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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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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内斗不断，国无宁日，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国家经济濒临崩溃，2010年，被“橙色革命”推翻的亚努克维奇重新上台，标志着这场橙色革命黯然褪色；“玫瑰革命”后的格鲁吉亚为了南奥塞梯问题竟贸然开战，迄今尚未从战败中喘息过来；“郁金香革命”后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坛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国家南北分裂加剧，民生非常艰难。2010年4月的暴动和内战又使这个500多万人口的小国前途不定。海地也是一个例子。海地曾被“民主”的法国殖民，又被“民主”的美国统治了二十年，过去二十年又实行了美式“民主化”，但最后成了一个一贫如洗的“失败国家”。海地2010年大地震带来的伤痛绝不只是肉体的，也是政治的。环顾整个发展中世界，我根本找不到一个非西方国家通过实行西方模式而成为现代化强国的例子。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不够的，这就像说汽车是个好东西，因为汽车比马车跑得快，谁都懂这个道理，但我们还要了解道路的状况，泥泞的小路汽车就没法开。另外，比汽车跑得更快的交通工具还有很多，如高速火车、磁悬浮、飞机等，人类还会有新的创新。所以“民主是个好东西”后面还应加上一句“优质民主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变得更为深入和全面。中国人要实现的民主是能给中国带来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的优质民主，而不是那种使中国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劣质民主。
还是回到开头的那场讨论吧。我说中国要大胆探索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这位美国学者则坚持民主国家就要遵循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提出的六个要素（选举产生官员、自由定期选举、言论自由、多种信息来源、独立社团、公民参与），否则就不能算民主国家。我说：“您这叫民主教条主义，南斯拉夫这样搞，国家就解体了；苏联这样搞，国家也解体了；东欧这样搞，失望多于希望；第三世界这样搞，一个比一个糟糕……中国的民主建设会参考西方的经验，包括这六个要素，但也会大力发掘自己的政治资源，包括在中国有数千年历史的‘选贤任能’制度。”他问：“你所谓的新型民主制度指的是什么？”我说：“我们还在探索，但是其核心内容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他摇头说：“西方不会承认这种民主。”我笑了，并对他说：“这没关系。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今天，西方还是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是不是要等到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候，你们再来承认？在民主问题上也一样，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验和实践成功的就是真理。恕我直言，到时候还真不知道谁承认谁呢。”
四、“游戏民主”还有没有戏？
西方多党民主制度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社会存有多元的利益，这些利益应该通过不同的政党来代表，它们在法治的条件下进行博弈竞争，但是这种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差异和斗争的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率极低，因为这种模式所需要的法治传统、游戏规则、庞大的中产阶级、比较宽容的政治文化等条件，在发展中国家基本不存在。这种“斗争哲学”往往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盲目采用西方制度，犹如打开潘多拉盒子，后患无穷，整个社会可能因此而陷入永无休止的党争和内耗。而西方的一贯做法是只支持它自己青睐的那个政党，只要这个政党不上台，你就不是民主国家，它就要进行干预，最终可能使你的国家永无安宁之日，现代化事业化为乌有。
如前所述，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思考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司采用一人一票来选CEO？因为这样做，公司就要破产；为什么没有一支军队采用一人一票来选最高指挥官？因为这样做的军队就打不了仗；那么一个国家搞一人一票会不会破产呢？这样做而破产的例子在第三世界国家比比皆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两千多年前对此是这样解释的：这种制度预设人不分良莠，均行使同样的权利，结果就是“暴民”政治，要么选出了坏人，要么无法容忍好人。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整体文化和教育水准低下，政客往往只需与黑社会勾结就可以掌控多数票源，最后遭殃的还是普通百姓。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搞一人一票还不破产呢？其实冰岛已经破产，希腊也破产了，还有不少国家处在破产的边缘。那些还没有破产的国家过去也不搞一人一票，它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是搞普选的。英国是18—19世纪的超级大国，到20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90％以上，还是不搞一人一票。英国搞一人一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了，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还是对选举权设置了很多限制，例如妇女要到30岁才能投票，牛津剑桥的毕业生有双重投票权等。
现代化完成后的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几个特点：一是政治与经济已基本分开，谁上台都不大会影响经济，不大会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二是这些国家享有了比发展中国家多几十倍的人均资源，也就是说国家有资本去承受政治内耗了；三是中产阶级已经成了社会主体，中产阶级倾向稳定；四是西方精英阶层通过数百年的政治历练，已经获得了掌控国家主要资源和权力（如国会、金融、媒体等）的能力。这些条件满足后，西方国家才开始搞一人一票的。
西方民主的基础主要是“斗争哲学”，其特点是先把社会分裂成不同的派别，然后通过政党政治再来进行整合，但是在非西方国家，一个社会一旦分裂之后就再也整合不起来了，只会变得越来越分裂，甚至走向崩溃。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则是“和谐哲学”，其特点是“少分裂，多整合”，寻求尽可能广泛的社会共识。我在《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中曾这样说过：“一般认为，中国属于社会共识比较容易形成的社会，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长处。一个容易形成共识的社会，是成熟的社会，没有必要为了所谓‘民主’，去人为地强化对立。自然形成的共识文化是非常宝贵的政治资源，在这个基础上探索协商民主的道路，对中国更有意义。那种认为搞民主就要学美国，就要搞党派对立，就要为反对而反对，就要你死我活，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愚蠢的。能够形成共识的民主是好民主，能够形成共识的社会是好社会。”
西方多党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游戏民主”，其特点是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讲的话无需兑现，选民对此也表示理解，因为这是“竞选语言”，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选个演艺明星，选个美女，毫无政绩可言，也都顺理成章、无可非议。
“游戏民主”使许多社会变成了空耗大量资源的“选举社会”。以台湾地区2009—2012年的选举为例，先是连着几个“补选”，后是2010年年底的五大直辖市以及“立委”选举，然后是2012年3月的大选。这些选举的关联度很高，都具有政治指标意义，所以即便是县一级的选举也需要全台湾力量的总动员。有学者估计，在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的政治日程上，四年任期内只有一年七个月的“无选举阶段”。更多的人则干脆把台湾称为一年365天都在选举的“选举社会”。
“游戏民主”使许多国家的民主品质迅速走向平庸化和劣质化。欧盟惊讶整个东欧二十年民主化竟然没有选出过一位政治家；第三世界的所谓“民主国家”里，贪官污吏通过贿选当政易如反掌，国家也往往因此而陷入冲突和战乱。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的小布什连任两届总统，领导无方，结果美国的国运便直线下降，还成了金融海啸的发源地和重灾区，世界也迅速进入了“后美国时代”；南欧的“笨猪四国”也相继出现了财务危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客们只知一味讨好选民，结果耗尽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老百姓来买单。这些国家一度都相当风光，但仅仅一代纨绔子弟就把国库弄了个精光。
亚洲两个摆脱了这种政治平庸化的政党是新加坡的执政党和中国的执政党。它们的特点都是能够超越党派之争和拒绝平庸化。现在看来，这两个政党应该是世界上行政组织能力最强的政党，所以才创造了新加坡和中国这两个世界奇迹。而按照西方标准改造的亚洲政党都毫无例外地政治平庸化了，只能代表社会的部分利益和部分派系，都不具备整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能力。西方民主制度也普遍出现了政治平庸化和高度资本驱动的问题。不少西方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罗德·迈耶森（Harold Meyerson）于2010年3月3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存在缺陷的美国政治模式帮助了中国”的文章，表示了他对西方民主制度退化和中国模式挑战的担忧。他这样写道：
在参议院，多数派的决定总是遭遇阻碍。最高法院已经裁定，大笔金钱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我们的选举。你以为边境之外没人会注意到这些吗？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可曾意识到，我们现在的劲敌中国正在嘲笑我们的民主没有能力创造就业岗位来恢复经济，并且将这作为威权主义优越性的证据。《中国日报》本月援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的话评论了我们政治体系的缺陷。李飞说，西方式的选举是富人的游戏，他们受到候选人能够利用的资源和资金的影响，设法赢得大选的人很可能站在他们党派或资助人的立场上行事。李的观点是有力的，因为它相当——尽管不是完全——正确。美国很多保守派的行事方式似乎是在急于证明这些话的正确性。最高法院1月份的一项裁决允许各个企业可以无限制地投资于选战。这听起来似乎是有意要验证李的观点。参议院出现机能失调，导致多数派的决策屡屡受挫。这是在全世界面前对我们民主价值观的嘲弄。在同中国的激烈角逐中，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表明民主依然奏效。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么，中国将会赢。
美国政治学者、《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Nathan Gardels）则使用了“消费者民主”这个概念来形容今天美国民主的特点。所谓“消费者民主”指的就是一种极为短视的“减肥可乐式的文化”，一种“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费又不储蓄”的民主制度。这个概念与我提出的“游戏民主”有异曲同工之处。内森·加德尔承认美国这种民主制度已无法适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2010年1月27日，他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这样写道：
现在我们生活在消费者民主制度之中。在这种制度下，从政客、传媒、市场反馈的所有信息，都引导社会获得即时的自我满足。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新的现实环境要求增强政府的统治能力，设计更好的管理体制—既有更多的制约，又更能平衡各方利益。这种体制不仅能够抗衡新媒体时代“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而且能够抗衡定期选战接近时的种种压力。这些压力都是政党策划和电视即时新闻排斥民主协商所造成的恶果。
没有被统治者的同意，统治制度不能够维持下去。但正如从孔夫子、柏拉图到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每一个政治智者都明白，当公众的贪念否定了治理，结果则是两败俱伤。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直接民主的极端例子—公众的支配力量，已经证明是毁灭性的。加州的危机显示，减肥可乐式的文化—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费又不储蓄；既要现代化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学校，又不想纳税—是行不通的。加州的管治失灵，只不过是美国整体政治问题暴露出的一角。在中国，当企业家的能量被自由市场解放出来时，统治者保持着极大的政治治理能力。他们借助新儒家政府强有力的手，以社会和谐和长远发展的名义，调节着发展所释出的利益。
内森·加德尔提到的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美国体制的问题。政客的民粹主义短视政治导致了竞相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州政府后来想恢复汽车税，但州议会又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恶性循环。今天去美国的人都会发现，美国的各种基础设施老化失修的情况极为普遍，其实美国的政治体制也老化了，尽管许多美国人似乎还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还以为美国真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严格地说，还属于前工业时代的设计，非改革不可，否则美国将难以避免走向衰落。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治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缺少整合力与竞争力，没有很强的人才观念。“三权分立”根本无法预防金融危机，因为“三权分立”只限于政治领域，而西方不少国家的政治被资本力量绑架了。我认为现代社会需要另外一种平衡才行，也就是超出政治领域的三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即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样一个国家才能运作得更好。
今天的时代已是全球化、信息化、后工业化时代。新的时代对政府和政治家的要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苛刻，因为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任何决策错误都可能造成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沉重的代价。坦率地说，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只满足于“游戏民主”或者“消费者民主”的国家将竞争不过一个致力于制度创新的“非游戏民主”的国家；一个只知道“选举”而不知道“选拔”的制度安排，将竞争不过一个能够把“选拔”与“选举”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一个只知道吃老本，视民主为游戏，而不知如何建立“学习型政府”和“学习型社会”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将越来越力不从心；一个不知“宏观调控”为何物的体制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可能要出局。
“游戏民主”或者“消费者民主”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留下的家产，如美国和西方主要大国那样，他自然可以继续“游戏”和挥霍，但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情况将越来越难以为继，而对于那些没有祖上留下家产的发展中国家，一旦成了宠坏的孩子，则无药可救。
五、日内瓦激辩人权
人权国际电影节暨人权论坛于2010年3月在日内瓦举行，主办人与我联系是否可以参加关于中国人权的辩论。我知道这个电影节和论坛已举行多次，对中国人权一贯持批评的态度，但我还是接受了邀请，因为我确实有话要说。在人权问题上，西方已经习惯了当全世界的法官，喜欢教训别人。其实，西方的人权观，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大量的问题，值得好好辩一辩。辩论于3月9日晚上7点半举行，大家先看了一部法语的纪录片《南京的女孩》。应该说这部片子总体上还算客观，几乎没有正面提及人权问题，而是用写实主义的方法记录了南京师范大学一群女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从体操军训到上法语课，从上党课到谈恋爱，从卡拉OK一展歌喉到远足西藏长途旅行，很有生活气息。我对观众说，从这个电影中，你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开放。
不过，这个电影只是前菜，中国人权本身的辩论才是正菜。参加这场活动的人大多是自称关心中国人权的西方非政府组织人士和当地一些对中国有兴趣的人，也有不少外交官，从主席台看过去，黑压压的一片，坐得满满的，总有300多人，举手发问一直没有间断。应该说我们争论得相当激烈，虽然观点不同，但大家还是保持了必要的克制和礼貌。辩论会结束后，一部分听众又围着我，继续讨论了近一个小时。我不能说我说服了所有的听众，但不少人承认他们对中国人权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一些喜欢指责中国人权的人也承认他们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下面是我发言的主要内容：
大家就中国人权提了一些问题，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主持人刚才提到“中国崛起对国际人权的挑战”，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没有中国在人权和人的自由方面的巨大进步，中国的这种崛起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权被不断侵犯的民族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崛起的。您不妨问一问您在中国或者世界任何地方见到的中国人：中国的人权究竟是好了还是坏了？我想大多数中国人的回答是现在更好。
中国是世界上变化最大最快的国家，欧洲三百年的事，中国压缩到了三四十年，这个过程自然会出现各种矛盾，包括不少人权问题需要逐步解决，但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是满意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就此作过跨国民调，2008年中国人的满意度是86％，美国人是23％。所以讨论中国人权，应该先问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和欧洲人。
奇怪的是西方总认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罗斯人更了解俄罗斯，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以非洲为例，西方总认为非洲的民主化必须压倒一切，但你们至少应该问一问非洲人自己是怎么考虑的。我走过很多非洲国家，我可以说，非洲人最想解决的人权问题首先是吃饭问题，然后是疾病问题、就业问题、治安问题，但你们硬要人家把民主化放在第一位，结果多少非洲国家陷入了动乱和饥荒？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同时实现所有的人权，所以一定要有轻重缓急。中国人没有按照西方的逻辑去做，我们把消除贫困作为核心人权，实现了近四亿人脱贫。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做，消除贫困根本就不是人权，美国至今连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都不承认，所以我们不等西方觉醒了，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而且效果不错。
刚才有人问为什么中国不参加西方对一些非洲独裁国家的制裁。这里又涉及一个理念上的巨大差别。从中国人的理念来看，帮助非洲国家脱贫本身就是实现一项核心人权，任何国家都不能找借口侵犯这项人权。这有点像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它是不分敌我的，它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进行的。如果要制裁一个国家，那需要联合国授权来共同进行，而不能只是几个西方国家说了算。西方在非洲什么都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简直成了政治勒索，受援国家怎么可能发展起来？西方国家自己也有很多的人权问题，比方说，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至今都未实现男女同工同酬，这无疑是侵犯人权，是不是联合国应该对西方实行制裁呢？
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价值，这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民主的核心是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一党制也好，多党制也好，无党制也好，能够实现良政的才是好制度，不能实现良政的就是坏制度。环顾整个世界，我根本找不到一个非西方国家可以通过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而变成一个发达国家的先例。
西方自己也应该反省自己的政治制度。美国的金融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南欧的“笨猪四国”是怎么形成的？这些危机与西方民主是什么关系？这些危机侵犯了多少人权？为什么美国三权分立既不能预测金融危机，也不能有效地对付危机？我想关键是仅靠政治系统内部的三权分立解决不了问题，现代国家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平衡，特别是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中国得以避免金融危机，与中国模式的这个特质有关。如果美国民主制度无法平衡资本力量，那还会有新的危机。
至于死刑问题，我想多数中国人不同意废除死刑，这种民意要尊重，这是民主的前提。我倒是在琢磨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如果西方那么尊重生命，包括尊重杀人犯的生命，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能再往前走一步，直接宣布：和平是普世价值，除非联合国授权，任何国家都不能发动战争？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杀害了总有十几万平民吧？这不等于是对十几万无辜者执行了死刑吗？这不是大规模地侵犯人权么？
人权很重要，但许多传统价值也同样重要，一个社会的良性运作需要多种要素的有机组合。像所有国家一样，中国也有贪官，有坏蛋，有刁民，但我们总体上保持了淳厚朴实的民风，这种民风的形成得益于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最近海地和智利大地震后都发生了大范围的抢劫，而中国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尽管我们受灾的人数是智利的十倍。为什么？我想中国的传统文化起了作用。这是一种人本文化，人要将心比心，救人于危难之中，不能趁火打劫，那是要遭天谴的。
前几年，中国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常回家看看》，很受欢迎，结果却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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