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5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美军顾问团长蔡斯，他是带了支票签字权的美国大亨，负责台湾的军援执行，颐指气使，法力无边。早为蒋介石父子所不满，孙、蔡不谋而合，蔡斯也主张撤消军中政工制度。蒋经国疑神疑鬼，迁怒到孙的头上，认为孙假外人以自重，于是蒋介石密令除奉命者外，任何人不准与蔡斯接触。

其后，蒋介石与陈诚就更加压抑孙，用牵制、明升暗降等办法削弱孙的势力。将孙系的80军军长唐守治升为“南部防守区司令”，后又将他调为“北部防守区司令”，而80军却仍留在南部，并以陈诚死党反孙最强烈的戴朴为其副司令以牵制唐。以后又将唐调任新成立的“第一军团副司令”，该军团司令又是陈诚的亲信胡琏。

1954年6月，孙立人在台湾的军事改组中因“任期届满”的理由免去了“陆军总司令”职，改任“总统府参军长”，贬为闲曹。孙对此很不满意，发牢骚说，“现在台湾是奴才统治人才。”并想藉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给他工程博士学位为名去美国，蒋介石唯恐孙到美国后成为“吴国桢第二”，未予准许。但为了敷衍美国和缓和孙的反对，乃提拔孙的亲信余伯泉任“副参谋总长”。尽管如此，蒋氏父子仍觉得孙对“王朝”有潜在的威胁，不可“养虎遗患”。

疑谋不轨1955年8月20日，蒋介石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审查“孙立人兵变案”。事出在台湾特务机关，抓到一个名叫郭廷亮的“匪谍”，该犯是孙立人部队的少校营长，利用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一百余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

江南依台湾“官方”公布的调查报告，以及其它非官方的资料，在《蒋经国传》中，对“孙立人事件”的经过，描述如下：主犯郭廷亮，34岁，原籍云南，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学员队二期毕业，当时孙立人任团长。改新38师，郭是中尉排长，改新一军，郭升少校营长。1948年6月，新一军调驻沈阳时，郭和米店主人白经武结识，经白介绍，与李玉竹女士结婚，白借机“以匪党言论煽惑”。沈阳解放后，郭要求白协助取得路条，白通过其兄白经文给予办理，但白经文嘱郭到台时，须为中共工作。郭因而顺利离开解放区，经天津、上海转台。

郭到台后，先后任孙部少校营长、“陆总”搜索组大队长、步校教官、“陆总”

第五署督训组组长。在1954年8月以前，郭并无显著或积极之“匪谋”活动。1954年9月，某晚7时许，有操北方口音的李某到郭家相访，李谓：“白先生要你积极进行，不久他会到台湾来。”郭随即执行所交代之任务，利用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一百余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

孙交卸“陆军总司令”时，曾令“陆总”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造册，把各军师团单位的联络人送孙。1954年8月和10月，孙曾两度召见郭廷亮，了解联络进展情况。

从犯6人，为37岁的江云锦，曾任陆军官校干部训练总队大队长，“陆总”

第5署督训组副组长。“借到部队督训机会，在每一团中，指定职阶较高，学识较优，年资较深之同学为负责人，与部队中之各同学联络。”田祥鸿，30岁，四川人，任上尉情报官，受郭指示，“把军训班（第4军官训练班）同学联络起来，结成一股力量”，“向政府提出改革事项”。刘凯英，29岁，安徽合肥人，供职某部，任第4军官训练班学生联络人。还有陈良坝，34岁，福建林森人，孙的随从参谋。还有中校督导官李成亮。

6月初，“国军”在台南地区，举行“总统”亲校，孙等选定此时，为兵变日期。郭廷亮于5月15日在台北谒孙，向孙报告，××部队将在5月22日至6月2日开始团教练。“此项休息时间为采取行动最佳之时间。”于是孙计划于5月25日左右南下，以×××为指挥所，“将于5月底或6月初有所行动”。

然而事情发生变化，孙决定于28日去南部，但“奉谕”于30日与蒋介石同坐飞机。郭廷亮则已于25日被捕，仅由陈良坝于28日乘车南下，沿公路通知各地人马。

6月6日，南部地区7万部队，举行检阅，来宾有专程自南朝鲜抵台的美国第8军军长泰勒中将和蔡斯团长。受检部队原规定是4时半前抵屏东机场，预定上午9时半正式检阅开始，但延至11时30分才举行。检阅台前，曾两度用扫雷器进行反复检查。

一说，孙事机不密，已先后有20余人向当局告密，郭廷亮干事发前12日被捕，情治单位，早掌握同谋人的动态；一说，某炮兵连突奉命携带弹药，引起某炮长怀疑，偷偷溜出营房向“政治部”主任阮成章报告，阮转报“安全局”，于是毛人凤奉命专机南下，孙事败案发。

孙的“同谋”事发先后，分别被捕，仅刘凯英脱逃，且获孙资助。但国民党当局仍不动声色。6日，蒋介石在高雄设宴，为泰勒洗尘时，陪客中尚有孙立人在座。此后，6月15日的黄埔军官学校校庆，和为蔡斯返国举行的联合欢宴席上（俞大维主持），再看不到孙立人的身影了，孙实际上已受到看管侦讯。

外电率先报道孙被捕消息，台湾当局却闷声不响，到8月3日，也就是说封锁了两个且，才开始公布孙辞职的消息。

辞职书虽吞吞吐吐，已呼之欲出。孙说：“。。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示郭廷亮案情，日前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资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司，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随钧座，今已两鬓均斑，无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应有以上报，乃今日竟发生此种不肖事件，抚衷自省，实深咎愧！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倘蒙高厚，始终保全，傅闭门思过，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使陆军部队发生的“不肖事件”，使孙“抚衷自省，实深咎愧”呢？当局讳莫如深，贯彻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则，或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无奈心理，以致谣言四起，众说纷坛，甚至距至今，迄无是那非耶的公断。

亲台湾的《新闻天地》，在《孙立人将军被黜》一文中，即对案情公布的方式，提出指责，认为“步骤仓卒”，“事前未有整个计划”，“予人以突兀含混印象”。

8月20日，蒋介石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委员包括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并指定陈诚为主任委员，案情有密锣紧鼓的趋势。调委会成员，除陈诚、何应钦（在日，根本未参与）是军人，其余7位和孙都谈不上任何恩怨纠葛。如吴忠信、许世英，德未必昭，年事甚高；王云五、俞大维两位，非国民党员，理论上“不致受到党组织的影响”；王宠惠，司法权威，“一定会坚持公正立场”。可以看得出，蒋介石立意要制造出一个客观、公正的形象。

是非曲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信誉欠佳，持独立言论立场的海外刊物，对台湾当局处理孙案的公平性，颇“忧心如焚”，试举香港的《祖国》杂志的社论为例，该文说：“这一事件，实为蒋经国氏与孙立人氏冲突斗争的结果。。就政府处理龚德柏与马乘风案件经过看来，也使我们忧虑政府当局，是否能做适当的处理。”

社论特别提到吴国桢和任显群涉嫌“匪谍”案，“尽管舆论沸腾，人心激愤”，其中几项政治案件，如今依然在“不审不判”之中，“这次如果对孙立人以及郭廷亮的案件，也照以往的办法拖成‘无声无息’，或不顾舆论而专行到底，那不但对内要失尽人心，同时将再次降低国际声望，而使反共复国的大业更加重的蒙上一层愁云惨雾。”

因此，《祖国》建议，善处此案的三原则，要求“认识事态的严重，幡然醒悟，改变作风”，“洗雪前衍，以正视听。”解除对孙立人的软禁状态，使他获有足以向舆论界公开的自由的发表意见的机会。否则使人只能听到当权者一面之词，无从判断事实真相。从法律观点和既有的资料来看，郭廷亮是否共谍，尚无充分证据，纵然是共谍，绝不能因为他是孙立人的部属，竟把孙立人也当“准共谍”来看待，尤其在未能证明孙立人与郭案有犯罪关连之前，不能先以对待罪犯的方式软禁起来（设非软禁，则何以不子孙立人以公开发言的机会？）。

对郭廷亮等的审判，应该公开，如果碍于实际困难不能公开，也应组织由公正人士所组成的陪审团来参加审判，绝不能在秘密拘禁之后，是否经过合法审判尚不知道，即以共谍罪名将之处决。

公开事实真相，是政府公开处理此事而能取信于国内外的首要原则。

政府应即出面向舆论界，详细说明此案发生的原委，发表逮捕三百名军官的事实真相，并应说明到目前为止，获有哪些具体证据。单就传闻的资料来说，除了3月（6月之误）间那次军事演习时，配发实弹阴谋叛乱一事以外，反对政工制度及硬性规定师长级军官两年辞职两事，显然并不能证明郭廷亮等即是共谍。

不可否认，海外的舆论，的确使台湾当局对孙案的处理，既不敢造次，更不敢拖延。“9人委员会”，历时50天，完成调查报告。孙立人接受侦讯时，地点在草山第一宾馆，“方式颇似座谈”，“坦白诚恳，在座诸人，有感极泣下者。”

调查报告，长达1万6千余言，10月31日正式公布。但其结果，和1937年的张学良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总统’’命令，“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

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管教，孙立人由“国防部随时察考”，“管教”也好，“察考”也好，词义有别，结果相同，孙立人送台中软禁迄死。

孙如真的图谋不轨，罪证累累，交军法议处，大公无私，任何人服与不服，亦将向“法律”低头，但蒋介石故意师法前人，交叉运用恩威并施的游戏，即西方所谓棍子萝卜的技巧，先予打击，再故示宽容，让受害人感恩不已。蒋“明令”“毋庸议处”的理由，是因为（1）孙抗战期间，作战有功。（2）坦白陈述。（3）深切痛悔。等于说，孙固有罪，其罪可诛，朕宅心仁厚，不咎既往。

然而，演戏和作假，究难天衣无缝，《祖国》即以《孙立人案件献疑》为社论，提出下列疑问：（1）孙立人身为陆军总司令，“部下军官何止千百”，没有人可以担保，其中“一个共谍都没有？”以此责孙失察，“实在不合情理”。

（2）孙立人的去职，既不能以“失察”为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说他在“军中作小组织活动”，但《祖国》作者提出一个疑问，“何以黄埔同学可以联系，孙立人所训练的学生不可以联系？何以别的将领可以进行军官联谊组织，孙主人则不可以进行？”

（3）有联系活动，并不表示准备进行“兵谏”，报告书仅根据几个下级军官的供证，引人入罪，是无法服人的。

（4）关于郭廷亮案件部分，无确凿证据，仅郭本人的供词，该刊认为有下列疑点：“既无证人，又无证物，是怎样破获他的间谍活动的？

既无证人证物，郭廷亮怎么会供认是共谍，自寻死路？

假如郭廷亮是共谍，一定在台湾还有同伙，给他下命令或接受他的命令；对中共方面，也应有通讯联络方式；何以他长期孤零零地无联系地进行工作？

郭廷亮的证供，是否可能‘苦打成招’，经过别人歪曲？

调查报告书，字里行间，‘用了很多假定的语气’，这种调查，和‘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不明就里的读者，可能会反问：“为什么台湾的报纸，对孙案的公正性，未置一词？”了解舆论工具控制在“官方”手里的特性，那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

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台湾监察院”，煞有其事地成立以曹德宣、陶百川为首的五人小组，进行调查，可惜该项报告，始终未获面世，列为“监察院”密件“加锁加封”，甚至事隔多年，当事人陶百川要求借阅，均遭挡驾。个中蹊跷，应是本案的关键之一。

陶百川坦言，其“结果与其它机关提出的报告，颇有出入。”这“颇有出入”四个字虽含蓄，却具画龙点睛之妙。五人委员，天良出现，给蒋介石写一长函，为孙将军和郭廷亮等“剖明事实”，郭乃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郭廷亮判定“匪谍”罪而幸免一死，台湾无此先例，假释后，获准离台赴港，又是例外之例。自然，不是五人小组“剖明事实”的功劳，仅能说，蒋经国有好生之德。郭不幸为夹缝中人物，不死已属大幸矣！

用常情判断，孙有一肚子委屈，现实环境使他无法施展，愤世嫉俗，以至挺而走险，那是可能的。然而，孙军人出身，难道他一点机警都没有，对台湾的严密特务监视，茫无所知，敢轻举妄动，引火烧身？所以，比较合理的假定，孙和部下的联系有之，那是基于长官部下，心心相惜的朋友师道之情，不一定就是同谋不轨。

观全案，郭廷亮成为孙案主角，孙受郭的牵连，于是成为“兵运”的来源。即使报告书说的全是事实，中共要吸收郭为地下工作人员，也不能儿戏到仅凭一面之缘，即下达任务！

以“匪嫌”入人于罪的，如后来的柏杨、李荆荪等，不一而足，早是台湾上下铲除异己分子的故伎。其妙处在于，无人可代为伸冤，无人敢于闻问，训练有素的特务人员，有“认真作假”的本领，使用各种技巧，会让你自己挖井，自己往下跳。

孙立人受贬后，彭孟缉上窜，由中将御升二级上将，以黄埔六期的小老弟，继病故的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充分显示着蒋经国的势力，更见抬头。情治系统出来的人物，掌握台湾的军事大权。

孙案爆发前后，“总政治部”发动“效忠总统运动”，且借重青红帮敌血为盟的办法，把个人崇拜推到新的高峰，可以解释为孙案的回响和补救，台湾统治上层的虚弱与恐慌暴露无遗。

幕后恩怨1988年，台湾报纸杂志掀起了一阵“为孙立人辨诬雪冤”的浪潮，一些幕后恩怨再一次被新闻界曝光。

三十三年来，孙立人一直被“限制”居住在台中市一栋日式洋房里，终日“诵经礼佛”，不问世事，生活受到有关单位的“照拂”，但没有个人自由，其心境之苦与际遇之惨，不言而喻。

孙立人家属透露，孙立人的“幽居生涯”过得十分恬淡。他晚年的心愿是希望他的长官能明白他的“处境”，宽有他“个性上”的缺失，相信他毫无“谋反”之意及“挟外力自据”的意图。然而，他的心愿未得到长官的谅解，相反的，他所得到的讯息，却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沦调。当局婉转告诉他，若其中真有冤屈，日后“历史”自会还他一个公道。至于在“政治”上能否还他“清白”，却需要从长计议，毕竟，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当局也有难以处理的苦处，希望他能了解当局的“处境”，不必在这件事上引起更多的波澜。

随着时光的消逝，“从长计议”的结果，使“孙立人”三个字逐渐为人们淡忘，而孙立人已是90高龄的老人了。当时对他“行为”颇不谅解的老“总统”，已长眠于慈湖十多年了；一度视他为政敌的蒋经国，亦于1988年1月13日谢世。这两位蒋“总统”的去世，无疑的宣告孙立人所身受的“冤屈”能获“平反”的机会已经非常渺茫。

据一位元老将领表示，孙立人的愤慨，值得同情。事实上，孙立人到底冤不冤？或许仅有两位蒋“总统”知道，而孙立人却不一定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如果两位蒋“总统”在生前没有为孙立人澄清冤屈，未来也没有人会重视此事。

一位台湾当局权威人士表示，当年“孙案”的处置经过，是两位蒋“总统”亲自处置，除非他们生前将处置文件全数保存下来，或许还能还给孙立人一个公道。否则，在原始文件悉数销毁下，光凭“9人小组”的调查报告与“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仍不足以洗清孙立人的“冤屈”。1955年8月孙立人去职后，时任“参谋总长”的彭孟缉，曾接获当局的指示，悉数焚毁“第四军官训练班”的史料与孙立人个人资料，以免引起外界的疑惧。故而现存孙案的处置报告，外界仅知“9人小组”与“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殊不知孙案的处置报告，一共有六份，依序为：参谋本部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由时任“陆军总政治部”主任高魁元、“总政治部”副主任蒋坚忍负责汇集，而由彭孟缉主持。该份调查报告做得十分详细，现存于参谋本部内，历任“参谋总长”未奉允准，不得私自阅览。

第二份报告，系“国防部”调查报告，由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马纪壮主其事，主要是提供给“监察院”“5人小组”参考之用，其机密程度不及参谋本部调查报告，现存于“国防部”。

第三份报告则是“9人小组”草拟的调查报告，也是引用最广的调查报告，毫无机密可言。

第四份报告，就是“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尘封于“监察院”内，列为“极机密”文件。

第五份报告则是“军法局”审讯300多名军官的笔录，由当时任“军法局长”、现任“司法院”副院长汪道渊汇集而成。这份报告内容曾有部分外泄，后移存于“总统府”机要室内。

第六份报告，就是“立人专案”报告，由当时任“国安局长”的郑介民召集各情治单位主管成立“立人专案小组”的会议纪录。对孙立人于1947年10月来台训练新兵的过程，与人际之间及海内外之间的交往，都有详细的记载，唯该份文件存于何处，外人不得而知。

从上述六份报告的调查过程可知，“孙立人事件”并非是寻常的“政治”案件。其幕后所隐藏的是非恩怨，干事隔30多年后，令人无法理清其间的头绪。或许孙立人本人对于“兵变事件”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甚至“兵变”部队的军事领导，如高魁元、阮成章，张国英、王永树、石觉、罗恕人、蒋坚忍、王多年、郭永等人，于事件后相继出任要职。相反的，不负实际责任的“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却身受“重处”，而被“长期拘禁”，有人认为，这是老“总统”或陈诚的“阴谋”，但当时任凤山地区最高军事长官的石觉，却否认这项传言。

石觉生前曾将这次“兵变”的过程告诉某位国民党将领说，这次兵变并非是事先排练，也绝不是孙立人一手安排。还记得6月6日南部地区部队大校阅前夕，老“总统”还派专人前来指示一切，而后在6月5日，“总统府”警卫营部队南下进驻西仔湾地区；直到6月6日上午，才知道部队可能“出事”。不料，兵变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对于石党的说法，当时任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易大德，与阅兵典礼指挥官罗恕人给予证实。而后易大德去职，二军团政治部主任一职则由孙立人一手提拔的将领郑果出任，以稳定军心。当然，许多将领认为，究竟有没有“兵变”之事，只有当时任第十军政治部主任的阮成章最清楚。因为举发兵变的人士就是阮成章。这也是孙立人于事隔30多年后，对阮成章仍“耿耿于怀”的关键所在。

据了解，“兵变案”发生后、当时任“陆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的高魁元，几乎长期驻节高雄，处理“内部”问题。而后高魁元唯恐“株连”过多，曾建议有关单位，尽速焚毁“第四军官训练”的资料，及“改叙”军校的期别与整编部队。

从这项事实可看出，高魁元的“政治智慧”非比寻常，这也是他未来能获重用的关键所在。

另有报道透露，对孙案发生后，除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曾驰电力劝蒋介石须慎重处理外，现隐居士林“梅庄官邸”的宋美龄也曾出力营救。黄杰在《行参戎重》一书中写到：1958年4月2日，“总统府”

第二局长傅亚夫，转呈“参谋总长”王叔铭签“前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自1955年10月交国防部察看，虽已无职，并未夺职，孙员生活情形颇为困难，拟请自1955年10月起，发补助费3000元以助孙员。”

该文呈请黄杰加签意见时，黄杰颇感困扰，唯恐蒋介石不同意，只好将此事禀明宋美龄。而后于4月5日，蒋介石批示下来：（1）不必补发，自本年（1958年）4月份开始发给可也；（2）以国防部名义发给之。

由此可知，孙立人的罹祸，关键在蒋介石的“不谅”。据了解，孙立人于“兵变”后，其上将位阶并未除役，其中是靠宋美龄为之转寰。而后，宋美龄又于1987年召见孙立人夫人张晶英，垂询孙立人健康状况，可知宋美龄仍然很关心孙立人。或许宋美龄知道孙立人的冤屈，唯恐涉及他人，而不便为孙说话。不但是宋美龄关切孙立人，甚至连孔祥熙、宋子文生前来台访问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