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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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混杂和同化现象，遵照古老的规章制度和刻板的宗教习俗去生活。霍什…阿赫迈特·努哈耶夫认为：“……只有那些不承认国家和国际法权威，拒绝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拜金规则的虔诚伊斯兰教徒，才是一个纯粹的车臣人。这就是哈尼夫思想，它遵循一种基本的、天然的、所有一神教阐释者们传输的遵循生命的基础、血统关系和姻亲关系、自古相沿的惩罚准则，遵循村社生活的氏族部落法规和一神教的其他清规戒律。为了成为哈尼夫主义者，就必须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应当是这个词初始神圣意义上的野蛮之人。”　
　　驳斥这些奇谈怪论毫无意义，某些狂热者曾尝试过并正在尝试将这些奇谈怪论强加于所有车臣人民。高加索山区各民族的历史非常复杂，与其相关联的许多问题和事件都无法用片面的含义去解决或评价。尽管如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确认，那种认为一个独立、和平、繁荣、内涵丰富的车臣只能遵照古兰经的规定和自然法则去生活的观点，完全是神话。车臣人民和他的邻居北高加索、外高加索地区各民族之间那段充满战争与悲剧的关系史也证明，车臣民族和车臣社会脱离各民族的互相交往、脱离俄罗斯都是完全不可能的。有事实证明，就连那些生活在格鲁吉亚的车臣难民，也开始成立学校，使用俄罗斯教材和俄语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背诵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　
　　如果取消车臣的俄罗斯联邦成员资格，或是允许车臣从俄联邦脱离，车臣将不具备一个独立国家存在（况且他们信仰的是无国家论）所必须的实力、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以及历史经验和传统，特别是车臣位于高加索这片不寻常的土地上。在这里，几种古老文化和宗教交织在一起，车臣不仅仅是处于孤立状态，甚至还处于被半敌视的包围圈之中。关于这一点，1996～1999年的经验已经得到了清晰的证明，车臣不仅开始变成一个极端的伊斯兰教国家（甚至是虚假的国家），而且也成了国际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组织手中的“木偶”、让所有邻居都深感恐惧的富有侵略性的组织。在那里，他们主要靠扣押人质、敲诈勒索、走私货物、买卖毒品等勾当让自己存活下去。在90年代，不仅仅是达吉斯坦和斯塔夫罗波尔的居民深受其害，而且其他一些地区，包括奥塞梯和格鲁吉亚也未能幸免。　　　
　　车臣问题（6）　　　
　　车臣所走的这一发展道路不仅与其相邻的各州和共和国的利益大相径庭，而且也与车臣人民本身的利益相去甚远。那时，车臣人民已经被那些鼓吹消灭统一中心、拒绝统一领导、不要统一政策的各个武装集团所控制，宗教狂们和许多雇佣军组建了车臣大部分武装组织，其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国家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埃及、科索沃以及西乌克兰、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等。同样，车臣首领所选择的道路也不符合旅居俄罗斯的车臣人的利益。要知道，目前生活在俄罗斯各地的车臣族人数已经接近留在车臣境内的居民人数。现有的各种不同派别、各个集团以及那些有声望的活动家，如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萨让娅·乌马拉多娃等旅居俄罗斯内地的车臣族人历来都反对由瓦哈比教派狂热分子和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共同控制的车臣政权。　
　　对于旅居海外的车臣人来说，经济利益是优先考虑因素，这一点促使他们服从俄罗斯的领导。当然，那些从事毒品买卖、军火交易和人质绑架的犯罪团伙，对于车臣当局的态度例外。　
　　上面所陈列的事实丝毫不意味着俄罗斯同车臣这个叛乱省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从前发生过的所有冲突和难题，其中包括斯大林的种族清洗、莫斯科与车臣间关系所出现的问题等，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使用非战争方式解决的可能性，只不过由于俄罗斯政治家们和车臣首领们的错误而丧失了机会。于是，在车臣的新的军事行动变得不可避免，巴萨耶夫和哈塔卜的军队迷恋于莫斯科的无能为力并自信会轻易获胜，结果他们的进攻最终只是导致了第二次车臣战争提速。　
　　俄罗斯政治力量新的分化组合　
　　1999年8月，已经开始站在竞选运动和政治斗争起跑线上的俄罗斯政治家们，没有哪个人能够预料到8月底和9月国内社会情绪会发生如此急剧的变化。很显然这种社会情绪受到了发生在达吉斯坦的战争、特别是莫斯科市和伏尔加顿斯克市居民楼爆炸的影响。　
　　对于这些恐怖事件的爆发，大部分俄罗斯民众不仅表现得无比愤怒，而且也感到非常恐慌。社会学家非常清楚，民众的恐慌对于社会和政治领域具有巨大意义。“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0年代在俄罗斯民众感到恐慌的要素中，名列前茅的是亲人生病、犯罪活动、自己生病、贫困和滥用职权等。但是到了9月，上述所有因素都暂时让位于一个新因素，那就是车臣恐怖主义。这种恐慌既能涣散人心，也能够激发斗志。　
　　普京总理的决断和强硬性格以及他那句“国家将把各个角落里的恐怖分子都‘浸在水里’，如果需要的话，就把他们弄到‘茅坑里浸死’”的名言，令俄罗斯居民和强力部门人员斗志昂扬。令反对派们感到异常惊讶的是，正是由于1999年10～11月在车臣采取的军事行动获得了毋庸置疑的胜利，普京的支持率才得以急速上升。这样，俄罗斯社会舆论不无根据地将这些胜利、俄罗斯参战部队的崭新风貌与做出突出功绩的将军们的作用联系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舆论认为胜利的取得和军队的新形象与普京总理的刚毅果敢、明确清晰以及效率极高的工作关系更大。人们可以从许多报纸和杂志上看到以不同方式表述的这类句子，如“俄罗斯开始喜欢上一位他们从前完全不了解的人”等。　
　　我并不认为普京有可能曾经认真思考过第一次车臣战争的全部教训、研究过19和20世纪俄罗斯与车臣之间的所有复杂矛盾关系的方方面面并参阅过大量的分析资料和对策建议，所以，战争失败的风险其实是很大的，但事实也证明普京做对了。其实，这不只是单纯的普京总理决策正确的问题，应该可以称是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决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回答伟大发现是如何诞生的这一问题时，曾说过：“非常简单。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但是，这时来了一个对此一无所知的人……”　
　　专家和政治学家们一直在争论不休，是不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忠于他的将军们一时心血来潮，下达了联邦部队在车臣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或者是政权高层真的已经准确预见到，新的战争能让他们获得对俄罗斯国内政治发展有利的因素？　
　　这曾是一些政客之间的奇怪争论，他们认为这一重要军事行动决策的主要动机要么是感情冲动的产物，要么是政权本身为一己私利谋划的结果。　
　　无疑，在1999年8月、9月，感情因素所起的作用的确不小，而且政府也曾经考虑过政权形象问题。在解放并完成对车臣上捷列克区的“清剿”行动后，普京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乘坐苏…24强击机，前往该地区视察兹纳缅斯基村，参观士兵食堂并慰问战地医院中的负伤战士。普京所做的一切是任何一位政府首脑在战争中都应该做的，目的是提高军队的战斗精神并拉抬自己的支持率。但我认为，普京1999年秋天活动的主要动机是关心俄罗斯国家利益以及包括车臣人民利益在内的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利益。　
　　11月底，在车臣展开的军事行动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进程，在那里组建的战争机器已经几乎能够不停顿地“运转”。尽管将来还会面临争夺格罗兹尼和山区控制权的战斗，但弗拉基米尔·普京此时已经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俄罗斯经济和国家建设问题上。在为普京担任总理的三个月工作进行“盘点”时，政治学家尼古拉·乌里扬诺夫写道：“之所以政府主席普京的支持率还在快速增长，已经不再是由于普京言语和行动的强硬了，而是他的所作所为正好与民众希望惩治无所不在的犯罪、官僚不善经营和贪污诈骗的愿望相符合。人们认为，有别于他的前任们，普京总理知道如何使国家摆脱危机，他有缜密的行动计划，他不害怕表现出独立性，也不唯总统及其亲信们的马首是瞻。所以，就在叶利钦总统每次召见普京总理，表示全力支持普京工作的时候，也没有降低俄罗斯公民对其的信任度。如果评价作为总理的普京表现得怎么样的话，那么以北高加索的军事行动为例，最让人注目的是，普京曾经许下诺言并兑现了；无论是在达吉斯坦还是在车臣，车臣战斗部队和内务部队间甚至连一起因行动不协调而导致人员无谓伤亡的严重事件都没有发生。”　　　
　　车臣问题（7）　　　
　　1999年秋，俄罗斯社会基本关注的都是车臣战争，其他所有问题都退居次要地位。很显然，这根本改变了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整个进程，因为所有竞选联盟和政党都必须重新定位他们对这场战争、俄罗斯军队以及车臣及其周边局势的态度。　
　　对于俄罗斯选民来说，各个政党和候选人对车臣战争的态度要比其他承诺和纲领更加重要，这种状况业已改变各政治家、各政党的支持率和获胜的机遇。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和他领导的俄罗斯人民共和党索性拒绝参加国家杜马选举。他宣布：“我不打算参加蟑螂们的竞走比赛。”可是要知道，就在不久前，这位将军、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行政长官还曾公开宣布：“我将成为俄罗斯的总统——不排除这一目标很快就能实现。”早在1999年夏天，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我有预感，很快他们就会召我去中央的。”但是现在，哈萨维尤尔特协定的所有条款都让人们记住了这个列别德将军：正是他所支持签署的这个协议导致俄罗斯军队在1996年8～9月间完全撤出了车臣。　
　　是的，停战协定在那时当然是必须的，但是哈萨维尤尔特协定让人联想更多的不是停战，而是投降。是的，列别德将军当然是被马斯哈多夫、乌杜戈夫及其他车臣首领们给蒙骗了，但是，也可以说这位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那时是心甘情愿上当受骗的。1996年秋季他的声明是极其混乱的，其内容里对俄罗斯政府和军事指挥的指责要比对车臣首领巴萨耶夫和马斯哈多夫的指责多得多。　
　　由前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党的状况非常复杂，其地位遭到了强烈动摇。现在有很多人回忆说，恰恰是切尔诺梅尔金应该对向沙米尔·巴萨耶夫匪帮的屈辱退让承担主要责任。1995年6月，该匪帮占领了布琼诺夫斯克市的医院和妇产医院。正是在巴萨耶夫下令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的普通公民后，切尔诺梅尔金竟然容忍这个匪徒带领非法武装分子像民族英雄凯旋一样回到车臣。在那时，俄罗斯社会舆论基本上是站在切尔诺梅尔金一边的，但到了1999年，开始有舆论谴责他软弱、缺乏自信。让我们想到的还有，切尔诺梅尔金在1995年夏宣布俄军暂停在车臣的军事行动，这为车臣分离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使之得以在遭到失败和损失以后恢复过来。切尔诺梅尔金实现了自己对恐怖分子的承诺，但却未履行保障俄罗斯民众安全的直接责任。　
　　车臣战争让斯捷帕申的政治资本贬值明显。要知道，在你来我往、无缘无故地频繁更换总理之后，谢尔盖·斯捷帕申在1999年夏的政治资本曾经大增。对于右翼政党来说，8月底的斯捷帕申是划得来的政治“新郎”。但在今天，提起斯捷帕申，人们想到更多的是1994年11月为阿夫图尔哈诺夫的“部队”招募俄罗斯坦克乘员的那件事。在那场对格罗兹尼市所发动的可笑的坦克进攻中，一些俄罗斯军官屈辱地阵亡。时任联邦安全局局长的谢尔盖·斯捷帕申竭力为自己辩护，推脱由于自己的失误给军队造成牺牲的责任。后来，斯捷帕申与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两人一道成了导致第一次车臣战争以失败告终的罪人。　
　　由此来看，斯捷帕申与亚夫林斯基结盟不但不会提高、反而降低了“亚博卢”党在政治上取胜的几率也就毫不奇怪了。亚夫林斯基在1999年秋对车臣问题所持的立场使他不仅在军警人员中非常不受欢迎，而且也遭到大多数政治热情高的普通选民的讨厌。　
　　1999年秋，俄罗斯民众也出人意料地、根本性地改变了对由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尤里·卢日科夫领导的“祖国—全俄罗斯”竞选联盟的态度。早在8月，该联盟还曾被认为是所有竞选党派中最炙手可热的，但是，这个联盟的领导人却坚决反对俄军10月在车臣展开的军事行动，只是到了大选开始前的最后一刻，普里马科夫和卢日科夫才从谨慎批评普京的车臣政策，转变为小心翼翼并附带许多条件地支持这项政策。与此相反，正是在1999年10～11月，选民对刚刚组建的、由紧急情况部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和著名运动员亚历山大·卡列林领导的“统一”或者称之为“熊”竞选联盟的支持率却迅速窜升。　
　　取得这一政治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统一”毫无保留地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车臣政策，而相应地，普京也公开支持“统一”联盟。　
　　攻克格罗兹尼　
　　无论对俄联邦军队，还是对车臣分离分子来说，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从第一次车臣战争开始就成为了一种象征。随着艰苦卓绝和大规模流血的格罗兹尼战役的展开，这场战争才算真正开始。而结束也是在这里，因为车臣非法武装1996年突然攻克格罗兹尼，令俄罗斯高层极为震动，决策者被迫签订了有损国家尊严的哈萨维尤尔特协定。因此很少有人期望攻克格罗兹尼会向占领古杰尔梅斯那样轻松。　
　　1999年10～11月，当俄军沿车臣平原地区向前推进，顺着捷列克山脉和孙扎山脉向格罗兹尼的远方要冲逼近时，很显然，车臣非法武装将把这座城市当作自己主要的堡垒来坚守。他们加固了上次车臣战争留下的防御工事。在俄军的猛烈火力打击下，他们的许多支队开始撤退，但不是进入山区，而是退守在格罗兹尼市各处的阵地。　　　
　　车臣问题（8）　　　
　　众所周知，巷战是任何一场战争中最艰苦、流血最严重的部分。一些军事专家因此建议包围格罗兹尼，完全封锁它，坐等那些失去外援的武装分子投降。不过，这个提议遭到了否决：因为像对格罗兹尼这样规模的城市实施包围需要大量兵力，并且可能无法预测这种围城措施要多长时间才能奏效。　
　　某些俄罗斯军事领导人提议只封锁车臣首府的近郊，为平民进出留下1～2条通道，然后对非法武装在城内把守的阵地实施不间断的密集性大炮、导弹和炸弹攻击；在炮火和轰炸给予敌人毁灭性打击后，内务部队的摩托化部队和分队向格罗兹尼推进；在城市上空，通过飞机散放传单，让城里的武装分子充分认识到这些威胁。不过，由于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这一计划没有实施。　
　　由于担心可能造成重大伤亡，快速、短兵相接的计划也被否决。最后，决定使用缓慢推进的战术：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沿相交线从四面八方发起攻击。　
　　每一支特种部队都有严格的责任区，只有在仔细侦察后并在有当地居民当向导的前提下才能向前推进。在战争中，没有伤亡是不可能的，但在格罗兹尼战役中这种伤亡被降到了最低。在这里，由彼斯兰·甘塔米罗夫指挥的车臣警察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对城市街道和地下工事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这支队伍中有许多人丝毫不比守城者们逊色。尽管俄罗斯西方媒体对格罗兹尼的强攻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报道，但传统概念上的，即以密集快速作战为特征的强攻战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分成许多战斗小组的联邦武装力量在格罗兹尼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地、一栋楼房接一栋楼房地慢慢清理，他们竭力不与敌人发生直接接触。短兵相接的格斗极其少见。尽管这一战术可能拖延了赢得胜利的时间，但却更加令人信服，因为这样做将让车臣战地指挥官的计划和如意算盘彻底破灭。　
　　那么，车臣战地指挥官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他们的计划都是根据上次车臣战争的经验而制定的。很显然，车臣非法武装没有能力击垮俄罗斯军队，但是，他们希望给俄军以巨大的杀伤，从而招致俄罗斯社会舆论的愤慨，最终迫使莫斯科的政治家们下令停止进攻，寻求谈判和让步。他们甚至还坚信会得到不是来自东方、而是来自西方的支持。　
　　俄罗斯许多报刊杂志都对他们的如意算盘和期望表示赞同，这些媒体的老板和主编们希望看到俄军再次失败。诸如“当‘货物…200’（即战死的俄罗斯士兵棺木）源源不断地从战场运回俄罗斯，车臣的一切都将发生变化”之类的论题在大部分报刊上屡见不鲜。米哈伊尔·克鲁戈夫在《新报》上高调宣布：“格罗兹尼应当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它应当促使国际社会更加关注车臣事件。所以，在西方给予俄罗斯经济以致命打击之前，格罗兹尼一定会挺得住。”　
　　这些如意算盘都落空了。格罗兹尼被宣告攻陷。总攻结束后，战场横七竖八躺满了车臣武装分子的尸体，他们中许多人因试图突围而被击毙。2000年1月28日深夜至29日凌晨，当战地指挥官沙米尔·巴萨耶夫的武装企图逃离格罗兹尼时，他手下的3000名武装分子或被击溃或遭消灭，这次行动被称为　“捕狼行动”。在阿尔汗…卡拉村附近，由于遭到联邦军队的猛烈炮火打击或踏入地雷场，三天当中车臣武装分子成百上千地死去。许多车臣非法武装的战地指挥官，其中包括一些最著名的指挥官，也都命丧黄泉。就连沙米尔·巴萨耶夫本人也身负重伤并且离开自己的武装很长一段时间。几百名武装分子很不情愿地当了俘虏，还有几十名自愿投降。　
　　如果用力挤压水管，那么最不牢固的地方管壁就会发生爆裂——我们应赞同这种观点。但是，这种地方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围攻格罗兹尼的作战计划就在这个简单的想法中诞生了。就连在格罗兹尼指挥作战的俄罗斯将军弗拉基米尔·沙马诺夫也对围攻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惊讶不已。他以为，车臣武装分子会从格罗兹尼两、三个地方突围。　
　　英国女记者珍妮·乔瓦尼是惟一直接观察到车臣武装分子试图突围的西方记者。当时，几千名武装分子强行从格罗兹尼经过阿尔汗…卡拉村向外突围，结果被打散，在俄罗斯军队短火力猛烈射击下，巴萨耶夫率领自己的手下径直奔向地雷阵。乔瓦尼满怀同情和深深的痛苦描述了这些年轻武装分子死亡的情景，但她没有透露具体的死亡人数。她以“溃败的起义军逃离被攻陷的格罗兹尼”为题的报道，刊登在西方许多家媒体上，有力地驳斥了马斯哈多夫以及俄罗斯报纸有关车臣武装分子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撤退的说法。　
　　帕维尔·格拉乔夫曾经多年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长，他亲自制定并在1994年11月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介绍了第一次车臣战争军事行动计划。后来，在回答有关那次车臣战争的教训问题时，他说，那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军事科学院将不会研究它的经验教训。　
　　格拉乔夫错了，与他持相同观点的西方专家们也错了，他们都急于给出俄罗斯没有能力采取长时间有效军事行动的结论。一些西方专家信誓旦旦地预言，在格罗兹尼作战的俄罗斯军队将无功而返，他们不仅将这次包围与不久前波黑塞尔维亚人围攻萨拉热窝或者卫国战争中围困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相提并论，而且还与公元70年围攻犹太人堡垒梅察达做比较——为攻占位于山上的这个古以色列堡垒，古罗马大军曾动用1。5万人的军队，耗费了2年的时间，而守卫古堡的士兵不过1000人。　　　
　　车臣问题（9）　　　
　　可以想一想，军事史上有没有过“胜利者不是守卫者，而是竭力围困城市或堡垒的进攻者”这样的先例……　
　　山区会战　
　　当2000年2月底联邦武装力量在格罗兹尼实施“清剿”行动，排除地雷、拆掉路障、建立俄罗斯政权的临时机构时，整个军事行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南方——车臣的山麓和山区。　
　　众所周知，不仅在沙米尔·巴萨耶夫时期，而且在此之前车臣的山区就是车臣武装分子的屏障和基地。在最爱打仗的车臣族生活的村子里，不仅修了居住用房，而且还建了3～5层的防卫岗楼。90年代，车臣山区许多房屋的地下都修建了掩体，各个房屋之间有地道相通。在1995～1996年间，联邦部队付出巨大代价才占领了车臣山区的一些据点，但仍然没能完全控制那里。　
　　这样，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军事观察家，原则上都不相信俄罗斯军队会取得车臣山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