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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密战-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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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
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与富平外勤组长曲及先研究决定：诱捕何某。
何志德假装同意何某的要求，托人捎话过去，约到边境的一个小村见面。何某一来就被秘密逮捕，押到地委驻地马栏镇。突击审讯发现，何某被国民党逮捕之后自首叛变，加入了中统特务组织。考虑到何某过去的革命经历，边保外勤组打算将其逆用，派回中统充当内线。
何某没有等到释放就冒险逃亡。这天清晨，乘警卫战士疏忽之机，何某突然窜出禁闭室，战士猛追，可那何某跑得比兔子还快，眼看就要翻过杨家山。警卫队长王天民是个神枪手，操枪瞄准。秦平大喊：“王天民！不要打死，往地下打！”王天民朝何某脚下开枪，打起的石头击中何某的脚面，何某当即倒地，被追去的战士捕获。
一个赫赫有名的革命青年，也会被国民党拉出去做特务！事实使人看到：“拉出去”比“打进来”更危险。陕甘宁边区的锄奸工作，既要防止敌特“打进来”，又要防止敌特“拉出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防止“拉出去”的任务更加重要！①都知道“拉”比“打”有效，那么，人家能够从我们的队伍之中“拉出去”，我们为何不能从他们那里“拉出来”？
难啊！不是难在别人不让拉，而是难在自己不肯拉。
周恩来创立特科的时候，特别注意运用“拉出来”的策略，曾经从国民党中拉出鲍君甫，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接连执掌中央的左倾领导却满眼都是死敌，在党内搞“残酷斗争”，对中间派要“无情打击”，至于敌人营垒嘛，更是“铁板一块”。连自己人都要推出去，根本谈不上“拉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秘密工作方面也纠正了过去的左倾政策。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过来。”
在军事上擅长积极防御的中共，在情报战中也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对付国民党的“拉”，共产党最好的防御也是“拉”，以“拉出来”对“拉出去”。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情报工作的通知》：“不会利用敌人内部一切能利用的人（进步人士、动摇汉奸、投机分子、失意分子、叛徒等等）则内线工作不能得到大的成绩。”有了中央的上方宝剑，情报部门就放手在敌营之中开展工作。
国民党本是革命起家，吸收特工人员也以革命理想为号召。可是，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正在走向腐化，就连抗日也要张学良兵谏，这就失去进步的号召力。于是，已经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进步青年，就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念头。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以“拉出来”对“拉出去”（2）
虽然没有掌握全国政权，却引领着全国的进步思潮，这就是共产党能够“拉出来”的独有优势。
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
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军统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自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又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工作。在后方，张蔚林又亲眼看到国民党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军统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
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还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接待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系统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
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
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负责监听重庆地区的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这两个从军统之中拉出来的内线力量，组成潜伏在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由谁联络呢？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手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女情工人员，中央组织部刚从延安派来的黎琳。
黎琳原名余硕卿，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结识中共四川省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车崇英介绍余硕卿等进步同学加入“民先队”，在成都宣传抗日。在车耀先的支持下，余硕卿等十个同学又秘密前往延安。在陕北抗大读书的余硕卿改名黎琳，成为延安的一个活跃人物。每当集会，黎琳都指挥大家拉歌，保留节目是《拿起刀枪干一场》，以至于赢得“干一场”的外号。抗大毕业后，黎琳又参加军委的无线电训练班。考虑到黎琳的姐夫是川军师长，中央组织部将她派回四川，准备做川军上层的统战工作。
黎琳到曾家岩八办报到时，叶剑英正在物色人选联络军统的电讯小组，于是，黎琳又改名张露萍，成了张蔚林的妹妹。
张露萍在军统中又发展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等人，建立了军统之中的共产党支部，年方二十的张露萍任支部书记。
这个秘密支部很快拿到军统所有电台的呼号、波长，这就使得军统的秘密电波无处匿藏，都暴露于中共侦听之下。通过赵力耕、杨洸这两个报务员，张露萍可以拿到军统总台收发的电报稿，就和冯传庆、张蔚林一起琢磨破译。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情报小组携带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这个情报提前发到延安，军统的情报小组刚刚进入边区，就被守候的边保人员捕获。这个案例被共产党公布，作为国民党对友党进行谍报活动的证据，搞得戴笠相当被动。①举国抗战，谁能高举抗日大旗，谁就赢得人心。可是，蒋介石的首要任务是保住手中的权力，未免在国内各派别之间勾心斗角，这就输了共产党一筹。
共产党最会利用这个国民党的“死穴”。凡有国民党高级官员路过延安，毛泽东大多亲自交往。1938年5月，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去西安公干，回驻地榆林路过延安，不住边区政府的交际处，却在骡马大店落脚。在延安全城布有眼线的公安局得知情况迅速上报。毛泽东十分重视邓宝珊的到来，立即指示交际处长金城热情招待，自己上门看望。邓宝珊与毛泽东交谈甚欢，第二天又应邀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参观，竟至盘桓一周，成为共产党的好朋友。邓宝珊原是西北军将领，被蒋介石从甘肃排挤到榆林。这个扼守延安东北通路的国民党上将，从不参加反共军事行动，缓解了陕甘宁边区北面的压力，还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延安抗大学习。
1942年春节，国民党派驻晋察冀边区的书记长田昆山路经延安。交际处长金城认为这人是个老右派、老特务，不予交往。毛泽东却对金城交待：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放在争取团结顽固分子身上。毛泽东说，我们调查过国民党的一个地方政府，一千三百多人中，真正反共顽固派只有四五十人，不到百分之四。对顽固派特务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都看成坚决反共或愿意投降日本的，更不能说他们都是亲日派汉奸。对国民党顽固派中的多数人仍要争取联合抗日，至少迫使他们在反共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只有这样才不会把国民党顽固派和国民党特务集团看成“漆黑一团”，在与他们的斗争中“束手无策”。毛泽东亲自与田昆山长谈。会见后田昆山对金城说：勾结日寇反共是可耻的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以“拉出来”对“拉出去”（3）
抗战期间的中国政坛趋向民主，各方高手得以登台较量。蒋介石惯于运用特工手段，惹得中外舆论纷纷谴责。毛泽东、周恩来则眼界宽广，中共的“拉出来”不只是搞情报，还包括搞统战，搞外交，广交朋友。
最危险的“美帝国主义”，也来到延安了。
1943年7月，美军观察组飞抵延安。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和美国变成盟友，中共也与美国合作抗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可不简单，领队包瑞德上校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参谋部的情报官员，中国通谢伟思、戴维斯是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的政治顾问，如果说这个观察组的成员都是特务，并不过分。
中共中央为了接待这个美军观察组，特意成立一个外事组，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任组长，中社部的王世英和交际处长金城任副组长。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当天，毛泽东亲自宴请交谈，八路军作战室敞开参观，交际处架好无线电天线，联防司令部腾出最好的石头窑洞，这种态度，这种效率，顿时使得美军观察组感到延安的善意。国民党倒是号称与美军友好，可美军要求在重庆架设一部无线电天线，居然要十几天才能完成。
中美之间抗日大方向一致，情报合作互利互惠。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掌握了中共的大量实情，也为中共带来外面的报刊信息，定期航班还为各根据地领导干部往来延安提供方便。这种合作一直贯穿到抗战胜利，新上台的杜鲁门政府倾向反共，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这个观察组才撤离延安。
抗战期间，中共对美工作相当成功。重庆的美国新闻处中，就有多名中共党员协助工作。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始终主张使用八路军抗战，招致坚决反共的蒋介石与美方摊牌，撤换了史迪威。蒋介石丢失大陆后，美国掀起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谢伟思和戴维斯还遭到政治迫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抗战期间的驻华美国人士也恢复了名誉。他们认为，若是按照当年延安的势头去做，中美不至于交恶30年！
中国人最讲信义，中国人珍视友谊。好交友，重信义，这种美好的人类道德具有极强的穿透力，有时甚至能够跨越敌对的阵营。世间无非敌我友，能够团结自己，结交朋友，那是政治家的基本功。可是，能够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在敌人阵营之中结交朋友，那才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中统特务头子变成中共特别党员（1）
无论国民党的“拉出去”还是共产党的“拉出来”，大家都在制造“叛徒”。变化频繁的中国政坛，似乎从来不缺“叛徒”。
中共保卫部门最恨的就是叛徒。
对于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叛徒始终是最大的安全威胁。1928年成立特科，“打狗队”打的就是叛徒。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破获白区几乎全部地下共产党组织，靠的就是顾顺章等叛徒。
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又会在工作场合遇见过去的叛徒，不免反感。山西的阎锡山利用这种矛盾，有意在牺盟会中使用大量叛徒干部，压制共产党员。如何对待叛徒，就成为对中共政策水平的考验。1942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概括情报工作的政策，明确提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前提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中央政策解除了下面的顾虑，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注意团结争取过去的叛徒，两股力量联合对付山西的顽固势力，有效地控制了牺盟会和山西新军。
连叛徒都可以使用，情报工作还有什么禁忌！延安的情报、保卫部门思想活跃，展开关于反间谍方针的讨论。边保的布鲁提出“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社部的陈龙、慕丰韵等人有不同意见。敌我之间的利用关系，不一定能实现完全的转化。后来，这个方针确定为“化敌为我服务”，决定大胆使用国特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边保还提出“重拉比重派”、“重内比重外”、“重上比重中下”的情报组织建设方针，强调重视拉出来、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
思想一解放，工作就活跃了。中情部与各分局社会部大胆开展工作，积极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
正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的王超北，遇到一个线索。1941年，地下党员武少文告诉王超北，老相识李茂堂希望重新为党工作。李茂堂和王超北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都被敌人逮捕，王超北出狱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李茂堂却自首留于中统，两人分道扬镳。身在中统的李茂堂，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中统兰州站工作的李茂堂急切找党，就委托表兄武少文来找王超北。王超北即将此事向西安八办请示。经延安同意，由王超北联系李茂堂。
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李茂堂争取从兰州调到西安，任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从此，陕甘宁边区当面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核心位置埋藏一个共产党特情！统管对边区特务活动的天水行营“党政军特联会报”，会议记录一次不落地送到延安。延安还有了中统的密码本，漫天飞舞的中统密电，将机密情报白送中共情报部。
进入中统高层的李茂堂，了解到国民党高层“朱系”与“CC系”的矛盾。抗战初期，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任用亲信王季高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样，CC派在中央组织部的徐恩曾和陕西党部的杨大乾、李犹龙等人十分不满。王超北、李茂堂与潜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中共情报员陈子敬暗中商议，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夺取更高的权力。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年会之际，李茂堂带头向王季高发难，质问为什么扣押给上级的报告。不等王季高回答，早已埋伏在门外的CC派人马一拥而入，锁上大门，切断电话，围殴上级领导！省党部主任委员王季高、组训处长翟绍武被部下打得鼻青脸肿，无路可逃。打够了，李犹龙才出来解围。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总裁处，蒋介石亲自下令，李茂堂被戴上手铐脚镣，专机押送重庆。CC系早有准备，陈立夫、陈果夫也向蒋介石告状。官司打下来，陈果夫接任朱家骅的组织部长，谷正鼎接任王季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CC派大获全胜，在西安为李茂堂召开庆功会。论功行赏，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室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中共情报部门这个内线力量打入的层次可是够高。
国民党在西安有多个集中营，专门收容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可又不甘心放虎归山。身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党政军特联会报秘书长的谷正鼎，设计了一条毒计：派遣一个叛徒，以苦肉计方式取得难友信任，而后策动大家逃跑，再由监管当局借口制止越狱打死全部犯人。
集中营里来了一个新犯人，这个犯人多次带头顶撞监管当局，多次受到严刑惩罚，俨然敢斗分子。一天，周围的警戒人员突然不见了，此人振臂高呼：“同志们，机会来了，逃啊！”就在他带头爬上高墙的时候，难友们把他拉下来，一顿臭揍，当场毙命。逃犯被犯人打死，监管当局也无计可施。谷正鼎吃了一个哑巴亏，却不知害己的正是亲信李茂堂。
中统对边区的谍报工作缺乏成绩，谷正鼎面子上很是下不去。李茂堂又自告奋勇，亲自到延安走一遭！
李茂堂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热情接待。中情部考察认为，李茂堂虽然曾经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现在又有突出贡献，决定发展李茂堂为“特别党员”。亲自批准李茂堂入党的毛泽东笑道：“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入党。”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中统特务头子变成中共特别党员（2）
可不！介绍人罗青长是中社部一室主任、汪东兴是二室主任，发展对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三个主任身任国共两方的特务头子，却都是中共党员！
中情部部长康生也高兴地宣布任命：王超北为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平安回到西安的李茂堂，又受到中统上级的嘉奖。中统始终不知，自己的陕西省室负责人，隐蔽身份却是中共特别党员、西安情报处副处长！①指挥间谍战的主将变成对方人马，《苦肉计》的剧本演成《蒋干盗书》，深入虎穴却送去一个虎子，中统对延安的间谍战完全失败，而且败得糊里糊涂。一生矢志反共的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感叹，抗日战争导致国共合作，给共产党带来起死回生的机遇。
岂不知，机遇也是创造出来的，好政策才能带来好机遇。正是中央确定的“化敌为我服务”的正确方针，使得中共情报部门得以在敌特机关之中建立重要的内线力量，取得谍报斗争的主动权。
军统也使用了大批中共叛徒，其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多数是脱党（失去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还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②间谍与反间谍，情报战错综复杂，谁的政策活，谁的手段多；谁的手段多，谁的战果大。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夫妻间谍”
中统重用李茂堂，本来用于侦察陕甘宁边区；可是，中共却逆用李茂堂，反过来侦察中统。从专业角度说，这是一个“反侦察”的成功案例。
向敌方派遣间谍，同时反对敌方派来的间谍；又要针对敌方的反间谍措施而采取新的间谍行动，同时继续反对敌方间谍的新行动……间谍战争的复杂程度，一般人难以理解。
延安的保卫圈颇有一些间谍战的爱好者，布鲁就时常探讨：侦察、反侦察、反反侦察……间谍、反间谍、反反间谍……
这“侦察”，就是我方侦察敌方的行动；这“反侦察”，就是敌方防范我侦察的行动；这“反反侦察”，就是我方针对敌方防范行动而采取的进一步侦察行动……
当然，也可从另一视角说，敌方派来间谍，我方反间谍，敌方又反反间谍……
说来说去，往往把人绕住了。都说布鲁抠名词，布鲁却乐此不疲。谍报战争越来越复杂，方法论也得跟得上去才行。
一个复杂的间谍案件出现了。
1941年冬天，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市郊的枣园，被安排住在一排窑洞的尾巴上。
这对受到中社部款待的夫妻，男子张某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经过苏方培训后，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现在突然回到延安，不知何故。
这天，正在值班的中社部秘书王初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你们那里有个张帆寄来的诗稿，我们看没有什么意思，做退稿处理。王初细读，这首短诗也就是什么“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没有什么诗味，却暗含受到控制的意思。从时间与内容判断，大概是这对刚刚返回延安的夫妻的作品。汪金祥把信压下来研究。
没几天，中社部又接到《解放日报》退稿，全是类似内容，一连三次。什么重要稿件非要接二连三地投寄？这引起汪金祥重视，中社部开始调查。从延安到国统区到沦陷区，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线。沿着这对夫妻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询问沈阳，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
汪金祥和陈龙找张某谈话，王初记录。陈龙特别善于从审讯之中，甚至是交谈之中发现矛盾。陈龙问张某到沈阳如何开展工作，张某说开个小杂货店作为掩护。陈龙又问什么人买，张某说开始没人，后来慢慢来人。陈龙又问什么人来，张某说是白俄。陈龙又问白俄怎么说话，这下张某卡壳了。陈龙是东北人，懂得一些俄语，张某不敢再往下说，顶住不讲。
于是将夫妻两人隔离，单独与田某谈话。这女人是个淳朴的工人，组织上问什么都照实回答。
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白俄买水果的时候使用俄语，张某就用俄语答话，这就使得白俄惊疑。以后，又有中国人来买东西，还偷看田某记账，见账目写得相当清楚，不像家庭妇女，又增加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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