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建设60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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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农业产业化经营，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带动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据统计，到2006年底，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总数达154842个，带动农户9098万户，农户从事产业化经营年户均增收1486元。

全国各类龙头企业71691个，占产业化组织总数的46。3％，其中销售收入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达4779家。各类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总值9782亿元，占全部产业化组织固定资产总值的74。6％；实现销售收入24188亿元、净利润1597亿元、创汇263亿美元、上缴税金775亿元；创汇1000万美元以上的龙头企业624家，出口额150亿美元，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48。3％。全国带动农户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各类中介服务组织70874个，占产业化组织总数的45。8％；实现销售收入3128亿元。

农业产业化发展，带动了我国农业的结构调整，促进了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带的发展。目前，围绕优势产地，我国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的集中程度分别达到86％、92。3％、62。1％和53。2％；棉花、油菜、甘蔗分别达到97。5％、85％和89。2％；苹果、柑橘分别达到87。8％和80％以上；牛肉、羊肉、牛奶产量分别达到65％、77％和62％。

各类产业化组织带动种植业生产基地10多亿亩，带动养殖水面9570万亩，带动牲畜饲养量14。6亿头，带动禽类饲养量113。4亿只。通过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各类产业化组织的带动，各类生产基地的专业化、规模化和标准化水平不断提升。全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面积达3。5亿亩，绿色食品生产基地面积4040万亩。

另外，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方式逐步规范和完善。截至2006年底，在各类产业化组织与农户的联结方式中，合同方式占57。7％，合作方式占15。3％，股份合作方式占15。1％，其他方式占11。9％。在合同关系中，订单关系达到68305个，占总数的44。1％；订单总额达4445亿元，订单合同履约率达86。5％。

新世纪新阶段，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还面临着完善市场机制、改革政府职能、提高农产品加工质量、健全法律法规等任务。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力量。

2006年，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农业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出《关于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意见》，提出加大财政、投资、金融、出口支持力度。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培育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发展农村各类中介服务组织，加强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开拓国内外市场等方面有重点地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2008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继续实施农业产业化提升行动，培育壮大一批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跨区域经营，促进优势产业集群发展。中央和地方财政要增加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支持龙头企业开展技术研发、节能减排和基地建设等。探索采取建立担保基金、担保公司等方式，解决龙头企业融资难问题。允许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向社会发行企业债券。健全国家和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参股龙头企业。支持发展“一村一品”。2008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结构升级，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培育知名品牌。强化主要农产品生产大县财政奖励政策，完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税收支持政策。加强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严格产地环境、投入品使用、生产过程、产品质量全程监控，切实落实农产品生产、收购、储运、加工、销售各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责任，杜绝不合格产品进入市场。支持发展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加大农产品注册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护力度。

2009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强调，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发展农产品加工，让农民更多分享加工流通增值收益。中央和地方财政增加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规模，重点支持对农户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开展技术研发、基地建设、质量检测。鼓励龙头企业在财政支持下参与担保体系建设。采取有效措施帮助龙头企业解决贷款难问题。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进入到创新提高阶段，正逐步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由点状发展向优势产业和优势产业带集聚，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向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并重发展，由初级加工为主向精深加工延伸，由单一组织模式向多元化组织类型演进。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初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改革发展也进入关键阶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建设，为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在新的形势下，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全局角度和战略高度对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新的部署，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抓住农村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重点部署了六大制度建设，即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关于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决定》在充分强调“毫不动摇”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一个长久不变”、“两个转变”。

“毫不动摇”，是指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一个长久不变”，是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无疑给农民吃下一颗长效“定心丸”。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要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两个转变”，是对今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统”和“分”两个层次作出的一个方向性概括。在家庭经营的层次，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在统一经营的层次，要向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按照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的要求，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

另外，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还要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扩大国有林场和重点国有林区林权制度改革试点。推进国有农场体制改革。稳定和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度。

第四章　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促进城乡二元结构转变

·引言

实现工业化，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主要依靠农业提供的积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为实现这种发展战略，而实行的农产品统购统销体制、人民公社制度和划分城乡户口的户籍制度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不断强化、农村发展严重滞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是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蓬勃发展，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亿万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加快推进，城乡二元结构正在逐渐被打破。

·第一节　发展乡镇企业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一、改革开放前30年农村工业的初步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和政府关于开展多种经营、积极发展农村副业的号召下，以手工业和农产品初加工为基本形式的中国农村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据统计，1952年农村手工业和农产品初加工业产值81亿元，1953年为88亿元，1954年为90亿元，1955年为97亿元，1956年为99亿元，1957年为100亿元。

1958年8月后，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一场兴办人民公社的高潮。“政社合一”、“农工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虽然有很多方面不切实际，但是随之兴起的社办工业，却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农村工业的发展。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号召“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决议》指出发展公社工业的意义：“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在《决议》的指导下，农村掀起了大办工业的高潮。由公社、生产大队兴办的大批小工厂、小作坊，主要从事农机具修理和中小农具修造、农副产品加工。到1958年底，全国社办工业企业迅速发展到602万个，产值达62。5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8％。

片面追求“高指标”的“大跃进”和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村经济遭到巨大破坏。面对严峻的形势，党和政府从1960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随着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国家对社办工业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如：将一部分公社企业重新下放给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缩小社办工业经营范围，以农具的简单制造和维修为首要任务，进行本乡村农村产品的简单加工，生产当地的传统产品，小型的矿产开采和砖瓦、石灰等建筑材料的生产。随着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下放到生产队（相当于原来初级社），1962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地不办企业，不设专业的副业生产队。原来公社、大队把生产队的副业集中起来办的企业，都应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

在这些政策措施的影响下，社办工业企业1958年末为602万个，1959年5月减少到87万个，1959年末又减少到70万个，1961年减少到4。5万个；社队工业产值也连年减少。社办工业产值由1959年的100亿元，减少为1963年的4。2亿元。社队两级工业产值由1961年的51。8亿元，下降为1965年的29。3亿元。1965年同1958年相比，社办工业产值减少91。5％，社队两级工业产值减少53。11％。

到1965年，国民经济经过五年调整，工农业生产调整到较为协调的状态。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为实现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各地按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努力发展“五小工业”（小钢铁、小化肥、小五金、小水泥、小农具），社队工业再次获得发展。到1978年底，全国已有94。7％的人民公社和78。7％的生产大队办起了以工业为主的各类企业，总数达到152。4万个。社队企业总收入为431。4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其中，社队工业总产值增加到385。3亿元。社队企业安置农村劳动力2826。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9。32％。

改革开放以前的社办工业，带动了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积累了经验。但是总的看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传统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工业化道路仍然是以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城乡二元结构类型。这是在新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虽然有利于迅速积累起工业化发展所必需的基础，但是，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不仅扩大了城乡差别，削弱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和后劲，也限制了农村市场的发展。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工业虽然也以社队企业的形式零星存在，但其发展主要是作为农业的附属产业，更多地是强调其在支农、建农、补农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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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发展

农村工业真正发展起来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飞跃式发展，并促进了农村工业化的加速进行。

随着在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扩大了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释放出来一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而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实行新的农村购销体制，调整产业结构，又为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向农业以外的领域转移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农村改革带来富余资金的积累和隐性的需求不足日益显性化等原因，以集体经济为主、并有个体、私人经营等多种形式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要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就明确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1979年7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的通知》，指出社队企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通知》指明了发展社队企业的意义：既可以加速我国工业的发展进程，又可以避免工业过分集中在大中城市的弊病，是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重要途径。这就为当时社队企业的大发展开了绿灯。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为此发出通知，同意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包括社（乡）队（村）举办的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工业和个体企业。《通知》指出，乡镇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新的重要来源，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乡镇企业要和国营企业一样，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

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赋予乡镇企业不同于社队企业的新的性质和内容。乡镇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不吃“大锅饭”，不捧“铁饭碗”，投资少、费用低，自主权比较多，容易应用科研成果，经营比较灵活，容易适应市场需要。党和国家对乡镇企业制定了“合理规划，正确引导，积极扶持，加强领导”的指导方针，还实行了信贷、税收等优惠政策。在这些有利条件支持下，乡镇企业比较快地显示了很强的竞争性和生命力，开始走上“异军突起”的快速发展之路。

在乡镇企业的崛起中，一些各有地区特色的模式被创造出来。比较著名的有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等。苏南模式主要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的广大农村地区。这一地区的乡镇企业，依托上海城市经济的近距离辐射，以乡镇、村两级集体所有制为主，以工业为主、尤其以非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与城市企业、科研单位有着紧密联系，以市场调节为主。与之相对照，温州模式是一种以家庭工业为主的市场型乡镇企业模式。它依托小城镇，以个体经济为主体，以日用小商品生产为主导、兼营门类齐全的社会化服务业，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联结生产循环过程。不论采取何种模式，乡镇企业的发展都打破了农村原来单一的种植业结构，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巩固。凭借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已形成城市工业以外的门类相当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构成了我国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到1984年，乡镇企业达到606。52万个，其中户办、联户办的企业占69。3％。乡镇企业总收入为1537。08亿元，比1983年增长65。5％。1985年，户办、联户办的企业又增加了600多万个，乡镇企业总收入比1984年增长66。9％。1986年，乡镇企业总数中户办、联户办的企业占到88。6％，乡镇企业总产值比1985年增长29。8％。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达到53。8％，占据了农村的“半壁江山”。农村工业借助乡镇企业的力量获得了初步发展。1984年，乡镇企业中乡镇工业企业的比重达到79。3％，职工数达到70。2％。乡镇工业企业总产值由1983年的757亿元增长到1988年的4529亿元，在乡镇企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三分之二强。

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仍然以国有经济为主体，而国有经济仍以发展重工业为主。随着轻工业需求的增加，农村工业靠近农副产品原料产地的优势发挥出来，农村工业产值构成发生了变化。农村工业产值中轻工业的比重由1980年的48。8％上升到1987年的52。9％，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发展较快，占农村轻工业产值的比重由48。5％上升到60。9％。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我国经济出现明显过热现象，引发了一些新的经济社会问题。为此，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国民经济由此进入“治理整顿”阶段。中央虽然要求乡镇企业要在治理整顿中稳步发展，但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是受到了明显影响。

1989—1990年，乡镇企业的个数、职工数都出现了下降，乡镇企业总产值也处在低水平增长阶段。这一时期，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同构化日益明显。80年代末，农村工业中的纺织、食品、机械三大行业，与国有工业的结构相似系数达到0。985，农村工业面临的竞争加大，进一步发展的难度增大。

1992年，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为改革的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发展乡镇企业的意义在中共十四大上得到了充分肯定：它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因此，今后要“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一年的3月，国务院批转了农业部《关于促进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报告》，拉开了乡镇企业第二次大发展的序幕。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我国农村工业化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分散的发展道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是最形象的描述。凡是乡镇企业发达的地方，几乎是每个乡村都有工业，依附于政府行为的村办工业如此，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目标的私人企业也同样如此。但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其在规模、经营机制、技术水平等方面的问题越来越显现出来。这促使乡镇企业必须在制度上寻求突破，以突破制约其发展的瓶颈。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对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明确指导：要通过发展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企业集团，进一步搞活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优化结构，提高效益；要围绕乡镇企业的技术进步，继续组织实施“星火计划”，大力开发应用先进实用技术和高新技术成果，不断提高企业素质；积极支持外向型企业发展，让更多的乡镇企业享有自营进出口权；要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适当集中，发挥企业群体优势；加快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

到1995年，乡镇股份合作制企业发展到近300万家，全国性乡镇企业集团发展到327家。到2000年，全国95％以上的乡镇企业完成改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