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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密战-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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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部的训练班则是有计划地长期进行。第一期的学员查不全了，据说有李士英、周兴等人。第二期学员罗青长，入门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登上去，从科员到科长，从室主任到秘书长，一直当到中央调查部部长。
罗青长是四川苍溪人，1932年在家乡参加共青团，后来加入红三十军。长征中，具有初中一年文化的罗青长，被调到政治部门从事联络工作。二、四方面军会合，又到红军总部任青年干事，上级领导是吴德峰。到达陕北后，罗青长又跟随吴德峰在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吴德峰是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人物，1921年入党，1925年国共合作时任武汉市公安局长，国共分裂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交通局长，后来在中央苏区任湘赣省保卫局长，到达延安后曾任中央交通科科长，又到西安创建一个秘密情报系统。
曾与老情报吴德峰一起工作的罗青长，1938年7月从中央党校毕业，立即进入中社部的情报训练班学习，班长吴成是参加过上海武装起义的工人，班主任是从西北局调来的陕北干部白栋才，罗青长兼任支部书记。当年12月从第二期训练班毕业后，罗青长就成为中社部的秘密干部，公开身份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暗中，罗青长领导八办内部和西安地下的情报系统，还包括安吴训练班的保卫工作。后来，罗青长又调回延安中社部本部。①罗青长博闻强记，译电时可以不看本子直接翻译，经常掌管机要电台。罗青长善于整理情报，撰写的关于三青团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激赏。罗青长还是个有名的活档案，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中社部一室主任罗青长随行，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中共各系统情报部署如数家珍。
建国后，罗青长兼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参与李宗仁归国、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等多项重要工作。人们都记得，周恩来去世前召见的最后一个干部，就是罗青长。
第三期学员，有的牺牲，有的叛变，有的病逝，有的在文革中被斗死，健在的只有王炎堂一人了。
王炎堂年少志大，在陕西合阳中学读书的时候，非要找共产党去打日本，15岁入党，没带组织关系就跑到延安上陕北公学。好在这时中共重视吸收知识分子，王炎堂又在陕公再次入党，跟着又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没几个月，又被选调到中社部训练班。中央领导和老情报干部多次到这个班讲课。王炎堂听到：情报、保卫工作是最光荣的工作，情报、保卫工作也是最艰险的工作；情报、保卫干部是最受信任的干部，情报、保卫干部也是无名英雄。思想单纯的王炎堂，从此决心为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奉献终身。
培训毕业，王炎堂就被调到中社部秘书科工作。这个15岁的青年只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日常接触的干部都是老师。既有康生、潘汉年、李克农这样的经历丰富的文化人，也有周兴、谭政文、叶运高这样的任劳任怨的老红军。王炎堂边干边学，起初不过是收发文件，归类处理；接着就整理情报，撰写通报；而后又调查分析，研究情报。上级领导经常手把手地指导，王炎堂还写了一篇揭露国民党“特情突击运动”的文章，以“阿黄”的笔名登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经手大量文件的王炎堂，逐渐成为研究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专家，圈内戏称“反革命科长”。
第三次国内战争期间，王炎堂辗转西部边疆；建国以后曾驻外工作，后来又回到中央机关工作。青少年就从事情报工作的王炎堂，至今注重学习研究，着力总结历史经验。②第四期训练班学员陈龙来自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毕业后曾任中社部三室主任，成为延安有名的侦察专家。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中社部特派既能双手打枪又懂保卫的陈龙担任警卫。解放战争中陈龙任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东北公安部副部长，建国之初被急调北京任公安部一局局长。一局负责政治保卫，陈龙经手诸多重大案件，还提出中国侦察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内线侦察。①保卫工作的重要领导干部汪东兴，从事保卫工作并不很早，是第七期学员。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在家乡参加方志敏领导的红军部队。长征时在红军干部团任三连指导员，强渡金沙江指挥得力，得到干部团特派员周兴的重视。在延安任中央医院政委的汪东兴，希望搞保卫工作，有人就介绍他到中社部学习。汪东兴毕业后，到主管保卫的二室工作。胡宗南进攻延安，中社部二室主任汪东兴奉命跟随中央前委行军，从此直接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建国后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毛泽东一生涉险，陕北转战穿梭于数十万敌军之间，天安门广场面见数百万红卫兵，视察大江南北逃脱林立果的暗杀，一生涉险的毛泽东毫发无伤，不能不说汪东兴的警卫工作有功。②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2）
凌云1941年入学，后来就留在中社部二室工作。建国初期，凌云到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工作，先后任局长、公安部副部长，长期主管反间谍工作，侦破诸多国民党特务案件。文化大革命中，经手机密的凌云受到林彪、江青的猜忌，在公安部首当其冲地被关押。文化大革命后凌云重新担当重任，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判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调整情报系统时，反间谍专家凌云又被任命为首任国家安全部部长。③前上海市公安局长王鉴是第八期学员，这最后一期结束于1941年。
当年的中社部训练班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为共和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领导干部。王任安全部副部长，甘露任江苏省公安厅长，慕丰韵任边防总局局长，孙振任经济保卫局局长，王初任公安部副局长。④1992年6月24日，一批年近八旬的老人汇聚在北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职务不同的老人凑在一起相当蹊跷，莫非是时下流行的同学会？
有人暗道：中共情报战线的“黄埔一期”！
整整54年前，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延安城外的七里铺举办了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而后又连续举办7期，培训大批情报侦察干部。由此，人们戏称七里铺是培训共产党情报保卫人员的黄埔军校。把七里铺称为“黄埔”，这口气也许大了。中共情报保卫部门办训练班可不是七里铺一家，上面有中社部的枣园训练班，旁边有边保的三十里铺训练班。你七里铺称为“黄埔一期”，别家怎么算？
老人们笑道，这“黄埔一期”不过是一句笑谈。然而，这七里铺训练班称为黄埔一期，还是有些道理的——出干部啊！就说1992年应国家安全部之邀举办的这次聚会，尚且在世的七里铺一期学员到会的就有16位高级干部：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李启明、前司法部长邹瑜、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艾丁、前陕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乔苍松、前全国妇联秘书长吕璜、前北京市公安局处长姜鹏、前公安部顾问谢衡、前湖北高级人民检察院院长房照义、作家柯蓝、邓涛、杨黄林、柳峰、晏家华、汪琦……
当时的边区，情报保卫干部缺口很大，有文化的干部缺口更大。虽然都是情报侦察训练班，七里铺的学员都是知识分子干部，三十里铺都是陕北本地干部，七里铺的培训目的是打入敌后，三十里铺的培训目的是做边区本地公开工作。比较起来，三十里铺的学员虽然资格更老，但是文化偏低，毕业后一直留在边区工作，升迁的机会就少些。而七里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一毕业就受到重用，建国后又撒往全国各地，大都成为司局级、省部级以上干部。所以，这七里铺的名声就大起来了。
延安城南的七里铺，有个偏僻的小沟，出口一卡，外人根本不知里面在干什么。1938年6月，这里突然来了36名洋学生。三孔窑洞，一个班挤住一孔，8名女生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学员们被告知，不准与外面联系，不要互相打听来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第一期训练班的领导是边保保卫部长布鲁。布鲁是大革命时期的工人出身的老干部，走南闯北，社会知识、文化知识相当丰富。训练班的支部书记王凡、班长赵君实都是长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老革命，小班长、党小组长都是红军时代的工农干部，有李启明等人。学员则都是抗战爆发前后入党的20岁左右的青年人，浦群英的父亲是云南火腿大王，吕璜来自四川的大学，谢衡是东北流亡学生……一个比一个家庭成份高，一个比一个文化程度高。
刚刚参加革命就被挑选参加情报、侦察训练班，学员们紧张而兴奋。天当教室地当桌，并没有减低学生的学习兴趣——课程都是神秘的情报保卫业务，授课人个个鼎鼎大名！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讲授革命气节。这些年轻人毕业后都要派到敌后工作，都将面临出生入死的考验！陈云说，做一个革命的情报人员，对革命忠贞是首要条件。外国和国民党靠金钱美色收买间谍，中共的情报工作向来重视理想、信仰与道德。陈云举起右拳，代表国民党的力量，举起左拳，代表共产党的力量，形象地讲述敌我力量的消长。中央苏区遭受五次围剿时，右拳比左拳高，但是，共产党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消灭，这就是靠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从长征到抗日，左拳逐渐上升，右拳逐渐下降，将来，左拳一定会压倒右拳！
授课的李富春、孔原、徐特立、高自立、邓杰等人都在白区搞过地下工作，有些曾经被捕，经受酷刑的考验。学员们崇敬地听着，来的时候对党认识并不深，通过学习都坚定信念，决心永不叛党。
训练班的课程同正规学校不同，没有教材，也没有系统的理论，但是，授课人都有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结合实例讲解，学员们十分解渴。中社部部长康生讲授反托派斗争。革命阵营内部的反对派，被称为最危险的敌人。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介绍日本情报机构。那日本女谍川岛芳子的活动能力，真是令人惊叹。临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回延安的李克农，抓空到训练班讲课。特科时代从事非法活动，国共合作时代具有合法身份，两种条件下开展秘密工作应有不同的方式。红队怎样英勇锄奸，八办如何骗过国特监视，李克农讲得比小说还生动。刘鼎向大家演示如何化装。这个老特科不仅善于使用伪装身份，而且善于变换自己的面目。刘鼎介绍，军统派往河南新乡的一个情报组，就是因为抽的香烟太高级被日特识破。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3）
经过半年训练、一个月实习，一期结业。①七里铺第二期于1939年2月开始，11月结业。这期学员有王林、侯良、严夫、杜定华、杨岗、伊里、张季平、薛光、乔庄、郝苏等二十几人。郝苏虽然在抗大入了党，但填表写的却是“地主”出身。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辩论出身问题，不免诧异出身不好的人怎么当上军队的保卫干部。
郝苏回答：抗战时期吸收知识分子，不重出身。
年轻人不信，不讲出身也用不着招收“地主”子弟呀！
作者采访杜定华时，才搞清了这个问题。
这期学员全是男生，而且上来就学一个月日语。按计划，这些人毕业后将全部派往日军占领区。派往敌后的间谍，都要有当地的社会关系作为掩护，这样，出身“高”反而成了有利条件。这也说明，为什么第一期学员的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
经过审查的学员仍然会出问题。开学不久，一个姓马的就跑了。后来，又有紫军被国民党特务拉拢。
保安处便衣队长赵苍璧，被调来担任七里铺二期训练班的班主任。学生都是知识分子，有的还来自城镇，班主任却是个农民，黄土地里走出来的。赵苍璧性格温和，不摆老革命架子，很快同学员打成一片。午睡时，调皮的学员用草根挠赵苍璧的脚心，赵苍璧被弄醒也不恼。赵苍璧还带着学员用辘轳压出一块平地，栽上一根木桩，安上当地铁匠打就的铁圈，建成一个简易篮球场。学员招数也多，严夫挖了个沙坑，大家玩起了撑竿跳。起跑距离太近，就从赵苍璧住的窑洞里面起步。休息时分，赵苍璧常常弹弹陕北流行的三弦，与学生合奏。有时，赵苍璧也会躲到崖顶独自吹箫，那就是琢磨他的侦察专业呢。
二期的教员职务没有一期高，课程却更加专业。长期在敌后工作的八路军保卫部长吴改之，教授如何密写。曾希圣教授情报分析。中共在红军时期就开展无线电侦听工作，从中获得大量国民党军事情报，为反围剿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曾希圣就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建国后曾希圣任安徽省委书记，工作出现严重失误，据说，因为历史上情报功劳太大免于处分。刘鼎讲无线电通讯。同周恩来一起留学法国之后，刘鼎又到德国学习军事机械制造，到苏联学习军事工程设计，回国后在中央苏区造出红军自制的第一门炮、第一批炮弹。熟悉现代技术的刘鼎向大家教授收发报技术，没有电台就用锤子敲击铁轨来演示电码。学员们第一次听说神秘的密码，什么“依位法”、“漏格法”，妙不可言。刘鼎的课程甚至还包括如何投毒、放毒、防毒、解毒，这可都是敌特擅长的手段！这位擅长技术的刘鼎，建国后任第一机械部副部长。
训练班最有意思的是实习。领导上派出两组人员，一组情报，一组侦察，两组互相不相识，暗中斗法。七里铺一个学员实习谍报员，化装成卖菜小贩，到了预定地点，这老兄把担子横在路上叫卖。三十里铺的学员实习抓特务，一看这人就不像，哪有挡路做生意的小贩？于是，三十里铺学员抓了七里铺学员，一直闹到上级保卫机关才弄清都是自己人。
这期学员也出了不少干部。王林在延安曾任毛泽东的行政秘书、北京市民政局长，侯良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杜定华后任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新华社纪检组副组长，严夫、张季平后任国家安全部局长，杨岗后任四川公安厅长，伊里后任陕西公安厅长，薛光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乔庄后任云南公安厅长，郝苏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①那时的学员，根本没有想到后来的高官重职，入学时就立下誓言，做革命的情报保卫人员，把生命献给党。
一期学员毛培春，离开共产党的训练班，进了国民党的训练班。毛培春化名进入军统的兰州训练班，又受军统派遣侦察共产党，成为打入敌特内部的双重间谍。
一期女生吕璜则不愿服从分配，潘汉年都没有谈通。好不容易从黑暗的地狱来到光明的土地，怎能明珠暗投？还是来自白区的布鲁体谅这种心情，吕璜得以留在心爱的边区，也对这位领导留下很好的印象。
二期学员阎又文，先是进入西北马鸿逵部队，又转往晋军傅作义部队，成为埋伏在国民党高层的情工人员。
二期学员郝苏，学习还没有毕业就不见了。原来，郝苏和薛克明两人骑着一匹马，到遥远的陇东去了。薛克明当了陇东保安科秘书，郝苏奉命当秘干，潜往国统区西峰镇。②三期的黄彬毕业后被分到军委二局，学习无线电收发与密码破译技术，从此走上秘密机要工作。①三十里铺训练班本来就为了补充地方干部，学员毕业后都分配到各县保安科工作。七里铺的学员本来打算都派往敌区，后来形势变化，边区更需要干部，这些学员也大多留在边保任职。二期的伊里做了保安处秘书。侯波、宋凝等学员年纪太小，还被送到延安中学读书。侯波中学毕业后做过保安处收发，建国后任中南海摄影师，拍摄大量中共领袖的照片。
无论中社部还是保安处，这些训练班的学员，往往比他们的上级文化高，许多还比老干部升迁快。提拔最快的外来知识分子是邹优瑜（邹瑜），这个广西学生当保安处的秘书科长时才18岁，从籍贯从资历都找不到优势，就是重视文化。郝苏也属于外来知识分子，1939年1月参加七里铺训练班的时候，陈昌奉这样的长征红军干部已经是警察队指导员。7年之后，郝苏任延安市公安局长，陈昌奉还是一个派出所长。如此重用知识分子，那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就没有意见？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4）
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内部的倾轧相当厉害。军统内部，就重用蒋介石的同乡浙江人，浙江人之中戴笠最亲信的又是小同乡“江山派”。这种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的特工组织，由于高度的亲密而非常巩固，但是一旦遇到人事更替，就会分崩离析。戴笠坠机死后，可能的继任者立即展开激烈争夺，最后虽由戴笠的同乡毛人凤接班，却也江河日下。
共产党这边，情报、保卫机关也有人事问题。特科多为大革命时期的白区干部，保卫局多为工人出身的红军干部，抗日战争又大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干部，还有大批当地农民干部，这几类干部能否团结共事？
作者就此询问当时边保的干部科长，郭步岳说：中央当时重视使用知识分子，保安处的周兴等领导也重视提拔知识分子干部。我们干部部门非但不会歧视这些知识分子干部，反而更加重视提拔使用他们。
赵苍璧夫妇都是陕北红军。丈夫在边保当领导，惠玉秀就在机关附近种菜养猪贴补家用。邵炎、郝苏等城镇来的知识青年，没事就到惠玉秀的菜园讨瓜吃，临走还抓上一把瓜子，谁也没把谁当外人。
作者写东西偏好追踪真相，哪怕是不受欢迎的真相。采访边保老干部的时候，总是追问人家，边保内部有什么矛盾？
青年知识分子当时是小字辈，怕是没有资格闹矛盾，那么大干部之间的关系呢？工作矛盾不好说，生活习惯呢？
就说吃饭。当时的延安分为大、中、小灶，处长周兴当然是吃小灶，可夫人杨玉英就得带着孩子去吃大灶。布鲁只是中层干部，却有自己的炊事员，而且爱吃大米。延安见不到咖啡，这个南洋华侨就把馒头烤焦磨面，自制苦咖啡。谭政文也是南方人，却吃不到大米，虽然副处长级别也高，谭政文却宁愿辣子盐巴小米饭，这个红军干部鄙夷讲究的生活。赵苍璧吃的小灶是自家伙食，妻子惠玉秀就在保安处附近开荒种菜，省下粮食捎回贫穷的老家。就是这样，赵苍璧的爷爷还饿死了。①经历与个性差异都大的领导干部之间，互不服气的事情屡屡发生。长征老干部周兴脾气很大，时常严词斥责。白区来的布鲁公开扬言，保安处要不是有自己，破案根本不行！陕北干部李甫山和长征干部叶运高吵架，周兴都劝不住！
一个单位能否搞好团结的关键在于一把手。边保处长身边，有谭政文、杜理卿、刘海滨这样的长征老干部，有白栋才、刘子义、郭步岳等老资格陕北当地干部，有布鲁这样的白区地下工作干部，周兴能够压住台也不容易呢。人们说，周兴原则性强，也主观，挺爱训人。人们又说，周兴胸怀坦荡，训完就算了。人们说，周兴对于白区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很是看重。对周兴意见最大的，好像倒是一起长征过来的陈复生等红军干部。
李启明其人，既是知识分子，又是白区干部，还当过红军，也算当地干部，几类人的身份都有，正是作者追踪内情的对象。李启明坦率地回答：那时候争吵不算什么，周兴那人主观爱训人，我就顶过他。作者追问怎么顶？李启明笑了：周兴骂我，我就打了他一拳。秘书打处长？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如今的公安部门会有什么后果？反正当时李启明是没挨整，而且提升比别人快。
能够重视人才，团结人才，看来也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能够战胜对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外来干部来自全国各地，南到两广，北到东北，东到海隅，全国到处都有人来，这就立即改变中共早期干部集中于几个省份的格局，便于向各地开展工作。中共干部本来在品质和意志上远超国民党，只是文化程度偏低，有了这批知识分子，国民党在人才方面一点儿优势也没有了，而共产党方面则是如虎添翼！
尚未掌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尚未具备开办正式学校的条件，只能通过训练班来培训干部。中社部、保安处，还有其他根据地举办的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起到快速培育人才的作用，称为情报保卫战线的“黄埔军校”，也是差强人意。
从长远看，“黄埔军校”更是名符其实！就是这些从延安窑洞走出的年轻学员，后来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居然组成新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顶尖领导层。
作者一一采访这些“中国的特务头子”。这些年届八十的老人，回顾一生波澜起伏的生活，都说当年训练班的生活最值得怀念，都说训练班的同学最亲切。
那是青春的记忆啊！
一个人的青年起步阶段，往往影响一生道路。这些青年时期曾经穴居窑洞的老人，尽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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