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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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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我方又一次主动就美国提出的双方保证不使用武力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协议草案。我方在这个草案中援引了联合国关于成员国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条款。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同意，它们应该用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为了实现它们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举行外长会议，协商解决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约翰逊拒绝了这个协议草案。这样，美方实际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这使约翰逊显得沮丧。他不停地抽烟，一轮会谈下来，他的烟缸里塞满了烟蒂。直到11月10日，美国提出了自己的协议草案，称：。。一般来说，并特别对于台湾地区来说，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美利坚合众国放弃使用武力。
。。一般来说，并特别对于台湾地区来说，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使用武力。
这个草案的第一条是荒谬的，美国要求在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防御”权利，岂不是要中国政府承认美国霸占台湾的合法地位吗？草案的第二条是无理的，它等于让我们放弃解放台湾的主权。
尽管如此，王炳南在拒绝了美国的协议草案后，耐心地作了又一次的努力。在12月1日王炳南提出了新的草案。为照顾到美国不愿明确提联合国宪章条款和两国外长会谈，这个草案只提“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它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威胁或武力”。
美国是没有诚意的，他们不愿认真讨论我方的草案，约翰逊只是一味拖延时间。在这以后的接连三次会谈上，他都拒绝对我方的新草案作任何具体的评论，而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直到1956年1月12日，他才有一个草案提出来。这与上次他提的草案并无二致，即继续要求我方承认美国在我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自卫的固有权利”，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美国要求的这种“权利”是我方绝不能给予的。
以上事实证明，我方在第二项议程中一直积极寻求达成共同协议的机会，以使中美会谈能成为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途径。我方提出了积极的合理的建议，但均因美国无此诚意而使会谈停滞不前。这一阶段的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1956年4月到5月间，美方提出了一项协议草案，我方提出了一项对案，均未通过。会议仍无丝毫进展。
特别要说的是，在这第二阶段的讨论中，美国还违反了第一个议题所达成的协议，迟迟不提供在美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名单及情况，并继续刁难他们回归祖国，使印度作为第三国很难开展工作。美国就这样层层设置障碍，甚至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想方设法来阻拦会谈的进行，王炳南看得很清楚，心里很气愤。美国在这一段会谈中的表演，使他对这个政府坚持反共反华的本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单方取消采访禁令1956年，台湾海峡局势继续紧张。一面中美大使级会谈漫无期限地在进行，一面杜勒斯狂妄声称，美国在台湾地区将不惜进行原子战争，恫吓中国人民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这两手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正如上述，杜勒斯太傲慢了，他过低地估计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决心。事实上，无论他用什么手法，都不能使中国政府放弃保卫中国人民利益的根本立场。会谈仍然在继续。王炳南几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他和约翰逊常常是互相读一通发言稿，他提出一些美方侵犯中国领海、领空的抗议，然后交锋几句，最后双方决定下次会谈的日期就散会。
但是，周恩来却运筹帷幄，他在积极思考如何进行新的斗争。指导小组的同志也在出点子、想办法，抓住一切机会，做有利于我方的事情，促进会谈的进展。
1956年8月，犹如夏天的第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美国新闻界和国务院被震撼了，轰动了。要知道，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不准许任何人对新中国进行符合事实的报道，因此，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新中国是不很了解的，他们渴望知道真情。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无疑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而美国新闻界却因此兴奋起来，那些接到中国政府邀请的美国记者更是激动万分，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申请。
狡猾的杜勒斯却按兵不动，他决不愿轻易废除国务院关于不让美国人，不论是一般平民还是记者到中国旅行的禁令。于是一时间美国几乎所有的报刊都一致抨击国务院的这种顽固立场。他们愤怒地说，美国作为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竟对本国人民的旅行自由横加限制，这在宪法上和道义上都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
差不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闻界一直在向美国国务院施加压力。有几名记者不顾禁令，勇敢地冲破封锁，访问了我国。在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团也不理睬国务院的禁令，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后，他们勇敢地集体来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接待。他们宁愿回到美国受罚，也要到新中国来看看。七十年代末，这些人还联合起来重新到中国访问。这时，他们大都年已半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向往和情谊令人感动至深。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形势面前，杜勒斯终于沉不住气了。在权衡利弊之后，美国国务院终于被迫作出了一点让步，以免引起美国舆论反对它孤立中国的全面政策。即使这样，杜勒斯也已经拖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到了1957年8月，杜勒斯悄悄地同美国一些新闻界代表举行了协商。他不得不作了一些妥协，最后宣布，美国将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在这个事件中，许多美国记者都说，周恩来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
周恩来下这着棋，是希望沟通美国人民与新中国的交往，也让美国记者看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干什么，他们所从事的目标是什么，希望他们能把新中国的真实面貌介绍给美国人民。
同时，周恩来的这着棋也是为了推进中美会谈。同年9月，王炳南在会谈中提出两国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准许记者互相采访的协议草案，遭到拒绝。杜勒斯决不能同意中国派相等人数的记者去美国访问。他说，这些中国记者只有按照美国现行的移民法取得合法资格才能进入美国。周恩来对美国记者的主动邀请和杜勒斯对我记者互访协议草案的生硬拒绝，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周恩来坦荡博大的胸怀，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人民的高度赞赏。
杜勒斯的诡计9月底，王炳南提出对禁运的协议草案；10月中旬提出对文化交流、人民往来的协议草案；12月初，又提出司法协议草案，均被一一拒绝。
由于美国的这种顽固态度，我方所提出的这一系列的协议草案无法付诸实施。这些建议现在都成了历史文件。回过头来，翻阅这些高高堆积起来的文本，人们可以知道，美国在这一段时间里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字上做游戏，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会谈。他们对中美会谈的总方针是：拖而不断。时间在一轮又一轮反复进行的会谈中流逝。到了12月12日，会谈已进行了73次。约翰逊在这次会谈中彬彬有礼地宣布，他将撤出会谈，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他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马西接替他的工作。
不难看出，这是杜勒斯的又一个花招，他把参加谈判的大使换成了参赞，想使会谈降级。王炳南当即表示，这种变化是他不能同意的。他也有礼貌地向约翰逊指出：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赞，不能代表大使。他说，约翰逊大使，你这样做是很不严肃的。
正像周恩来说过的，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如果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正是因为我们对美国采取了这样一种高姿态，使我方在谈判斗争中保持了主动。
就这样，在第73次会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一年。
会谈移到华沙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在台湾海峡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重新开始。王炳南的助手换为黄华和赖亚力，有时姚广也参加，翻译除邱应觉外，还增加了过家鼎，都是几把好手。
会场布置得既简单又考究。四张大桌子排成一个长方形，双方代表分两边相对而坐，代表团团长坐在中间，两侧分别为各自的顾问和译员。一切就绪之后，下午三点正式开会。
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请中美代表团入席，王炳南和美国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互相点头致意。
比姆也是一位有经验的美国职业外交家，沉着、冷静、头脑清晰。和约翰逊比起来，他缺乏幽默感，通常脸上没有笑容。但他具有学者的风度，像个教授。比姆当时是个单身汉，他到50多岁才结婚，夫人很能干、活跃，善于社交。后来一位熟悉比姆的朋友谈起他，说在宴会上和比姆坐在一起很乏味，但是有他夫人在场就弥补了比姆的不足。在和王炳南会谈前，比姆有过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谈判的经历，号称有和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虽然他好像不善辞令，不是那种巧舌灵齿的外交家，但也决不是中方代表可以轻视的对手。
王炳南请比姆大使先发言。他一开始就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金门、马祖几个岛屿的炮击，他说，美国承认，中美长期以来对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存在着严重争议，美国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这个阶段放弃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动，否则，军事行动将可能扩大。他用呆板的声调说，中美的共同任务是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他的讲话把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责任有意推到中国方面，而且明显地把自己置于台湾的当然、合法的占领者的地位。
王炳南对此早有估计，因此王很平静地反驳他。王炳南指出他无权代表台湾当局讲话，无权提出停火的建议。他向这位新的对手庄严重申：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内政，包括金门、马祖。
华沙会议开始一段时期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依旧，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因而会谈又陷入程式化。王炳南每次发言的开场白都要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美国若不放弃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中美之间不可能解决其他问题。
9月30日，在第78次会谈时，比姆提出了一个“声明草案”，后来王炳南听说这是杜勒斯亲自精心起草的，也是他在中美会谈中最后的“作品”。“声明草案”开头用一种平行的格式说明中、美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还写上苏联支持中国，接着这个草案进一步说，中国政府应停止对金门、马祖的军事活动等等。王炳南当时没有立即答复他。中方代表团回去后经过研究，一致认为这个“声明草案”没有什么新内容，实际上是用这种“草案”作为掩盖美国继续侵犯中国主权和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活动的烟幕。
王炳南断然拒绝了这项“声明草案”。
此后的会谈几乎千篇一律。王炳南和比姆在互相提防和抑制的气氛下，你谈你的，我谈我的。
这期间，苏联帮助中方代表团架设了北京一华沙的直通电话线。王炳南和周恩来的联系更加紧密和经常。周恩来常常亲自打电话给王炳南，及时发指示，并不断提醒王炳南应该注意哪一方面的问题。
王炳南日后对这个时期的会谈还能回忆起来的一次是，人民解放军对金、马双日停止炮击。有一次会谈正值双日，比姆对此表示高兴，并说希望永远停止炮击。王炳南感到很可笑，他对比姆说，打饱和不打炮是我们单方面行动，与中美会谈无关，会谈应该讨论美国全面地从台湾撤军。
比姆也像约翰逊一样，从不使用恶语攻击。但是他显得比较呆板，不苟言笑。在讲到激动之处，他甚至有些结巴。他的优点是不那么死硬，容易打交道。
在台湾海峡空气紧张时期，双方比较冷淡，很少有什么私下接触。
1959年底，顽固坚持和新中国作对，始终不愿在对华政策上有所改变的杜勒斯终于离任了。但是新上任的赫脱国务卿也没有给会谈带来什么起色。1960年3月，披着罗马天主教主教外衣的美国人华理柱由于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企图颠覆中国政府，被司法机关逮捕判处死刑。22日，王炳南在会谈中将上述情况通知了比姆大使。
比姆先是惊讶，接着对此提出抗议。王炳南断然将他顶回去，并陈述了华理柱所犯的严重罪行，证据确凿，无可抵赖，有权提出抗议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在整个华沙会谈期间，美国紧紧抓住不放的问题就是美国在中国的罪犯问题。几乎在每次会上，他们都无理提出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这批罪犯。遭到我方代表理所当然的回绝。
第100次会谈1960年9月6日，举行了中美第100次会谈。王炳南认为，为了今后会谈的进展，也为了让世人了解会谈所以停滞不前的真相，有必要作一个总结性发言。
他首先指出，在5年以来的100次会谈中，中国方面始终本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态度来和美国进行会谈，而美国方面毫无解决争端的诚意，并且还在继续扩大和加剧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接着，王炳南回顾说，中美会谈在进入第二项议程，即进入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以来，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中国方面一直采取积极态度，作了不断的努力，先后提出了10个合情合理的方案，以谋求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改善中美关系途径，可是美国方面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美国一方面曲解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硬要把协议运用于所有在中国犯有严重罪行的美国犯人，要求无条件释放这些犯人，这是无理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又违反平民回国的协议，阻挠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国。
美国拒绝对中国放弃使用武力，不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一切武装力量。
王炳南着重地说，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是考验有无谈判诚意的试金石。你们美国政府为了永久霸占台湾，甚至把台湾蒋介石政权说成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硬说美军侵占台湾是根据同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条约义务”。这种旨在制造“两个中国”，并把台湾变成美国殖民地的阴谋手法，已是世人皆知了。
王炳南具体指出了这样一些事实：1958年秋季，美国在台湾海峡集结了一支美国自称是最大的武装力量，对中国人民寻衅挑战；1960年夏季，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还亲自到台湾去从事敌视中国人民的活动，美国的军用飞机和军舰不断侵犯我国的领空和领海。最近美国又把武装或者能够武装核武器的巡洋舰、潜水艇和飞机派到远东去，公开对我国进行核威胁。
事实俱在，历历可数。比姆听到这里是有些不自在的，他哑口坐在那里，想说又无以对答。
王炳南说，大使先生，你应该知道，玩火者必自焚。
那时，王炳南简直觉得自己是站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必欲将美国政府的侵略面目揭露得痛快淋漓，否则不足以表达6亿中国人民5年来的努力、奋斗和期望。
王炳南继续说，中美之间的争端能否解决，单凭中国一方的努力是不行的，现在是你们认真重新考虑你们对中美会谈的态度的时候了，特别是认真考虑把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时候了，迟考虑不如早考虑，迟走不如早走。早考虑，早走，你们可以早日得到解脱。
比姆在听王炳南的这番慷慨激昂的议论时，一言不发。王炳南讲完后，他除了对王炳南的发言表示失望以外，无法进行有力的反驳，他有些尴尬。接着，王炳南就中美互换记者再次提出一个新方案。他强调说：中国的宗旨是，中美互换记者是为了消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初步改善目前两国之间又冷又僵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促使两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解决美国武装部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的问题。
王炳南所提到的这个新方案又是美国政府敏感的神经上最不能承受的，提案照例没有通过。
配合玉炳南在第100次会谈上的发言，《人民日报》于9月8日特地发了一篇题为《中美会谈一百次》的社论。国内的人民争相阅读，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也都赞扬中国政府的正确立场。
肯尼迪的新花招1960年底，美国举行了大选。肯尼迪和尼克松在竞选的电视辩论中，似乎都全神贯注地把金门、马祖当作大问题来谈，他们一致表示将毫不动摇地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
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在全球推行咄咄逼人的攻势。苏联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后，与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逐渐公开化。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日趋险恶。
中国国内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联又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经援，中国大陆正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困难。
这时的会谈仍像一块无法推动的巨石，毫无进展。
在肯尼迪就职3个月后，王炳南和比姆又在华沙会谈。
王炳南当然不会对肯尼迪政府存有任何奢望，但是从积极方面着想，他向比姆表示，希望肯尼迪不像他的前任那样死抱住没有出路的旧政策，而能够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
几次会谈后，肯尼迪完全暴露他是换汤不换药。美国方面照旧在遣返平民问题上纠缠，照旧提出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不使用武力的老问题。
肯尼迪也搞了一些新花招，例如向双方提出了交换记者的综合建议，但在具体做法上，他们又阻挠被我方邀请的美国人访华；又如提出以优惠的条件卖给中国粮食以及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等。王炳南觉得肯尼迪未免有点天真，甚至幼稚，他以为略施小恩小惠就能诱逼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王炳南庄严地拒绝这项建议。他说，新中国正在经历严重的困难时期，但是，中国地大物博，人民勤劳勇敢，我们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决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
尽管会谈陷入了僵局，王炳南还是努力与比姆进行一些私下会晤。王炳南有时请他喝茶，谈谈老挝问题；发生柏林危机时，王炳南邀请他来中国使馆，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在这些会晤中，双方都不可避免地重复提到台湾问题，不过气氛是讨论性的，语言也较和缓，但谁也不放弃自己政府的原则立场。
1961年9月上旬，比姆奉调回国，出任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副署长的新职务。比姆走后，王炳南的对手再易其人。
据说，美国这时在挑选驻波兰大使时，不是考虑新人选是否对波兰问题熟悉，而首先考虑他对中国问题是否熟悉，因为这个人选要和中国大使会谈。继比姆之后新上任的美国驻波兰大使卡伯特正是由于有过在上海当总领事的经历，他便很自然地被选中了。
测探蒋台反攻虚实1962年3月，王炳南同卡伯特大使继续会谈。
卡伯特与他的两位前任很不相同。尽管他已经有了36年外交工作的经历，在上海当过总领事，为人也很和善，到华沙之前他是美国驻巴西大使，但是他没有显露出出众的外交才能。王炳南1979年到波士领会见他时，才知道他是波士顿两大富翁之一。另一个是曾经出使越南的洛奇将军。波士顿人有一句俗话说，当地人士向洛奇讲话，洛奇向卡伯特讲话，卡伯特向上帝讲话。意思是说，卡伯特比洛奇更有钱，他可以买通上帝。卡伯特在波士顿隆重接待王炳南。他为自己过去有过一些对华不友好的言论而深感不安，想重访中国，又怕不受欢迎。他的夫人一直在旁边埋怨他，说像你这样的人，中国是不会让你再去了。王炳南听了这些话后，认为那些都是过去了的事，现在可以不提了。因此他当即邀请卡伯特和夫人访华，卡伯特夫妇十分高兴。此后他们便积极筹备来华。1982年，卡伯特特意来函告诉王炳南，他已经定于某日来华，并感谢王炳南对他的邀请。可是不幸，在他即将动身前夕，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在1962年中美会谈时，卡伯特已有50多岁，说话、举止很随便，不在乎外交礼节。在谈判桌上，双方代表甚至常常开玩笑。记得有一次，他笑呵呵地说，你们中共应该感谢我们美国，你看你们胜利后检阅军队，不是有很多美式装备吗？这些装备是蒋介石供给你们的。所以你们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他送武器给你们，连张收条也不要。
这个时期，台湾蒋介石集团趁大陆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之机，又开始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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