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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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陈立夫等人受蒋旨意四处找潘汉年谈判。8日，潘由沪到宁，而陈已由宁飞沪。经张冲安排，潘复于当晚乘车返沪。10日，陈立夫终于在上海沧州饭店与潘汉年开始了正式的商谈，据潘汉年的报告称：十日晨抵沪，在沧州饭店与陈晤谈，并将周致陈及蒋的信顺便亦文他。

陈问我代表周个人或代表“中共”，我给（说）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并非代表任何个人。陈请我先将我方原（愿）合作之条件告诉他。我乃根据那修正草案讲了一个大概，问陈南京对我们提议有何意见，陈于是着重声明代表蒋委员长作一答复：

第一，既愿开诚合作，我就好有任何条件。

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

第三，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

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

潘当即表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的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此设想！”这样来磋商合作条件，恐“尚非其时”。陈则表示：在目前这种条件下谈判确实一时难于成就。但他认为，如果周恩来能全权代表军事出与蒋先生面谈，保留的军队数目尚可商酌，如从3000扩大力1万之数。考虑到双方立场相差大远，潘不再与之谈整个解决的条件，转而提出：能否先谈停战问题？然而陈立夫断然否定，称：这决无可能，因“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要看你们的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双方谈了必须负责，因此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

11月11日，潘汉年将与陈立夫的会谈情况电告中共中央。12日，中共中央复电潘汉年，对于国民党方面谈判条件突然变得如此苛刻感到不解，要求潘汉年弄清楚“南京对红军究能容纳至何限度”？中共中央电称：据张子华谓，曾养甫云：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党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

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但目前彼方条件却与此大相径庭，周恩来出动也无法接受。

一夜之间坐到谈判桌前在10月底，红军为实现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军事援助的战略计划失利了，中共军事上正感到十分被动。此时对两党谈判希望颇高。故中共中央这时在谈判条件上不能不作出远比《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大得多的让步，甚至准备同意“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然而，国民党方面在接到中共中央给潘汉年的电报后，却很明确地否定了张子华转达的条件。陈立夫在19日与潘汉年的谈判中称张子华所说四条“纯属子虚”，并再度重申10日所谈的原则，说“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潘汉年报告说：（陈立夫）说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并要我把蒋所提收编办法打电给里面。我初表示拒绝。我说：前电并未提及条件，已答复周不能出来，如把蒋所提告他们，则连我与你们的谈判也无从进行。我又提议，先谈暂时停战办法，以便双方军事长官可就近面商一切，他们则表示，如军队条件不先解决，无从停战。并讲了一大套关于日德协定，东西两国反苏联的紧张，如中国红军过分要挟，说不定中苏关系可变为恶劣，因日德正在接蒋先生加入反苏联阵线，那时对红军岂不更糟糕。。等混话，我简单的提出：反苏联与否，职责在南京，与红军元关。我们可以讨论的是如何一致对日，联俄是我们对中国抗日反帝的主张及认为中国可以抗战的唯一出路，如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当无抗日之后方，则我们所谈均属无谓。他表示：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正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国家捐除成见。我乘机将预先抄好的那合作草约交他，表示这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可供你们对我们希望合作的参考。如双方合作意见之接近，则不难成就，否则我们希望南京能顺从舆情，坚决实行抗战，恐成泡影，则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更无从停止，日本势必乘机大举进攻，蒋先生所得所失不可不预为设想。。。养甫先生转告我们关于合作办法，关于军队一点离我们所提原则尚远，今蒋先生所提较养甫先生所讲更远，这从何谈起？请一再（再作）考虑。他说，张子华所述养甫意见，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与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想系张子华一面之辞。至此，谈话不能继续，我声明晚车回沪。如必要时可再邀面叙。

显然，陈在前往洛阳面蒋说明情况之后，并没有能够改变蒋介石的想法。尽管张冲当晚10时又去找潘，对他说：上次所提红军保留3000，说的是目前保留红军番号3000人，其余的红军部队均由南京方面编遣。但张冲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蒋要如此安排。他只是说：“坚持10日所谈原则，实在是蒋先生的意思，陈先生个人也是左右为难。但他相信，如果周恩来能与蒋先生亲自面商，条件或有松动的可能，而且蒋先生也是坚持要求周恩来出来谈判的。据此，潘汉年当晚通过南京国民党方面的电台电告中共中央：据陈先生转达蒋先生意见：一、红军可缩编至三千人，其余由宁方编遣；二、师长以上官佐由宁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材录用；三、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各军政机关工作，但须先由我方提出适当名单，由彼酌量任用。

如以上各点能解决，至释放在狱之共党及以后停止逮捕共党等。当不成问题云中共中央在11月下旬接到潘汉年的这一电报，随即接连两电潘汉年，拒绝派周恩来前往谈判，并明确表示：国共十年对立，今求联合，完全是也只能是为了对日抗战，挽救中国子危亡地位，在当前则尤为保卫华北与西北，抗拒日寇进攻而有停止内战共同救国之迫切需要。彼方之同意谈判，其出发点当亦不能外此。

然如皓电所言，殊不见有任何之诚意，无诚意则失去谈判基础，只好停止以待他日。

中共中央决定，先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酝酿一处，发动一处，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在蒋尚有“围剿”红军之可能时，彼方必然步步进逼，要价日增，“此时实无谈判之余地”。

12月初，陈立夫与潘汉年再度谈判。陈立夫终于表示了一些让步，同意红军大部不由军方编遣，但只同意保留30000人，并坚持其它各点，对此中共中央再度表示拒绝，并决心不惜以战争求和平。

12月12日，由于蒋介石决心推行大规模的“剿共”军事计划，终于迫使早与中共秘密结盟的张学良、杨虎城等发动了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亲临西安督战的蒋介石等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蒋介石计划的大规模“剿共”计划和把红军赶往外蒙边界的设想，一时间再无实行的可能。而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公开结盟，更使蒋迅速以强大实现其统一中国的方针受到致命的打击。国共两党最高层的谈判在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发生了。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先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直接的商谈，会谈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到改编的意向和大致时间，以及南京方面通过张学良解决红军今后一时期的给养问题，从而正式承认了和平改编的原则。潘汉年与陈立夫几次谈判不能解决的停战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自然，蒋也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周恩来，双方就最终确定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达成了共识，审时度势，蒋介石当着周恩来的面，同意在“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条件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于是，自1935年底至1936年初开始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与谈判，在经历了众多的周折几近夭折之际，竟于一夜之间达成了正式妥协。南京方面终于放弃了以武力摧毁或驱赶共产党到外蒙边境去的计划，坐到谈判桌前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了。

西子湖畔秘密会谈1937年的3月下旬，周恩来由陕北秘密抵达上海，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潘汉年会合，再由沪乘车来到杭州。这两位被誉为“谈判圣手、外交长才”的中共代表急赴西子湖畔，当然不是为游山玩水，而是要与蒋介石进行一场关系到国共合作、民族危亡的秘密会谈。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曾以中共的全权代表身份置身于这个巨大风暴的中心，斡旋于矛盾各方，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在西安，蒋介石对周恩来许诺：“我再不打内战，以后你可来南京与我谈。”但在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周恩来如果再去南京，蒋介石能否遵守信义，已使人感到难以放心。故毛泽东度电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协商。”

然而，西安会谈历时月余，终因国民党内顽固派的阻梗而成果甚微。所以，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由他向国民党方面“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于是，经潘汉年和张冲多次磋商，终于促成了周恩来和蒋介石在杭州西子湖畔的这次国共最高级别的首次会谈。

西湖会谈事关重大而又极其机密，谈判地点便选择在“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围岚翠遥接村”的烟霞岭上进行。周恩来抵抗的次日，在烟霞洞旁的烟霞寺里，“校长”蒋介石与昔日的黄埔同事周恩来握手寒暄，对阵而坐，他们身旁各有一个干练的助手：“中统”干才张冲和“江南才子”潘汉年。

在“西安事变”之前，潘汉年与张冲已经有过秘密接触。那是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刊出一则醒目的寻找“伍豪”的启事，要他见报后务必在5月5日去新亚酒店廿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的代名，而启事则是国民党“中统”干将张冲奉命刊登的。几年前，张冲为蛊惑人心、制造混乱，也曾在《申报》炮制过臭名昭著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被中共及时识破，“伍豪之剑”立刻出鞘，刺穿了张冲一伙的卑劣阴谋。不过张冲此次所为却是出于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计，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经过一番曲折，潘汉年终于与代表中共及周恩来和张冲联系上了，开始了秘密交往。“西安事变”时，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也被羁押，而潘汉年则在南京活动于宋美龄、宋子文之间。这次他们又分别作为国共双方高级人物的助手坐到了谈判桌前。

谈判开始后，周恩来单刀直入地表示了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但强调中共拥蒋的立场系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主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决不能容忍投降收编之诬蔑，并提出了中共的6点要求。蒋介石也开门见山，显得很爽快，他同意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表示无论如何也决不再打红军。但紧接着他又提出：“中共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我希望你们只是同我个人合作，永远合作。。”

对此，机敏的周恩来已洞悉蒋的内心，看穿了他的真实意图在于“领袖问题”。

中共承认蒋介石是抗日领袖，但并不意味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在根据地、政权、军队等问题上中共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据此，周恩来和潘汉年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谈判陷入艰难之局。

此后的一周，双方易地再谈，几经交锋。周恩来和潘汉年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谈判天赋，显得有理、有利、有节，而蒋介石和张冲理亏词穷而谈不过对方，终于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搞个共同纲领规范两党行动的建议，并商定由周恩来月底回延安后起草这个纲领。“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至此，国共双方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取得了一定的谅解。中共中央对首次国共最高级会谈所取得的结果表示满意，认为“结果尚好”。

西湖会谈期间，张冲始终参与其事，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此后5年，他与周恩来相处甚洽，为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称誉。蒋介石盟弟赴延安1938年秋的一天，一支由5辆满装慰问品的卡车组成的特别运动队到延安王家坪村后停了下来，早已等候在村口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等高级将领，迎向前去，向慰问队队长、新任国民政府卫生勤务部长金诵盘握手问候。

欢迎队伍中，有不少黄埔学生，他们见老师来了，纷纷争着和金诵盘握手言笑。

朱总司令半开玩笑地提醒大家：“黄埔的校风都到哪里去了？恩来是怎么对你们说的，全忘记了？”

军官们顿时散开了，肩并肩排成了一排，依次出列，向金诵盘致礼报告。“学生左权，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学生林彪，115师师长！”

“学生陈赓，386旅旅长！”

“学生许光达，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

金诵盘面对着这些充溢着英雄气概的黄埔毕业生，激动得无法自制，眼圈都红了。这时，周恩来安排完了接待慰问团的事项后，也赶了来，与金诵盘紧紧拥抱在一起，所有的感慨，皆在不言之中了。

金诵盘是孙中山先生当年创办黄埔军校时的重要助手，因对官场的厌怠，脱离政界多年，潜心从医。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碍于盟兄蒋介石的情面，重新出任国民政府的卫生勤务部长，决心为抗日竭诚尽力。当金诵盘偕家人离开上海，抵达陪都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设宴为他接风。

饭后，蒋介石便开腔道：“诵盘，我们是兄弟，所以，别人办不好的事情，唯有请你出马。”

金诵盘笑笑说：“反正介兄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你的饭可不好吃呵！”

蒋介石瞅他一眼，也随之笑了起来：“我想让你出趟公差去延安，慰问八路军的伤病员。。”

原来，国际救援组织将救援物资运到重庆，为了表示姿态，蒋介石决定派金诵盘去给八路军送慰问品。

正式欢迎仪式开始，朱德致欢迎词，金诵盘的答辞，是他离开重庆时，由陈布雷起草，蒋介石圈阅认可的。

在随意的交谈中，金诵盘悄悄对周恩来说：“我这次来延安，很想见见毛泽东先生，你能替我安排吗？”

“我已安排好了，毛泽东先生要请你吃饭。”

金诵盘感动得只知连连道谢。一直想见毛泽东的愿望实现了！可一旦见了，却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亲自打开了一瓶汾酒，先给客人斟满了一杯，又给周恩来和他自己各倒了一杯。他举杯起立祝酒道：“为国共合作，为早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也为金先生的身体健康，干杯！”

金诵盘举起酒杯，恭恭敬敬地说道：“毛先生，能够认识你，真是三生有幸，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万事如意，永远顺利！”三人碰杯之际，周恩来说：“诵盘兄，你祝毛先生永远顺利，让蒋介石晓得他可要不高兴了。”“恩来兄，你是了解我的，我虽然与蒋介石相识多年，私交甚好，但是在他搞分裂，与共产党为敌的时候，我辞官不干，在南京、上海又做起挂牌医生，如今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我才重入军界。因为我心里始终装着一杆秤，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和他亲自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金先生作为国民党的元老，能够如此清醒明智，真是令人敬佩，这也正说明国共合作是深得人心的。”毛泽东边说边请金诵盘举筷。

周恩来说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呵！”

金诵盘颔首表示赞成，他想想又说：“我总是在想如果国共两党能够团结得像亲兄弟，那么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毛泽东说：“这要靠大家的努力。”

饭后，金诵盘提议道：“毛先生，我们三人合个影好吗？”

“好呵！”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结束了延安的慰问之行，金诵盘率团回到重庆。一下飞机，他就感到气氛不对，在机场迎接他的，既没有国民政府的代表，也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只有自己的部下。卫生勤务部次长告诉金诵盘：“侍从室来电，要金将军一下飞机就去德安里见委员长。”蒋介石见了金便沉思着说：“我们俩情同手足，所以有话还是挑明了讲好。你现在是党国的重臣，不是普通的挂牌医生，你的一言一行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感情用事。”

“你对我的延安之行意见很大，对吗？”金诵盘也毫不回避地问道。

“我让你去慰问八路军伤病员，没有让你去与共产党的头目会谈。”蒋介石冷冷地说。

“毛泽东是延安的主人，我去那里能不拜访他吗？”金诵盘毫不相让，“介兄，毛泽东并不像你认为的那么可怕，如果你与他面对面坐下来，开诚布公地谈谈，大家都会少流很多血。”待蒋走后，金诵盘独自去书房里抽闷烟，他实在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像孩子似地反复无常？他为什么在口头上谈国共合作，而在行动上又如此惧怕共产党。。和谈密使再临大陆其实当初的蒋介石并不害怕共产党，一贯相信武力的他，深信在这一方面共产党远非是他们的对手。但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也比别人更了解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官员的腐败，而在这方面，共产党恰恰显示出了极大的优势。蒋介石惧怕自己的人与共产党接近，因为他们很快就会被“赤化”。蒋介石欣赏共产党的组织性，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一直把共产党作为心头之患，欲除之而后快。

以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当初的“惧怕”并不是没有道理，这不，腐败的国民党终于丢掉了大陆，如今，他只能以“败兵之将”的地位与共产党言和。蒋介石经过近一年认真考虑后，于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到台北，在“总统府”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因，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往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让许孝炎推荐。

许孝炎考虑再三后，当即提出3个人选，分别是：曾任“立法院院长”

的童冠贤、秘书长陈克文，现任“立法委员”宋宜山。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

蒋介石为什么选中宋宜山呢？

第一，他是蒋介石的学生，经过长期考验，是忠于蒋介石的。自南京中央党校毕业后，派往英国留学，归国后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国民党撤退南京前夕，出任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

第二，宋当时是台湾为所谓“中央民意机构”代表的“立法委员”，国民党党候补中央委员，身份比较灵活，官式意味较轻，蒋介石不愿意派一个官式身份过重的人前往。

第三，宋的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去，万一被人发现，可以说是去探亲。

第四，宋宜山为湖南人，而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等以及中共派往香港活动的章士钊，也都是湖南人，对话比较方便。

宋宜山经过认真准备后，于1957年4月成行，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到达北京。章士钊、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等到车站迎接。

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有名的饭店东兴楼宴请宋宜山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随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出面，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与宋宜山协商。李维汉提出：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李维汉还表示，国共两党可先在香港进行谈判，如能实现，他将率团前往。对此，宋宜山表示愿回台湾后，要为促成两党谈判而努力。

宋宜山在北京期间，还在章士钊、唐生明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工厂、农村，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并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他的胞弟宋希濂，宋宜山见弟弟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生活都很不错，也十分放心。当时，反右斗争尚未展开，大陆正广泛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加上号召和平统一祖国，整个政治气氛和社会面貌，显得很有生气，给宋宜山以欣欣向荣的印象。

5月份，宋宜山回到香港。根据自己此次大陆之行的印象，写了一份1。5万多字的书面报告，由许孝炎转呈蒋介石。在这份报告中，除叙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详情及中共提议外，还描写了沿途及北京各种见闻，包括农村平畴绿野、丰收在望的景象和工业生产蓬勃发展，市场供应无缺的情况，把共产党治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