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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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锷虾＃稳圆患儆埃坑谑牵羌狈凳星琶缆钒焓麓Γ罹车缣虮逼健⑻旖颉⑶嗟骸⒛暇┑鹊氐木嘲焓麓途痴静檠⒔榭霰ǜ嬷厍炀直静棵朔铩５鞯氐牡缪堵叫祷兀尴ⅰ４黧液�222号专机一起神秘地失踪了。李、邓、王至此既不敢回家，也不敢将老板失踪的消息透露出去，更不敢想象老板可能遇难。他们只是在杜美路办事处苦守电台，等候各方面出现有关戴老板行踪的新消息。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在南京、青岛、天津、北平等地军统组织的高级特务中，犹如瘟疫一样，引起了大家的恐慌。陆军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兼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接到上海方面的查询消息后，立即赶到南京机场查询，得知222号专机午问前后曾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但很快中断。李人士是很冷静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经过分析，认为在南京附近并无其它大型机场，老板的座机确已起飞，从时间上推断，若无例外，本应到达南京、上海，而且确实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说明222号座机肯定到达或经过南京上空。目前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是222号转降其它大型机场，但现在尚无任何消息证实；另一种情况则是222号在南京地区附近迫降或坠毁。这虽然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想象，但李人士不得不从这方面作最坏的打算。于是，他当即向南京四郊地区的军统组织和情报人员发出指令，要他们仔细寻找DC47型222号军用运输机的下落，并派出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四出寻找，打听消息。
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军统天津站长陈仙洲得到老板座机失踪的消息，也在不断地向机场打听消息，通宵不敢睡觉，苦守在电台旁，等候上海、南京及重庆方面的电讯联络。
北平的马汉三自16日在天津送走戴笠回到北平后，几乎是在惊慌、恐惧和焦虑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对这次由自己一手策划的破釜沉舟的暗杀行动作出了各种最坏的打算，就是不敢想象戴笠会死在自己手中。在马汉三眼中，戴笠不啻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暗杀大师，他一生策划和实施了许多石破天惊的暗杀行动，无疑是一件件完美无缺的黑色艺术杰作。一个杀人大师，竟也会被自己所杀，马汉三实在不敢想象。当17日下午上海方面发出戴笠座机失踪的查询电报后，马汉三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使马汉三很快惊醒过来，他意识到他很可能成功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终于被他闪电般地一击，打翻在地，是他一手制造了一个令人无法相信和想象的千古奇案。在极度兴奋和不安之中，马汉三真想关起门来放声大喊大叫一阵，以痛快淋漓地宣泄自己那种充满胜利感的狂喜。
1946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及其它许多报纸，刊登了戴笠乘222号专机从青岛去上海途中，在南京江宁县上空因遇大雨，飞机撞山失事，戴笠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的消息。戴笠的死因，就此而成定论。国民党上下及军统内外，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结论。一场弥天大案就此掩盖过去。3月17日，戴笠暴尸戴山的同一天，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闭幕。
这次会议无疑是蒋介石动员国民党在战后走向全面独裁的一次重要部署。一方面是出于对戴笠的悼念，另一方面也是进行反共内战动员的需要，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戴笠之死进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其规格、声势，完全是空前的。
1946年4月1日，军统局在重庆举行隆重的戴笠追悼会。所有军统内外勤的大特务全部到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号召特务们要完成戴笠生前遗愿，继续做好特务工作，并十分难得地流了泪，参加追悼会的特务们也大都痛哭失声。礼毕，蒋介石走下主祭台，在一批死者家属面前转了一圈，一一握手赠金，含泪以泣。死亡特务家属们想到戴笠已死，军统前景黯淡，自己今后的生活也将难以保障，思前瞻后，悲上心头，一个个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毛人凤觉得在此种情况下，蒋将难以脱身，当即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下，蒋趁机脱身，追悼会也在一片凄凉的气氛中结束。
从4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各大城市军政最高主官按蒋的旨意，对戴笠之死纷纷举行公祭。
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缓戴笠为陆军中将。
6月12日，蒋介石亲率南京政府数百名军政大员及数万军民为戴笠举行隆重的葬礼。出席公祭的重要人物有行政院长宋子文，国防部长、一级上将白崇禧，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二级上将陈诚，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教育部长陈立夫等人。蒋介石亲赠花圈，题“碧血千秋”，挽联文为：“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这次葬礼所赠花圈、挽联数以百计，其中，得到各界一致公认，被认为是上上之联的，是章士钊所写的一首挽联。原来，自戴笠死后，蒋介石慨叹地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并示意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名人，写几副挽联来，悼死扶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价，装璜门面。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宿彦的聚会，向大家提出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以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自甘堕落；如果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陈等人的初衷，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都是激流勇退，相互推诿。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大律师章士钊与杜月笙交谊非浅，与戴笠亦有交往，于是极力推荐他主笔，众人一致附和。章士钊至此不好再推，稍加思索，一挥而就。文曰：“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寥寥数十字，却以“曲笔”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戴笠一生的特点。满座名流也无不欣然赞赏这副不吹不捧、不卑不亢的挽联，也无不叹服章士钊的点石成金之笔，就连陈立夫、张群也频频点头，一致认可。这副对联写出后，很快被社会各界的许多人推为是很能切合戴笠身份的名联，一时传为佳作。即使军统特务们也都在私下认为章士钊不愧为大手笔，写得确如其人，因而争相传颂。自公祭活动以来，仅各地军统搜集的挽联就达5000多副。
上午9时，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的军服，在大批文武大员的陪同下，由南京中山路357号军统办事处内的戴笠灵堂，亲自护送戴笠灵柩至钟山灵谷寺志公殿。送葬队伍一律素衣白马，由陆军第五十一师师长邱维连为指挥官。
蒋介石在葬礼上含泪亲读长篇祭文，痛感“唯君之死不可补偿！”深表哀悼。当天，国民党报纸报道，“南京万人空巷，痛哭戴将军”。
时隔两月，正当美国特使马歇尔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内战开始全面爆发时，蒋介石与宋美龄却突然抽出时间，乘车到灵谷寺志公殿凭吊戴笠。蒋介石进入灵堂后，立即把头上的草帽摘下，面对戴笠的遗像默默地凝视着，许久不着一声。这时，虽然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蒋面对戴笠遗照时内心的真正想法，但可以想象，蒋的内心感情一定是不平静的。其实，蒋在这个时候来凭吊戴笠绝不是偶然的。蒋在很长的政治生涯中依靠以戴笠为代表的特务统治度过难关，每当一个重大事件来临，或形势发生转折时，戴笠总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以便使蒋作出切实的应变措施。现在没有了戴笠，谁再为他做这一切呢？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在失去之后，才显出它的重要性。在蒋、戴关系方面，亦中如此。在戴笠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由于戴的权力和野心太大，也由于蒋的猜忌和戒备心太重，蒋、戴斗法的高招迭出，（禁止）迭起，蒋在思想深处渐渐认定戴是对手，而不是助手，防戴的意识也更甚于用戴的意识，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过去10余年中蒋、戴之间形成的那种密切的依赖感和信任感受到严重破坏，戴作为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也几乎不复存在。戴笠在蒋心目中的重要性是出于戴对蒋的威胁，而不是出于戴对蒋的贡献。戴笠死后，蒋统治地位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完全解除后，蒋重新深切地感受到戴的重要性，每当想到这些，蒋心中总要隐隐升起一种廉疚和愧意。戴终身为蒋效尽犬马之劳，却在恐惧不安和失望挣扎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戴之死，虽然死于飞机失事，但如果不是蒋迭电逼他兼程赶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的会议，也许他不会遇此“奇祸”。因此，戴之死从某种意义上是蒋之逼迫而成的，这一点，蒋心中是多少有数的。正是出于这种补偿或报答心理，蒋对戴的后事是办得不差的。并且，蒋还决定亲自帮戴笠选一处风水绝佳的安葬地点，以荫庇其后人。
凭吊完毕，蒋和宋美龄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向灵谷寺后山走去。因宋美龄的高跟鞋不适于走崎岖山道，蒋只得对毛人凤说，过几天再来看看。果然，蒋这次走后仅半个月，一个人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再次从灵谷寺后山山顶到烈士公墓山顶转过一番，再顺道下山，选准前面有一个小水塘的所在，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时要取子午向。”接着指使毛人凤还要找人看看什么时间下葬最适宜，然后再报告他。做完这些，蒋在骄阳之下已是满头大汗，其对戴的一片爱抚关切之情，令在场的军统特务们无不感激涕零。沈醉后来请风水先生去看，果然称赞这处地方是好风水，子午向亦是好取向，其对后人的好处似乎也是不必说的。
1947年3月17日，保密局的新落成的洪公祠新楼大礼堂隆重召开了戴笠逝世1周年纪念会。然后选了吉日安葬戴笠。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戴笠墓碑书写了“故戴笠中将之墓”几个大字，毛人凤请章士钊撰写的墓志铭刻在碑阴。安葬时，蒋介石亲派陈布雷代表他去致祭。国民党在宁的许多军政大员也都由毛人凤邀请参加葬礼。毛人凤与沈醉先商定，戴笠的棺木入穴后，用水泥炭渣搅拌灌注，将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一个整体，以防风云不测。军统大斗法戴笠在世时，由于深得蒋介石的宠爱，可谓一花独秀。戴笠死讯证实后，军统局内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立即上演。毛人凤无形中组成了“浙江派”首领、郑介民也来了个“广东派”，唐纵则来了个“湖南派”，彼此勾心斗角，均想把军统置于自己掌握之中。
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他的副主任秘书张严佛。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只是在陕西省某县县政府当秘书。以后由他的弟弟毛万里把他介绍给戴笠，他先在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工作，“八·一三”上海抗战时调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平日工作非常肯卖力气，他最大长处是能保密，加上态度温和，作事勤勤恳恳，因而逐渐地一步步得到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手。到了抗战末期，戴笠对他的信任已超过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每次外出，整个军统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他。而名义上却请郑介民代为负责。郑本身兼职很多，也很了解戴的个性，对军统工作和人事、经费等一向不愿多加过问。戴出门期间，郑虽然也抽出一些时间去军统局办公，但只是在毛人凤拟好的文件上批上一个“照办”或“可”，极少更改毛的意见，因此郑、毛相处很好。唐纵为人拘谨，事必躬亲。他在军统局办公期间，对军统人事、经费虽不过问，在工作方面却常有与毛人凤有不同的意见。1944年以后，蒋介石也看中了毛人凤，戴笠出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总是对答如流。
戴笠死后，毛人凤生怕局长由唐纵代理，便向蒋介石说，军统大部高级人员对郑很好，和唐的关系比较疏远。蒋介石便听从了毛的意见，把唐纵挤了出去。郑介民这时正在北平任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执行蒋介石交给他的对付中共的任务，无暇兼顾保密局的工作，毛人凤便利用这一机会极力扩充个人势力，逐渐把郑介民在该局的关系削弱，并找郑的缺点进行攻击。
保密局没有成立前，军统三派先在瓜分军统财产和戴笠的遗产方面进行了一次争夺，虽弄得丑态百出，仍互不相让。
先是为了分洋房汽车。郑介民把戴笠在上海林森路的一所大洋房要去之后，毛、唐两人各争一所小的。美国特务机关送给戴笠四辆新式小汽车，原来准备送一辆给蒋介石外，三人各得一辆。以后何应钦知道，要去一辆，剩下二辆。郑、毛两人便各要一辆，而要总务处长沈醉去向唐纵说明情况，请他在原有的旧一点的和接受汉奸的所有好车中挑一辆，弄得唐满肚子不高兴。正在这时，又插进一个姓胡的特务来大吵大闹。胡氏参加军统后，虽然只当过息烽训练班和衡阳查缉干部班的副主任，却要凭他过去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时帮助过戴笠这一点，硬想挤在郑、毛、唐三人中平分秋色。因为没有人理他，有次便借酒装疯，跑到军统局要打唐纵和毛人凤，被沈醉阻挡以后，竟大耍无赖，倒在地上不起来。毛人凤没有办法，只好也分给他一座洋房、一部汽车。这一来，不少人都想效尤，经常有为争夺东西而吵得一塌糊涂的情况发生。
戴笠摔死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都渴望能真正走上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对军统局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关，都希望能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早日撤销。
国民党内部也有一些人提出裁减军统的意见。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在反共反人民方面与军统目标相同、意见一致，但是对军统和戴笠的种种作法非常厌恶，或在本身利害方面与军统有冲突。戴笠在世时，由于戴为蒋介石所宠爱，大家都畏惧他几分，有意见也不敢提或不好提。戴笠死后，这些人便想趁机报复或分赃。他们绝不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真正想撤销这个特务机关，而是各有各的打算和目的。例如，对军统反对最力的陈诚，是想裁减军统之后，扩大他自己的特务系统，希望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而陈立夫、陈果夫等CC派首脑，则想趁机打垮军统扩大中统特务组织，加强中统职权。孔祥熙在当时也表示过军统不应再拥有和过去一样庞大的组织和巨额的开支，这是由于戴笠杀过给他弄钱的心腹林世良。至于过去复兴社中的一些太保之流如邓文仪、康泽、贺衷寒等人，则是想由自己来分掌特务组织，扩充个人势力，所以也跟着叫喊缩减军统。大员中，只有宋子文、胡宗南表示支持军统，蒋介石为了应付内外舆论和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决定将这一特务组织才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
在此四面楚歌声中，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察局”。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工作的职权范围。以后决定附设在新成立的国防部时，毛人风又建议仍然保留调查统计局这个名称。蒋介石自己很清楚，调查统计局这块招牌上涂的鲜血太多，再拿出来实在太不雅观，便采用了“保密局”这样一个比较隐讳的名称。
保密局成立后，郑介民为了防范毛人凤大权独揽，便把他的亲信同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继勋派为局长办公室主任，规定各处室公文都要先送局长办公室；还派他另一亲信同乡王清为办公室专员，协助张对付毛人凤。毛原来想让他最亲信的人潘其武担任这一工作，看到郑这样安排，只好请求唐纵把潘其武安置在警察总署当刑事警察处处长。唐纵这时因意外地得任全国警察总署署长，便心满意足，不想再插手保密局去争领导权，只是趁机要去了马台街22号一所大房子，作为警察总署的办公地方。毛人凤为了拉拢唐，专门对付郑介民，又自动送几辆汽车给警察总署，并同意唐在保密局中调用干部。
总务处长沈醉当时倾向于毛人凤的浙江派。由于掌管财物关系，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认为他分东西偏心，经常找岔子。毛人凤便利用沈对郑妻的不满，叫沈给郑制造一些麻烦，扩大人们对郑的不良印象。沈醉曾抓住郑介民做50岁生日这个机会进行活动。郑一向怕老婆，1947年他50岁生日时，自己怕惹是非，不敢大张旗鼓地做寿，毛人凤叫沈怂恿他老婆非做不可，并向许多特务去宣扬，暗示他们送厚礼。生日前两天，郑生气跑到上海去了。沈醉便派人为他大肆铺张，把他在南京颐和路的住宅装饰一新。到时，许多公开单位送去的金制寿桃和许多金银器具、礼券等，都一齐陈列在寿堂上。正在大开筵席的时候，沈醉又派人到（又鸟）鹅巷53号招待所，叫住在那里的一群特务遗属也去祝寿要饭吃。这些人因为发的抚恤金花完了，保密局不想再理他们，便都挤在那里住，并且整天吵得不可开交。现在一听说郑介民大做其寿，便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奔去。当沈醉派去的特务回来告诉他们已出发了的时候，沈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郑妻。她一听，知道这群人一到来，马上会出大问题，沈也怕事情闹得太大不好收拾，便在她再三央求下假充好人，赶忙把这群人劝回去，答应给他们在招待所加菜招待。毛人凤便把郑介民做寿，特务遗属准备去郑家吵闹等情况立刻向蒋介石报告，使蒋听了很生气。
这件事情发生后，郑派的人不甘心，不久便查了出来，事情与沈醉有关系，便想先收拾他。由于沈醉经手处理过不少财产，他们便从这方面下手找毛病，结果没有找到可以法办的证据，便找他部下的毛病。总务处管理科长邓毅夫私自盗卖了一批洋锁，被他们查了出来，于是将邓扣押了起来。按照一般情况来处理，至多关几年，郑介民却坚持要严办。因为邓毅夫是临澧特训班学生中最拥护毛人凤的人，郑就以监守自盗的罪名请求蒋介石予以枪决。
矛盾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后，毛人凤便指使沈醉暗中搜集郑的材料。沈当时掌握到的有关郑的贪污情况是：他在南京莫干山路占了一幢洋房，在汉口日租界军统接收的日本人一座洋房占为己有，用他老婆的名字过了户；他家中每月一切开支均向总务处报销，连小孩玩具、湘绣观音像都出公帐；郑还私自把中美所交给军统的手枪、手提机枪等送给他兄弟郑挺峰40支。毛人凤认为还不够，又要他的亲信小同乡王蒲臣在北平搜集到郑的许多材料，一起向蒋介石去检举。当时蒋介石身边的军务局长俞济时，也一向不大高兴郑而和毛要好，便在很多方面与毛同时进攻郑，最后蒋介石便于1947年12月5日兔去郑介民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的职务，让他继黄镇球任国防部次长，主管国防物资去了。
毛人凤在接任保密局局长时，郑介民到保密局举行交接典礼，表面上两人还非常客气。在郑介民讲话之后，毛只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后还得依靠郑先生来领导，说什么今天长官（指郑）在场，所以他不多讲。在送郑上车时，毛还亲自为他打开车门。但一转身，他便立刻清除郑在保密局的心腹，把局长办公室主任张继勋、专员王清、肖漫留等一一逐走，接着便把属于郑派掌握的公开机关也抓了过来。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被调职，由毛派陶一珊接替，交警总局长吉章简也换成了周伟龙。
郑介民安置在保密局内外的人被挤走之后，毛人凤还不甘心，又对依靠郑的关系而当了北平市民政局长的马汉三下了毒手。马原为军统华北办事处长，处理日伪财产时贪污很多，郑在北平时，与郑发生密切关系，经常送厚礼给妻。毛过去虽已掌握了马汉三不少证据，由于郑的关系不便动手。等到郑调任后，毛人凤便将马汉三和马的助手刘玉珠扣押起来，由于一些事情牵连到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多人，毛说他们搞小集团，想在保密局中自成一系。毛人凤认为如单以贪污和搞小组织的罪名告他们，还不容易杀几个人，便趁蒋介石正为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他指定的孙科未能当选而大发雷霆的时候，提出马汉三违反支持孙科的命令，而支持了李宗仁，要求蒋介石批准将马汉三、刘玉珠枪决，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交保密局，经过这一番打击，郑派彻底垮台了。属于唐派的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毅夫），不久也被毛人凤挤回了湖南。这时保密局便成了清一色的毛派天下。
毛对张的排挤，也有一些内情。本来毛、张一向相处得还不错，毛在军统当代主任秘书时，两人共事多年。戴笠死去之后，属于毛派的重庆航空检查所长吴茂先替毛妻做贩运私货的生意，张当时在重庆任结束办事处主任，因吴有恃无恐，不买张的帐，张就把吴扣押起来，报请郑介民处理。毛对此怀恨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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