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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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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电告范佛里特，制止科尔生对战俘进行答复；与此同时，质问范佛里特为什么没有执行他5月8日“关于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紧接着5月10日当天，美方调集美军第187空降团，派出数千人的作战部队，使用飞机、坦克、喷火器等各种武器，在巨济岛各个战俘营对战俘们进行血腥镇压，不少战俘又残遭杀害。
但是，终因杜德还在战俘营里，5月10日中午，科尔生不得不同意了战俘们提出的要求。科尔生与杜德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全文如下：一、关于你方信中第一项，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伤亡。我承诺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犯以人道待遇。今后我将尽最大努力防止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我将负全部责任。
二、关于第二项，北韩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自愿遣返问题正在板门店讨论，我无权左右和平谈判的决定。
三、关于第三项强迫甄别问题，只要杜德将军安全获释，就保证不再进行强迫审查。
四、关于第四项，同意根据杜德将军和我的批准，组织北韩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团。这一对朝中战俘代表四面要求答复的联合声明，由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用打字机的成正式文件，并由科尔生和杜德亲自签署后于5月10日晚送交朝中战俘代表团。被科尔生和杜德的供状和诺言弄得狼狈不堪的克拉克，曾尴尬地掩饰说，科尔生的诺言是“在极大的威胁之下作出的”。但事实是：受到胁迫是朝中被俘人员，并不是这位拥有众多武装力量的战俘营长官。在杜德被扣的第二天早晨，美军就开来22辆坦克，围着第76号战俘营的铁丝网来回巡逻，大约一个团的步兵在营场四周挖工事，在两边山头上还架起了大炮。5月9日上午9时，科尔生一上台，就通过广播器威胁朝中战俘：“限你们10分钟以内释放杜德，否则，我将用武力来营救他。”朝鲜被俘人员告诉杜德说：“如果科尔生用武力来破坏我们之间所进行的和平谈判，我们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杜德便通知科尔生不要使用武力。5月10日上午，美军坦克又包围了76号战俘营，并且摆出向里冲的架势。杜德知道以后，十分惊慌地打电话叫科尔生“赶快把武装士兵和坦克撤退”。在这一天，科尔生发出过5次最后通牒，每次都出动坦克把76号战俘营包围起来。朝中被俘人员十分镇静，只要向杜德说一句“又来了”，他马上就张慌失措，抓起电话找科尔生讲话。假若碰到接电话的是上校，他就厉声嚷道：“我不要上校，我要找将军讲话。”然后，就对科尔生说：“千万不要用武力进来，我在这里很安全。”
5月10日下午9点45分是朝中战俘代表团释放杜德时间。杜德释放前，一个战俘代表问他：“你在我们这里生活了几天，有什么意见？”杜德把事先写好的一个纸条交给这位代表，大意是：“我在你们这里受到了最高的人道主义待遇。在非常困难的战俘营环境下，我的生活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在我们的谈判中，你们保证了我在言论上和行动上的自由。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遵守协议，并为实现这个协议而努力。我感谢第76号战俘营的全体朝鲜人民军战俘，祝你们身体健康。”被朝中被俘人员扣押了78小时又30分钟的杜德，在临出大门时，还向战俘代表挥帽告别。
由杜德和科尔生签署的联合声明，通过新闻媒介发出之后，震动了世界。因为这一声明出自巨济岛战俘营前后两任总管之手，对于处境艰难的战俘们来说，的确是一次斗争的胜利。从此，人们不会再相信美国所谓“战俘不愿意回到他们的祖国的说法了”，就连美国政府发言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件“使美国在这个紧要的时候，在整个东方丢脸”。英国报纸《雷诺新闻》5月18日对此发表评论说：“巨济岛事件使美国的说法和美国的甄别方式确实开始臭气熏天起来。”
但是，杜德一出铁丝网，美军当局就在全世界面前撕毁了它的一切诺言。在李奇微离开东京几分钟后，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将军就发表声明说：“科尔生将军对共产党战俘的答复，是杜德将军的生命在危险中的重大威胁之下提出的。共产党的要求是纯粹的勒索，因而科尔生将军对此所作的任何承诺，亦应根据这种情形来加以解释。”
接着而来的是克拉克命令波特纳接替科尔生为美军战俘营总管的职务。
对朝中战俘进行疯狂而残酷的镇压开始了。
谈判代表营救战俘就在美军对朝中战俘进行残酷报复、镇压时，在板门店，朝中代表团一直在营救战俘和美方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2年5月19日，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在叙述了一对方一系列屠杀战俘事件，特别是最近对巨济岛战俘营残暴镇压后指出：现在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事实是，尽管你方对我方被俘人员采取如此野蛮办法，（被禁止）他们的意志，但我方被俘人员仍不屈服于你方暴力之下。
南日将军严词质问道：“难道我方被俘人员不能容忍你方的虐杀而甘冒遭受集体屠杀的危险，向你方提出正义要求不是事实吗？难道你方战俘营长官向我方被俘人员保证不再进行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罪恶活动不是事实吗？难道你方不顾日内瓦公约，违反人类行为的最低标准，对我方被俘人员施行各种暴行，甚至采取屠杀的手段不是事实吗？难道你方战俘营长官向我方被俘人员保证不再有强迫甄别不是事实吗？”在一连串的质问下，美方代表只好低下头去，无言以对。
在5月28日的双方代表团的大会上，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和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将军，再次进行交锋：南日：为什么你方战俘营内发生的无数次屠杀事件连一次也不能交代？
哈里逊：（拒不回答问题）我建议休会。
南日：看来你无法答复。我再问你，你以为你们对我方被俘人员公然进行屠杀，而又没有作负责的交代，你方现在就可以公然集合大批军队，甚至聚集喷火坦克，准备继续进行大规模屠杀吗？
哈里逊：（哑口无言，达5分钟之久）我现在和今后都不愿讨论这些问题。在这个帐篷外面有关的事实已经讲过了。我建议休会。
南日：一切有关我方被俘人员的生死和安全的问题，都与这次会议有直接关系。我们是在帐篷里面，而不是在帐篷外面举行会议。因此你必须在帐篷里面而不是在外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哈里逊：（没有吭声）
南日：你们有什么理由用断绝战俘伙食的手段来强迫他们接受所谓甄别？
哈里逊：（低头不语）
南日：你们有什么理由拒绝答复关于战俘的生命和安全的抗议和质问？
哈里逊：（又过了5分钟，他仍一声不吭）
南日：为了使你有时间考虑这些质问，我同意休会到明天通常开会的时间。
哈里逊：我同意。（站起来就走）
美方代表虽然理亏辞穷，但是他们的军队一丝一毫也没有放松对朝中战俘的残酷镇压和迫害。
在一次关于战俘问题的讨论时，由于美国提出无理要求并采取拖延手法。谈判桌上双方互相对峙。沉默的对峙。这轮谈判，从下午二时半开始，由美方主持。
双方互相目视对方。这是一种高度紧张的精神战，一场意志、毅力、耐忍力、克制力的对抗。
韩、美代表目光游移了。
中朝代表的眼神中透出了焦躁。
中国谈判代表柴成文悄悄离开会场，来向坐阵开城的我方谈判一线主持人李克农请示怎么办？
李克农此时也在默坐沉思。他眼皮不抬地在一张纸上写了三个字：坐下去。
纸条在中朝代表手中默默地传递。
似灵丹妙药。代表们一个个挺直起腰板，稳坐不动。一双双眼中透出冷冽，逼视对手。
中朝代表稳坐不动，状如石雕。比起石雕又有令人悚然的目光。
沉默持续了132分钟。
美国人顶不住了。宣布休会。
相对无言的132分钟，恐怕创下了谈判史上沉默最长的记录了。
中国人民是有耐心的。同样，中国人也有以快制胜的绝招。轮到中朝代表主持会谈。
朝鲜首席代表宣布会议开始，双方代表刚刚落座，又马上宣布体会。只用了25秒，弄得美国人频频耸肩晃脑，连声“NO，NO”一副惊讶莫名之状。毛泽东点将李克农朝鲜战争。美国人被迫坐下来谈判，又不甘心坐下来。谈谈打打，假谈真打。自1951年7月10日上午谈判开始起，延续两年之久。
他们想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又依仗其空中优势进行绞杀战，切断我方运输线，企图使我前方部队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迫使我方谈判代表妥协，接受他们的条件。他们瞧不起新中国。派兵侵入朝鲜后，没想到遭到中朝军队的惨重打击，损兵折将，弄得临阵换帅，大丢其面子。在无可奈何情况下被迫进行停战谈判，却又想摆出过去威风的架势。
毛泽东在考虑中国参加谈判班子人选时，首先想到了李克农，并要李克农坐镇开城。他对李克农说：是我点了你的将。
历史不能倒回去按后人的愿望有希冀重来一遍，也不能依据假设重演。
但在这里，为了说明李克农和他的战友，姑且假设一下。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许多领导人，如王明、博古、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陈宗瑛。。将难逃国民党的魔爪。CC特务头子陈立夫曾遗恨、沮丧地哀叹道：只晚了5分钟，否则，周恩来等共党首脑将被一网打尽。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毛泽东在领导中央苏区反围剿时，很难说会如此及时、准确地掌握蒋介石的军事部署而赢得胜利。
历史造就了李克农等人。1928年春，李克农逃离家乡来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中共中央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顿悟到要生存、要战斗、要取得胜利，必须建立一个特殊机构，确保“知己知彼”，以求“百战不殆”。于是由周恩来等筹划建立了中央“特科”，设法获取敌人的军事动态、政治动态，铲除奸细，惩治叛徒，筹备活动资金，保证秘密交通，保护要人安全等等。
周恩来指示李克农，趁国民党CC特务组织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广播新闻编辑为名，实为扩大特务组织之际，以公开应试的方式打进去。李克农在极短的时间，掌握了应考的必备知识，以优秀的成绩名列第一。
这个无线电管理局，是国民党CC头于陈立夫的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用来掩人耳目的，由陈立夫的亲戚徐恩曾掌管。
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庆幸自己觅到一员干将。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官虽不大，却管着全国的无线报务员。这正是获取情况最好的位子。周恩来早就想把国民党初建的这个机构拿过来为我所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
徐恩曾得意地夸耀自己有三员干将：贴身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坐镇设在南京的特务首脑机构——“正元实业社”兼管“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有他们3人，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全国南北，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内部各派，或者其它党派的情报会以最快的速度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3人奉周恩来之命组织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由他和“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
徐恩曾十分器重他们，特别是钱壮飞，因是同乡，又有才干，连机密电报也交他翻译、分类整理。
徐恩曾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得力干将，竟是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他引以为豪的特务网竟由共产党员替他出谋划策建立起来；送到陈立夫、蒋介石面前的绝密情报竟有一份复制品同时放在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面前。
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赴苏访问。李克农一直护送到中苏边境满洲里。
李克农除了谈工作，还陪毛泽东聊天，讲故事说笑话。李克农完全是一个事业型的革命家，当然也不放过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讲讲情报工作。一天早饭后，李克农笑着问毛泽东：主席，你知道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毛泽东笑着“哦”了一声，来了兴趣。他没说下去，看着李克农，等待下文。
李克农说：他的第一件事是看情报要点，否则，这一天不知该说什么话，办什么事了。
毛泽东猜透了李克农的弦外之音，故意绕着圈子说：我和美国总统不同，是随来随看，不怕多，只怕少。你这个克农，还要给我上课？好，这回去莫斯科，还要和斯大林唠叨你们那摊子事呢？
毛泽东和斯大林商谈了情报合作的事情。
李克农奉命访苏，研究合作的具体事宜。
苏联情报专家来了。他们的观点、做法和中国很不同。尤其对公开情报如何获取，李克农赞赏并实行的基本做法是95％从大量公开出版的报刊资料及有关报告中分析而得。只有5％靠秘密情报手段获得。
苏联情报专家却卑视公开情报，嘲笑说公开情报不如克格勃手段获得的有价值，而且层次太低。要李克农按照苏联那一套去做。
李克农不同意，矛盾由此产生了。
在一次会议上，苏联专家揶揄公开情报是用来搪塞中央的遮羞布，没有真东西。苏联专家洋洋自得地说：用金钱、美女加毒药，才能获得货真价实的情报。。李克农一拍桌子站起身，打断苏联专家的话：你不要再讲下去了，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年代里，维护中苏友好关系，一切尊重“老大哥”、“向老大哥学习”是政治原则。李克农竟当面顶撞，这还真是要有胆量和魄力的。
在中苏情报合作的年月里，毛泽东要李克农对苏联专家毫无保留，即使是最核心的机密也要讲，好比脱裤子，全身光溜溜的，让人家看个够。
对毛泽东的指示，即使有不同看法也要执行。
苏联专家似乎很关心中国的情报工作。一个一个部门的听汇报，作记录。在中苏关系破裂前夕显得格外认真，记得也特别详细，并且立即送回莫斯科。李克农一一看在眼里。他对脱裤子有一个通俗又精辟的说法：浑身脱得光光，（禁止）暴露无遗，心里的秘密，只要不吐出口，你就看不到，也就不知道。
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情报专家以为满载而归。事实上，我国的情报工作未受多大损失！
李克农是否留一手？
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李克农曾给朝鲜提供过不少情报。得到毛泽东的夸奖：李克农干得不错。
这次毛泽东点将李克农时，他正犯哮喘病，时好时发，平日常用药物控制病情，要想入睡非打吗啡不可。可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李克农思之再三，怕贻误大事，把自己的病情向毛泽东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
毛泽东反复权衡，最后仍然决定要李克农去。
李克农忠心耿耿，抱病出征。他原以为不用多久，连大衣都不准备带。
谁知一去两年，靠坚强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他竟然顶了下来。
1951年7月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报文第一句话开宗明义：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
中朝两国商定：对外以朝鲜人民军为主。实际上谈判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
毛泽东又指派柴成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
谈判桌上无戏言。字字句句都得反复斟酌。面对世界头号帝国主义，要在谈判中取胜决非易事。此次谈判，中朝联合，还有一个国际关系。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必须既要沟通，又要尊重，倍为复杂。
谈判班子分为一、二、三线。
一线直接出面谈判。乔冠华、柴成文为二线。柴成文是联络官，往返联系。李克农隐居三线，掌握全盘。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金日成电文往返。有时一天十几份，工作极为繁重，李克农常常边开会边大把大把服药。
李克农和彭德怀，一个打得坚决，毫不手软；一个谈得耐心，针锋相对丝毫不让。
战俘问题争执日久关于战俘问题，中美双方争执日久。
早在1951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李克农在代表团的会议室召开一次小型会议。传达中央制定的谈判方案。当谈到交换战俘问题时，李克农呷了一口热茶说，“我们主张收容多少交换多少，俘虏才是真正的不幸的人。交换俘虏，既有国际公认的准则，又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估计不难达成协议。”
讲到这里乔冠华插话说：“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他竟污蔑我方杀害战俘。当然捏造总捏不圆，他所指的81师23团，我军根本没有这个番号，而且美国国防部也说汉莱的声明没有事实根据。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但不敢让汉莱同记者们见面。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100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不是一般情况，似乎道出了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作什么文章。我没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乔冠华的预感，显示着一位外交家的成熟。没过多久，这个问题便成了达成停战协议的主要障碍了。
释放战俘，是交战双方各国人民普遍关心的一个人道主义问题。无论哪个士兵的父母，如果得知他们的孩子被俘了，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亲人能早日回来与家人团聚。收容在双方战俘虏们的反应更为强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容下的“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第十二战俘营和平委员会”，发表的《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书》说：“我们希望回家，对我们当中许多人来说，这是我们在朝鲜当战俘以后的第二个圣诞节。虽然中国人民志愿军待我们好极了，让我们吃得很好。并且非常和善地照顾我们，但是我们非常想念我们的家乡。”
“我们希望回家的理由简单得很，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妻子、儿女和我们的父母。”至于在美方收容下的朝中战俘，要求回家的强烈程度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仅用文字、语言表达他们的迫切愿望，而且用生命和鲜血记载了他们的恳求。
1951年12月11日，讨论战俘问题的小组合开始了。会议一开始，我方即提出停战以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并书面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确定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的原则。
第二，确定在停战协议签字后最短可能的期间内，双方分批释放及遣送完毕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并确定重伤、病战俘应先在第一批内释放及遣送的原则。
第三，建议双方交接战俘的地点，定在开城板门店。
第四，建议在停战委员会下，双方各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遣俘委员会，遵照上述协议负责处理战俘的交接事宜。
第五，上述各项一经双方同意确定后，即行交换双方现有全部战俘名单。然而，美方代表则坚持先交换战俘材料，并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访问战俘营，否则拒绝讨论第四项议程，即遣返战俘问题，据负责战俘工作的杜平将军分析，美方有自己的丑恶打算。他们想扣我们的人，但还不知道我们到底收容了他们多少战俘，所以在第一天的发言中使用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双方战俘应在所谓“公平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换。如果说美方的发言还只是向中朝方面发出了一个信号的话，那么，“联合国军”司令部发言人李维中校在同一天对记者的谈话，则把美方在战停问题上怀的鬼胎和盘托出来了。他公开招认：“联合国军不打算给共军以很大的人力，不愿把战俘释放回去。”于是，双方僵持起来。
美方代表李比在发言中攻击中朝的建议是“没有准备好船，就想过河”。李相朝代表立即反驳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船只，只是你们不愿过河而已。”表面上看起来，双方争论的只是个先后程序问题，事实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如按我方的建议，先确定全部遣俘的原则，那么战俘问题的讨论就将变得简单、明了。而按美方的建议，先交换资料，还不知道狡诈的敌人又会玩什么新名堂，把谈判拖到什么时候。会议僵持了一周，没有进展。为了不给敌方借口，逼其走下一步，在12月18日上午的小组会上，我方出乎美方意料，宣布：下午双方即交换全部战俘材料。李比听后，愣了好一会。他大概以为我方还会在这个问题上同其僵持下去。我方的让步，再次显示了谈判的诚意。
当日下午，对方交来132474人的战俘名单。其中，朝鲜人民军111754人，中国人民志愿军20720人。经核对，对方移交我方的战俘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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