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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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1945年8月24日，日本投降之后，重庆举行批准联合国宪章签署典礼，蒋介石发表演讲，题为《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全文共6000余字，其中分四节：一是承认外蒙合法独立；二是予西藏高度自治；三是希望泰、越、缅恢复正常关系；四是依外交途径解决九龙香港问题。

蒙古对中国内地国防的作用，有如指臂相连、唇齿相依之势。中国历史上北方边患的事例，充分证明了外蒙古在国防上的重要性。凡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一点。因此，蒋介石承认外蒙古独立，和对东北权益的损害，致使旧条约虽然取消，但新条约依然不平等，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极大不满和反对。

解放战争胜利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突然后悔起当初的行为，于是推翻了过去的决议案。这就是今天台湾的中国版图包括外蒙古的真相。

忍怒弃职1947年3月1日晨，南京国民党立法院会议场轰动异常。经立法院的一再邀请，行政院长宋子文终于出席报告——这是两年来最精彩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立法委员们以迎接季节更新的心情，等候着宋子文的光临。上午9时许，立法院长孙科，陪同宋子文、财政部长俞鸿钧、经济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等一行人到来。孙科着长袍马褂，宋子文穿着厚重的呢大衣。

出席报告的五位，在面对着全体立法委员的第一排座位坐下。孙科宣布，因请到了宋子文等出席报告，原讨论提案的议程停止，即请宋等报告。

宋子文起立，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宣读。首先表示，上周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颁布后，他因赴沪督导而未能应邀出席报告，甚感抱歉！继而谈及他就任行政院长以来，曾先后三次向蒋介石提出辞职，现已获准。

说到目前的财政经济情形，他首先回顾到1922年就任广州中央银行行长之职时，所发行的纸币，没有一张不可靠。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在1935年，因美国实行白银政策，为防止白银出口，政府始采取法市政策，对支持抗战厥功甚伟。不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破坏交通与生产，以致比之对日战争时捐失更大。”财政经济情形为何会造成如此局面，这就是最好的答案。政府为谋补救，也有变卖敌产经营中纺公司等措施。目前的经济紧急方案，为谋平衡收支，行政院将中纺公司及敌产出售，危险或可渡过。今年向美购买1亿7千元的棉花，本年棉花自给者四分之一，现已有美国技术人员前来，预计明年可望自给四分之三，以应急需。最后说：现在每逢物价上涨，大家就骂我，似乎一切都要行政院负责。

宋以为自己对一切已尽力去做，尽管政策可能有错，但良心上可告无愧。当离开行政院之时，他觉得自己的所做所为，对得起国家民族。

宋子文报告完毕，立法委员楼桐荪立即发言：（一）宋院长就职两年多，今天是第一次出席立法院报告，这证明过去不是行政院与立法院不需要合作，而是合作得不够，缺少和衷共济，忠诚谋国的精神。

（二）许多法规本来没有到紧急措施的时候而不送立法院研究审议就颁行，实在是国家损失。

（三）去夏国家经济情形己危机四伏，当时就很想宋院长来开诚布公的检讨，而宋院长不是在南京公忙，便是到上海去，始终未来。今天由于“黄金潮”的发生，经济真已濒于崩溃，行政院不能不采取经济紧急措施，办法颁行了十多天，宋院长才来报告。若是半年前，就从长检讨，早下决心，不是我们妄想和夸口，事实上也许不会糟到如此地步。可惜这只是沉痛的回忆了。

宋院长说他已辞职，这是一种别有滋味的趋势，我们今天就讲今天的话，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是经国防会议通过国府颁布的，似乎非由行政院负责；然而此方案施行多久，希望得到什么效果才算完成，其中不完善的地方施行焉，会不会发生舞弊情事，应当为何设法预防和补充，如果发生相反的效果，这责任由谁负责？宋院长说他政策或许有错，错不错是见仁见智、各有说法；不过我们看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基本的政策与紧急措施相冲突，而没有一种如何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上正当的道路的方法。

楼氏发言至此告一段落，接着他宣布关于黄金美钞的问题，将由张启允委员发言，物价管制问题，将由张九如委员发言，改善公教人员生活问题，将由简贯三委员发言。

楼在发言时，宋院长取下近视眼镜，换上深色的太阳眼镜，仰望着天花板，显示出极不耐烦的表情。而楼的预告节目，似乎有请宋院长少安毋躁之意。继楼而起的是立法委员周一志，他坐在最前排，迫近宋子文，穿着灰大褂，带着棕色粗边框眼镜，从容发言：楼委员预定的询问方式，我不赞成。因为对行政院长不能限于财政经济的询问。接着他讲起昨天在上海有一位朋友问他，明天宋院长是否会到立法院来报告？我告诉他：一定来。这位朋友说：如此你们立法院的地位也和汇率一样地自3350提高到12000了。我告诉他：行政院长应向立法院报告，不但是宋院长，将来就是任何人当行政院长，也应当来的。我对宋院长的感想有四：（一）在广东时代，我们认为国民党有两位财政专家，即是廖仲恺与宋子文。北伐时廖不幸殉难，宋主持行政院，初获好感，今天我以党员地位与宋院长讨论，宋的声望已一落千丈。《大公报》以买办来形容宋院长，宋院长也是总理遗嘱中签字人之一，如何洗刷这个买办之名？

（二）宋院长现在是同时作许多单位的行政院长，如中央银行、中纺公司、行总等。

（三）一切错误都想教共产党负责而不承认人谋不臧，是最要不得的。

回忆总理当年以3000元创办中央银行，全靠当时革命力量。现在政权在手，民治之不进步，不能只怪共产党之破坏。

（四）黄金政策失去了信用，且闻川滇黔实行黄金购粮储蓄券，至今还未归还。此外，关于通货问题，还是作合理整理？还是再发行？这个问题，今天能答复就答复，不能答复我也不勉强。

接着司徒德发言，谓：辞职有两种可能，一是自己政策有错误，一是自己政策行不通。若为前者，其辞职则使国家前途光明。此外，关于（一）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中之黄金政策，有无错误？（二）金钞黑市不准报纸披露，现在上海有无黑市，是不是“鸵鸟政策”？（三）工人生活指数冻结，致使上海国民党领导的总工会也在请愿，又在规定补助7万3千元总差额以后是否继续补贴？倘物价再涨有何办法？（四）解决银楼业问题，是否要改变此方案？（五）国营事业不加价，如何自给自足？不能自给自足，是否要政府贴补？

紧跟着是张启元询问：（一）。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直致黄金潮闹得不可收拾始行发出，是否太迟，求金融安定，现在是否安定？（二）。已往抛售黄金，收回法币回笼，现黄金只买不卖，是否又是使法币出笼？出笼之后，游资是否又造成囤积居奇？（三）。银楼黄金规定三个月内卖究，三个月后全国银楼都关门了，数百万工人失业如何办法？（四）。已往黄金自由买卖，人民都为此储蓄，而今存钱的都要买东西，物价困之抬高？（五）。上海黄金检查动员数千人，骚扰人民、流弊太大，引起社会不安。（六）。外汇只得换玻璃丝袜，其正真生产机器为何反少输入？两年前呼吁利用私人国外存款，现在时过景迁；是否有改户事情？（七）自费留学生购买外汇问题，如何补救？（八）进出口办法不经本院通过，实行几天，美方反对又取消，问题经过如何？

询问至此，有人提议请宋子文先作答复，宋于询问时辗转于座位中，此时起立，以一种无可奈何的音调说：别人说我是买办，但当年收回关税自主，取消不平等条约，这是买办的事吗？我承认自己是经济的行政院长，日夜为经济问题焦虑，没有力量顾及其他政治问题，结果一事无成。错就错了，现在我已是辞职的人，再说话也没有用。遂转身向孙科说：“本人要求退席”，孙未及向全体立委宣布，宋已大步走出会场。全场哑然片刻，但接着就掀起一阵笑声。有人讲：“宋院长如此作风，实已失去行政院长官态度。”立法委员李晋芳则以轻快的声音说：“宋院长先报告辞职，意在造成‘安定’作用，好在在座各位部长并未说要辞职，应请继续询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立法院非审判机关，也无法把他提回来，人主既去，尤如人之将死，我们还应继续询问。”

这时立法委员简贯三跳出座位说：“宋院长虽已辞职，但对他的政策造成的影响仍该负责。”另有人谓：“立法院是对事不对人，不能‘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停止询问。”

于是，孙科宣布，请俞鸿钧、王云五两位部长继续答复。

俞鸿钧说：今外汇提高，进出口联锁办法可不必采取。又黄金政策实行数年，最初使法币回笼，平抑物价，以后为稳定物价转之稳定金价，凡此均为因时制宜之举，不许报纸登载黑市消息，系恐过度刺激人心与市场。目前有黑市存在，不容否认。但如谓要根本消灭黑市，则是说外行话。

王云五答复工资问题称：现在许多工人，按生活指数给薪，已超过战前所得。但工资可影响生产成本及于物价，工人生活固值重视，而一般民众生活，政府亦不能忽视。

俞王两位报告毕，立法委员陈顾远、钟天心等便将询问目标转向贝祖诒。贝氏答复，首先宣布关于通货发行，黄金外汇数字，因奉主席命不能发表。继称：香港及沿海走私是大漏洞，贝氏曾与香港当局商讨，已得合理解决，但尚未获伦敦方面批准。贝氏长约一小时的报告，结论是关于政策方面，他只负执行命令的责任。

到了12时40分，报告会才结束。同日下午4时，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常会举行联合紧急会议，任命蒋介石为行政院长，翁文灏继任行政院副院长。与此同时，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呈请辞职，由国民党政府特任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

在当时“家天下”的中国，用人脱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那句老话。

中央银行一向是“家天下”的“总夹万”，“经理”既然易手，管“夹万”的“账房先生”——总裁怎能不换人呢？所以作为宋门大将的贝祖诒跟着“TV”（宋子文英文名字的缩写）去职，那是自然的事，更何况贝祖诒与宋子文有着相当微妙的关系。

贝祖诒是江苏省吴县人，出身于地主兼买办阶级家庭。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了横财的“颜料大王”贝润荪就是他的哥哥。贝与宋是留美同学，交情很好。

早在1944年，贝祖诒就任职于中国银行，1924年，已经是中行上海分行经理。1935年4月1日，南京政府兼并中行后，由宋子文出任中行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贝则以近水楼台之便，一跃而为总行副总经理，从此时起，他就开始作入幕之宾，成为宋子文的主要助手，其地位仅次于宋汉章。

1939年，宋子文在英美借到一笔稳定的外汇借款之后，贝祖诒即被派任“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的委员，并于1942年一度代理中行总经理的职务，这时他已成为国民党政府一等财务官，所以一到宋汉章年老退休以后，他就取其位而代之了。

抗战时，贝祖诒负责处理黑市外汇，很得美国上层人物的欢心。有些狂妄而别有用心的美国人说，当时中国只有半个人懂国际汇兑，就是指贝祖诒而言的。

他既有中国国际汇兑问题“权威”之誉，因此，宋子文和美国谈判20亿“美援”贷款计划时，他就任谈判代表，成为TV宋手下的第一红人。

1944年12月宋子文当行政院长后，贝祖诒正式接任了执行黄金政策的中央银行总裁。此后，他除了乐此不疲地与宋子文朋比为奸，运用其国际汇兑的“学识”抢了巨额外汇之外，又想在黄金买卖上捞他一笔。他不好自己出面，于是推出詹莲生为代理人。

詹莲生也是江苏吴县人，又是贝家的亲戚，过去当过贝家颜料生意的经纪人。贝祖诒任中国银行沪行经理时，詹就在上海金交易所里与贝暗相勾结，利用中国银行的资力，大作投机生意，赚了大钱，因而在金业方面形成詹的势力。

詹莲生的活动本钱，除了依仗贝祖诒集团外，还有他所控制的“金牛党”。詹以五家（同丰余等三家金号和方九露等二家银楼）金号银楼为基础，控制着当时上海金业公会，并在其中形成一集团（大都是金价波动期间成立的金号，未备案），操纵金价，打击集团以外的黄金买卖，相当嚣张，当时有“金牛党”之称。

当中行抛售黄金的时候，詹莲生就是上海黄金商人与中行进行勾结的总代表。因为：（一）上海金号银楼两业公会会员购买黄金，按规定须填具申请书，由上述五家金号银楼代表转呈批准，然后配发。实际上中行只指定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同丰余金号经理詹莲生一人包办，这样做当然便于作弊；（二）每天中行黄金价的公布实际上是由贝祖冶的亲信中行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仁安和詹莲生用电话作决定，暗售的黄金也由詹一人承办分配。这样詹便成为当时中行在抛售黄金的决价、明配、暗售方面的操纵者。

中行库存黄金都是400两一块的金块，出售时要改铸为10两一条的金条，中行给予每条三分的火耗。据詹后来受讯时说：“改铸金条，每条有三分的火耗，每天归同丰余火耗约有240两，其余经手分铸的几家，不过在成色上略微有些好处。”仅此一项，詹每月可吞黄金7200两，一年（1946年3月——1947年2月）可达8万6千两。

中行一年中抛售黄金共为850万两，同丰余包办了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合450万两左右，其中暴利，詹虽不肯明说，但数额之巨可想而知。据保守估计，“利润”以三分计算，总数也达13万5千两以上。

然而，“金牛党”既然每天优先知道黄金牌价，又熟悉中行库存情况，他们岂有不操纵市场金价之理？又岂有不大量吞进中行暗售的黄金之理？。当时有一个在黄金交易所投机失败以致破产的黄金商人，向国民党监察院控诉说：“詹莲生那一年赚了10万条以上的黄金。”换一句话说，他赚了黄金百万两。

对于贝、林、杨、詹贪污集团的罪行，新闻界曾提出下述旁证。

同丰余金号的董事会名单，有两个假名查不出下落，原来就是贝、杨、林的化名，此其一。

这个金号做了这样大的买卖，可是詹莲生说，连一本进出的日记帐目都没有，直到送法院，才弄出一本假帐本，此其二。

监察委员质问上海商业局：“何以同丰余没有经批准立案，经手这样重大的业务，你们为何不加取缔？”该局负责人苦笑着答道：“（贝祖诒）总裁招呼我们不要管。”此其三。

讯问林凤苞时，询以“黄金抛售业务，为什么要委托一个没有批准立案的同丰余老板詹莲生呢？”答称：“上海金业公会会员复杂，不可靠的多。詹是公会主席，熟悉情况，有信用，有号召力，贝总裁也知道他的负责可靠，所以找他负责。”盘问贝祖诒，也是同样的答复，此其四。

监委何汉文讯问詹莲生：“你赚到那么多的黄金哪里去了？”他答道：“赚项大，应酬也大，并没有得多少金子。”此其五。

1947年2月间，国民党中央银行突然宣布停止抛售黄金，使金价暴涨（如上海的金价在十日内由600万元涨到900万元）黄金控制商大获暴利。对此，国民党监察委员会成立了由四监察委员组成的弹动宋子文案，对其所推行的黄金政策进行调查。

“金牛党”党魁詹莲生自有他的一手。何汉文在上海东方饭店，以迂回不着边际的谈话方式向詹莲生单独讯问了大半天（其余三监委因事回南京），起初詹有恃无恐，毫不在乎，大谈他和宋子文、贝祖诒的关系如何如何，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情形，同丰余金号的业务概况，以及中行和他来往如何如何。及至拿出笔录要他签字，他才感到有些不利。詹离开何的房间时对何说：“我这些都是同何委员私人谈话随便讲的，有些欠妥之处，还要请您包涵包涵！”当天晚上，上海的军统大特务，名人杜某的徒弟王新衡（立法委员），约何汉文到他家里吃饭，饭后他问起讯问詹莲生情形，谈了一通，最后王对何说：“我想以老同学的资格，跟你谈一点知心话。詹莲生这班家伙的确可恶，要办一办。但是官场的事要适可而止，不可太认真。反正今天询问他的只有你一个人，你如果不把笔录拿出来，或者改一下，开脱开脱，叫他拿出200条金子来。倒也是一件一方二便的好事。今晚本来杜老板想来和你谈谈，觉得有些不便，我的意思可以说是他的意思，不知道你以为如何？”

听了这番话后，何汉文颇感为难。他想，正面拒绝罢？杜老板已经给搬出来，得罪了这位老板，可能出毛病。答应罢？一来他当时被一些人恭维成“铁面御吏”，觉得名誉比金条更重要些；二则害怕这是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乃至军统故意设下的圈套，不能不加提防。于是，何汉文决定采取敷衍搪塞的办法，因此答复王新衡：“今天讯问，担当笔录的是上海审计处派来的人，和我过去不熟悉，几家晚报又已经把我讯问詹莲生的事，大登特登地发表了。这样一来，恐怕有些不便。不过，请杜先生放心，我总不会把案子弄得太严重就是了。”

第二天，那三位监委恰好回到上海，何与他们商议之后，决定把詹莲生利用金业公会代表的地位操纵上海金市，与同丰余金号非法商号攫取巨额暴利，以及同丰余买卖黄金帐目与中行抛售受主帐目不符，显有情弊等罪名，连同笔录提出检举，送上海地方法院起诉审判。同时把林凤苞、杨仁安的利用特权勾结贪污部分，也送法院起诉，至于对贝祖诒，那就不敢绳以法律了。起诉结果，詹莲生判了12年徒刑，林、杨各判了7年徒刑。法院院长查良。。是当时国民党司法界有名的“漂亮人物”，他一方面和何汉文等数度商酌，为了顾虑外界的注目，保持国民党司法之“尊严”，立即将詹、林、杨三人判了刑；一方面却又在金条面前屈了膝，以“保外就医”为名，让3人逍遥法外。

何汉文等四名监委要追寻停售黄金令的根源，终于在1947年2月19日壮着胆子打了一个电报，问他们的蒋主席：“。。此次中央银行停售黄金，事出突兀，致引起风潮，摇动金融经济，据宋院长称，停售系奉钧座指示，确否祈电示。”

谁知道，这个电报发出以后，一直等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半点回音。2月26日，何汉文等一行由上海回南京，到当时的国民党文官处查询：文书局长许静芝向他们笑笑说：“主席批是批了，不好复电，你们看看罢！”

一看之下，只见电报上批了令人啼笑皆非的12个字“并无其事。事到如今，有何办法！”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认为“并无其事”为什么接下去不提“应予追究责任”呢？“事到如今，有何办法”这8个字批下来，是不是想不了了之？

想来有两种可能，一是蒋介石虽应对这次风潮酿成负主要责任，但他自己既不愿负责，且又要庇护宋子文，只能出此下策，作此劣批。更可能的是，蒋介石事先对封禁售黄金已表示同意，这时耍一点已成为蒋某特点之一的流氓手段，索性来它个不认帐。

拿那份流氓式的批示来应付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当然是不成功的。

可是，如果只把“金牛党”的詹莲生和林凤苞、杨仁安这三个小苍蝇（虽然他们肚子里装藏有不少黄金）送法院判几年徒刑，就此悄悄收场，那在全国人民面前极不好交帐，于监委的面子也太过不去了罢！

四监委会商议后，决定进一步试向宋子文、贝祖冶正面进攻一番。

首先由何汉文领衔，提出对宋、贝的弹劾案；并且打破过去弹劾案处理程序的限制，将全案的调查报告书，交由监察院正式公布，同时发动立法院召开临时会议，对宋、贝等提出询问。

立法院开会之时，宋子文、贝祖诒都出席报告，当场引起一些人的攻击，直弄得宋子文面红耳赤，无法答复，终于愤然退席，全国舆论为之哗然。蒋介石在四面楚歌下，先是批准了宋子文的辞职，尔后又免去了贝祖诒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

“弹”来“劾”去，宋、贝未曾受到任何形式上的法律处分。不仅如此，蒋介石为了安慰他的可尊敬的内兄，接着就委派他为广东省主席了。

在这次风潮中，最受实惠的是国民党政学系。宋子文垮台后，蒋介石临时担任行政院长，后来此职落到政学派张群手上。此外继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副总裁刘攻芸都是政学系人物，他们登台之后，又发行1亿美元的美金公债和3亿元美金库券，进行新的搜刮，而蒋家王朝财政金融的崩溃，也因此而更为加速，最失利的CC派。他们在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