妥善的办法？”李宗仁也正要找张群，见吴忠信这样说，便也顾不上自己的身份了，一把拉住吴忠信就走：“我和你一起找张岳军去！”
到了张群府上，张正在指挥家人收拾东西。三天前蒋介石任命他为重庆绥署主任，他准备回四川老家为蒋介石巩固大西南去了。吴、李二人说明了来意，张群略一沉思说：“看来，此事只有打电话去向蒋先生请示了。”
李宗仁一听，不由地火又上来了，这不明摆着拿他当猴耍吗？他本想发作，但转念一想，不妨等张群和蒋介石通完电话看看结果再说。于是朝张群点点头说：“好吧，那就请岳军兄给蒋先生打个电话。”
待蒋介右接起电话，张群即把李宗仁要求修改文告之事向蒋报告。因李宗仁此时就坐在电话机旁边，蒋介石的回话，他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喔，这个，这个，”蒋介石哼了好一阵子，才勉强答道，“就照李德邻的意思改吧。”
张群是蒋介石的心腹，又是一个极圆滑的人，他见蒋介石有让步之意，忙提醒道：“请问总裁，是按照宪法第49条上半段修改，还是按下半段修改？”
“嗯，这个，这个。”蒋介石又哼了好一阵子，才答道，“就按下半段的意思来改吧。”
张群放下电话，对李宗仁说：“德公，蒋总裁口谕，他下野文告按照宪法第49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来改。即改为爱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
“不行！”李宗仁一口否定这个修改意见，“蒋先生在离职前一再要我‘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现在蒋先生所引宪法第49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所谓‘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今蒋先生不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是‘辞职不再视事’，则副总统便不是‘代行’，而是‘继任’。因此‘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应改为‘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张群为难地说：“总裁可没有这样说呀！”
李宗仁知道，张群一向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便道：“请岳军兄再给蒋先生打电话！”
谁知，张群把电话打到览桥航校后，一侍从副官答：“总裁出去了。”
再问“何往？”答：“不知道。”
“德公。你也看见了，不是我张岳军不出力。蒋总裁下野之后，已是闲云野鹤。不唯今晚找不到他，恐今后亦难找矣！”张群摇着头，看着李宗仁说。
“德公，我看蒋先生这样说也有其法律依据的。因为他虽辞职，但未经国民大会批准；而德公以副总统继任总统，也尚未得国民大会之追认，故此以代总统称之合法统。”吴忠信灵机一动，忙为蒋介石的话找法律依据。李宗仁冷笑一声：“嘿嘿，札卿兄，你不是说过，宪法也约束不了蒋先生的吗？现在为何倒替他去寻找法律掩护呢？宪法上并未规定总统辞职要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继任要国民大会追任呀！”“这，这。。”吴忠信一时语塞。这李宗仁既吓不倒也说不服，而蒋介石又不会再让步，他又将如何才能把李宗仁推上“轿”呢？
“德公，目下局面危急，国家兴亡都寄托在你的身上哟，我看你就先行就职吧！就算我这个老朋友求你了，国不可一日元君，再这样僵下去我们就国破家亡了。。”吴忠信只剩下苦苦哀求这最后一手了。
“德公，蒋总裁已说过了，他5年之内不过问政治，你无论是‘代行’，是‘继任’总统职权，不都是一回事吗？中共大军压境，局势危难，还望德公以大局力重。”张群也面带忧凄地劝说。
李宗仁在吴忠信和张群两人苦苦劝说之下，心里那股火气渐渐熄灭了。
他冷静下来，倒不完全是为吴、张二人说服，而是产生了一种凄凉之感：偌大个国家都快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此时此刻闹得太凶了，遭殃的是民众。。算了，不如先上台干起来再说，或和或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也算对得起国家和民众了。想到这里，他慨然长叹一声，说：“既如此，我就勉为其难，权且就当这个代总统吧！”
吴忠信见李宗仁同意“上轿”了，顿时喜形于色，忙说：“德公有德有仁，真乃党国之福，民众之福也！”
李宗仁精疲力尽地回到傅厚岗官邪，已是晚上8点多了。此时，浙江省主席陈仪正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楼外楼”，为路过的蒋介石接风。尽管主人热情招呼，但客人神态黯然，连平素喜爱的西湖醋鱼也吃不下一口。
第二天便飞回老家浙江奉化县溪口镇，开始了他最后一次“隐居”生活。
埋志故乡山林泉石同许多中国人一样，蒋介石对自己的故乡情有独钟。在他统治大陆的20余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要回乡一两次，特别是每次下野，他都总是躲在溪口，装扮成陶渊明式的隐土，盘算东山再起。
们他这次归来的情势不同，心境自然很坏。当他走进“慈庵”的卧室脱下外套，看到床边没有衣架，就大声训斥：“衣架到哪里去了？”侍从人员只好立即去找。吃饭时，看到送上来的是机器加工的大米饭，立刻把脸一沉，下令退回，重做乡间石磨加工的碾子米饭。
这段时日的恃从人员，个个胆战心惊，深恐稍有不慎，就招惹一身祸事，但是，即使大家再怎么小心翼翼，还是不免在无意之中，惹蒋介石大发雷霆。这一天，蒋介石住在坟庄，侍卫官和警卫主管，睡在蒋房间外的一间小房间里，另外还有一个副官紧挨着蒋的住房门边睡，以备蒋半夜临时呼唤时，能够很快应答。
半夜，蒋介石就一种声音吵醒，辗转反侧、左翻右翻，怎么都睡不着，一气之下，冲出堂屋，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口咆哮：“你们这些人全部给我滚蛋！吵死人了！”
当众人被吓醒之后，蒋才知道刚才是门口警卫在打鼾磨牙，不是什么怪声音。因为一位侍卫官有夜睡磨牙的习惯，而另外一位副官，则是一人睡就会打鼾，可是，这种有规律的鼾声，使蒋没法继续人睡。
后此，只要是轮到这二位恃从人员值夜，他们在就寝前，会在嘴巴内塞条毛巾，不让自己的鼾声和磨牙声，再把情绪不佳的蒋介石从睡梦中吵醒。那时，侍卫们才深刻体会到为什么会有人说“君王榻前不得有鼾声”的道理，所谓伴君如伴虎，真是丝毫不差。
蒋介石的一个侄子，名叫蒋孝镇，经常和同伴们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头又被先生砍了一次了，可是，我的头每次被砍，最后都会自己长出来。”蒋孝镇从北伐时代就跟随蒋介石，南征北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西安事变的时候，东北军向蒋介石的宪兵卫队开枪射击，蒋介石慌乱中没来得及穿鞋便由蒋孝镇背着翻墙逃走，为了分散后面追兵的注意力，蒋孝镇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拿给主子穿，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各自向前跑，跑进一处树林子时，地上布满荆棘，扎得蒋孝镇两脚血肉模糊。
事变结束后，蒋孝镇经南京的军医院治疗了好几个月才痊愈出院，对有救命之恩的自家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般的侍卫人员。
不过，在蒋介石心情好的时候，也能表现出少许幽默感。在恃卫圈子里流传着一则蒋介石与侍卫之间方言差异而引发的笑话。有一回，蒋介石走出官邸，不自觉地摸摸口袋，发现侍从人员没给他准备手帕，他就对着身边一位四川籍的侍卫人员说：“去给我拿绢头来（按：宁波话绢头即是手帕的意思）！”那位四川籍恃卫没听懂他的话，以为蒋介石要他搬一块砖块，就连忙跑到路边捡了块砖块拿去给蒋介石，蒋见到之后，不觉尧尔，知道是侍卫没了解他的话，一旁的浙江籍恃从人员赶快提醒他：“先生要你去拿条手帕，不是砖头，是绢头！”
由于时局的败落，蒋介石要带头装出勤俭自持的风格。
据卫士翁元回忆，在溪口小住的时候，蒋介石要大厨为他作了一道梅干菜扣肉，光是这道菜，他就吃了一个星期。
那时，卫士的月薪是一元银元（袁大头），他们认为这些经费来源全部是来自这次从南京扛来的那几口木箱子，当然，这些钱都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从国库里头拨出来的一笔经费，这几箱子袁大头，提供了蒋介石在溪口指挥国民党军政事务的所有办公费用。
蒋介石是溪口武岭学校的校长，宋美龄是该校的董事长，这个学校也是蒋介石为“造福乡里”出资30余万银元修建的新式建筑。这天，武岭学校的校务长施季言，特地买了两只甲鱼，烧好后端来给蒋介石佐餐，不料老蒋勃然作色：“现在什么时候，你还买这么贵的东西给我吃，你知道甲鱼多少钱一斤？”
尽管心情很坏，但表面文章还要做。春节前蒋介石以进宗谱为名，开祠堂祭告祖宗，并大摆酒席，宴请族中父老。蒋介石在席上大谈要把溪口办成小型工业的示范镇；农历腊月二十八，蒋介石在溪口办了一次年夜饭，奉化县长周灵钧、武岭学校校务长施季言、总统府参军施觉民等10人被邀出席，饭后，蒋介石大谈要在溪口建一座大桥，要使汽车能直达法华庵。宋美龄也大谈在溪口办丝织厂，使溪口妇女都有就业机会。农历正月初一的晚上，蒋介石和宋美龄到武岭学校的礼堂同乡民们一起看京戏《苏三起解》，一幅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样子。表面上，好像他们真是在野之身，毫无牵挂，其实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在大陆的日子不会长久了，必须早作永别溪口的准备。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公历2月18日），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和孙子孙女专程到葛竹外婆家扫墓探亲，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走。叙谈之中，蒋介石多次叮嘱表弟工良穆（王贤矩次子）：“你到溪口来，我在家等你。”临走上轿之前，还对王良穆再重复一遍。王良穆日后回忆，说：“表哥这次来特别客气，从来没有这样叫我到他那里去。当时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直到他离开溪口，才知道原来他是想叫我跟他同行啊！”
两天后，蒋经国也到自己的外婆家岩头扫墓辞亲，他在墓地拜祭外公外婆之后，进村探望了大舅母张定根，并在她家吃了中饭。张定根送给蒋经国一只大公（又鸟）、一包长寿面和一些（又鸟）蛋，说：“经国，过几天就是你的40岁生日，这些东西表示舅母一点心意。”蒋经国恭敬地接过生日礼物，对张定根说：“大舅母我们就要走了，你是否同我们一起去？”张定根问：“到哪里去啊？”蒋经国回答：“我们到哪里，舅母也到哪里。”张定根由于舍不下自己的家，终于没有同去。
清明节（4月5日）那天，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夫妇和孙子孙女，到白岩山祭扫蒋母墓，他在墓前躬身下拜，喃喃祈祷，涕泪横流。拜毕，他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可是蒋经国的俄籍妻子蒋方良不知是没听清还是怎么的，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见此大为生气，怒目而视，斥责“俄人不懂礼节”。接着，他又命堂弟蒋周峰和族人挑了供品，扛了供桌，到桃抗山祭扫了蒋父之墓。
由于身在溪口的蒋介石十分明了全国的军政大势，清明过后，他深知在家乡余日无多，便开始带蒋经国等追访家乡的山水，作告别式的巡游，足迹遍及宁波的柳亭庵、弥陀寺、天童寺、金峨寺，奉化的楼隘村、山岭村等等。在妙高台千丈岩下瀑布前溪坑的石拱桥边的一块天然大方石上，蒋介石一家留下了在大陆的最后一张的合照。此块方石迄今依然在原处。
蒋介石等在宁波南郊的柳亭庵，祭扫了近旁的蒋姓祖坟，给柳亭庵当家500元钱，嘱其管好坟幕。之后，去宁波东乡的小盘山，祭扫了弥陀寺旁的溪口蒋氏始祖蒋摩何，给弥陀寺主持果如和尚5担白米，托其经常供奉香火。此后又到了奉化的三岭，去拜蒋家祖宗墓。根据《蒋氏宗谱》，溪口的蒋氏是元代从奉化三岭迁去的，所以，蒋摩河虽是蒋介石这一分支的始祖，三岭的蒋氏与溪口蒋氏血缘最近。蒋介石此次去三岭，带了宋美龄、蒋经国夫妇以及孙子孙女。他率儿孙拜了祖宗墓，在墓前拍了全家照，进祠堂又拜了神位。三岭的蒋氏族长，比蒋介石大一辈，直呼蒋之小名“瑞元”，蒋则称其为“阿叔”。族长提出三岭的摩河庵己很破旧，是否修一修，意思是让蒋介石掏口袋，蒋当时满口答应，但哪里还有时间哟。
清明节后的4月15日（农历三月十八日），是蒋经国的40岁生日，蒋介石为其题写了“寓理帅气”四个大字，并制成横匾悬挂在蒋祠报本堂的前廊。此匾有跋文云：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十三年未曾或间，自觉于此略有领悟，尝以“寓理帅气”自铭，尤以“‘寓理”之“寓”字体认深切，引为自快，但不敢示人。令以经儿四十生辰，特书此以代私祝，并期其能切己体察，卓然自强，而不负所望耳。看来，蒋介石也在回顾和反思自己的人生。
溪口取代南京蒋介石在溪口这一段日子，并不完全沉浸在个人的伤感和对乡邻故旧的装模作样中，他时时关注着南京，关注着长江，关注着前线，仍然指挥调度着国民党控制区的军政事务。
在此次下野之前，蒋经国曾率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布置警卫通讯网，为蒋退居幕后，预作部署。
表面上蒋介石要求：“全体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话说得堂堂正正，其实，全是作戏，他一边辞掉总统，一边又挂出总裁的招牌。
依照国民党的惯例，政府的一切措施都需中央常委会通过，再交行政单位执行，即以党领政的意思。蒋是总裁，虽宣布下野，不做总统，仍主持中常会，凌驾李宗仁之上，李拿到一个代总统，却是空头称号，无控制全局的权力。
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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