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中国震撼三部曲-第5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医头，脚痛医脚。这使我们做事情比较有战略眼光，能分轻重缓急。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也因此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顺序格局：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绝大多数改革并不谋求一步到位，甚至出现进两步、退一步的情况，但总体上我们保证了改革的持续性，出现的问题得以逐步纠正，最后通过逐步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这种方法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内部差异巨大的国情。
7。混合经济
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本质上也是一种混合经济。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
总体上看，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也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比方说，有人认为土地要素需彻底地市场化，国家应该放弃对土地的控制权，这才是市场经济。但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土地私有化带来的最大可能就是土地迅速向少数人集聚，造成广大农民失地而陷入贫困。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革命者的理想都是“耕者有其田”。我们现在没有效法西方的主流模式，而是把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把宏观整合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结果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进程、最大的房地产市场、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网，实现了高于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绝大多数农民的居住条件也大为改善。
随着“温饱”、“小康”目标实现，中国日益现代化，并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西方的“数目字管理”，有些方面比西方做得更好。与此同时，中国还发展了自己的“宏观整合力”。这种“宏观整合力”的基础包括了国家对土地、金融、大型骨干企业的控制权，包括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也包括了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中央政府发挥着对这个超大型国家提供宏观指导和保证稳定平衡的作用，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土地和政策等资源，吸引投资，推动了地方的就业收入和社会繁荣，最后促进了整个国家的迅速崛起，可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这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也可以追溯到秦汉的“郡县制”，追溯到王安石的垂直控制的“郡县”思路和司马光的地方与地方乡绅互动，追溯到毛泽东提倡的“两条腿走路”。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一个省的人口往往就等于欧洲十来个国家，所以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地方政府体系。正因如此，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保持整个国家的宏观稳定，一直是中国“文明型国家”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
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最大秘密就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县际竞争”，因为土地使用权的决策主要在县一级的政府，“通过承包责任合约的扩张……政府机构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约安排，佃农分成于层层承包的串联”，产生了“令人敬畏的经济力量”。经济学家史正富也认为中国的“三元主体”（中央领袖、部门科层、地方政府）良性互动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只有“二元主体”（中央领袖和部门科层），结果造成了部门科层出于既得利益总是抵制改革，最后改革事业全部半途夭折。相比之下，由于中国版图如此之大，地方政府也成了经济发展的利益主体，从而突破了“二元主体”带来的僵局，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当然“三元主体”也有自己的缺点，特别是如何解决政府“寻租”和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但不容否认，“三元主体”对中国整体进步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其缺陷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我们应该在肯定“三元主体”成就的前提下，对之进行完善。我们不要削足适履去迎合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教科书上的教条，而是要通过对中国模式的考察和研究来改写西方的教科书并撰写自己的教科书。实践证明，中国各级政府的作用本质上是中国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但这种作用也应该有更为清晰的边界，其存在的缺陷也应该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似乎总需要有某个东西，比市场经济学站得高一点，比公司站得高一点，比个人站得高一点，才能把这么个“文明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事务治理好，才能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实现中国经济“让人民满意”这种中国特有的目标。这个东西大概就是邓小平所说的那种“踱踱方步”，那种中国人特有的整体考量和战略思维能力，以及与之匹配的了解“民心向背”的比较中性和强势的政府。如果“文明型国家”没有这一切，如果中国模式失去了这一切，那么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前途就不容乐观，甚至在全球竞争中优势丧尽、全盘皆输。
8。对外开放
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自秦汉一直到明代郑和下西洋都是相当开放的。开放、互动、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也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文明。但是郑和下西洋之后的明朝皇帝下令封海，从此中国走向了封闭。如果当时中国保持对外开放，中国至少不会错过工业革命，那么整个世界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邓小平推动的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独具特色：先是沿海开放，后来是沿江开放、沿边开放，然后是整个内地的开放，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冷战时期，美国有意识地把前苏联阵营排除在世界市场之外，而斯大林推行的“两个世界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正中了美国下怀。邓小平的战略不一样，他认为中国近代落伍的主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所以他大力推动中国全方位开放，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国际竞争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并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经验，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这种高度开放政策背后的自信心也来自中国的历史传承：中华文明只要对外开放，就可以焕发活力，推陈出新。历史上是这样的情况，今天还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对外开放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所有要素，使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通过国际互动、借鉴、碰撞、竞争而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使我们更好了解了外部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使我们确立了更多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觉，中国智慧可以为人类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外界的吸引力显然已经越来越大。我们做到了既能顺势发展，又能逆势前进。俄罗斯经济学教授波波夫（Vladimir Popov）在2006年9月就这样评论过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西方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处方可谓背道而驰。”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也指出：“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在推进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缓慢，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也感叹：再过两三百年，历史学家会发现，“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都不重要，21世纪惟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
当然，在看到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在发展之中，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非认真解决不可。例如，我们的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我们某些领域的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一些行业的垄断和寻租腐败；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都引起许多不满。但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最终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良机。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当作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一种最不坏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模式虽有缺点，有些还相当严重，但它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别是你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与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西方1980、1990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一个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结果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分别是13世纪蒙古铁骑的入侵和“二战”中德国纳粹的入侵）。“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二十年，美国今天也尝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给它自己带来的灾难。回想起来，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主张，未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是盲目地跟随西方，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对中国可能是灭顶之灾。
过去三十来年，中国已经大体上摸索出了一条自己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保持了稳定，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还成功地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的金融浩劫。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一项，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证明。
中国模式是在大规模国际互动与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它充满了生命力和竞争力。中国模式的具体做法在世界上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其背后的一些理念，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和谐中道”、“整体思维”等对世界很多国家都会有启迪，对解决许多世界性的问题都会有帮助。这一点我在下一章中将探讨。
三、高铁奇迹与中国标准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乘了一回新干线，亲身体验了一下这种像风一样飞驰的高速列车。他深有感触地对周边的人说：“这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可以告慰邓小平的是：三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跑，在追赶发达国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三十二年过去了，邓小平乘坐过的日本的新干线还维持在时速250公里，而中国自己开发的高速铁路已经跑出了每小时394公里的速度，中国高铁总里程也很快超过了欧洲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种跨越式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震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国情咨文中相当不安地说：我们没有理由让中国拥有最快的铁路。他想以中国的迅速崛起来激励美国人的奋斗精神。
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速度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历史书上把1848年到1875年这段速度大提高的时期称为西方的“经济革命”时期：钢铁产量剧增，铁路横跨欧洲和北美，苏伊士运河开凿，新兴大都市不断涌现，上千万的移民，英国工业革命达到顶峰，美国、法国、德国工业革命一波接一波地展开，西方确立了领先世界的地位。今天，当中国高铁伴随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当中国的三大世界级经济圈通过四五个小时的高铁连成一片的时候，当“四纵四横”的高铁网络把大半个中国都连成一体的时候，它带给中国的绝不只是速度的改变，而是中国人时空观念的转变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的形成，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标准的逐渐出现。
中国高铁发展的思路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中国模式背后的基本思路。我们建设高铁的指导方针是：“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我们先是利用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通过谈判让世界四大公司转让部分高铁技术；然后是组织自己十多万科研人员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整合、创新，最终形成了超越西方水准的新技术和新标准，创造了中国品牌，使中国得以引领今天世界的“高铁时代”。纵观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模式的战略思路：既学习别人之长，也发挥自己优势；在对别人之长进行学习、消化与整合的过程中，大胆创新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东西，实现对西方标准的超越，并最终影响世界。
我前面提过的中国古代田忌赛马的故事在这里也适用。总体上，西方比我们强大，我们要追赶西方，如何做到呢？我们采用了田忌的办法，即在自己总体实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认清自己的相对优势并把它发挥到极致，最后取得了比赛的胜利。《孙子兵法》上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也是这个道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的逻辑就是既向自己的对手学习，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对我们对手的局部的非对称优势，并通过这种不对称优势逐步扩大战果，最终在比较多的领域中赶上甚至超越西方。中国高铁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这种以我为主、整合创新的思路在中国各项事业中都有所体现：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之长，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结合中国强势政府的传统，提出了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也有社会主义保证宏观平衡的优势，从而使中国经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数目字管理”，大大改进了我们各行各业的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但我们也发展了中国的“宏观整合力”。我们的宏观整合与调控既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候进行，也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时候进行，从而使我们较好地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的金融浩劫。
我们学习美国提高了经济竞争力，但也力求避免美国体制过分依赖资本驱动所带来的弊病。我们学习欧洲注重社会公平，但也力求避免欧洲模式存在的缺乏活力等弊病。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在探索之中，但总体思路已经形成，那就是创造一种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能避免美国病，又能避免希腊病，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
我们学习了西方私营企业的活力，从无到有推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同时我们也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清晰产权，明确权责，创造了多种体制互补的多元经济。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的总体思路是既分工又合作，既竞争又协作。虽然“国企”和“民企”也时有矛盾，但我们的总体思路既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而是“国进民进”，大家一起有分有合，各自把自己做大、做好、做强，也把中国经济做大、做好、做强。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法制优势，制定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法律，大致形成了依法治国所需要的比较完整的法律框架和执法机制，但同时我们也注重开发自己的政法资源，形成了从民事调解到综合治理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的政法机制。虽然中国在落实法治社会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但我们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继续推动依法治国，同时也力求避免西方法条主义带来的弊病，力争建设一种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型法治国家。
我们学习了西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理念，极大地扩大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与此同时，我们力求继续发扬中国人注重家庭和谐和集体权利的传统，使得今天的中国社会既有个性张扬的活力，又不失中华文明特有的家庭亲和力和民族凝聚力，这种中西文化的结合使我们较为顺利地克服了许多其他国家难以克服的挑战。
总之，中国模式的基本思路是回归实践理性，回归中国人慎思明辨、兼收并蓄、和谐中道、综合创新的传统。沿着这种思路，推进各种改革和创新的成功概率就大。虽然中国还面临许多重大的挑战，但正确的思路意味着成功的一半。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在中国试验成功的东西都有其深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都有其成功的必然性。西方开始可能不承认你，但当你最终能证明你比他干得好，就像你的高铁建设得确实比他快、比他好，他最终只能对你刮目相看，他也不得不承认你，并向你取经。
这里还要提及当年国内关于优先建设铁路还是公路的争论。一些人曾认为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只要能够建成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大家出行一定会首选高速公路，而铁路的作用将逐渐式微，因为汽车的优势是可以实现门到门的对接，远比铁路方便。他们引用的例子是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铁路客运都在萎缩，一些地方甚至开始拆除铁路，中国为何不未雨绸缪，一步到位，直接把建设重点投向高速公路呢？各级地方政府建设高速公路的积极性也大于建设铁路，因为高速公路沿线更容易带动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招商引资，从而刺激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建成了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高速公路网络，高速公路建设也确实对地方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铁路没有衰落。恰恰相反，中国迎来了新一轮铁路特别是高速铁路的建设高潮。到2020年，覆盖全国的高速铁路网络将基本形成。回忆这场争论无非是要说明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光是每年“春运”的人数就超过美国、欧洲和非洲的人口总和，所以汽车＋高速公路可以解决美国的交通问题，但解决不了中国这个超大型国家的交通问题。中国的交通发展必须发挥各种手段的作用，形成自己独特的交通运输体系。
中国高铁模式的成功还使我们看清了一点：一个事情，特别是涉及一种标准的确立，只要能在中国做成，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今天美国、俄罗斯、巴西、沙特等大国都与中国洽谈高铁合作就是一个例子。说到底，当今世界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的竞争，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政治标准，都是如此。标准竞争有三种战略，一是追随者战略，即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后面生产，这是价值链中最低端的；二是参与者战略，即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这明显优于前者；三是领导者战略，就是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成为领导者，让人家按照你的标准走，这是利益最大化的办法。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它具有巨大的标准原创能力。在国际政治中，西方一贯奉行领导者战略，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西方政治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因为西方有话语权，即使把别的国家弄得民不聊生，它也不用道歉，因为它推动的是所谓“普世价值”。在世界政治标准的竞争中，中国也将采取参与者和领导者战略，这就是中国高铁模式成功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今后十几年将是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标准”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所有真正关心中国和世界未来的人都应为“中国标准”的发展作出努力。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第五章 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
一、迷信西方话语的代价
一位俄罗斯学者曾对我说过，1980年代后期，俄罗斯绝大多数的知识和政治精英都认同了西方话语。一些人甚至公开说，让美国把苏联变成美国的殖民地都没有关系，因为让美国来殖民，苏联就可以转变成美国的政治制度，并迅速成为一个发达富裕的国家。苏共当时思想严重僵化，干部队伍暮气沉沉，政治体制毫无活力，经济困难危机四伏，整个国家人心思变。所以西方首先在心理上胜过了苏联。
我曾读过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阿达米辛（Anatoly Adamishin）写的一本回忆录。阿达米辛在冷战后期负责苏美之间的人权对话，但他一边和美国人对话，一边从心里感到美国人有理。他向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发现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与他高度一致，他也认为苏联可以通过美国的帮助而改善人权，并较快地融入西方主流文明。苏联的垮台有种种原因，没有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无疑是一个主要原因。不过后来的结果却是他�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