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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文选-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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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人以为党与非党干部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主要是由于非党干部不顾环境，强调一面，一意孤行，任意批评等等所造成。这种意见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个别非党干部对环境了解不够，或存在着某些缺点，这是事实，也是难免的。不正常关系的主要责任在于党，而且，非党干部的某些缺点，或是由于我们的工作缺点所引起，或则需要我们帮助才能纠正。
我们在这方面的缺点，主要在于：
（一）不了解非党干部的重要。由于过去党处于秘密环境或被“围剿”环境，与社会接触的范围太狭小，得不到党外人士广泛的帮助，看不到和不了解非党干部的作用，形成了关门主义传统。
（二）对非党干部政治上不信任，疑神疑鬼，任意“逻辑”。往往以为，不是党员即是可疑分子，要求入党者即是别有用意。认为只有自己的思想正确，而非党干部的意识、习惯都有问题。对非党干部不能量才使用，不依其经验、能力给以适当的位置。这样，就使非党干部政治上受着压抑不安，精神上受着冤屈痛苦，深感不能见容于共产党。
（三）思想上组织上存在着宗派主义。表现在要求非党干部与我们集体共事，但不尊重其个人自由。非党干部在总的方向上与党共同努力于革命事业，但在生活习惯、思想意识上，应有其个人自由。多数党员不重视其与我们大同之点，完全否定其个人自由。因此，加以责备和非难，认为难于共事。于是，排挤非党干部是事所必至，理成当然。这种不看大同，专找小异的结果，使党与非党干部之间不能融洽。在非党干部担任行政领导的部门中，只要求非党干部政治上工作方针上服从党的领导，而这一部门中的党员却不服从非党干部行政上的领导，以致党的领导完全代替了行政领导，行政问题不经行政机关解决，致使非党干部感到棘手，工作无法做好。
（四）曲解党性为脱离社会的“纯洁”。许多党员不愿结交党外朋友，不敢向党介绍党外人士，以为“洁身自好”即为最高之党性，战战兢兢，惟恐有失于党性之纯洁。因此，党不能经过党员团结成百成千的非党干部。非党干部感到我们毫无友情，难于接近。党性的“纯洁”，变成了排斥非党干部的护符，变成了个人主义的对党不负责任。结果在党与非党干部之间隔起了人造的墙壁。
（五）党与非党干部间缺乏适当的组织联系。党、政、军都没有适当的组织照顾非党干部，干部部门没有把非党干部作为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非党干部没有可以直接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和申诉冤屈的机关，许多问题不能解决。
四、改善党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必须确定以下办法：
（一）重视非党干部的作用，在政治上信任他们。事实证明，许多非党干部是破釜沉舟而来的革命分子。过去对非党干部的许多疑虑（例如社会关系复杂，意识不正确等），常常是由于我们的社会经验不足，对他们了解不够。反之，非党干部的许多意见、批评、不满，常常是正确的，或反映了我们的某些缺点。因此，今后对非党干部不要疑神疑鬼，应该信任他们。人之可靠与否，不在其有无党票，而在其为人的历史和现实的表现。
（二）打破宗派主义，即打破“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人造墙壁。在一条战线上奋斗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都是革命同志，人人都有革命、工作、说话之权，党员干部无权垄断革命。在革命工作中，与共产党员负同等责任的非党干部，他就有与共产党员同等的革命功绩，脱离党外人士的“洁身自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礼贤下士、尊敬贤能是共产党员应有的风度。党员干部只有团结非党干部之责任，并无排挤非党干部之权力。一切歧视、排挤非党干部的倾向，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三）使用人才的原则、是用人唯贤。要注意用人之才，不能只考虑是否党员或党龄之长短。按才能排位置，不按党票排位置。共产党员应承认人之长，检查己之短，一切嫉妒，一切阿Q精神，都于事无补，既损人也不利于党。应满腔热忱地向非党干部学习，学习他们的一切长处。党的领导责任，在于发挥非党干部的才能，使之服务于革命需要。对于担任一定领导工作的非党干部，应同党员干部一样，给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必要的信任和必要的权力，使其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当然，不能因尊重非党干部而分配以不适当的过高的位置，或给以空的头衔。
（四）要尊重非党干部的思想自由和生活习惯，同时要求他们在工作是服从党的总的方针，这是彼此合作不可缺一的条件。非党干部忠实于革命利益的具体表现，就在于他忠实于本职工作，发挥自己的才能，成为工作的模范。除此而外，苛求其与党员一样服从一切级织纪律，是不适当的。
（五）非党干部负责某一行政部门之领导时，党必须要求他们在工作上符合于党的方针，但该行政部门之党的组织则应教育党员成为工作的模范，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保证行政任务完成。在担任领导工作的非党干部服从上级组织领导的前提之下，该部门之党员应在行政上服从他们的领导，违反者应受到批评或处分。
（六）在民主选举的政权机关和民众团体中，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应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
（七）要相互开展善意的批评。非党干部有不满，发牢骚说怪话，并不等于思想上反对党。应把非党干部善意的批评视为鞭策、鼓励我们的有益武器。欢迎非党干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时，要使非党干部了解我们的处境和工作缺点的来源，不要单看个别党员或个别方面的缺点，而主要看全党和总的方面。非党干部如提出不正确的意见，或工作上发生不适合于党的方针和客观需要的问题时，党组织亦不应敷衍客气，必须对他们进行坦率的批评，请其改正。党与非党干部的相互批评，是两者之间的正常关系。只有彼此相见以诚，才能和衷共济。
（八）党对非党干部应在政治上、工作上、物质上给以帮助。政治上除党员在党内所有的义务和权利以外，非党干部与党内干部应同等看待。要求入党者应按党章规定给以答复。在目前物质困难的条件下，要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以爱护党内干部的态度去爱护非党干部。
（九）党与非党干部组织上的关系，应作如下规定：党的一般支部会议欢迎非党干部参加，只是无表决权，但有发言权。定期召开党员和非党员联合的各种干部会议。党的组织部门或干部部门，负有照顾非党干部之责任。各部门的负责人要经常听取非党干部的意见，非党干部有直接找该部门负责人或各级党的干部部门谈话之权。非党干部与党员一样，有向党组织控告之权，直到党中央。党继续赞助非党干部和党员干部共同组织专门性质的团体，例如自然科学研究会、法学研究会、同学会等等。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写的一篇文稿。」
到什么地方学习（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到什么地方学习*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延安有一个时期的教育方法，在新干部中造成一种风气：不愿参加工作，要求“长期学习”。这种风气现在已有改变，但未完全扫除。近来又有一部分党龄较长（十年或十年以上）、工作经验很少的（在秘密党内与党的生活长期隔离的，或长期未做过党的工作的，或只做过一个时期很少一部分工作的）老干部，要求进中央党校（注「这里所说的党校，指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对领导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校。前身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在江西瑞金成立。长征以后，一九三五年冬在陕北瓦窑复校，改称中央党校。一九三七年初迁到延安。……第112、178、223、250页。」）学习，不愿意组织部分配他们到工作中去。虽然组织部一再表明，他们是党保存下来很宝贵的老干部，但缺少工作经验，党为了爱护和培养他们，要求他们到工作中去缎炼，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可是这些解释并没有使他们满意。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以为应该说明下面几点。
不愿立即参加工作，要求进学校，或者要求长期学习的同志常常说：“让我进学校学习，我要在政治上开展一下。”党当然希望干部在政治上开展起来，但应该研究，干部在政治上如何才能开展？事实证明：真正政治上高明的革命家，只能在革命斗争中培养，不能专从学校里训练。共产党的真正领袖不论是苏联的或者是中国的，决不是毫无经验、夸夸其谈的人，而是既有丰富革命经验又有真正革命理论的人，干部也是一样，真正政治上开展的干部，决不是毫无革命斗争经验的。因此，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如果不到工作中取得实际经验，单靠听讲看书，甚至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想在政治上真正开展是不可能的，因为使政治上开展的最基本的东西，是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没有实际经验，就没有政治上开展的基础。
当然，这不是说，每个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政治上都很开展了。我们党内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政治水平一般说来还很低，而且还有一些经验主义者，这是事实。但是，许多同志政治水平所以不高，有的同志有经验主义的毛病，决不是因为他们有了某些工作经验，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狭隘的经验去观察去解决一切问题。因此，要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克服经验主义，既要在思想方法上，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在党的路线上和政策上加强教育，又要扩充他们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经验，并使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两者结合起来。如果两者不是相辅而行，则提高政治水平和克服经验主义是不可能的。本来这个道理很简单：政治高明不表现在人身的别的部分，表现在人的思想上。而思想上的高明和发展，只是因为这个人丰富地接触了并且理性地认识了革命运动中的许多客观事物。
如果上面的说法是合乎事实的，那末，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为了建立政治上开展的基础，为了自己在政治上进步，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
先进学校读书，还是先去参加工作？这是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时常犹豫的问题，经验证明，除了学习专门的知识以外，一般没有或者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延安训练新干部有过好坏不同的两种方法。一种是抗战初期的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112、123、252、255、271页。」）、陕公（注「陕公即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延安成立。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给以短期的革命教育。一九三九年七月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同年十二月在延安复校。一九四一年并入延安大学。……第112、223、252页。」）的训练方法，学生在学校只学习几个月，之后就去参加工作。他们在学校中不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是培养生气勃勃的革命作风。现在许多抗大、陕公毕业之后参加了工作的学生，已经在经验、能力和政治上都有了进步，这是正确的训练方法所获得的结果。后来延安又有另外一种训练新干部的方法，就是把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长期放在学校里“学习理论”，教的是一大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抽象原则，学的是教条，许多学生既没有学到理论，而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就目瞪口呆，手足无措。这是不正确的方法，错误的方法。本来这两种学生的政治文化水平是一样的，但因为训练方法的不同，学习方法的不同（工作中学习和学校内学习），而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参加了工作的学生，在经验、能力和政治上，已经超过了没有参加工作的学生。这两种训练方法所得的经验是宝贵的，现在对于错误的方法不应该重复而应该纠正。今后应该确定一条章程、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干部，不是光在学校里长期学习，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只在学校中学习，要掌握理论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逐渐深刻地领会，因为理论是实际的反映，归根到底是来自实际，而不是来自书本。这正像我们读书一样，某一本书自己确实已经读过几遍，但是，隔了几年，因为工作需要，再去读它一次，就好像是没有读过的新书，就觉得过去实在没有读懂。这个道理不是别的，就是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认识必须由实践中得来，而且只有经过实践，认识才能发展。所以，要使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进步，不是先进学校（抗大、陕公那种几个月训练的学校不在此例），应该先去工作。
我不是一般地反对干部进学校学习。对于那些必须进学校学习的干部，我赞成他们进学校。但是对于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我赞成他们到工作中学习，根据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注「这里所说的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自一九三八年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但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同时，没有强调业务教育。政治教育虽一般地注意了，但或则不得其法，或则轻重不分，或则没有经常性。文化教育没有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充分注意。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则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则脱离实用，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改革，或必须加强的。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政治教育，包括时事教育和一般政策教育两项，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和政治教育外，必须强调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高级和中级干部具有学习理论资格（文化程度、理解力和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决定还指出，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的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应以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上面。……第253页。」）去学习。
有些同志也感觉到了自己工作经验很少，需要到工作中学习，但又以为这次中央党校彻底改组（注「这里所说的中央党校彻底改组，指一九四二年二月的改组。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根据这个决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第253页。」），许多中央委员当教员，不进党校恐怕错过学习机会。因此，虽想参加工作，更想先进党校。我以为事实上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同志不仅是党校的教员，而且是全体在职干部的教员。每一个中央的决议、指示，就是学习的最好的讲义。而且在职干部的教员，不止中央委员会的某几个人，是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党校规定学员最多只学三年（预料），而在工作中，则中央委员会是长期的教员。
缺少工作经验的老干部不应该满足于自己党龄长，应该看到自己工作经验的不足。革命队伍里不能卖老资格。革命工作能否做好，不决定于党龄长短，决定于是否有工作经验、组织能力、政治水平和高度的积极性。如果在“老资格”上心满意足，就会阻碍努力，阻碍进步。这非但对于革命没有丝毫益处，对于自己也是一种倒退。
“我是老干部，难道我的工作经验还不如新干部？”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我们承认所有奋斗了多年的老干部，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工作经验，但是，必须懂得今天工作的复杂程度，如果只靠我们过去的工作经验去应付，也是应付不了的。例如，我们在秘密党内从未动员过老百姓驮盐、没有征收过救国公粮，没有搞过春耕运动，没有干过政权工作、军队工作，没有干过管理吃饭穿衣的经济工作，没有做过现在这样繁重复杂的技术工作，等等。这些工作在秘密党内一概没有做过，件件没有经验，难道我们不要学习学习吗？不要赶上去补课吗？新干部没有这些工作经验是自然的，我们既称老干部又没有这些工作经验，就必须补课。过去没有这些工作经验是由于工作关系或其他原因，但现在不能安于现状，或者责备过去，抱怨别人，而应该踏踏实实去补课。这是革命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对革命的责任。
我对于缺乏工作经验的干部，丝毫没有轻视的意思，而且我自己也是缺少工作经验的一个。但是缺少工作经验的同志，需要经过哪条道路才能把自己充实起来的问题，是需要弄清楚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署名社论。」
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
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
（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
许多干部现在只强调党要正确执行干部政策，而不注意用干部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干部本人理应多讲标准，多要求自己，但现在延安的一部分干部，一谈到干部政策，就意识到党应如何照顾他，了解他，爱护他。相反，作为一个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的四条干部标准（忠诚于党，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服从纪律）则漠然视之，把它放在次要地位，甚至根本忘掉了。很明显，这是不对的。一九三八年我在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112、123、252、255、271页。」）及其他学校学生中讲干部问题（注「参见本书《论干部政策》一文（第109一122页）。……第255页。」）时，只讲党对干部的政策，未讲或未强调干部本身品德的修养，这是有片面性的。
一、关于新知识分子干部。
新知识分子干部的好处，是对事物敏感，工作热情。也有缺点，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他们是愿意克服自己的缺点的，党组织也是可以把他们教育好的。
不少新知识分子干部现在感到工作“不合手”，在技术、经济和其他部门中工作的同志不安心。是组织上分配错了，还是自己想错了？我看，主要是自己想错了。
（一）自己理想中的革命家与现实需要的革命家不相符。
理想中的革命家：根据过去青年学生运动的经验，往往是高谈阔论的“政治家”，开会演说，游行示威，文艺活动，鼓吹革命。
现实需要的革命家：要会解决军事、政治、吃饭穿衣的问题。开会、游行、文艺、鼓吹革命虽然也要，但已经很不够。换句话说，这些不是基本的，因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现实需要的工作，是党、政、军、民。这里又有许多部门，而且不可缺一。吃饭穿衣，就是一件大事，一件难事。作为一个革命家，不能只是高谈阔论，主要是工、农、兵、学、商，三百六十行，即做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否则，就要打败仗，革命革不成，就不能生存。
理想中的革命家与现实需要的革命家之所以不相符，其原因就在根据地与非根据地的区别，旧观念与新事实的矛盾。
（二）想做政治工作，不想做技术、经济、事务工作。
技术、经济、事务工作有其政治意义，政治工作也会带有技术、经济、事务性。军事机关，不仅有政治部，而且有参谋部和后勤部。地方工作呢？有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个部门。单纯的政治工作，是没有的。
可否改行？比如搞文艺，许多人想去，我看不行。文艺有用，但仅仅文艺不够用，不能人人去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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