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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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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严复还经常到英国法庭参观了解，每每看到庭审时的精彩辩论，想到中国县官老爷升堂办案，所谓一言九鼎的弊端，他就感到深深地不安，喟然长叹不已。由英国的律师辩护、陪审制度等司法审判程序，严复渐渐悟出良好的法制，也是西方各国繁荣富强之由。
一番长期观察，苦苦思索，严复从历史观、伦理观、政治观、民俗观、学术观、自然观等诸多方面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比较，他在《论世变之亟》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道：“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尊亲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认识到中西差异，洞悉到自己不足，要想图存，唯有变法一途可取，舍此别无他法。于是，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的著名救国理论。他认为“此三者，自强之本也”。鼓民力，就是加强民众的体格训练，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首先必须做好两件事——严禁鸦片、禁止缠足；所谓开民智，必须废除八股，提倡西学；而新民德，就是要创立议院，反对专制集权，让人民共举国君，共商国是。只有每个人的素质提高了，主观能动性发挥了，才有群体和国家的富强。严复早在19世纪末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等改造民族素质与社会文化机制的论断，已经非常接近“五四”时期对西方科学与民主的认识水准了。
严复兼通古今、学贯中西、融会内外，又有留学英国、游历欧洲的亲身经历，其识见不仅远远超出过去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容闳等人，也超乎当时鼓吹西学的名流如康有为、梁启超之上。像这样对中国文化起着重大影响的媒介人物，古有玄奘，后有严复。玄奘带来了印度文化，严复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精义，他们两人的一个共通之处，就是使得中国的思想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超出了原来的、固有的传统视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强劲的活力。就连非常自负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对严复敬佩有加：“像严先生这样伟大精深的学者，全世界至多只有二十位。”
严复所置身的时代，正是风云激荡的社会剧变时期，所谓“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三千年一大变局”也。严复在理性上深刻地认识到西方之长，中方之短，似乎也找到了改造的良方；然而，在个人情感上，他怎么也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束缚与制约，特别是在具体操作与实践层面，有着一种深深的依恋与认同，难以割断与过去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纽带。严复的内心，也就时时处于一种灵与肉、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光明与阴暗、激昂与消沉的矛盾冲突之中。就个体生命而言，回国后的严复，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严复，在内心不断的痛苦撕扯与难以挣脱的怪圈中，他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也不滋润，用煎熬痛苦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严复最初对传统四书五经的攻读，仅为科举作准备，回国后虽多次落第，仍乐此不疲地醉心其中，有着难以挣脱的“科举情结”。只因身受其害，才著文予以抨击。如果他是一名获利者，态度又会怎样呢？即使反戈一击，当光绪帝采纳设置经济特科这一变相的科举选才制后，严复受到几个官员的推荐，得到皇帝的批复，便感激涕零。而经济特科毕竟不是正儿八经的科举，直到1909年，年仅四岁的新皇宣统帝颁布一道圣旨，赐严复文科进士出身，伴随他大半辈子的“科举梦”，才在五十五岁时画上了一个看似圆满，实则悲哀的句号。
科举梦是严复一辈子挥散不去的情结，而科举的目的就是做官。因此，严复对从政也有着一股内在的冲动与渴求。但其狂傲矜张的性格缺陷，阻碍了升官进取之路。他就职于北洋水师学堂，也任着一官半职，但总教习、校长等属于“业务官员”的范畴，以中国的官本位观念而论，不属行政官员，就算不得真正的朝廷命官。其实，严复也曾有过“出人头地”的机会，李鸿章就曾示意将他纳为“弟子”，严复却不屑为之。如果傍上了李鸿章这棵“大树”，成为他的亲信，不愁没有高官厚禄。1910年，清廷即将覆亡之时，大肆笼络社会名人，海军部这才授予严复一个协都统的职衔，他自是高兴得不行。1911年，又授海军一等参谋官，连长子严璩也升至二品衔高官。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后，严复还时常怀念满清朝廷。
严复精通英文，但最初掌握，最能得心应手的语言却是古文——其创作、翻译全用文言文，并将这种古老语言的张力发挥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文言版的《天演论》初一问世，便有人作为国文范本教授学生。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八股文，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时，思想一直开放激进的严复却无法理解，认为文言文不可废除。文言形式在中国存活的几千年时间里，承载的多是儒家典籍，长期浸润其中的严复对其迷恋，就不仅仅是其形式，那依附其上的内容，会不知不觉地变成他的“血肉”。
严复对中西两种不同社会的本质了解得愈是深刻，就愈加觉得，中国封建皇权、专制愚昧的土壤经由两千多年的传统积淀而成，以西方引进的犁铧彻底翻耕，使板结的土壤松动，播上民主、自由之种，长成蔚为壮观的参天大树，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之故，严复主张改革渐进，反对疾风骤雨式的暴力革命。他极力鼓吹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认为中国民众素质太差，至少需要三十年时间的变异与同化，才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他特别强调教育的力量，民智不开，缺乏最基本的认识，缺少近代知识结构，所谓社会的发展，民主的改变，中国的进步，不过是一些空洞的口号而已。
1905年，严复随张翼前往英国，办理有关收回开平矿务局事务。当时孙中山正在伦敦，得知严复到达，特地前来拜访，两人就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改造有过一番探讨。孙中山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满清，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严复自然也欣赏并向往这一美好的社会蓝图，但基于中国的现实，他说道：“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于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当今之计，唯急以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严复对革命的实际效果抱怀疑态度，视教育为扭转一切、改变社会的根本途径。孙中山回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孙中山自然也知道教育革新、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只是等到黄河水清，已然垂暮老矣，时不我待呀！
严复对当时社会涌现出来的许多新生事物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比如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结婚自由，他就不能接受。尊重妇女、一夫一妻、自由婚姻是西方社会伦理的重要基石，严复亲眼目睹西方文明并陶醉其中，曾提出过解决中国人口过剩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改革家庭婚姻制度，如早婚多妻及媒妁婚姻等。然而，严复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码事，语言与实践严重脱节。他一生娶过三个妻子，原配王夫人，小妾江莺娘，继室朱明丽，典型的一夫多妻式；对自己的子女也取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致使长子、三子因包办婚姻而陷入终生痛苦。
严复深谙西方文明，又以科学知识为本致力于国民教育，却留有一片心灵空间，默默地容纳着冥冥之中的神灵及神秘物事。严复晚年深受疾病，特别是久治不愈的气喘病所困扰，他一边延请美国医生治病，一边进行扶乩、占卜、问卦等迷信活动，让儿子前往位于祖籍阳歧的尚书庙请丹画符。
严复曾大声疾呼禁食鸦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点连他本人就没有做到。他在执教北洋水师学堂时染上毒瘾，李鸿章为此严厉告诫道：“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严复也曾多次痛下决心戒烟，总是时断时续。有一次还请了一位号称“戒烟圣手”的医生，为他开出戒烟药方，严复吃后，第一次获得成功。但好景不长，仅几天后就故态复萌。直至逝世，严复基本没有中断鸦片，并且对鸦片的质量十分挑剔，市面上三元一两的便宜货根本看不上眼。这种难以根除的烟瘾，可能与其身体状况有着一定的关联，严复一直患有赶脚、咳嗽、跳筋、失眠等毛病，只有借助鸦片，为疾病所困扰的痛苦才有所缓解。而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也十分明显，嗜好鸦片又反过来加重咳嗽等病症，特别是后来染上的肺炎，便由吸食鸦片这一恶习所致。因吸食鸦片，严复屡屡受人攻击，其仕途不进也与此有关，比如在安庆主持安徽高等学堂受到攻击，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多多少少就是嗜好鸦片惹的“祸”。
严复主张他人戒烟而自己无法做到，因此而留下了不好的名声，落了个终生笑柄。其实，这也是他一生矛盾痛苦、撕扯煎熬的一个象征与缩影。
在此，我们并非以今人的认识与观点来要求、苛刻严复。作为一位思想启蒙家，严复所能达到的高度，某些方面即使今天视之，仍具有一定的超前与深刻。只是他许多前后不一的观点，不少截然相反的言行，那辗转于先进与落后、激进与保守、西方与传统之间的彷徨与缠绵、犹疑与撕扯，不得不令我们深长思之。
严复一生最令人诟病的，是他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的洪宪帝制鸣锣开道。
表面看来，封建帝制与严复所推崇、实现的民主制度大相径庭，其实，只要我们循着他的思想发展轨迹与社会实践活动，便可从中寻到一条清晰而“合理”的脉络。
严复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不看好，且有着一种相当悲观的认识，对广大民众，更是以“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一言蔽之。他虽然向往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但以中国的实际情形，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以渐进的方式缓慢推行。因此，严复对君主立宪几乎不遗余力地赞同拥护并付诸实践。在晚清象征性的立宪活动中，严复积极参与其中，以“硕学通儒”身份征为资政院议员。他心中的理想制度，并非美国式的民主共国制度，而是亲眼目睹的英国君主立宪制。清廷倒台，君主没有了，权威失去，严复担心民智未开的中国陷入失控状态。当然，他也决不会像康有为等人那样做一名清朝的遗老遗少，为其复辟摇旗呐喊。清廷覆亡，留恋也罢，遗憾也好，他在心底很快就认可了这一不可更移的历史事实，但君主立宪却长期弥漫心中挥之不去。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强人作为社会的主导与象征，不然就会缺乏凝聚力成为一盘散沙。袁世凯的出现，使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世凯之才，一时无两”。他觉得袁世凯就是一个足以担当国家元首重任的强人，一个可以引导旧中国逐步走向英国式议会宪政的巨人，他甚至表示：“项城（袁为河南项城人）此时一去，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正因为如此，也就难怪一些非史学领域宣扬新权威的知识分子将严复视为中国近代权威主义的先驱了。而严复与袁世凯之间的亲密关系，更是加强了他的这种认识。早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时，严复就与小站练兵的袁世凯相识了，并且一直过从甚密。比如光绪死后载沣摄政，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前往送行的三四个友人，其中就有严复。当时的他，十分伤感地挥动手臂，目送袁世凯登车，仓皇离开京师。
患难之中见真情，袁世凯复出，严复自然受到器重，在南北和谈中，就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方代表团的代表。在复杂多变的政局里，严复开始为袁世凯出谋献策。清帝退位，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严复为暂管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不久又任命他为大总统府顾问、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后又聘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有学者认为，严复的思想转变源于1914年爆发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以英文为媒介，奉西学西制为圭臬，一场毁灭性的战争，让他感到了一股深深的失望：“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西方文明连自身都不能挽救，又如何拯救中国？“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圜区。”然而，当我们查阅史料，就会发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913年，二百余人发起北京孔教会，严复便名列发起人之首。他在给熊纯如的书札中写道：“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他日中国果存，必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严复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模仿他国的物质文明，但立国精神不能“乞灵他种之文明余唾”。此时的他，视“四书五经为中国最富矿藏”，撰文鼓吹“以儒教为中国国教”，奉“孔子为中国救主”，与早期对孔子儒教的猛烈批判形成鲜明对照。
严复的这种转变，与袁世凯欲行封建帝制的前奏自然有着一定关联。1912年，袁世凯宣布“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下令恢复孔教。1913年9月13日，北京举行癸丑仲秋丁祭的祭孔活动，严复在国子监发表公开演讲，标题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他还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突出强调学习四书五经的重要性，为袁世凯的“尊孔读经”推波助澜。当年8月，严复与梁启超、夏曾佑等人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在宪法中将孔教明确定为国教。
严复这种与早年判若两人的具体｛~文、｝表现，以他心｛~人、｝高气傲、不随｛~书、｝流俗、直言｛~屋、｝不讳的个人品性，我们不能简单地仅仅理解为曲意奉承、依附袁世凯，或是归结于越到老年便越趋保守之类的结语。严复做着这一切，并非他人所逼，而是出自本心，干得十分积极而投入，且充满着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与道义感。严复晚年的个人思想与转轨，学界似乎已达成了一种大家认可的模式，那就是早年激进，晚年保守，从孔孟开始，绕了一个大圈，终又回归孔孟。这种分析论述固然有着一定的说服力，但如果我们继续探讨掘进，就会发现严复的一系列重大转变，自有其个体的与社会的合理性。他的思想，前后看似分野悬殊，却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只是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别而已。他的复归孔孟，并非简单的皈依，而是深入探究的结果。如果说在英国留学时他就开始中西比较，认真而深入地探索富国强民之道，那么回国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他的个人探求便一直没有止步。
早年的严复，将中国的腐朽落后归结于没有全盘西化的缘故，戊戌变法失败后更是如此。而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清廷开始实行新政，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戊戌变法时期所颁布的改革措施，可中国社会仍处于混乱频仍、求治无望的状态，严复不禁大感失望。随着西学的大量涌进，各种观念思潮纷至沓来，往往泥沙俱下、“恣肆泛滥”，大家莫衷一是，不知其可，搅得社会一片混乱。而民国初期在实行“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的过程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免不了派生出许许多多的弊端出来，西方好的东西没有学到手，坏的方面则变得更其丑陋不堪。严复失望之余，免不了审慎视之，持论渐趋中庸。
这种中庸也反映在他的个人性格之中——优柔寡断，不做决绝之事。作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严复很大程度上是在杨度的鼓动下被迫加入的。袁世凯称帝急需社会名流支持与捧场，时人眼中的大名流仅有三人——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章太炎正被袁世凯软禁于京，梁启超与袁世凯有所谓戊戌告密的血海深仇，唯一可以拉拢的，只有严复一人。袁世凯大儿子袁克定前往试探，结果碰了个软钉子。杨度三次前来拜访，当严复弄清其本意后，第四次前来时，便托词不见。当天夜晚，杨度派人送来一信，说非由严复作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不可，这是袁世凯的指令，如果坚持拒绝恐怕不好，并说已经替他签名，明天就要见报了。严复虽然认识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及不可为之，但他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严复就范，在潜逃无门的情况下，他只有保持沉默，听之任之。更何况，他与袁世凯有着近三十年不错的交情，碍于情面，也不好一下子撕破脸皮，只好采取明哲保身、虚与委蛇的态度——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凡与筹安会有关的活动，都称病缺席。就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七天，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极力反对帝制复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袁世凯环顾四周，认为只有严复出面撰文，才能驳倒梁启超，以达“正本清源”之奇效。他派亲信给严复送来一张四万元支票，请他写文章驳难，严复当时想也没想便予退回。
洪宪帝制在全国人民的一派反对声中结束，袁世凯一气之下卧病不起，病逝于新华宫。严复认为袁世凯的失败，并非帝制自为，而是“就职五年，民不见德”之故。他仍表示，共和万万无当于中国，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在一种相当复杂的情绪中，严复写了一首《哭项城归榇》以作悼念，然后就完全退居政界之外，沉浸于整理国故，批点《庄子》之中。尽管如此，他仍不断地关注着社会现实与世界变化，当欧战、内战爆发之时，他又著文评议。
1920年10月29日，病魔缠身的严复回到故乡福州，定居在郎官巷一幢由当时的福建省督军兼省长李厚基赠送的住宅中。
“投老还乡一小楼，身随残梦两悠悠。”精神追求的执著与社会现实的残酷，加之病情不断恶化，风烛残年的严复，在日益痛苦的折磨中，淡漠政治，洞穿人世，心绪显得十分迷惘、灰暗而悲观。他在致熊纯如的一封书信中写道：“还乡后，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历史、哲学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
1921年10月3日，严复预感来日不多，给儿女留下了六条遗嘱。其中第一条，便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孕育而出的“旧法”固然也有精华，但更多的则是糟粕，如果不叛不离，就无法走向现代文明。而遗嘱的最后一条，更是令后人深思不已：“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己轻群重，与他早年所追求的西方民主、自由似乎圆凿方枘。此时的严复，早年那种血脉贲张、激进图强的豪迈，已是他生命中十分遥远的童话。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郎官巷故居终于走完了他那伟大而荣光、复杂而沉重的生命旅程，享年六十七岁。
当年的严复，确曾走得很远很远，即以今日视之，某些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超前性。他在分析中国国情特征时曾经指出，中国尚处于宗法社会阶段，强烈的排他性遏制了文明之机的浸入与长成，从而导致民智低下，民力不振。他据此有力地反驳康有为只需三年变法中国即可富强的偏至论，认为变革于中国之艰且难，除民众的德、智、力须大力推进外，还须破小人把持之局，抑侥幸之门，万众一心奋斗几十年，方能出现新气象。严复的这些言论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全都沉浸在一派过于乐观的气氛之中，以为一个自由繁荣、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转瞬之间就可诞生在世界的东方。几十年过去了，近百年过去了，当我们从是非恩怨、曲折徘徊的历史迷宫中走出，回首严复当年的启蒙之路，这才发觉他曾经推崇并期望过的东西，直到今天，仍没有完成，没有实现，甚至不具备施行的条件还在原地兜圈子，特别是某些方面，不仅没有进展，反而萎缩了、退步了，甚至走向了它的反面。
作为一位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晚年对君主立宪制度的推崇，对儒家孔孟之道的回归，绝不是在“中学”与“西学”这两极对立之间的简单往返，而是对中西文化的重新估定与评价，不由得引发我们对历史的深沉思索，对现实的深切忧虑。如何建立一套不以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为旨归，而是适合中国土壤的自我评价标准体系，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推动社会转型及现代化发展，依然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一道难以超越又不得不超越的标高。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与意义而言，严复的深刻与探索至今仍未过时。平心而论，我们对严复的研究一直不够深入，直至今日还受着某些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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