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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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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挛渥疤匚窕疃欢蜗Ｎ穆实�5军2000余人窜至泰缅边境的孟放、回中坡地区，收编吕维英从老挝富米带回的残部和屈鸿斋部，成立“东南亚反共志愿军”；李文焕率第3军窜踞泰老边境景康山区和泰缅边境的景老山区。
台湾当局为了控制利用段希文、李文焕，于1961年令驻泰国清迈代表杨文湘传达台湾的“关怀爱护”之意，要段希文、李文焕服从台湾决策。李文焕以“化整为零，以求生存”拒绝把部队撤往台湾，并对其部属说：“总部叫别人去台，我管不着，13师是不去的，镇康弟兄我要带着，弟兄们去台湾回不了家，见不了爹娘。”杨文湘向台湾报告：“李文焕不会将武力用于反共，主要留用在当地做大烟鸦片生意。”段希文在一次招待台北要员的宴会上说：“有人指责我违背上级命令，才陷入今天的困境，如果上级认为我还有用，我当鞠躬尽瘁，否则唯盼了清一切手续，候命行止。”从此，台湾停止了对第3军、第5军的补给。
1963年，台湾当局为了配合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和配合东南沿海的军事窜扰，又先派情报局副局长沈之岳、特情室主任徐仁隽、监察委员段克昌等赴泰北，到段希文、李文焕两部“视察”，以恢复补给为诱饵，策动两部对云南边境进行心战策反，窜扰破坏。段、李二人也有求于台湾补给，所以从1963年至1966年9月30日多次由第3军、第5军派出小股武装向云南潞西、孟连、沦沅、镇康等县进行武装窜扰。残军虽被解放军边防部队打死27人，俘虏11人，但台湾当局仍要段、李两部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否则不予补给。段希文、李文焕却因感到，窜扰云南边境费时长，损失大，因而停止了窜扰行动。1966年10月和1967年3月，蒋介石、蒋经国两次亲自召段希文、李文焕到台湾，商谈3、5军统一合作事宜，原则上同意恢复对国民党残军的补给，但未作具体承诺。1968年3月，台湾又派罗汉青到曼谷，发给慰问金2万美元，继续商讨“节制”问题；年底，台湾又单独召见段希文；1969年5月，蒋经国亲赴泰国；7月，又派参谋次长易瑾、特种作战部队司令夏超到段、李两部商谈补给整编问题，条件是要兵不要官，老弱一律不要，军官重新调整，整编后由易瑾、夏超、项成豪任正副指挥官、参谋长。段希文、李文焕召开骨干会议研究，认为台湾条件苛刻，旨在瓦解其部，从而拒绝了台湾的条件，不接受改编。1970年1月，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周中峰、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再赴泰北，进一步压段希文、李文焕接受改编。段、李两部从两次撤台的教训和本身利益出发，怕改编后丢掉老本，但又想到台湾的补给，很是矛盾，因此长时期讨价还价，却始终不同意改编。
残军余部投靠泰国段希文、李文焕多年乞求台湾补给无望，决定投靠泰国政府。从1970年2月至10月段、李与泰国军方经过6次会谈，于10月17日正式达成协议。泰国军方同意残军3、5军以“移民”方式进踞泰北境内，青壮年编入泰国地方自卫队，待遇与泰边防警察相同，担任泰、缅、老边境一线的驻防和防共任务，老弱病残的官兵和家属迁人泰北清莱府帕蒙山和雷峦山居住、生产，每人分地1莱（2。4亩），由泰国军方供给1年的生活费，从1970年10月份起进行补给。台湾获悉后，通过原总指挥柳之麟专函致段希文、李文焕，劝阻3、5军不要接受泰国补给，有什么困难，台湾都同意解决。1972年10月叶翔之再次赴泰向段、李表示，愿意恢复补给。此时台湾政府已被逐出联合国，尼克松、田中相继访问中国，段希文、李文焕认为此时接受台湾补给“害多利少”，当即拒绝。李文焕通知所属部队：“余意：没有补给10余年，我们都撑过来了。现在国府日趋困难，日本驻台大使馆已关闭，中共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互派大使，泰国承认中共亦不会长，我们如再接受国府补给，短时内官兵生活固可稍加改善，但泰国与中共的后压力必定很大，到时非逼着撤台不可。。因此要求各部不准台湾特务人员进入驻地。”
残军进入泰北后，曼谷的大学生发表声明称：“泰国国土不可侵犯”，“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军队在泰国国土上”，要求残军“撤出泰国国境”或“解除武器”。残军知道缴出装备就意味着死亡，但泰国军方还是要收缴，残军只好一面交出旧式武器，一面再向商人购买新式武器，既应付了舆论，又更换了装备，以免被吃掉。
1970年12月8月，“联合指挥部”在昌孔成立，由泰军草信少将、吞通上校为正、副指挥官，由残军第5军参谋长陈茂修为联络官；由3军、5军抽调人员，组成“剿匪”部队，分别进驻泰老边境的帕蒙山和雷峦山。随后3军在帕蒙山成立帕蒙总队，兵力增加到850人；5军在雷峦山的密耳成立“莱弄指挥部”，兵力增加到800人。从1971年7月到1973年11月先后“剿匪”作战8次。如叭当战斗，在段希文指挥下出动700余人，由段国相率敢死队一举攻克叭当，将游击队赶出湄公河。该役残军战死70余人，负伤300余人，占“剿匪”部队的一半。泰国军方授予段希文1枚勋章，并慰问作战部队，对伤残官兵发给公民证，对参战官兵发给居住证，并批准3、5军编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段希文为指挥官，李文焕为副指挥官，编制为1500人，属泰国陆军“保安司令部”指挥，由泰国军方供给粮食和弹药，不发武器，打仗时由军方临时供给，或由泰军配属炮兵。“联合指挥部”在清莱设立“分指挥部”，在唐窝、美斯乐设有“联络处”，残军内部仍称“3军”、“5军”，国际舆论仍称“93师”。
1980年6月18日，段希文死于泰国曼谷，由副军长兼参谋长雷雨田升任军长和“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指挥官。
1981年春，泰国政府在泰国中部修建一条以彭世洛为中心、由西向东的横贯公路。公路修到考牙山麓时，遭到当地民族游击队的阻击，修筑公路被迫停顿，于是泰国军方命令残军进攻考牙山游击队。考牙山位于泰国中部密索至汪沙公路北侧，海拔1290公尺，残军出动500人，由陈茂修指挥，青年指挥官杨维纲为前敌指挥，会同泰军“黑豹军”，于同年3月击溃游击队，从而得到泰国军方赞赏。战斗结束后，泰国空军派4架专机将残军送往清迈，并在清迈当地举行了“欢迎会”。泰国报纸大幅报道残军“功迹”，泰国《民众日报》誉称残军为“山老虎”。战利品被送到曼谷进行展览，死亡者被给予国葬，列名纪念塔，参战部队全部批准加入泰国国籍，发给身份证。泰国军方进一步控制了对残军的指挥权，在残军参加“剿匪”、护路期间，泰国军方每人每月发给370铢，每月补给泰币约60万铢，至1981年12月“护路任务”结束。
金三角的异乡人1961年国民党残军第二批撤台后，第3军、第5军官兵家属1500余人逃入泰北，被泰国移民局以“难民”身份安置在泰北7个村寨。1970年10月，国民党残军与泰国军方达成协定，同意残军老弱官兵和家属迁人泰北山区居住和生产，每人分给土地，由泰国移民局安置了6000余人在“难民村”内。1975年，中泰两国建交，泰方为防止对中国的刺激，将“难民村”改名为“自立村”，意即村民要自立更生，依靠正当行业，发展经济，独立防卫。1980年，“自立村”由7个发展为13个：联华新村、和平新村，满堂新村、老象塘新村、万养新村、蛮丙贺肥新村、光武新村、帕弄光华新村、黄果树新村、美斯乐兴华新村、热水塘新村、回中坡新村、盘龙新村。经过20多年的变迁，至80年代后期，他们及其后代人数己逾4万人，但居住在村寨里的却不足3万人，因为有人在附近城镇出生，而已取得泰国国籍，可以自由移居泰国其他地方。
据1988年资料，清莱和平新村有400余户，粮食已能自给，居民不再种罂粟，而改种咖啡、茶叶、水果，但蔬菜还得向外族购买，村内有商店10多间，每逢街天（集市）更是热闹。各自立村均设有村长，多由国民党残军留下的老年军官担任；每个自立村有1个自卫队，人数从几十人至100人不等。13个自立村计有自卫队1000余人，多系本村残军的第二代、第三代中青年人。每村有1个由本村村民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管理本村一切事务，并秘密向过往商队或贩毒马帮征税。
泰国军方设有“三二七部队”，专门负责管制13个自立村，白天由陆军数人把守村口，检查出入证件，晚上自由立村自卫队负责治安。1986年4月，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某负责人曾说：“自卫队先缴枪，经过甄别考查，是否忠于泰国政府后，再吸收他们加入泰国国籍，并重新发给武器，成立新的自卫队，但只能穿便衣。被吸收泰国国籍的只有2000余人，其他村民只能领取外籍人临时居留证，只能到离村100公里的地区活动，不准许出国，并严加管制，不准搞两个中国。”
台湾于1970年全部停止对残军的补给后，官方关系已经断绝，只有台湾“华侨联合会”、“难民救济总署”每年派人到泰北送给各种树苗、种籽并派遣农业专家帮助残军和其眷属发展农副业生产。为解决自立村村民子女读书的课本，又委托香港“集成书店”铅印课本，通过泰国“中华商会”供应自立村子弟学生，并派教员到这些子弟学校当教员，准许每年以奖学金形式接收自立村选送40名学生到台湾上学。每年“双十节”，自立村可派代表到台湾观光、观礼。“中华航空公司”曼谷办事处常派人以台湾“地下大使”人员身份到残军驻地视察，台湾当局有时还派记者到泰北采访。
残军尽管生活极不安定，但中文学校仍以各种形式继续开办，80年代末自立村共有中、小学校17所。泰国政府1984年6月作出决定，自立村的所有学校应受泰国教育法令的约束，应以泰文为主课，中文为选修课，每周授中文不得超过5小时。但学生学中文如饥似渴，师生就利用早晨和晚上非正课时间，系统补习中文，这样既不违背泰国法令，又可以学好中文。有个训导主任风趣地说：“邓小平主张一国两制，我们搞的是一学两制。”“只是为了把中华文化传给后代，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骨血啊！”
1950年逃往境外的残军官兵，现在多是60岁开外的老人了，他们多数和缅甸、泰国的华人和当地少数民族结婚，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都能讲云南话，大多数人不懂缅老语，形成了一个与住国隔绝的封闭社会，保留着中国人的传统风尚，并有不少人定居于泰国其他城镇，从一些夜总会、酒巴间的歌女、招待员的身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形影。泰国一些华文报社的排字工也占相当的比例，因为他们的中文水平较高，这些年轻人出生于泰国医院，根据泰国国籍法的法令，他们自然获得了泰国国籍，他们工作努力、学习刻苦，有中华民族意识，但不大关心形势，对前途彷徨苦闷。在泰国北部的一些城镇可以看到相貌酷似云南人，讲着一口云南话的青年男女骑着摩托车在街上驰骋——这就是残军后裔的形象。
第三章读毛选，蒋介石反思“介寿馆”。二陈被逐，四大家族成一统。反攻大陆第一战，胡琏大败东山岛
第一节蒋介石反思“介寿馆”
孤岛复位这是1950年元旦，蒋介石并没有在台北欢度新年。已经覆亡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年前12月7日就迁到台北市，旧时的总督府插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挂出“总统府”的牌子，却没有政府首脑。“有国无君”（实际“无国无君”）的局面，已经好长时间了。眼下李“代总统”在纽约割治十二指肠，滞留不返。台湾实际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这时正与蒋经国隐居在台湾中部日月潭的涵碧楼，寄情于山水之间，“兴叹英雄末路的悲怀”。除夕日，蒋经国曾陪蒋介石荡舟日月潭，借垂钓聊以解愁。老人孤舟，随波逐流。蒋经国望着须发已斑白（蒋虽不蓄须发，但也能辨出黑白）的父亲，不禁悲从心头起。
这时，蒋介石握着的鱼竿猛一颤，鱼线紧绷，蒋连忙收竿，一条约五尺长的大鱼，无可奈何地跃出水面。
划船的人献媚地说：“总统，这样大的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到。”
“好！好！”愁眉苦脸的蒋介石微微露出笑容。蒋介石一生迷信，除夕得大鱼，岂不正应“年年有余”的好兆头，1950年会是时来运转的。
元旦这天，蒋介石去教堂，做完祈祷，回到寓所，筹划应付对即将来临形势的对策。新华社的广播，是一定要听的，尤其是重要的社论、“时评”等。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庄严重申：“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立场、态度，原在蒋介石意料之中。美国如何对待台湾，是蒋介石最关心的，视为生死存亡的关键。
华盛顿数度集会，反复讨论国民党政权能否得救的可行性。会议分为两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菲律宾、日本将受威胁。于是他强烈主张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蒋介石防守台澎。这代表美国的所谓“鹰派”的典型意见。国务卿艾奇逊予以驳斥，他说，即使美国介入，亦无济于事。从头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所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就已经看出美国民主党政府对蒋已感绝望，在这份美国的外交文件中，“蒋介石”三字，已成为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独裁、zhuanzhi的代名词。艾奇逊有意将蒋介石说成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还进一层说，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有没有台湾，无足轻重。
杜鲁门总统作最后裁决，他支持艾奇逊的见解，于是拍板定案。对这件事，有舆论说，杜鲁门这个脾气倔犟的密苏里老农，还在忌恨两党竞选时，蒋介石以金钱支援杜威，现在他仍在泄私愤。事实上，杜鲁门不能公然以武力侵占台湾，是慑于美国及世界人民的反对，因这时尚找不出任何侵略的借口。
1950年1月4日，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将美国对台湾的意见，公开诉之于众。杜鲁门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的，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美国同时宣布，自台湾撤走侨民，美国留驻台湾的，只剩一位领事级的代表。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看来社鲁门存心坐视蒋介石“自生自灭”了。更使蒋介石感到不安的消息，就是美国国务院里的苏联问题专家们（蒋介石将这些人说成是“亲共分子”），再度推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人说服杜鲁门的理由是，再延迟与中国建交，只有利于苏联，使毛泽东更靠近斯大林，而危害到美国的远东利益。
新年伊始，台湾便笼罩着很浓的失败空气。美国公开抛弃台湾，传及世界每个角落，蒋介石虽严命台湾报刊，不许走露半点消息，但人们还是从各种迹象上感觉到了这点。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蒋介石能在台湾呆一年以上。高官富贾，开始溜之大吉。只有宋美龄，在逗留美国数年后，不愿再受杜鲁门的冷漠鄙夷，于1月19日默然回到“孤岛”，帮助丈夫“保卫大台湾”。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他在台湾恢复“中华民国总统”职务。
毛著的特殊的读者蒋介石复位后，每天清晨6时，台北介寿路准时响起“中华民国国歌”，青天白日满天红之旗徐徐升起。
那里是“总统府”的所在地。路名为“介寿路”，是纪念蒋介石60诞辰时取的。“总统府”原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改称“介寿馆”，复任“总统”的蒋介石，就在“介寿馆”3楼办公。
这一天，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忽然出现一本不平凡的书，书名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乃海峡彼岸他的政敌毛泽东。
毛泽东此书写于1936年12月。在它的千千万万的读者之中，蒋介石是最特殊而读了最有体会的一位。因为毛泽东此书所写的，就是如何打败蒋介石的战略问题。当年，蒋介石就翻过这本书，无奈，他正忙于跟毛泽东打仗，心静不下来。如今，他是败军之将，正在作沉痛的反思。读毛泽东此书，使他感慨万分。他这才明白，毛泽东确实是一位熟知战争规律的战略家。毛泽东正是用这些战略战胜了他。
毛泽东写道：“弱军对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
可不是吗？毛泽东经常用的就是这一手。
毛泽东又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解释。。一切的‘走’都为着‘打’。”
毛泽东也常用这一手。
最令蒋介石叹息不已的是毛泽东书中的一段话：“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蒋介石不正是毛泽东所说的蠢人吗？
此时此刻，他后悔当初过分相信武力，使自己的外国朋友撮合中国和平统一的计划一再流产。
赫尔利首次撮合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夜，美国总统派到中国的特使曾撮合过国共两党的合作。1944年11月6日，美国驻延安代表团团长瑞德上校像平时一样到机场去接来自重庆信使班机，这个代表团是由于罗斯福的压力，经蒋介石同意派出的，成员人数常在十几个到二十个之间，中间有使馆官员、战略情报特工人员等。
飞机徐徐停落，机舱开处，一位佩着闪闪发光勋章的美国将军出现在门口。这一天刚好在机场的周恩来见情忙问：“那是谁？”
“那是帕特里克·约瑟夫·赫尔利少将，他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包瑞德回答说。
“先让他呆在这里，我去找毛主席。”周恩来说完，立即坐车回城了。。正准备下机，赫尔利又回到了舱内。他靠向窗口，打量着视野内的这片黄土地，心中很是得意。5个月前的6月21日，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派来了一位重要特使——副总统亨利·华莱士。3天后，华莱士离开重庆去昆明，蒋介石在送他前往机场时暗示，要罗斯福给他派一名新的显要人物来。
美国总统照办了。他选择的这个人就是赫尔利少将。赫尔利当时61岁，尽管他的红头发已经变白，另外还配上一撮值得夸耀的白色小胡子，但是他的眼睛却还和以往一样碧蓝，那6英尺2英寸的颀长身材仍然是腰板挺直。赫尔利到达重庆时，带来了两名中士衔传令兵。重庆的外交官挖苦说，这两个传令兵的主要职责是帮他穿束身衣。
外交官们知道，赫尔利是位性情暴烈的俄克拉何马人。他的家庭具有暴力的传统。父亲是一名穷苦的爱尔兰移民。他是在1882年乘坐敞篷大车到达俄克拉何马的。有一次，他因一个儿子回家太迟，狠揍了儿子一顿。这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孩子试图跳上一列货车离开家乡，但却葬身车轮之下。父亲是个煤矿工人，剩下的这个儿子在11岁时下了煤矿。从印第安纳的一所学院毕业后，赫尔利当了律师，到1911年，成了乔克托族的代言人。人们常常认为他有印第安人的血统。产生这种错觉，是因为他喜欢在心血来潮时，发出乔克托人打仗时发出的令人胆寒的呐喊声，或者跳上一通乔克托的蛇舞。他成了塔尔萨的一名有成就的律师，同大西洋舰队一位将军的女儿结了婚。后来，他当上了胡佛的陆军部长。赫尔利当上部长后，最先于1931年访问了中国，对中国的一些基本情况了解得十分浅薄，以致在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提到蒋夫人时，竟称她为“石夫人”。
赫尔利这次来到中国后，曾断送了不少在中国的美国职业外交官的前程。在他青云直上的仕途上，铺满了这些外交官的尸骨。
赫尔利属于那种不时出现的、有趣的怪人之列。他是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但却口若悬河，使别人很难开导他。蒋介石对此却不以为意。委员长宁愿要这样的美国人，而不要那种能讲能看中文、又在中国人中间生活过很多时间的美国人。
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曼斯非尔德曾在重庆对赫尔利作了3小时的战时拜访，日后他回忆说：“他讲了2小时47分钟，我讲了13分钟，这差不多正合适。”
包瑞德上校对赫尔利的这种偏执的怪癖就不那么能容忍。包瑞德刻薄地说：“他讲的话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思维上的联系。”
在中国呆了10年的赖斯被召去向赫尔利汇报，他同这位将军在一起呆了45分钟，除了一句表示敬意的“你好”和一句茫然的“再见”外，赖斯在谈论中根本没有张过口。当中全是赫尔利一个人的令人费解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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