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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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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起身快步走出“病房”。我怕自己哭出声来。
转天傍晚吃过了伙房供应的一碗糜子面糊糊汤，我就开始准备逃跑。其实也没什么准备的，就是把棉大衣穿好，腰里系了根麻绳，另外把我上午从伙房偷来的两块豆面菜团子吃下去以增加我的体力。然后我就装成睡觉，拉开被子盖在身上，躺着，等着天黑下来，等骆宏远来找我。经常有管教干部或者拐棍们突然闯进窑洞来，查看你是否有异常的行为：是否偷杀了农场的羊只煮肉吃？是否逃跑了，或者留下了逃跑的迹象？在等待的时间里，我反复思考，骆宏远会不会变卦不走了？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了！我原计划是要往西跑的，跑到几十里外的元山子火车站去上火车，如果他真的跟我一起逃走，那就不能去元山子车站了，只能就近去明水河火车站。必须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从明水河火车站上车就增加了危险，可能被巡逻拐棍和管教干部抓住，但我又别无选择：他太虚弱了，根本就走不到元山子。我还给自己宽心，他就是走不动了，我背也能把他背到火车站的：我虽然体质也衰弱了，但他一个饿垮了的人能有多重……
我躺在窑洞里胡思乱想，天还没黑下来，骆宏远就来了。我惊了一下，说他：你这么早就来了，看护们不发现吗？
他说，天黑了出来才会引起注意：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你出来没叫人看见？
我跟看护说了。到史思良那儿去一下：我觉得活不长了，要跟史思良托付一下后事。
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叫他坐下休息，等待天黑再动身。
天很快就黑下来了，黑透了，从我的窑洞看出去，对面二十米处的崖坎都看不见了，我们就动身了。
我选择了窑洞旁崖坎最低的地方，把他推上去，我再爬上去，从窑洞头顶的荒原往南走。我们不能从山水沟里往南走，任何一个偶然走出窑洞或地窝子的人看见我们都会产生怀疑：大黑天的，这两个人要去哪儿？去干什么？那就要坏事。
从伙房后边几十米的地方走过去之后，我的心才放宽了一些：夜里没有人会来这个地方，漆黑的没有月亮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就是有人从伙房和场部办公室走出来也看不见我们。而且，据我的了解，巡逻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不会这么早就出动，所以我们绕过了伙房之后就走到那条被来明水探视劳教分子的亲人们踩出的荒滩上的小路上来了。沿着人们踩出的路走省力。
为了节省骆宏远的体力，我叫他扶着我的肩膀走。
但是，走了不到两里路，他就走不动了。我把他的一只胳膊拉过来搭在我的脖子上，我的一条胳膊揽住他的腰拖着他走。我们的样子就像电影上演的一个战士搀扶着另一个受伤了的战友。
就是这样，又走了三两百米之后他还是走不动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急剧地喘了几口气之后说，你走吧小高，我真走不动了。
我明白，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否则，一个有着强烈求生欲望的人是不会说出这样绝望的话来的。他比我大三十多岁，他不是个孩子，不是个意志薄弱者。我说，站起来，你站起来，我背着你。
他说，你走吧，你自己走吧，我的确是走不动了，你自己到车站去吧。
我说，你说的什么话，我能把你丢下不管吗！起来，我背你。
他说，不行，那不行。
我说，行，能行。你快站起来吧！
在我的拉拽之下他站起来了。我背起了他，我说了一声：抱紧我的脖子。
我背上他之后还掂了掂，心里就暗暗叫苦。他并不像我原先估计的那么轻：他虽然饿垮了，体质虚弱，但是因为浮肿，他的腰很粗，腿也浮肿了，他的脸肿得像个大南瓜。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充了水的水囊，很大很重。
我背着他走了百多米，当我走到一片很暄的沙土地上之后，我就累得气喘吁吁，心跳得要从嗓子里跳出来。我的身体真是衰弱了，两腿发软，浑身出汗。我对他说，师傅，你下来一下，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放下了他。我们站着，我直喘粗气，我对他说，不行了，身体真不行了，才走了几步，你看我就成这样了。要是从前，我一口气能把你背到车站去。
他没说话，站着看我。我也看他，但我看不清他的面孔。天太黑了。黑沉沉的天空，黑沉沉的沙滩，只有密集的星星明明灭灭眨着眼睛，但星星的微弱的光照不亮人的面孔。空旷的沙滩非常寂静，只有强劲的夜风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河西走廊的西端，人说一年刮一场风，从初一刮到冬，但最大的风季是从10月刮到4月……
休息了一会儿，身体被风刮透了，汗水冰凉。我说，来，师傅，我们走。
我转过身来，弯腰背他，但是他躲开了，说，不要背，我不要你背。
我拉他，说，你来吧。
他推开我的手说，小高，你还是自己走吧。你前边走，我后边慢慢走。
我说，你胡说个啥呀！我前边走了，你能走到车站去吗？来，快点，我背着你。快，要快走，要不就赶不上火车了。
我说着话又一次拉他，但他又往后退了一步，说，小高，你听我说，你背不动我，再背就要把你累垮了；不光我走不了，你也就走不了啦。
我一惊，说，你这是说你不走了？
他说，我想走，但我估计错自己了，我走不到火车站了。
我说，那就我背你嘛。
他说，不行，我不能叫你背我。小高，你快走吧，你再要磨蹭，有人追上来，你就走不脱了。
他说得有道理，可能这时候管教干部或者拐棍们已经发现我和他逃跑了，已经来追拿我们了，但是，我哪能丢下师傅叫人捉回去，而我自己逃跑呢。
我说，师傅，这样好不好：你既然不叫我背，那就还是你扶着我的肩膀走。我们慢慢走，我估计，巡逻的人还得一会儿才能出来，说不定他们还没发现我们走了。
他说，发现了，肯定发现了，每天晚上都挨个地窝子、挨个窑洞查人数。
我拉住他的胳膊说，那就快走吧。来，我扶着你走。
我硬是拉着他往前走了几十步，他栽倒了。我又拉起他来，像战士扶着受伤的战友那样又前行了几十步，他又跌倒了。我再拉，就再也拉不起来了。
这时候我有点着急了，说，师傅，你得挣扎着走呀，坐下怎么办？叫人家把我们抓回去吗？再升个级吗？
他已经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良久，喘息方定，说，我的确走不了啦，我不想连累你，你快跑吧。
我看他实在无力行走，而我呢，也已经喘得不行了，也是两腿发软，软弱无力，没有能力背他或者拖着他走了。我仰脸看了看天空，看了看满天眨眼的星星，心乱如麻。我说：
师傅，你真走不动了，那我们就回去吧，我送你回去。
他因为喘息而低垂着的头抬起来了，他的嗓子发出惊讶的声音：你送我回去？你不怕升级？
我说，升级就升级吧，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撇在这里冻死，或者叫他们抓回去。
他没有立即说话，他静了一下，以非常深情的口气说，小高呀，你怎么这么糊涂，跑掉一个总比把两个人抓回去好吧。反正我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抓回去还能把我怎么样？送到饮马农场去吗？叫我进严管队吗？你可就不一样了，说捆你一绳就捆你一绳，说把你送走就把你送走……
我知道捉回去后的严重性，不是捆绑关禁闭就是正式逮捕送劳改农场，但我还是不忍心扔下我的师傅。
师傅看我不言语，又说，小高呀，你还认不认我是你的师傅？你要真把我当师傅，你就听我的话，你走，你快走！冻不死，你放心我冻不死！等一下就有人追上来了，他们会把我拖回去的……
眼泪突然就涌上了我的眼睛，我哭着说，师傅，回去后你可要保重呀……
师傅在地上坐着，挥了一下手：走吧，你快走吧！
我转身往车站方向走去。我走了几步，站住，脱下自己的大衣又回到师傅跟前：师傅，你躺下，躺下，我给你把大衣盖上。
师傅说，你快穿上，快走，路上冷！
我说，师傅，你就听徒弟一句话，躺下，我给你盖上，暖和些。我年轻，不怕冷。你坐着不动，会冻死的。
师傅说，你回家的路长，天寒地冻……
我说，师傅，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不走了。
师傅立即就躺在沙土地上了。我把大衣盖在他的身上，蒙住他的头颅。他的声音还从大衣下边发出来：
快走……你快走……
我抹掉眼角上的泪水，大步向明水河车站走去……把我的师傅……扔在……扔在……荒滩……
高吉义先生讲到这里，嗓门哽咽泣不成声，泪水从他粗糙的脸皮上流下来。他用像农民一样粗硬的手掌擦眼睛。我的心也揪紧了，泪水涌上眼睛。良久，我才问：你的师傅还……在世吗？
高吉义先生原本干巴的嗓门此刻被泪水渍得苦巴巴的，涩涩地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1961年的4月，我从老家回到兰州。探听回到各单位的右派是如何安排的？不，我不是为了这事回兰州的，我是不放心师傅才回到兰州的。我根本就没回单位去，因为我早就下了决心，就是给我摘帽叫我回原单位当医生我也不回去了——我再也不当什么干部了，今后我就当农民，或是去当木匠，凭我的劳动吃饭过日子。回到兰州我问了几个右派，都说我师傅跑掉了。对于人们的回答我很吃惊：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跑掉呢，他已经衰竭不堪了呀。对于我的提问谁也解答不了，他们说听管教干部讲的，我师傅逃跑了，且逃跑成功了。
就在我从兰州返回老家前的一天，我搞清楚了：我的师傅叫狼吃掉了。
我跟你讲了，我有一块梅花表被我们的分队长陈风林抹走了。离开兰州前的一天，我跑到商业厅陈风林家去要我的梅花表。我打听到他家的住址，敲门，进去的时候，可是把他吓了一跳。不是因为要表，而是因为看见了我：是他给我开的门，但门开了以后，看见我，他吓得尖叫起来：鬼！鬼……鬼来了！他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身体筛糠一般哆嗦。他的家人听见他的尖叫跑过来扶他，我也去扶他，他竟不敢握我的手。好半天，他才惊魂稍定，才跟我讲了把他吓成那个样子的原因。
他说，那天夜里八点半钟，他和一个姓侯的小组长巡夜，发现我逃跑了，就向管教干部汇报了。管教干部叫他们两个人往明水火车站追我。追到半路上，他们发现了一件部队发的棉大衣。棉大衣血迹斑斑。他们每人拿着一只手电筒，用手电筒照照衣领里边，写着我的名字。他们在附近找了找，还发现一个被狼啃得只剩下一小块头皮的颅骨。于是他们认定我被狼吃掉了，就用手里提着的打狼棍挑着我的棉大衣回明水向领导汇报去了，没再往车站去追。
那件棉大衣是我在中医门诊部当医生时我的老师给我的。我的老师是名军医，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学习，医术非常高，在中医门诊部我曾拜他为师。我和他都定成了右派，我是极右，他是中右留在兰州降职使用，我送夹边沟劳教。临走，他把自己一件还没穿过的崭新军大衣给了我，说酒泉那边冷。夹边沟的后期偷盗成风，怕大衣丢了找不回来，我在衣领处写上了高吉义三个字。
我当时问了陈风林：你们认为我被狼吃了，那么骆宏远哪去了你们知道吗？陈风林回答：过了两三天我才听严队长说骆宏远不见了。严队长说，这老家伙还真跑掉了，想不到，真想不到。他到底什么时间跑的嘛，怎么就没人知道呢！看来他的病是装出来的，迷惑人的！陈风林还说，严队长向管教股汇报了骆宏远逃跑的事，管教股就向白银市公安局和骆宏远的东北老家的公安局发了公函，请那边的公安局缉拿在逃犯骆宏远，但都没有回复。东北离得明水农场也太远，领导就没有派人去追捕。
最后我才问陈风林，我的手表呢？陈风林说手表交给管教干部了。
高吉义先生讲完了当年逃离夹边沟的故事后又说。想不通呀，一辈子也想不通呀，我师傅之死是怪我呢还是不怪我呢。当初我要是不带着他跑就好了。带着他跑，跑不动我把他送回山水沟就对了……
我无言以对。高先生不停地抹眼泪。良久，我说，高先生，收拾摊子回家吧，花市都打烊了。
花市打烊了，但是我们从花市的小院子转出来，建兰市场灯火通明。市场的无数盏灯光和城市的万家灯火把兰州市的夜空照亮了，看不见一颗星星。
我和高先生约定，明天他向我讲述夹边沟农场有关狼的故事。
坚持到底
10月中旬的一天黄昏，秋风瑟瑟，刘文山和胡永顺在明水河下梢靠近鸣沙窝的河坝里捋树叶，鸣沙窝里突然走出几个人来。胡永顺眼睛尖，看出那几个人也是自己的同类，——他们穿着破旧肮脏的蓝棉袄；有的人裤子开花了，裤腿上用绳子绑着破布、牛皮纸一类的东西挡风御寒——便招呼刘文山：喂，你看，那几个人干啥去了，怎么从沙窝子里出来了？
刘文山站在沙枣树一根横出的枝杈上，一手扶着主干，一手拿根扭曲的树枝敲打树梢。树梢上有几颗红透干瘪了的沙枣。听见胡永顺说，他伸长脖子从枝杈间隙里看过去，说，那不是刘光耀吗！
胡永顺说，对，对，是刘光耀。那几个是干啥的，我怎么不认识？
刘文山回答，那几个吗？我看像是场部的就业工人。咦，他们到沙窝子干什么去了？
胡永顺朝那边看着，没说话。刘文山小心翼翼爬下树来。
鸣沙窝是明水农场北边的一片沙漠，面积不大：五六公里宽，二十多公里长，往东延伸到临泽县境。可是沙梁子很大，四五米高，百多米长。错落有致地排列着，一刮风就呜呜响成一片，尘埃遮天。当地老百姓叫鸣沙窝。
那几个人走近了，个头略矮形似敦实其实瘦骨伶仃的刘光耀也认出了他俩，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刘文山回答，我们捋树叶子了。你们干什么去了？
那几个人不认识他俩，侧眼看看他俩走过去了。刘光耀站住说，我们去黑河口了，在河口测量水位、流量。要从那里修一条大干渠，把水引过来……
刘文山说，我说呢，这些天没看见你。还好吗？那边吃的怎么样？
凑合吧，一天一斤，没饿死。
啊呀，你们一天吃一斤！我们可是连半斤都吃不上了。这不，队长叫我们捋树叶子，找代食品。不干活了，停工了。
那几个走过去的人这时喊了一声：走呀，刘光耀！
胡永顺也说，走吧，太阳快落山了，咱们也回去吧。
刘光耀朝走远了的人喊，你们先走，我休息一下。然后他转过身来说胡永顺：你急啥嘛，坐一会儿再走。
说完话他就坐在地上。
刘文山也坐下了。胡永顺似乎还在犹豫，看看走远的人又看看刘文山，站着。刘光耀看出了他的心思，说，要走你先走吧。我可是走不动了，要休息一下。老刘，你陪我坐会儿。
胡永顺拿起装着沙枣树叶的麻袋说，那你们坐着，我可是要走了，快冻僵了。
这时候，太阳已经走完了它一天的天路历程，斜斜地悬在西边的河岸上。它的炫目的冷飕飕的光线投在干涸的河床上。河床上干裂的泥块翘了起来，像是一片一片的巨大的树叶铺满河床。河岸上稀稀疏疏弯曲的沙枣树把暗影投在他们面前，拉得又细又长。10月中旬的河西走廊已经是肃杀的初冬了，草原枯萎了，白杨树的叶子落光了，红柳披形的叶簇变黄发白了，干巴了。唯有沙枣树卵形的叶子还呈现着生命的颜色——微微的绿色。沙枣树是河西走廊上最耐干旱、最不惧严寒的树种，就是在雨水最多的夏季，它的叶片也不显得碧绿——它的表面有一层银灰色的颜色，叫人觉得生长得苦巴巴的，然而严寒的冬季到来，它又久久不被大风吹落，长时间地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淡淡的绿色。来年的新叶生出来之后，最后的一片叶子才从枝条上脱落。
鸣沙窝的沙梁层层叠叠像大海上的浪涛涌向远方，苍苍茫茫。晚风很是强劲，那里黄沙滚滚。
刘文山问，你们怎么从沙窝子钻出来了？
我们完成了任务，拖拉机把帐篷、工具仪器、锅碗灶具和行李装上了，人坐不下了。我们坐班车回来的。车走到沙窝子那面的公路上，有个就业工人说下车吧，从沙窝子走是捷径。他说这里的地形他熟悉。确实，这条路近，可是翻过一道沙梁又是一道沙梁把人累死了。
在黑河口苦不苦？
刘光耀朝着走远了的人影看看，扭过脸来小声说，这正是我想跟你谈的问题——咱们脑子得放活一些……
嗯？你说什么？
我说呀，脑子得放活泛一些。在黑河口我就听说这边的口粮减到十五斤了。二十四斤都饿死人，吃十五斤能行吗？蹲在这里等死吗？
刘文山一怔：你是说……
刘光耀迎着他惊讶的目光看着，说，有一天夜里在河口上坐着，测量和记录流量，风大极了，冻得我真是受不了，我就一下子想起家来了，想立即就回家去……
你是说……逃走？
刘光耀说，脑子真是要活泛些呀。明水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可是我想不会比新添墩好。新添墩哪天不死几个人？
刘文山说，你走了多少天了？半月？当然你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了：比新添墩还凶，一天拉一马车……
对呀，像这样下去，你我能活多久？还不如走。
嗯……刘文山像是牙痛，又像是叹息，嗯了一声，片刻后说，走？你想往哪走？你的家是银川，你女人在兰州电线厂当工人。不管你跑到哪里去，人家一查档案，往单位发个函，往你老家发个函，用不着这边派人，那边的派出所就把你拘捕起来。
我就非回家不可吗？
那你还能跑到哪里去？你的亲朋好友社会关系，档案里都有。不投亲靠友，你还在社会上漂荡吗？黑人黑户，谁都能揭发你，报告你……
我就不信离开农场就活不下去。我二爷在新疆，这个社会关系，这些年我就没填过，不管填什么表都没填过。我就往新疆跑，找我二爷去。
唉，那不行吧？表上没填过，可是组织上追到你的家里去，一查，或是从你的某个亲友的档案里一查，就能查出来新疆你还有个二爷爷……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上，钻到老鼠洞里去，人家也能掏出来。
刘光耀沉默片刻说，不能考虑那么多了。这也怕，那也怕，就只能在这里蹲着了。等到真像那些走不动的人一样了，想跑也就晚了，跑不动了。你好好想想，老刘，这两天思考思考，走不走？我反正要走。在黑河口的这些日子，我反复思想过了，走，有风险，辛苦，可能饿死冻死在半路上，但要是不走，那就必死无疑。两天，给你两天的时间，要走，你就给我个话，咱们一起走……
刘文山看着刘光耀比以前消瘦了许多的脸，久久没说话，心想，怪不得他把胡永顺支走，原来是要跟我谈这个事呀！
刘光耀站起来了，说走吧回去吧。一边走，他还一边说，在黑河口，他在黑河口附近的农民家里用粮票和钱换了十几斤炒面，准备在路上吃。
刘文山一直没说话。他跟在刘光耀的身后走。他们的脚把河床上龟裂得像破碎的陶片一样翘起的泥皮踩碎了，发出沉闷的破裂声。
刘光耀给了刘文山两天的时间思考走与不走的问题，刘文山还真动了心思：整整两天，他都没有去野外捋树叶和捋草籽，就在地窝子里蹲着；夜里也睡不好觉，睁着眼睛思考走还是不走。他的眼睛因为缺少睡眠而红肿，布满了血丝；他想了很多：走是应该走的，还在新添墩作业站的时候，右派们就都饿垮了，每天都有人死亡。到明水农场之后，粮食定量减少到每天半斤。死亡的人数立即就直线上升……自己的身体虽还不是很虚弱，但又能坚持多长时间？
刘文山是1958年9月，被酒泉县财政科补漏补了个右派押送夹边沟农场的。在新添墩作业站的基建队干了近一年，挖排碱渠，筛沙子。身体眼看着要累垮了，去年夏收前，分队长胡加英通知他到伙房帮厨。说是帮几天厨，可是干了不几天，食堂管理员看中他，请示管教干部后将他留在灶上当了炊事员。炊事员的工作可是救了他：每顿饭可以多喝一碗糊糊，多吃个窝头，做夜班饭的时候趁着管教干部和管理员睡觉，烙几个白面饼饼吃。身体竟然恢复了健康。那时候他曾想：自己运气不错，摊上做炊事员的工作了，可以混饱肚子，那就坚持下去吧，坚持到劳教期满——宣布他为极右分子送夹边沟的那天，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曾经讲过，他是监督劳动三年。可是在伙房干了八九个月，却又风云突变：农场的右派们饿垮了，天天死人，人们不敢说是供应标准太低饿死了人，而是把矛头指向了伙房：说炊事员克扣了他们，强烈地要求管教人员换炊事员，叫炊事员们也尝尝在大田里劳动和饿肚子的滋味。为平息众怒，管教干部还就换了几个炊事员，结果就又把他下放到基建队了。这是夏收期间发生的事，已经三个多月了，目前他的身体又变得虚弱了……
但是，两天后的那个黄昏，刘光耀找到他住的地窝子，把他叫到外边说，你到底走不走？我今晚就要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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