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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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开诚：《李克农——中国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在国统区工作的李克农，居然能够从国民党特务手中截走张国焘，也是一段惊险故事。

①张严佛：《宣侠父被杀真相》，《军统活动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国民党暗杀宣侠父当时已被证实，但具体经过仍然隐秘。前军统西北区区长张严佛在建国后写的这篇文章才揭示真相。2000年的时候，宣侠父的外甥金树旺才从作者这里看到这份资料。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中统”、“军统”

中共情报、保卫史分期，以作者的看法，可分初创时期、成熟时期、建设时期、破坏时期、法制时期。

初创时期，自1927年中央特科创立、1931年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成熟时期，自1937年中央成立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成立中央社会部起，跨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阶段，至1949年9月30日建国前的中央情报部、中央军委公安部。

建设时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分别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央调查部、总参二部起，至1966年“文革”前。

破坏时期，自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发动，砸烂公检法起，至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恢复公检法。

法制时期，自1978年底三中全会决议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颁布刑法、刑事诉讼法，恢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设立国家安全部起，制定1982年宪法，全面加强法制建设。

1938年这个年份，之所以被作者看成中国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分期，是因为，在这一年，中国政坛的国民党、共产党，这两大政党，在情报、保卫工作方面，都大力进行组织机构变动、方针路线调整、人事选拔培训、工作扩展部署，其变化之大、作用之巨、影响之远，堪称中国情报、保卫史的历史分期。

先看国民党方面。

1928年初，国民党在中央组织部中设立专职情报的“党务调查科”，此时，军队系统也有“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1931年，“中华民族复兴社”（又称“蓝衣社”）的秘密核心组织“力行社”下设“特务处”，从事情报暗杀活动。1932年，党务调查科扩充为“特工总部”，1935年改组为“党务调查处”。1937年4月，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原调查处为一处，仍由徐恩曾任处长；原力行社为二处，仍属戴笠管理。可以看出，初创阶段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组织机构变动相当频繁。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1938年初国共达成合作，天真的人们以为，主要用于反共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大概要失业了。没想到，蒋介石却于1938年4月，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一个局扩大成为两个局！

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一处扩大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朱家骅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这个局简称“中统”。

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扩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任局长由陈立夫兼任，戴笠任副局长。这个局简称“军统”。

“中统”、“军统”，这两个长期横行华夏人人侧目的特务组织，也是“三八式”呢！

1938年的时候，共产党也在调整情报、保卫机构。

上海特科于1935年11月被破坏，国家政治保卫局于1934年1月随军长征，1935年10月改称“西北保卫局”，实际上，“中央特科”和“国家保卫局”都停止运行。仅余的专职机关，中组部四科人员很少，“保安处”编制在陕甘宁边区，都不能履行领导全国工作的职能。国不可以一日无兵，党不可以一日无情报，这种状态岂能长久！

1937年12月，中共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委员会下设：战区部，部长杜理卿（许建国）；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1938年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这个“中央保卫部”，也是个“三八式”呢！

1938年，正是国共合作全民抗日的形成期。两个掌握军队的政党，面临抗战的共同任务，不得不实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并将军队合编；但是，两党的情报、保卫机关，却从来没有放弃相互之间的警惕，而且各自分别扩大编制。所以，这1938年，开创了国共两党情报、保卫机构的健全期。

“枪杆子”也许还能共同对敌，“刀把子”却要紧紧握在自己手里。

全民抗战、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导致隐蔽战线重要性的上升。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中社部”

1939年2月18日，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

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敌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部长由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第一部（侦察），部长许建国；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以后又有调整。根据中央的决定，各地相继成立了社会部，其中有中共西北局社会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社会部及潘汉年、王超北情报系统等。

社会部的任务是：“一、有系统地与汉奸敌探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证党的政治军事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二、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三、收集敌探汉奸奸细活动之具体材料和事实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警惕性。四、管理机要部门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执行。五、经常选择和教育可以作此种工作之干部。”①以往，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机构变动大，工作分散，情报与保卫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直没能形成完整统一的系统。现在，中央与地方各级社会部的创建，调整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各机构、各方面、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完成了系统化、统一化、效能化建设。

这个十分重要而神秘的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康生部长、潘汉年、李克农副部长（1）

中社部存在之日康生就是部长，一直管了六七年。谈起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不能不谈谈这个康生。

作者去过康生家一次，那是妈妈带着两个儿子去看望“曹大姐”。爸爸按说当年也是康老部下，不知为何没有同行。可能是六十年代初期吧，记不准日子了，那时康生还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显赫，那次家访也就没有被当作历史性时刻牢牢记住。

那是一次逛王府井百货大楼，妈妈碰上出门给康生买衣服的曹轶欧，聊天之间发现两家就在楼前楼后，走路不过五分钟，曹轶欧记得对方会画画，就说请来家里教教孙女。

康生家住景山后街的一处大院，院中几幢洋房，红色铁皮的尖顶坡度很陡，属于北欧样式。会客室房间很高，家具很老，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这家待客用葡萄干。两个男孩还没有逮够葡萄干，妈妈就告辞了，也不知谈了什么。那时候要知道今天写到康生，还不多用些心思？

出门之后，妈妈教导：“不要光吃葡萄干，看看曹大姐，袖口还有补丁，曹大姐上班在颐和园那边，自己挤公共汽车！”这就让人闹不明白，穿补丁衣服有什么奇怪？从小接哥哥的衣服都有补丁。挤公共汽车不好吗？妈妈每天从地安门到酒仙桥上班要骑车呢。

那次家访康生，没有留下任何特别的印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妈妈挨斗，才想起——妈妈还认识曹大姐呢！妈妈却说，相识是由于延安审干的时候，曹大姐蹲点把妈妈当做特务关进监狱！

看来我家不会沾这个曹大姐的光了。

中央文革接见的时候，红卫兵管江青叫“江阿姨”，江青大为光火，说阿姨是保姆。这就令人诧异，那曹轶欧可是叫“曹大姐”的，论辈分大姐还不如阿姨。可是，还是没有人叫江青“大姐”。党内党外，人们只是叫“邓大姐”、“帅大姐”、“康大姐”。直到九十年代，作者才从一位中央警卫局领导那里打听清楚：大姐不是随便叫的。在中央办公厅，人们只管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女同志叫大姐，1927年以后的都不行！

“康老”、“曹大姐”，这两个称呼，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尊敬。据说，延安时期能够称“老”的，也就是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四位六十以上的老人，可年龄偏小的康生居然也能称“老”！

文化大革命使人们看清这个“康老”的水平。一个中央领导，居然能指着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喊：“我看你的样子就是特务！”赵健民就这样被抓起来了。看相？红卫兵抓叛徒还要调查历史呢！康生的品德也令人鄙夷。总是喊“永远同江青同志站在一起！”临死又向毛泽东揭发江青是叛徒，早干什么去了？到这个时候，连中学生都恨江青了！

文革结束，康生被开除党籍。人们看到，江青整老干部，大多靠康生提供炮弹。这才知道，康生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整过许多人。

作者的父母都曾经历延安审干，二老常说：公安保卫工作在刀刃上走路，执行政策不能有一点儿偏差！那么，长期主管情报保卫工作的康生，怎么那么“左”呢？父亲只说了一句：“康生这人是个谜。”

带着这个谜，作者追问了许多了解康生的人。

康生出身山东胶县大户人家，读过私塾，上过青岛教会学校礼贤中学，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由邓中夏、瞿秋白等任教，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1925年，康生在上海大学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康生与上海大学同学曹轶欧结婚。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紧急改组特科，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中央组织部秘书长赵容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赵容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赵容接管整个特科工作。这个赵容，就是康生。康生原名张旺，用过张宗可、张裕先、张耘等多个名字。赵容由此成了中共的情报、保卫专才，系统内人称“老板”。不久，赵容调任临时中央组织部部长，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

赵容还具有傲视国内同行的“国际经验”。1933年7月，赵容与曹轶欧同行，到苏联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正是那个左倾教条的王明。1934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刺杀，苏共开始在党内肃清托派。王明、赵容积极参与苏联“肃托”，同时也对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同志下手。赵容熟悉的特科成员萧寿煌被逮捕杀害，1933年中央离开上海后负责特科工作的武胡景，本是赵容的同乡兼同事，也被加以叛徒特务的罪名逮捕杀害。一些不肯加入王明帮派的学员，还被诬为“江浙同乡会”。王明和赵容还超越国内的中共中央，直接对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发布指示。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临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在延安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冒着大雪在机场恭迎。

从苏联归国的王明、赵容，从新疆搭机的陈云，一起走下飞机。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这叫喜从天降！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康生部长、潘汉年、李克农副部长（2）

刚刚抵达陕北一年的中共中央，正在应对抗日战争爆发后剧烈变化的形势，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正在整合中央领导机构，急需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共有王明、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赵容、博古当选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王明还当选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赵容当选主席团候补委员，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比中共的所有领袖包括毛泽东都高！

毛泽东的欢迎不是客气。不久，这架飞机上下来的三个人都担任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职务。王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赵容任中央社会部部长、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久，赵容改名康生。

为什么选择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当时有句流传语言：“保卫工作要选择最好的干部担任。”那么，领导全体保卫干部的干部，岂非最好最好的干部？而康生后来的表现，却证明这是个最坏最坏的干部。作者不得不思索这个任命的来历。

数数延安干部，曾经担任情报、保卫战线高级职务的有：周恩来、陈云、康生、邓发、罗瑞卿、李克农、潘汉年、周兴等人。周恩来是中央领导人，陈云另有重任，罗瑞卿主要在红军工作，邓发、周兴参加过肃反，潘汉年、李克农在特科的地位不如康生，算起来，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深层原因可能不止于此。一些曾在康生领导下工作的老保卫干部说，当时康生总是强调国际经验。

国际经验！

不能低估共产国际在这个阶段对于中共的影响。从组织关系上看，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共是上级领导关系。特别是在中共内部的争论中，共产国际更起着关键的仲裁作用。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还是张浩代表共产国际表态，才使张国焘接受中央领导。这次王明、康生回国，行前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8月专题研究中国局势，讨论通过王明的报告。这个报告认为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党派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从国共对抗转为国共合作，这将要求中共实行180度的政策转变，异常困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这个时候需要加强国内干部的力量，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共产国际选中并派回的这种干部，主要就是王明和康生。

康生在共产国际任主席团候补委员，在中共党内仅次于王明。康生在国内也有相当资历，曾在上海从事基层工作，曾经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而且，还有中社部职务所需的情报工作经历，负责过中央特科工作。而且，康生曾在共产国际参与情报工作，学得不少“特别工作建设”经验。

正在健全情报、保卫工作组织的中共，当然也会重视这方面的国际经验。那时的延安驻有苏军情报组。中共中央和中社部都住在枣园，苏军的情报组就在中社部后边，专门盖的砖房，还有自己的专用电台。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由毛泽东直接掌握，通过化名“农委”的电台收发，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联络，则全部经由苏军情报组电台收发。毛泽东重视与苏联情报人员的关系，苏军情报组组长孙平要求学习中共党史，毛泽东就亲自为他讲解。曾在苏联参加过格伯乌工作的师哲，被共产国际派回延安了解情况，立即受到中共中央的重用，做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实际又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经手与“远方”来往的全部电文，后来还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具有国际经验的康生，又多了一重担任中社部部长的条件。创立中社部，康生很是出力。康生撰写的教材《特别工作建设》（简称“特建”），颇有一套。上海暴动中坐黄包车通过国民党封锁线，点心盒子里面藏着两只手枪，到德国时暗带毛泽东、朱德给德共的信件通过海关，等等等等，训练班的青年人听得入神。康生富于情报实践，还有国际经验；康生文化素养颇高，左右手兼能书法；康生社会经验丰富，三教九流都通；康生能够在延安称老，也有些来由呢。

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了中社部部长这个实权，康生在延安神气得很。身着黑呢制服，胯下黑色大马，随从黑色狼狗，那派头，比苏联格伯乌头头也不逊色！①②中社部创立之初干部很少，孔原曾任副部长，很快调到南方局工作。前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被任命为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不久升任副部长。

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书香门第，自幼好学聪明，十七岁就在上海的报刊发表诗作和杂文，十九岁孤身一人闯荡上海，考入黎锦熙主办的中华国语学校。后来学校停办，潘汉年衣食无着，多亏朋友相助才度过艰难时刻，又在中华书局谋得校对员的差使。

中华书局是上海革命活动的基地，潘汉年在这里参加了进步工会组织的“五卅”罢工。1926年应邀加入文学团体创造社，在出版部工作。创造社领袖郭沫若、郁达夫都是享誉中华文坛的人物，出版部一伙文学青年也很进步。面对国民党的压制，潘汉年这个“小伙计”显示出众的办事能力，加入中共地下组织。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康生部长、潘汉年、李克农副部长（3）

潘汉年活跃于进步文坛，办周刊，写杂文，当年的小伙计结交诸多名人，被戏称“小开”（小老板）。北伐军兴，潘汉年应总政副主任郭沫若之邀，主编小报。潘汉年随军行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赶上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潘汉年在上海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写作大量文学作品，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江苏省委建立的中共第一个文化党组，书记就是潘汉年。后来。这个党组又划归中央宣传部，潘汉年又任中央文委的第一任书记，领导筹建“左翼作家联盟”。潘汉年亲自安排鲁迅同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见面。1930年，潘汉年负责将“自由大同盟”、“社联”、“左联”、“剧联”、“工联”等各界左翼团体联合组成“中国反帝大同盟”，并任党组书记。26岁的“小开”，在上海各界路路通！

第二年，上海闻人潘汉年突然销声匿迹。有些熟人在街上碰到，他也只是寒暄了事。原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央将潘汉年调到特科负责情报工作。自从1931年参加中央特科，潘汉年始终在情报、统战工作的第一线活动。在中央苏区，曾参与红军与福建政府的谈判。长征路上，奉命转往白区，将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给白区党组织。国共合作初期，潘汉年又往来延安与南京之间，成为两党中央的联络人。长于白区一线活动的潘汉年深得中央信任，连毛泽东都昵称“小开”。

1939年4月，刚任中社部一室主任不久的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到大城市手术，计划经由重庆转往香港治疗。行前康生布置：如果能在香港待住，就留在当地搞情报。10月，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中社部副部长，在敌后组织情报工作。以后，潘汉年长期在香港、上海、淮南一带秘密活动，在敌后与日本、汪精卫、国民党情报机构斗智斗勇，获得许多重要战略情报。接管上海时，潘汉年被陈毅要去担任副市长。

作为秘密情报人员，潘汉年曾多次往来于敌我之间，解放后被错定为“内奸”逮捕关押。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受迫害的干部亲属纷纷要求平反，可是潘汉年与妻子董慧均已去世，没有留下后代。但是，特科的老同事始终在怀念潘汉年。年迈的陈云向中央提出为潘汉年复查平反的要求。1982年，潘汉年于去世五年后得到平反。

潘汉年是一个难得的情报奇才，既能亲身在第一线活动，又能在幕后指挥组织，战略目光敏锐，文化素养很高，长于同各界人士交友，善于分析整理情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长篇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一个潇潇洒洒的中共情报英才形象，传遍中华。①②中社部后来又任命一位副部长，这就是“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

抗战初期李克农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先后组建西安办事处、上海办事处、南京办事处、武汉办事处、桂林办事处，在国统区建立许多情报关系。1941年3月李克农回到延安，任中社部副部长。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中社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兼任中情部副部长。康生把主要精力用于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