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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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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还没有建立，你的体制还在转型，你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他们甚至认为西方政治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接轨。在西方模式全面走下坡的今天，这种观点在中国竟然还有相当的市场和影响力，这是令人吃惊的。随着一个又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今天西方许多主流学者都不再否认福山“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民主制度”的观点失之天真，甚至连福山本人2011年1月也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坦承“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说明他比我们国内的一些自由派更加尊重事实，更加意识到西方民主模式自身面临着诸多难以解决的挑战。
我在《中国触动》一书中比较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三种改革模式的结局：第一种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种是原苏联和东欧的“激进改革模式”，即对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都进行激烈的变革；第三种是中国的“稳健改革模式”，其特点是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适中规模的社会体制改革和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的重点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铺平道路，最终落实到民生的实质性改善。总体上看，“保守改革模式”的结果是经济和社会严重缺乏活力。“激进改革模式”的代价巨大。我当时还描述了苏联以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的模式，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均寿命降到60岁以下。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比较另外两种模式，显然是最成功的。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人民对未来的预期空前乐观。
中国进行了大量规模相对较小的政治改革，例如，彻底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种政治运动，使人民可以追求正常的物质利益和文化精神生活；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使他们的知识和才干得以发挥；废除了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制度；进行了村级选举为代表的多种基层民主试验；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了官员“选拔”和“选举”相结合的制度；广泛实行了官员提拔公示；改革了户口和档案管理制度；大规模地削减了各种行政审批；政府重大决策均进行广泛民主咨询；建立了基本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等。中国今天的迅速崛起与这些行之有效的政治改革是分不开的。
只要对中国政治制度略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走出旧的“政治挂帅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只能是一个政治变革的过程，因为旧体制的特点是政经不分（如企业是党政企三权合一，农村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而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政经不分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互动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确实把许多政治改革的措施寓于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之中，主要是围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改进社会治理来推进的，例如废除人民公社，一方面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是一场涉及中国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我们的国企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制度和政治管理体制的创新。我们的物价改革、住房改革、银行改革等也都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领域的改革。中国的许多改革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不是单向度推进的，而是综合推进的，许多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的内容都寓于“经济”改革之中。
总之，中国各种政治改革事实上已有相当的积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比外界了解的要大。我们绝大多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政治改革的独特方法，虽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总体上还是体现了一种政治智慧。它化解了单向度推进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避免了许多国家因激进政改而造成的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崩溃乃至国家解体。
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西方文化强调个体和差异，中国文化强调整体和综合。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已经借鉴了西方强调个体和差异的许多做法，但中国从未放弃自己整体思考和综合治理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体现了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政治考量：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里进行改革，一定要考虑每项改革政策的代价。智慧地、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争取较大的成果，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途径。
总之，中国一切改革的宗旨都是为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非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在坚持这个宗旨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改革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逻辑，即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各项具体改革的比重会时有调整，该侧重经济改革就侧重经济改革，该侧重社会建设就侧重社会建设，该侧重政治改革就侧重政治改革，该三者齐头并进就三者齐头并进，一切都取决于改革的具体时空条件。但现在看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对改革大业的宏观把握上，我们还是会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因为发展生产力、全面改善民生仍将是中国很长时间内的首要任务。
在经济领域内，中国已经形成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这个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已经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明显胜于导致西方金融危机的“华盛顿共识”。在社会建设方面，我们已经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建立了覆盖了13亿人的基本医保制度，而美国至今还有1/6的国民没有医保；我们的住房自有率也一举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在政治领域内，我们“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制度创新，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已经不害怕和西方仅仅依赖选举的政治模式竞争；我们一系列五年规划的成功制定和执行，以及这个过程所展现的决策民主和经济社会效益，令西方对中国模式不得不刮目相看。2013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其核心内容是“政治定力”前提下的全面改革，特别是五位一体的联动改革。所谓“政治定力”，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五位一体”，就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全面改革，同时中央也明确地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其他改革的“牵引作用”。这再一次体现了中国模式的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内在逻辑，以求全面地、智慧地、稳妥地推动各项改革，最终实现对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
三、制度超越：三种力量的关系
2012年3月，福山先生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的文章，还是坚持2011年6月他在上海“文汇讲堂”与我辩论中国模式时表述的观点，即中国历史上遇到了“好皇帝”，朝代就兴旺发达，遇到了“坏皇帝”，就一蹶不振，他认为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还没有建立起一种“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以薄熙来事件为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还是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同年4月，在伦敦书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举办的“中国浪潮”论坛上，《金融时报》的一位资深评论员也对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认为中国模式看来靠不住。
我坦率地回答了这位评论员的问题。我说，西方媒体今天也不否认中国下一届最高领导人的人选已经定下，这是第一位的大事；下一任总理的人选也已定下，这是第二位的大事。以我之见，这本身已说明中国高层接班制度运作顺利。至于薄熙来事件，它不会影响中国最高领导人接班大局，硬要扯上“好皇帝”“坏皇帝”的说法，实在是牵强附会了。
至于福山先生强调的“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西方国家的某些成功确实与这个因素有关。中国过去30多年制度创新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重视制度安排，重视法治精神和程序正义，但我亦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功与否，主要不是取决于是否有“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而是取决于这些“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是否符合一个国家真正的民情国情，以及是否能够与时俱进。以我们熟悉的印度为例，它似乎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是印度方方面面几乎都落后于中国，其多数社会指标甚至还达不到中国西藏地区的水平。日本似乎也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日本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十年九相，治国乏力，经济衰退也持续了20来年。美国也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这一切似乎日益演变成了一种“制度僵化和法条主义”，这自然是美国体制中最需要改革的地方。
在这种僵化的制度下，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尖锐对立，使美国的各种体制改革步履维艰。在这种法条主义模式下，美国的社会治理成本异常高昂，用福山先生的话就是“否决政治”盛行，使必要的改革措施无法实施。西方“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确实需要好好改革了。美国著名媒体人扎卡利亚不久前也感叹：“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其他国家行动迅速且具远见，而我们（美国）的政府却瘫痪了。不停地说我们拥有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体制确实很好，但在其失去功能的情况下还这样说，就很像那些没有脑子的啦啦队了。”＇12＇
我前面已经概述了美国中产阶级和“美国梦”遇到的困境，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种困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个人以为是美国的政治模式出了问题。美国与其天天不厌其烦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政治体制的问题。对美国政治制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美国的民主制度，基本上已经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美国人曾引以为自豪的“三权分立”今天几乎成了政府“无能为力”甚至“政治瘫痪”的代名词。
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最大困境在于：“三权分立”本质上仅仅是一种局限在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安排，而在政治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似乎可以左右美国的许多制度安排。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三股力量之间失衡，资本力量独大，这应该是“美国梦”被“出卖”的主要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眼光已经超出了美国模式，中国人今天进行的政治探索意义非凡。
西方不少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变成了“钱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如前所述，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度仅限于政治领域，本质上这些权力还是被资本力量所驾驭。现代社会需要超出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大致平衡和良性互动，否则的话，“钱主”将左右“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99％与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长期化，最终导致更大的危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经济和社会力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一种平衡。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这三种力量格局在中美两个国家的巨大差异。
在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了，影响着政治力量，换言之，在强大的资本力量下，美国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几乎只能顺着资本力量的要求走。同样，美国的资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
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传统是美国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对于美国的政治力量有某种限制，美国法律甚至规定过，为了防止富人操纵选举，个人向总统竞选人的捐款上限为2 500美元。但近30年来，特别是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资本力量跃升，其能量显然压倒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至此，美国民主真正成了“钱主”。
再看中国，历史上，中国政治力量总是处于相对比较强势的地位，也处于相对比较中立的地位，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都在迅速扩大，但中国的政治力量大致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资本力量的长处在于它善于创造财富，展现效率。过去60多年的历史表明，前30年间，中国对资本力量压制过多，导致了经济活力严重不足，民生改善进程过慢，但随着改革开放，资本力量迸发了，中国人创造了财富增长的世界奇迹。但资本力量也带来自己的副作用，如果没有其他制约力量的话，资本逐利性的特点会导致社会高度两极分化和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
在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是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限制。中国最富的100个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的，而美国最富的50个人应该足以左右白宫的决策了。资本无祖国，这些年又出现了新现象：今天资本力量要求改善本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愿望已明显减少，因为通过全球化和网络化，他们最大利润的来源地可能已经不是本国，这也是西方面临的一个新的制度困境。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还是保证了弱势群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国社会力量延续中国平民主义的传统，社会主流几乎也一直倾向于节制资本。三种力量的这种平衡格局应该是中国得以避免美国式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可能也是普通百姓的“中国梦”前景可能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的主要原因。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力量也迅猛发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参政方式。前30年间，中国社会力量过于单薄，这导致了许多问题，包括社会生活缺乏活力、信息反馈严重失灵等，这也是为什么当政治力量过强，导致了像“大跃进”和“文革”这样严重的问题出现时，社会力量也无法实现及时有效的反馈和反制。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和互联网迅速崛起，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中国社会力量已经开始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许多公共政策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从未像今天这样公开和深入，这种讨论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广泛。但社会力量也有盲目的一面，特别是福利最大化和民粹主义的趋势也在发展。好在中国的政治力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开始更多地对社会力量进行引导甚至纠偏，最近强调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对网上谣言的治理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政治力量头脑清醒，这种纠偏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值得肯定。
总之，“美国梦”的困境和美国今天很多的问题，主要源于资本力量过大，制约了美国政治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美国社会力量，结果造成了资本力量过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了美国多数民众的利益。如果美国不能及时调整这三种力量的关系，“美国梦”的困境估计还会继续下去。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下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的动态平衡，特别是中国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和中立，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这应该是中国过去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关键原因，也是多数中国百姓梦想成真比较顺利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由此而推论：如果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安排都继续按现在的逻辑发展下去的话，“中国梦”实现的前景应该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
四、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制度安排
美国人常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容易理解，政治上是“民主制度”，经济上是“市场经济”，这种解释并不到位，但对复杂的制度安排作简练的概括不失为话语建设的一个好方法。我个人认为，理解中国也不难，而且是很准确的理解：政治上，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经济上，中国是一种“混合型经济”。如果需要更详尽的解释，特别是解释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解读中国的国家性质以及中国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解读也可以简称为“一国四方”——“一国”，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a civilizational state），“四方”指的是中国在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a state party，或“整体利益党”），它的作用是领导和协调；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是“协商民主”（a consultative democracy），包括决策领域内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是“选贤任能”（meritocracy）；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a mixed economy）。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国模式可能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证。
下面我们概述一下“一国四方”：
首先是“一国”——“文明型国家”：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我以相当长的篇幅阐述这么一个观点：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种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她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伟大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重叠。我当时是这样写的：
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但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景。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13＇
这些特征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独特性和路径依赖。上述的中国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很能说明这一点。中国政治力量相对强势和中立的传统源远流长。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意味着治理这样的大国需要考虑诸多的复杂因素，需要一个比较强势、有为和中立的政府，它要能够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要能够应对人口和疆土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强势有为、比较中立包容的政府联系在一起。政府不强势有为，国家就走向衰败，乃至解体（如宋朝后期的状况）。政府不中立包容，国家就无法对各种复杂的利益进行协调，最终整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利益纷争而停滞不前甚至瘫痪内乱。如中央政府被普遍认为特别偏袒某一阶层和某一地区，就可能引起广泛不满而丧失整合能力，导致国无宁日（如民国成立后的军阀混战）。现在看来，中国政治力量相对强势和中立，使它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使它能够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中国的这种制度安排较好地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这种安排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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