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金陵新传-第3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米时臼峭蛔鞣āＫ巫游淖橹艘桓觥肮诠急肝被帷保炖砘贡靖断⑹乱耍焉虾＝鹑诮绲耐访嫒宋锒纪藿サ蔽保吭掠沟谋鞠ⅲ扔刹普苛罟猓ㄖ醒胍校┤缡ψ悖苟嗖σ恍越ⅰ罢拧薄Ｖ醒胍械睦砑嗍潞汀爸泄薄ⅰ敖煌ā绷揭械墓俟啥乱泊蠖际巧虾Ｒ档乃健敖鹑诰尥贰保缜轮⑿煨鹿⒗铕ポァ⑿旃飧Α⒑霞巍⒑式⒁斗鱿觥⑶厝笄涞取Ｋ窃诠俜降慕鹑诨怪屑嫔弦桓雒澹辛朔⒀缘匚唬哉ň投嘁徊惚Ｕ稀５匾囊蛩兀蚴且蛭睦⑻乇鸷瘛９竦车本址⑿械墓淙焕⒍嗟闹挥�8厘，比市场的利率低。并且从条例上看，公债发行的折扣从九五折到九八折，照九五折算，年息8厘的也只到年息8。4厘，和银行的存息差不多，不仅无利，而且还要倒贴开销。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计算，实际上则利息大得很。因为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公债，几乎都先以四五折或五折抵押给银行和大钱庄，然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而照市价结帐，所以银业所缴的财政部所实收的款子，最高是六折，低的则仅五折，平均约为五五折，这样，利率就比表面的增大一倍。不仅如此，因为还本是实足的，所以实际的利率更大。假定某种公债，年息8厘，10年还清，市价是六析（按最高价格计算），某银行购进公债100万元，其逐年的利润则是：最初一年利率最小（2分），最后一年则高达8成。如果求得每年的利率相等，开始时少还本，则每年的平均利率在2分3厘以上，这是一种高利贷。而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公债和库券。年限少于10年，折扣低于六折的不少，其实利率还要大些。在抗战之前，一般银行的存款利息是年息8厘到1分（活期仅4厘到6厘），放款则为1分2厘到1分6厘，很少超过1分8厘的，至于高达2分的，那只有银根特别紧的日子，一年只有几天。银行的业务就是赚存款的利息与放款利息的差额，这里计算一下，如某银行吸收存款500万元，平均存息为9厘，全年付出利息45万元，如放款同数，平均利率为1分4厘，全年收入利息70万元，收支相抵毛利25万元。如果该银行一年的开支15万元，则该银行的纯盈余为10万元。如果把这500万元买了公债，则一年的利息收入为115万元，付出存息45万元，毛利为70万元，还可节省开支几万元，因为放款需要调查研究，还有监督稽核等工作，需要人力较多，而买公债则仅是几张纸，锁在保险箱里，安全无事，只要一两个人注意证券市场动态就行了。就是以开支相等计算，其纯利也为55万元，较放款给工商企业增加利润45万元，利润率为百分之五百五十。公债的利息高到这样，自然金融家就不愿意投资于生产事业了。旧中国经济衰落，生产不发达，当然原因很多，但国民党政府用公债把社会上本来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游资吸收了绝大部分，以供内战之用，或充实私囊，变成外国货币，使产业界要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感资金不足，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
银钱业从公债中得到的好处还不仅是上述的高利一种，更可利用债券作为向“中央”、“中国”、“交通”等所谓“国家银行”领取钞票的准备金。照规定，银行、钱庄只要缴六成硬币或金银、外汇，四成有价证券（以公债为主），即可领用十成的钞票。如某银行500万元存款中，用360万元收购金银或外汇（所谓硬通货），132万元照五五折购进公债240万元，即可向“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领取钞票600万元，还多8万元在手另作他用。如果再把这600万元如此运用，以438万元存储硬通货，以160。6万元买进公债292万元，即可领取钞票730万元，连前还余9。4万元。这样翻上三次，500万元的资金就变成了900万元通货。而且上缴的准备金892万元票面的公债，利息仍归领钞银行所有，以年息8厘计算，一年可收入80。26万元（公债的还本，要抵偿领用的钞票，不能作为收益）。如果它再把900万元投资于公债，一年可收入207万元两项共287。26万元，比放款给工商企业的利润收入增加4倍，如纯利计算，则要相差二十几倍。（以上的算法，是以与四大家族相勾结、有密切联系的行庄而言，如果不是“朝里有人”、“长袖善舞”就不能如此做，一则公债抵作准备金不能照票面算，而要照市价，只能占四成利息的便宜，不能愈滚愈多；二则领用钞票有号码，发票银行收回若干，马上要向领钞行庄兑现，非有较大靠山不能冒此风险）这样一来，金融业固然获得了大利，而国民党政府与宋孔财阀更是一举两得，即发行了大量公债，又发出了大批钞票。
发公债对银钱业有大利，所以银钱业不怕公债多，只怕公债少，不怕当局要他们承销公债，只怕不叫他们承销。上述情况是宋子文的公债政策能够收效的主要原因。不过，公债发得过多，银钱业虽靠公债发了大财，但当他们的资金大部分变了公债的时候，银钱业巨头与掌握财政大权者之间的关系就起了变化：过去是财政部长不得到银钱业的帮助借不到款，现在则是银钱业的命运掌握在财政部长的手中，只要公债的本息一动摇，银行钱庄就有大批要破产，因此不得不迁就财政部，依附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甚至国民党政府公开赖债，无条件延长还本期限（改为统一公债），银钱业还要帮它维持市价，原因是自己手里公债太多，不能让它贬值。
除了借款，宋子文在加税上也有自己的高招，这就是使有力量反对他的人可以从他的“理财措施”中获得利益，于是化阻力为助力，从而顺利推行他的方案。例如“统税”制，就能说明这个道理。
首先是“卷烟统税”。卷烟抽税，原是江苏省“教育会派”（黄炎培、袁希涛、沈恩孚为首）为了求得教育经费独立而创办的一种新税。那时江问鱼（恒源）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严家炽任财政厅长，陈陶遗任省长，因为教育经费老是积欠几个月，引起教职员工的不满。“教育会派”以”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减少省财支出，省去许多麻烦”为理由，向省府提出开设卷烟统税的申请。由于“教育会派”是带有全国性的组织，其实力不限于江苏省，也不仅在教育界，所以当局和商人均不敢公开反对，于是这一提案被批准井实行。
那时的卷烟税是一种消费税，是向零售商店征收的，最初估计只能抵充省教育经费的一部分，后来逐年增加，大大超过了全年的教育经费支出，北伐以后，国民党政府收归自办，改为产销税，产品出厂缴税后便可销向全国不再收税，所以叫“统税”。它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三大主要收入之一。另两种为关税和盐税，这两种税虽然多，但都是抵押给外国债权人，所剩无几；而统税则是新税，没有抵押出去，所以是财政部主要经费来源，一切政费、军费开支主要依赖它。统税除卷烟外，还有棉纱、面粉、水泥等。
当时中国境内的卷烟厂，最大的是英美烟公司，其产额超过全部中国商厂的总和，但英美烟公司拒绝缴纳统税，理由是依照不平等条约，他们的纸烟不用交纳税金，中国政府不能也不应该增加他们的额外负担。英美商人有领事裁判权作护身符，他们不交税，中国政府也没有办法。
宋子文上台后，和英美商人交涉，结果外商同意缴税，还把过去欠缴的补了一部分。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有的报刊评论说：“宋子文不仅在财政上成功，而且在外交上也成功了。”而且英美资产阶级以及买办也都很佩服“TV”宋的才能。
宋子文究竟有什么本领办妥这件交涉的呢？说来很简单，就是把原来卷烟的五级税制改为二级税制。卷烟统税是从量税不是从价税，按5万支烟（一大箱）确定税额，过去纸烟分五个等级，按级别收税。于是同一级烟的价格相差很大，所以同一级卷烟实际负担的税额极不公平，如300元一箱的烟与400元一箱的烟同样抽统税42。25元。假计一般的税为百分之十二点五，则前者负担为百分之十四点七五；后者则为百分之十一点零五，前者的负担比后者多百分之三点七。宋子文把原来的五级税制改成二级税制后，更加深了税收的不合理现象，便它更有利于英美烟草公司，帮助他们扩大了市场，并在竞争中压倒一切华商烟厂，甚至独占某地区的市场（如华北）。如当时南洋兄弟公司所出的“白金龙”。华成公司的“美丽牌”与英美烟公司的“白锡包”、“大炮台”，价格相差两、三偌，但每箱所缴的统税却一样。南洋兄弟公司的“大联珠”、华成公司的“金鼠”与英美烟公司的“大英牌”价格相差近一倍，而“金字塔”的价格仅及“大英牌”的三分之一，但上述烟每箱所缴的税都一样，当然对英美烟草公司极为有利，所以他们也就一改过去反对为拥护了。
然而、南洋公司、华成公司与其他出低级烟的小厂相比较还算幸运。那些出低级烟的小厂负担重又无力反抗，只能等待倒闭。
增加税率的时候，也是如此，税率愈高，对英美烟公司有利。按照常规，商人应是反对加税的，但在那样的原则下，大资本家，特别是洋商，不仅不加阻挠，反而首先照办。于是宋子文之流说：“你们看，外国商人都服从中国政府的法令，中国商人如果不顾国家的困难，只图个人利益，未免太缺乏国家观念，爱国心太薄弱了！”在这个大帽子下，中国商人们不得不乖乖地“共济时难”了。
除卷烟统税外，棉纱统税也只分两级：32支以下为粗纱，32支以上为细纱。中国纱厂所出的细纱，一般都是32支，而日商和英商纱厂则有40支到60支的，价格相差近一倍，而缴税则相等。日商和英商纱厂所出的粗纱，极少在20支以上，而华商纱厂的粗纱，则有10支、8支的，其价格相差不止一倍，但缴纳的税金也完全一样。
宋的“统税”制，完全有利于外商企业，愈加税对外商有利，而对华商，尤其是小厂则愈不利。这就是宋子文所以能够加税而不遇到大阻力的原因，也是英美资本家及其买办所以推崇宋子文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宋子文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办理财政的了。
宋子文就是用这些“才能”，一方面为国民党政府建立“功绩”；另一方面为自己以及主子蒋介石搜括私囊。据统计，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掠入私囊的财富，比国民党政府的同期开支还要多。
1949年5月，国民党立法院通过了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征借美金10亿元的决议案。时隔数天（5月16日），宋子文便由香港乘机飞往曼谷转赴巴黎。
第四节陈立夫漂然远隐蒋介石自析败因“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这是蒋介石自析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到台后，他就下决心要“改造”国民党。然而，当时海峡彼岸大兵压境，全岛上下一片危机，他要团结一切力量对付共产党，”改造”的事只能先放下。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朝鲜战争的爆发，犹如一根“寄生草”。蒋介石看准了这一机遇，迅速发起了对国民党的“改造”运动。
1950年7月26日，国民党中央公布了它的“改造委员会”名单，成员有：陈诚、张其昀、谷正纲、郑彦棻、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玉琴、曾虚白、谷凤翔、蒋经国、萧自成、沈昌焕、郭澄、连震东等16人。
8月5日，该会正式成立，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组织大纲》，其中规定：中央改革委员会，由总裁遴选中央改造委员15人至20人组织之，在本党进行改造期间，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之职权。
该委员会上升为权力核心，取代了原“非常委员会”。
“改造”后的国民党，面貌发生了变化。
一、整顿了刚退守台湾时的涣散状态，重建了党的组织系统，58万党员中，约有21万被开除，且从当地吸收了部分党员，从而加强了蒋的控制力量。二、削弱了元老们的力量，收回了他们的军政大权；蒋经国进入了党的核心，“一枝红杏出墙来”。
在大陆时代，中国是“四大家族”统治集团的天下。蒋能驾驭他们，但又受他们的牵制；还有一些离离合合的地方势力，“剪不断，理不乱”。而今来到台湾，水银泻地，成了地地道道的“蒋家王朝”。
陈氏兄弟失势在这次国民党改造运动中，最大的败家要算陈氏二兄弟了。蒋介石一方面要在党务上找替死鬼，一方面要为蒋家天下打基础，于是决定放逐陈立夫。对蒋氏父子而言，陈立夫曾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那就是1947年“党团合并”以后，蒋介石派蒋经国为“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立夫以该校乃CC派干部养成所，岂能容他人染指，唆使学生闹风潮，拒蒋经国到任。这段颇具戏剧性的角逐事件，在蔡省三、曹云霞合著的《蒋经国系史话》曾有以下记载：“岂料事出意外，国立政大的公告栏贴出了校长蒋中正的‘皇皇告示’：‘奉教育部××号令，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聚集在公告栏前的学生，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声音越来越嘈杂，流露出一片反感，忽然有人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我们不当孙子’学生中爆发出怒吼，接着人声鼎沸，连球炮发出震耳的口号：‘反对儿子教育长！’‘反对父子家校！’‘蒋经国滚开吧！’”
当晚“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三项紧急决议：（1）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请收回成命，撤销蒋经国教育长的任命，另派贤能之士。
（2）全校实行罢课抗议，不达目的，决不复课。（3）在校外展开抗议运动。
反对蒋经国，等于间接地反对蒋介石。“蒋勃然大怒，立即电召陈立夫，予以严词训斥，并令陈立夫即告诫学生，克日复课，遵从命令。”
经过陈立夫的布置，“欢迎蒋经国教育长莅任视事”的巨幅横布标语，在“政校”礼堂前张挂，校园内一切反蒋标语，全部清除。
尽管事后陈一再向蒋陈报调查所得，反蒋风潮的幕后，是“青年军”复员学生带头鼓动，并非CC从中捣蛋。但此一冒失措施，使蒋经国后来与政大无缘，为小蒋播下了清扫CC的复仇种子。造成陈后来不得不乘桴于海，飘然远隐。当时，陈果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已退出政界，在台北精心治病八五八书房。但陈立夫却精力颇为旺盛。
这次国民党改造，陈立夫还以为他是国民党的老人，驾轻就熟，在情在理。无论国民党怎样改造，少壮派怎样加入，凭他的历史、地位和渊源，至少一个委员名额不会落空。怎知少壮派一朝得势，便大开杀戒。陈立夫连出任改造评议委员的名字，也险些由于少壮派头目的反对而被老蒋除名。陈在这种苦闷的气氛下，捱不了四周的精神威胁，便请蒋准他离台出国，据说当时老蒋曾为此事，向他作了一番解释，要他顺着时势走，度过国际间的难关。陈立夫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为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介石送他5万美元，要他束装就道。行前，陈向宋美龄辞行，宋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的反应，颇出宋美龄的意料，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难怪陈立夫要发出“剩有忠奸诉与谁”的感叹。
论交往，陈蒋两家可谓渊源流长。论忠心，陈氏兄弟对蒋介石可谓是誓死效忠。
1905，蒋介石告别老母，只身到日本。当时他想学军事，然而那时日本军校只接受清廷官派的留学生，蒋介石因此终日赋闲在家，饱受盘缠不够与事业未成的双重煎熬。不料，此时他却凑巧的遇见了正在日本预谋革命的陈英士，自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陈英士（其美）是民国前孙中山手下的“激进派”，他强烈作风与猛锐性格，除了造成他后来被袁世凯暗杀的惨死命运外，也深深地影响了蒋介石以及陈英土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两陈的父亲陈勤士是陈英士的长兄，两陈唤陈英士为二叔）。
陈英士结识了蒋介石之后，将他介绍给当时正在日本为革命事业屡遭失败所苦的孙中山。孙中山当时正为手下没有军事人才而大感苦恼，对陈英士和一心向武的蒋介石大为激赏。由于孙中山的鼓励，导引了蒋介石后来回国进入保定军校。蒋介石和陈英士结识后，两人结为兄弟，彼此以义弟、盟兄相称呼。1911年武昌起义，陈英士在上海发动“军事政变”，占领了民政总署；蒋闻讯，随即自日本伴同学张群连夜回沪、在革命军中充当一名团长，这是蒋出任军事官职的开始。民国建立后，中国被袁世凯控制，革命党人后悔把打来的天下交给袁世凯，于是策动“二次革命”，结果失败。陈英士于1916年在上海被袁世凯派遣的张宗昌人马暗杀。自此蒋介石失去了依靠，只好投靠孙中山。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虽然召开非常会议，当选了非常大总统，但是因为没有枪杆子，所以处处受到广东军人的要胁。1922年，“陈炯明”事件后，孙中山决定要建立国民党自己的军队，于是派在陈炯明事件中帮助孙中山逃难有功的蒋介石南下广州，建立黄埔军校。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蒋介石出任校长。当时钱与人是两大难题，但在陈英士侄子陈果夫的大力赞助下，两大难题分别迎刃而解。他以家传的商业经营手腕，在上海炒做股票，一举成功，所得款项大部赞助黄埔。同时黄埔前四期学生，亦是陈果夫在上海募得浙江、江苏、安徽的4000人以及华中的3000人。此外，他亦从上海买军火接济黄埔，解决了黄埔有兵无枪的困扰。1926年，陈果夫弟弟陈立夫自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采矿硕士学位返国，获荐任蒋介石私人机要秘书，蒋、陈从此紧密结合，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于区区五年内即告成功。
1926年北伐开始，革命军势如破竹，此时陈果夫担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为蒋本人）。11月陈立夫返国，两人奉蒋介石之命，秘密集结势力，准备打击国民党内的左派力量。
孙中山死后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地位并不高，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在党内地位皆在蒋之上，蒋介石为了斗倒这些人，便以“反共”的名义在上海进行清党，陈果夫在国民党二届中执会掌握组织大权，在此次清党工作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清党期间，国民党左派逼使蒋介石于1927年8月第一次下野，出走日本。但是蒋在离开中国前，他预作绸缪，把军校交给了朱绍良（当时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党务则交给陈果夫，准备东山再起。当时，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已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叫“浙江革命同志会”的地下组织，结合“青帮”的黑社会武力，对反蒋的左翼分子与国民党人作了一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蒋介石出走日本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老军人李烈钧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持。上海的二陈兄弟，即以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召集了留在上海的各省市党部人员，组织了一个名叫“中央俱乐部”的组织以资抗衡，这就是CC派的起源。
提到CC派（当时称为CC团），有人说是二陈英文姓氏合在一起的简称，也有人说是中央俱乐部英译CentraIClub简称。实际上中央俱乐部确以两陈代表人物，这两种说法其意义是一样的。
蒋介石到南京复职后，陈果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CC团”
也在陈果夫的指挥下，继续拥戴蒋介石，为他排除异己，把持中央及各省的“清党委员会”，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及民主人士，造成一场暴戾的白色恐怖。CC派因为和蒋介石反共的路线不谋而合，便在国民党内迅速扫荡异己，建立了自己庞大班底。
为了彻底清除党内左派和维护党员对蒋的效忠，陈果夫决定设立一个国民党自己的党工训练学校。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成立，蒋介石任校长，陈果夫任总务长，从此CC的势力更为庞大，党内人士争相投靠CC，蔚为升官发财最时髦的风尚。
蒋、陈家族最风光的时代，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被看成是国民党中除了蒋介石之外的头号人物，两陈除了掌握党权之外，还分别拥有全国大多数银行的主控权，以及全中国最大的特务组织——中统的领导权，其庞大无比的影响力，在当时几乎无所不为，无所不能。蒋、陈之所以得天下，有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