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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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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好的财政部长。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美国政府与国会提交的第481号报告中谈到：“叶利钦政府正在为自己挖掘一个财政大坑，西方允许俄罗斯联邦与地方政府用吸入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来解决这一问题，最后可能给西方自己带来很大的不良后果。流向俄罗斯联邦的债务，让人联想起如鼠疫般传遍俄罗斯的金字塔模型，最后导致几百万的投资者手持一文不值的俄罗斯证券，并引起金融与经济危机，到那时就需要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墨西哥风格’的援助，也需要来自美国、欧盟与日本的担保。克林顿政府需要采取的行动是，说服克里姆林宫采取从金融角度更为负责的政策，不应该再借更多的外债，而是放慢借债的速度，降低国家有价证券的利息，并且将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寄存于第三方来偿还证券债务。”
美国中央情报局建议克林顿在八国首脑峰会上向叶利钦施加压力，以得到俄罗斯的特别保证，此保证的抵押物有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金钢石和其他矿产。中央情报局建议美国国会就俄罗斯面临的金融危机举行专门的听政会。这些建议不仅摆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桌面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也能阅读译自英文的报告全文。但在1998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前，俄罗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20）
这一危机的发展并非“墨西哥风格”式的，俄罗斯靠自己的努力克服了后果，但我们应当吸取这一惨痛教训。
俄罗斯与其他国家进行金融合作的基本方式不应当是借债，而应该像中国那样吸引投资。大家知道，20世纪90年代的外国投资总额不大，到1994年，每年还不到10亿美元，1995～1996年，投资额增加到每年近20亿美元，1997年甚至达到近50亿美元，但是1998年数字又降低到25亿美元。于是许多经济学家说，“俄罗斯将被西方工商界持续遗忘几十年”。但到了1999年，外国投资又上升至近43亿美元，到2000年重新超过了50亿美元。乐观者估计，2002年西方直接投资可能增加到近100亿美元，但实际数字只有60亿美元左右，而俄罗斯的投资潜力超过这一数字几倍。
与国外投资问题紧密相关的是令俄罗斯非常头疼的资本流失。这里指的并非俄罗斯的富商与富人们愿意将资产存入外国的银行而不是俄罗斯银行（俄罗斯的银行现在信誉如此之低，这种现象也是自然的。甚至俄罗斯中央银行也将自己的大部分外汇储备存入西方银行，或将其投资于更可靠的西方国家证券中）。毕竟这些钱仍然是俄罗斯的，也可以用于俄罗斯的国家需要。谈到俄罗斯的资本外流，首先指的是，俄罗斯商人、高官与犯罪行业大亨们的大额非法收入。他们害怕将自己的资产留在俄罗斯。这些基本上是抢来的、或是在俄罗斯经济的混乱中“混水摸鱼”弄来的财富都从俄罗斯永远流失掉了。
流入西方的资本，其来源的那些商业形式，大部分在其他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具有合法的地位。在俄罗斯，主要是由于高额的税收与立法的漏洞，这些行业采取了半合法或是“影子”经济的形式。甚至最发达的国家也无法完全摆脱各种形式的“影子”经济。专家认为，在英国和日本，“影子”经济的份额占11％～13％；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时，“影子”经济的周转资金占20％～23％；而在希腊和意大利，比例甚至超过25％。但是在俄罗斯，许多专家评价，“影子”经济占国内总产值的比例为30％～40％。俄罗斯自2001年开始实施新的税收法，应当使俄罗斯经济的很大部分由“影子”经济变为合法。那么从俄罗斯流出的资金还有可能重新回来。
据各种估计，1992～1998年，从俄罗斯失控流出的外汇为150～250亿美元。最常见的路线是瑞士、塞浦路斯、卢森堡、摩纳哥和加那利群岛。钱款通过商业银行，或者是以现金的形式流出。西方报界举例说，对于当地商人来说无比惊讶的是，俄罗斯商人在购买不动产时，从100万到1500万的巨额都用现金支付！半合法、非法携带外币出境的形式也多种多样。
1998～1999年冬天和1999年上半年，俄罗斯流出的外汇得以减少，办法之一是，让外贸商将其外汇收入的75％卖给国家。按照一系列专家的意见，1999～2000年，外汇的流出停止了，另一些专家不同意这种说法。有些专家说，有征兆表明，俄罗斯境外资本有一部分回到国内，投向了利润最大的行业。是否可以加速这一过程呢？
一些商人和政治家建议，对俄罗斯1991年之后的所有资金宣布“完全大赦”。但是“大赦”反对派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大额的资本，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往往已运到国外的，毕竟来源不尽相同，因此也就需要不同的处理态度。而且，只有国家杜马才有权宣布大赦，而杜马未必会对“所有人”都实行大赦。通过更加爱护现实经济的立法、减少税收的种类与数额、国家的总体稳定与经济增长、坚挺的国家货币这些因素才能把先前从俄罗斯流出的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吸引回来。
当然无法保证不使用“警察式”的方法，包括国际刑警的方法与手段。各个国家的金融界，今天都比10～15年前要“透明”得多，为“脏钱”洗钱的银行也越来越少。近些年来，西方国家通过了许多新的法律、法规，使主要来自毒品业的脏款“洗钱”变得更困难。西方也没有人能够长时间地忍耐俄罗斯私人商业银行由于1998年金融危机而形成的债务。当资金达到几千万和几亿美元的数额时，是不存在秘密的。
有很多办法可以了解到俄罗斯官员们企图隐藏在境外银行的非法账户信息。1999年，国际刑警建立了不少关于俄罗斯富商的卷宗，包括以现金购买昂贵的不动产等。西方有些国家打算在未得到俄罗斯请求的情况下独立行动，比如调查在俄罗斯政界与商界远非无足重轻的人物巴维尔·博罗金。
早在1992年，以盖达尔为首的俄罗斯政府就宣布，要找到并挽回神话般的“苏联共产党经费”。盖达尔与“克罗尔”侦探公司签订合同，这是世界上当时被认为是承担类似业务最好的侦探公司。俄罗斯政府付给“克罗尔”公司2000万美元的报酬，但经济侦探的所有努力都毫无结果。该公司领导说，这是他们25年工作中最大的失败。但是1999年一些西方投资者仍然求助于“克罗尔”公司，想调查清楚拖欠他们债务的俄罗斯富商们的财产数量与秘密账户。
这个例子证明，挽回从俄罗斯非法运出国境的资金与建立贷款和还贷的文明体系，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共同任务。2001年，俄罗斯成立的经济监控与金融侦察机构也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众所周知，建立此机构的倡议得到了普京的积极支持。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21）
鼓励地方的主动权
1998～1999年，在俄罗斯联邦的政府危机接踵而至的时候，叶利钦有时也因病几个星期不到克里姆林宫办公。与中央政权机构相比，地方政权机构显示出更大的稳定性。大多数地方领导的责任感与独立性，缓解了经济危机和其他失误的后果。但在这个时候，有时是自发形成的俄罗斯联邦政权体制也暴露出严重缺点。合理的自治往往发展成各自为政，重视地方特色演变成地方主义。分离主义与民族主义对俄罗斯的统一构成了严重威胁。一些地区的经济困难也越来越严重。
俄罗斯联邦机构远不是非常完美，因为这是近百年来在各种原则与动机的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有78个省，其中一半左右是在现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省的行政区划在苏联一直保留至20年代末，之后被改造为州、边疆区与自治共和国。30年代中期，为了便于接受中央的统一管理，最大的州和边疆区被拆分成为小的州和边疆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40年建立了52个联邦主体。1975年，同样的国土上已经有86个区域单位。
如果说俄国那些省在划分时没有什么民族特征，那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考虑到了最小民族的利益，但是很少考虑经济因素，在州与各加盟共和国的划分中，完全忽视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因素，大企业由中央统一管理，而各个州只负责管理地方工业。
俄罗斯联邦共包括89个主体，其中有49个州，6个边疆区，21个共和国，10个民族区，1个自治州与2个直辖市。联邦的各个主体不仅能力不同，权力也不同。考虑到对地方领导的支持，叶利钦并没有阻止许多权力流入州长与共和国总统手中，甚至地方通过与联邦立法相违背的法规时也未被加以阻止。
这是一个需要逐渐理顺的矛盾过程。所以，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先从联邦改革与建立七个联邦区开始、并改变了俄罗斯联邦的地位与组成，也就并非偶然了。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权对经济的影响增加，其正面因素也不少。许多失去了中央帮助的企业很高兴得到地方政权的支持，地方政权也愿意在所辖范围内，让所有的工业与其他行业的企业正常运转。随着区域自主权的增长，其文化潜力也有所增加。地方选举成为俄罗斯民主形成的重要部分。地方层面上，在管理土地产权、私有化、改革城市住房管理体系方面也进行了重要的试验。
俄罗斯的每个地区几乎都积累了对全国来说值得学习与运用的经验，许多地方领导因此在俄罗斯国内享有很高知名度。但在有些地区的经济创举与政治实践中也有不少不合理的做法。许多地区的贪污与犯罪现象非常严重；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活水平的差距还很大；俄罗斯有很多地区人口很少，经济萧条落后，没有中央的大幅度补贴，他们就无法生存。
正因如此，可能会考虑加大联邦主体规模的建议。甚至有些实力很强的州也提出了合并的建议。比如克麦罗沃州州长阿曼·图列耶夫建议，将产煤区库兹巴斯与粮食产地阿尔泰边疆区合并，再加上石油开采基地秋明州。据一些专家的意见，联邦主体的最佳数量是30～35个。但这是一件长期的任务。
巩固与发展独联体成员国一体化
世界所有地区的一体化趋势都在加深。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苏联空间，占主导的是分离倾向。这未能给生活在这里的任何民族带来益处。政治家的失误与自负导致了几亿人口生活水平下降，所有新的国家都成为受害者，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在仍然没有彻底平息的军事冲突中，有几十万人丧生，几百万前苏联公民成为难民。
根本无需证明，俄罗斯不可能对独联体国家的状况漠不关心，而整个前苏联空间仍然是俄罗斯国家利益最重要的地区。俄罗斯联邦对所有独联体国家来说也是最有吸引力的中心，这些国家若是不与俄罗斯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想得到正常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国家间的地理位置，国家大小，经济、文化与科学联系，统一的交通体系，还有从苏联继承下来的统一的基础设施所决定的。还有共同的历史，无论其中有些篇章是多么沉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加强寻求和北约与西欧国家的新型关系。阿塞拜疆与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与中国都努力发展政治与经济联系。但这些努力并未取得独联体国家政治精英所预期的成果。我们可以再次确信，无论在今天，还是更远的将来，没有俄罗斯的参与，独联体国家经济与文化很难发展，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干脆就是不可能的。独联体国家以前建立的大企业、疗养地、农业部门、高校与科研机构是为了整个苏联的需求而设立的。摩尔多瓦、外高加索与中亚的主要资源，成功地补充了俄罗斯的资源，但对于西欧国家、伊朗、土耳其来说，并不具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乌克兰、白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各国的过境运输，无论对于俄罗斯，还是对这些国家本身都有重要意义。
独联体国家一体化的进程至今很缓慢，这类事情可能也并不需要操之过急，它需要的是一体化关系的可信与巩固程度。近几年来，相比之下，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展较快，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间的一体化进程要缓慢一些，进展更缓慢的是俄罗斯与外高加索各国，俄罗斯与没有加入独联体的波罗的海各国之间的一体化进程最弱。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22）
但是，关于独联体毁灭与崩溃的说法与预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在许多方向上，独联体内部得到巩固的不仅是经济空间，而且还有国防空间。在独联体领土上，现实存在着统一的信息空间。俄语仍然是独联体各国之间交往的工作语言，因此，独联体国家各企业间的商务信件仍然是用俄语写成的。如果不用俄语，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的企业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的企业之间，还能通过何种语言进行交流呢？
众所周知，2000年秋在阿斯塔纳签署了欧亚经济共同体成立宣言，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与塔吉克斯坦。宣言表示，在此联盟范围内，各国公民可以自由流动，到对方国家高校接受教育等。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没有参加这个新的一体化组织，不过，来自这些国家的公民正是占在俄罗斯临时工作的“外籍工人”的大多数。如果没有在俄罗斯工作的100万格鲁吉亚公民与100多万阿塞拜疆公民的帮助，这些小国家的生活就更加困难了。
我们看到，自下而上存在着一种自发的一体化，而以条约和协议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普京无论是在担任俄罗斯总理期间，还是担任俄罗斯总统期间，为了巩固独联体国家间的合作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访问过了除格鲁吉亚以外的所有独联体国家，有些国家去了还不止一次。2000～2001年，弗拉基米尔·普京与列昂尼德·库奇马、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会晤了20次左右。
独立国家联合体，这种国际上新的国家间关系模式，可以成为其他国家间组织的良好合作伙伴。十年前，独联体的成立减缓了苏联意外而迅速解体带来的冲击，减少了损失。有很多理由可以预测，这个联合体的未来是光明的。
发展与世界所有国家的合作
全球化与国际劳动分工问题是些特殊问题，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几十年来，苏联是在封闭隔绝中发展，尝试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非依靠经济动机，而是按照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动机进行。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是“围城”式的政治与经济，50～70年代则是“冷战”式的政治与经济。俄罗斯的国民经济以及后来经互会国家的经济，都建立在动员项目的基础上，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军事工业综合体各部门的利益。
但今天，俄罗斯联邦坦率与真诚地声明，俄罗斯不把世界上的任何国家视为自己的敌人。冷战已经结束，总的来说，冷战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因为所有曾参加冷战的国家，都可以从其结束中得到益处，即和平的生活。不过，要想从封闭型的军事防卫经济转化到国际劳动分工与现代市场经济中，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有时还伴随着痛苦，而且这一过程至今还没有完全结束。
当然，各种政治与地缘政治因素和动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作用于俄罗斯经济，只不过这些因素已经不起主要作用了。对于俄罗斯领导人来说，排在首位的不是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则，而是与俄罗斯人民的安全、幸福相关的利益，这也经常被称为国家利益。
从国家利益出发，俄罗斯应该恢复与东欧和中欧所有邻国间的合理合作。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家各种联系的中断对双方都不利。不容忽视的是俄罗斯与土耳其、塞浦路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自发形成的经济合作形式，这些形式都基于大规模的旅游与规模大小不等的贸易。俄罗斯的普通公民踏出了这些方便的小路，并且也可以将它们变为很好的大路。这也涉及到与中国之间各种形式的小规模批发贸易。
西欧国家和日本首先需要的是俄罗斯储量丰富的燃料与能源资源。俄罗斯向这些国家的能源出口近年来大幅度增加，并且在持续增长之中。俄罗斯的钢材、轧材及其他半成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出口到美国。但总的来说，扩大俄罗斯与北美洲和南美洲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潜力还不是很大，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是那句名谚：“海外的牛犊虽然便宜，但是运费太贵”，还有美国的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直到2001年末，美国才考虑取消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抑制苏美贸易的歧视性法规。这些法规也曾针对新的俄罗斯。
俄罗斯在近10～15年将主要向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输出石油、天然气、化学产品、钢材以及其他种类的原料。但对于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国家、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国家来说，俄罗斯可以以一个工业强国，科学、文化与教育中心的身份出现。专家们不无根据地认为，仅靠向世界上的这些国家销售高技术产品，到2010年，俄罗斯就可以获取不少于1000亿美元的外贸收入。但另外一些专家说（其观点也是不无根据的），没有国家的支持，到2010年，俄罗斯可能已经不掌握新技术了。
俄罗斯的气候条件恶劣，所以这里的生产耗费要比世界上许多气候温和的国家高。因此，在工农业生产的许多部门，俄罗斯无法与欧洲和中国竞争，所以在这方面，生产的产品应该只供给国内需求就够了。但是，在大规模的生产和各个重工业部门，俄罗斯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俄罗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应该被利用起来，服务于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北方的海上航线无愧于“伟大航线”的称号，应该将其提高到新的科学与技术水平上来；跨西伯利亚运输干线作为过境货运输线利用得很不充分；俄罗斯领空、领海的经济资源利用得也不好；俄罗斯的交通线是连接西欧国家与太平洋地区最便捷的通道，俄罗斯是世界上惟一在三大洋都有出海口的国家。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23）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需要俄罗斯”， 1998年盖达尔和丘拜斯圈子里的某个部长曾经这样说。同一年，法国政府中的一位部长曾说：“没有俄罗斯的欧洲是个残疾人。”以色列一位富有的农场主在莫斯科郊区租用了1700公顷的耕地，建立了兴盛的乳品农场。别人问他动机何在时，他回答道：“在哪里我还能经营如此大规模的农场呢？！”洛克菲勒获知俄罗斯中部的“金环旅游线”潜力之后非常惊讶，这位美国大亨说：“我是个富翁，但如果我能在你们国家工作，我用3年时间就可以让自己的财富翻一番。”而与此同时，在圣彼得堡，这座彼得大帝与十月革命之城，搬运工人正在从美国轮船上卸下几千吨的人道主义援助……
俄罗斯著名学者、数学家、环境学家与政治家尼基塔·莫伊谢耶夫院士2000年初逝世。他是许多经济方案，包括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各种计划的创意者。可是，在叶利钦与切尔诺梅尔金时代，这些计划都被排斥或是不被考虑。在最后的一批成果中，在 “濒死状态”这一形象标题的文章里，尼基塔·莫伊谢耶夫写道：“俄罗斯现在几乎没有从拉丁美洲的买办发展道路过渡到类似于日本的独立发展道路的机会。”
这位学者写道：“我今天无法成为乐观主义者。是的，我们还有机会，但我已经不相信能把这些机会利用好。我的悲观情绪有很多依据，因为想利用好我们的机会，国家的领导层要有足够的智慧水平，还要抛开政客作风与个人私利，抱着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真诚愿望；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们要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好俄罗斯的潜在能力，使全国对克里姆林宫有着高度的信任；还需要有相应纲领、并在广大人民中享有威信的政党。很难想像，这一切会在近期内出现。正因此，我国发展的乐观道路是不太现实的。”
这些观点发表后不久，俄罗斯的状况发生了改变，而且是根本性的改变。克里姆林宫出现了能够审时度势、把握俄罗斯潜力的领导；他们拥有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真诚愿望；克里姆林宫出现了领导人，他也得到了人民的高度信任；国内发生了转变，从玩弄权术走向了有意识的、循序渐进的国家政策。虽然在广大人民中享有威信与支持的政党与纲领还没有出现，但这一课题已经被意识到并开始成功地着手解决。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1）
2001年之秋……俄罗斯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
世界政治中的“地壳变迁”
俄罗斯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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