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选-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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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中央人民政府所规定的政策和税种、税则、税率努力征收；超过部分，公粮按八成留归地方，二成上解中央；税收按七成留归地方，三成上解中央。——第49、58、65、71、158页。」），仍归地方支配；依据税则、税目、税率，国家规定了征收公粮、税收数字后，地方政府在严遵法令之下努力工作，严查漏税得来的款项，则以分成办法，大部归地方。同时，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绝不是说，公粮、税收归了国库之后，征收、保管、运输工作，以及在各地的中央人民政府各部所属的企业，地方政府不必或不应过问。相反地，地方政府对粮、税的征收、保管、运输，负有全部责任。地方政府对当地的中央所属企业完成主管各部所给的计划任务，负有指导、协助、监督的责任。没有地方政府这方面的工作，这些企业完成计划任务将是不可能的。此外，为使东北行政区能更好地在财政经济上支援全国起见，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东北的货币（注「指一九四六年三月起东北解放区东北银行发行的地方流通券，简称东北币。东北解放战争结束以后，为使东北及早恢复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减少全国战时财政对东北的影响，中央决定，东北市制暂不与全国统一。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收回东北银行的地方流通券，井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自四月一日起，按东北币九元五角折合人民币一元的比价收兑。东北银行同时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下级机构，——第8、46、72页。」）暂时维持现状，在财政上对东北也暂时只采取抽调物资的办法。

　　像我们这样地区广大、许多地方又解放不久的国家，实行统一管理，是否太早，是否困难？比之过去解放区被分割时期，一个解放区内部财经工作由分散进到统一的那种进度来看，在目前实行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确是提早了。但是由此而来的困难并不算大。因为除边疆交通十分不便的省份，如新疆和西藏，仍应另作处理外，全国各地的电报电话已经畅通，几小时内可以电报往复，几分钟内可以电话问答；铁路已经全部恢复，航空运输也将开始。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已经可能做到逐日收到各地业务情况和收支数字的报告。这就是说，现在不是被分割的农村解放区，全国已经统一了，一切进步的交通、通讯工具已由人民掌握，过去那样的困难，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提早统一，已有可能。我们不应偏顾统一管理工作方面的小困难，而造成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困难。应该克服小困难，以避免大困难。

　　这样程度的统一，地方机动性是否太少？是的，地方机动性比以前大大减少了。但是我们知道，目前国家的财政收支不但不富裕，而且有赤字，可以机动使用的现金和物资本来很少。这微小的机动力量，如果不放在中央人民政府手里，而分散给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其后果必然是把这微小的机动力量丧失无余，必然是全局不机动，大家不机动。这正像作战一样，把机动兵力分散了，不是大吃败仗，就是难获全胜。

　　统一管理是否会降低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可能的，但是应该避免。财经工作统一管理之后，下级工作人员降低积极性的原因，大体是出于误解，即以为上面统一管理了，下级可以不必负责。因此，领导机关要告诉这些同志，统一管理后中下级机关仍负有极大的责任，国家任何事情，办得好、办得坏，都与自己有密切关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完全错误的。

　　把公粮提走，每个月发的经费是人民币，如果货贬了值，下级经费怎样维持？不必担心。第一，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直接效果之一，就在制止通货膨胀。第二，对于若干地方，今天仍发一部分公粮作为经费。第三，即令货币贬了值，政务院决定中也规定了，国家银行对一切军政部门及公营企业举办折实（注「折实计算——即以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实物为单位，按其价格折算为货币支付的方法，折实单位的价格，由各地人民银行按日或按旬用当地市场平均批发价格计算，并挂牌公布，称为折实牌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减轻通货膨胀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影响，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第7、36、39、68、73页。」）存款。这样，就基本上保证了各种经费款项的币值。

　　下级的经费总是要发的，何必将税收先归国库再发经费？如果先让下面在税款中把经费支用了，多余的上缴不一样吗？经验回答我们，这两种办法，结果是不一样的。在实行“多余上缴”的办法时，地方财政机关常常要首先照顾“当地需要”，近水楼台，便于挪用，结果是上缴无几，甚至不缴。“当地需要”的许多项目，在当地看来是首要的，但从全局看来，常是次要的，可以缓办的。全国如果都按各个局部需要来开支经费，那末，哪有钱来办全国性的大事？一个家庭收入的支配，还要分轻重缓急，何况国家？在人民政府中，公务人员在处理财经问题上合格与否的标准，不单是贪污或廉洁。贪污是犯罪，廉洁是必须的。主要的标准，还在于是否浪费。浪费也不单指铺张滥用的那种浪费，而特别是指办事用钱不分轻重缓急，不分全体、局部的那种浪费。即是说，不是把经费最适当地使用在一些最重要的事情上，而是不适当地使用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地方把粮、税收交出之后，中央对地方经费是必须保证的。但应该说，偶然迟发十天半月的情况，难于完全避免。目前仍在战时，先前方、后后方，先军队、后地方，仍旧是我们财政支付的基本原则。即使经费迟发了十天半月，下级政府的人员也不会挨饿。日夜作战的游击战争时期熬过去了，敌人统治下衣食无着的秘密工作时期熬过了，现在全国解放，保证了吃粮，偶然迟发十天半月的经费，并不是什么大的困难。

　　统一管理的初期，下级是有困难的。但是，这种困难，比之因全国财经管理继续不统一而致金融物价大乱所产生的困难，其程度要小得多，其后果要轻得多。我们必须忍受小困难，避免大困难。我们必须遵守这样的原则：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

　　只要严格实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熬过几个月的困难，我们很有理由希望财政情况逐渐好转。财政情况的好坏，直接关联到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统一国家财经工作，将不仅有利于克服今天的财政困难，也将为今后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
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
（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

　　我要向此次政府委员会报告的第一个问题，是目前财政状况和改进财经工作的意见。

　　去年十二月二日第四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一九五○年国家财政概算之后，四个月来，国家的财政情况已有好转。秋征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百分之七十多已经入库。除西南地区因解放较迟（注「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同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开始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九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宣布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十二月下旬，进行了成都战役，全部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二十七日解放成都。至此，西南全部解放。——第51、76页。」）正在征收外，其余各地绝大部分已经征起。去年解放较早的地区，税收亦在逐步增加。今年第一期公债（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这次公债发行总额原定二万万分，年息五厘，分五年还清。第一期公债在一九五○年一月至三月间发行了一万万分。第二期公债因国家财经状况已基本好转，没有发行。这里所说的分，是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单位。每分值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六市斤、面粉一市斤半、白细布四市尺、煤炭十六市斤的平均批发价格的总和计算。一一第36、38、55、76、97页。」）款，已实收百分之七十二。公教人员的编制正在制定，全国军政公教人员的总数，尚未超过概算所列的数字，并且还可能酌量减少。在此期间，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各部门开过许多专业会议，进一步规定了今年度的业务和财务计划。国家的财政收入一部分已经确实收到，而且因为西南已经解放，比去年十二月财政概算岁入所列有了增加；支出方面，经过核算，已经比通过概算时更加确实。收支相较，虽然仍有赤字，但比一九五○年概算所列已经缩小五分之二。今年一、二两月，是统一财经管理的准备时期，国家财政赤字仍然不小。但如从今年三月份起计算，此后十个月的财政赤字将大为缩小。平均算来，收支可以接近平衡。如果今后税收及公债能按照原定计划完成，公粮的出售部分和国营企业产品能按期脱售，从而使货币回笼；如果收支方面没有重大的改变，财政支出所需的增发钞票可以减到极小限度，那末，全国金融物价状况就可以开始好转。我国人民已经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如果能停止通货膨胀，使金融物价稳定下来，这是符合于人民的希望和国家恢复经济的需要的。努力实现这一点，是人民政府的责任。

　　在战争还未完全结束的时候，国家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这应该感谢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迅速解放了中国大陆；感谢全国军政公教职工努力工作，而过着艰苦的生活；还要感谢全国人民踊跃缴纳公粮、税收和购买公债。没有这种共同努力，要达到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比较稳定，是不可能的。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和全体军政公教职工，继续奋斗，克服困难，实现大家所希望的财政经济、金融物价状况的进一步好转。

　　应该说，这种希望并不是空想，只要全国人民与政府共同努力，是完全可能实现的。最主要的根据是，照现行计划，财政收支已经接近平衡，这是与去年根本不同之点。去年金融物价经过三次大波动，今年一二月也有相当的波动（注「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到一九五○年二月，全国物价先后发生过四次大的波动。第一次，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以同年三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物价上涨一点八倍。第二次，发生在七八月间，以同年六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七月份物价上涨一点八倍。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全国物价大波动，是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以同年九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十一月份物价上涨三点五倍。第四次，发生在一九五○年一二月间，以同年一月上旬平均物价为基期，二月份物价上涨零点九倍。每次物价上涨风，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然后波及各地。带头波动的是粮食和纱布。中央财经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使物价在一定幅度内波动，避免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一九五○年三月以后，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参见本书《制止物价猛涨》（第29—31页）和《控制市场物价的几点意见》（第32一33页）两文。——第51、55、77、113页。」），这是因为去年国家财政赤字占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去年每次物价大波动之后，短时期中虽也有过金融物价比较稳定的状态，但那种稳定是暂时的，并不是因为财政赤字缩小了。相反地，由于军政费用逐月增加，使得财政赤字逐月增大，造成了金融物价的不稳定状态。去年的某些暂时性的稳定，或者由于解放地区的扩大使人民币流通地区随之扩大，或者由于若干种商品适逢上市季节而价格未升。因为那时短期的稳定是建立在上述的条件上面，不是建立在财政收支的平衡上面，继之而来的波动，就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则不同，收支接近平衡，财政赤字极小，为了调剂军民需要和市场价格而必须掌握的几种主要物资，政府已有必要的准备。如果今后每月还可能增发少许钞票的话，主要也不是为了填补财政预算上的赤字。这一点，是与去年根本不同的。

　　全国人民及工商界过去十二年是处在通货膨胀（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二年间，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深受其苦。据统计，一九三七年六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国民党统治区的纸币发行量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第35、78、85、88、101页。」）的环境中，他们的生活及经营方法不能不适应这种环境。但是，必须看到，这种状况已经开始转变，并将进一步转变。当然，实现这种转变，也有一定的困难。因为经过十二年战争（注「这里所说的十二年战争，指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四年解放战争。——第9、63、78、95、128、140页。」）之后，人民的购买力大大降低，有些工商业长期走着投机取巧的道路。因此，希望全国工商界看到这种转变，预作必要的准备，与政府共同努力，克服转变中的困难，争取更好的局面。那些依靠通货膨胀投机取巧的人，要改变过去的行为，转入正当的经营，以避免对国家和自己的不利。我们还希望全国人民忍受目前某种程度的困难，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总之，我们的经济情况正在由坏转好，困难只是暂时的。

　　整理收支，缩小赤字，仅仅是财经工作的一部分，还有许多重大问题亟待解决。已经做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征收公粮中的畸轻畸重现象，应加改正；现行税则在执行中还须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审查，其中不合适者应予修改；税款负担和公债推销，应该达到合理和适当的程度；一部分工作人员在征收工作中的不良作风必须整顿；对税务人员要进行整训，防止贪污偷漏；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需要调整，使公私兼顾的原则在实际政策和具体办法上体现出来；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应该改进；公营工厂（注「这里所说的公营企业，意同国营企业，都是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不再使用“公营企业”这一名词。——第4、67、70、79、86、93、102、113、152页。」）的管理有待于改善；公私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应减少盲目性，逐渐增加计划性；如此等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六个月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的工作重心是放在财政方面，达到了平衡收支、稳定物价的目的，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数月的工作，除坚持财政工作方面一切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并克服工作中发生的缺点以外，将召开若干必要的会议，拟订若干必要的法令，把工作重心转到调整工商业（注「参见本书《目前经济形势和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的措施》一文（第99一110页）。——第79、114、138、267、283页。」）方面去，并做出成绩。

　　我要向此次政府委员会报告的第二个问题，是去年的灾情，今年的粮食准备工作和救灾工作。

　　去年，整个说来，我国的农业收成还不算坏，但灾情是严重的。之所以严重，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和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战争，对生产和水利长期破坏的结果。去年的灾害，除极小部分是旱灾外，都是水灾。华东的皖北、苏北、山东，华北的河北、平原（注「平原省——是旧省名，一九五二年撤销建制，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第30、79页。」），这五个省区的不少地方受灾很重。华中、西南、东北、西北各省的个别地方，也有灾情。全国合计，受灾程度不同的农田一亿二千七百九十五万亩，灾民共约四千万人。其中集中的大块的重灾区，共二千八百余万亩，最需要救济的重灾民约有七百万人。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自去冬以来，用各种方法救济灾民，帮助他们克服困难。现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今年全国的粮食供应够不够，会不会发生大困难？二是灾民能否度过当前的春荒？

　　在这里，我想把去年的灾情同一九三一年全国大水灾的情况作个比较。根据伪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一九三二年的报告，一九三一年八个省的受灾农田共一亿五千七百八十七万亩，计：江苏四千一百七十八万亩，安徽三千二百八十二万亩，湖北一千七百二十八万亩，湖南一千零七十九万亩，河南二千九百三十二万亩，山东一千七百一十六万亩，江西五百四十七万亩，浙江三百二十五万亩。灾民共有五千二百七十一万人。这就是说，一九四九年的灾田比一九三一年约少三千万亩，灾民少一千二百余万人。

　　再来看看一九三一年那次水灾之后的粮食供应情况，并把它同今年中央人民政府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作个比较。一九三一年大水灾的次年，即一九三二年，粮食进口，加上东北进关粮食，共二百二十四万吨。这个数字应该作为去年水灾之后计算今年粮食供应的一种重要的参考材料。我们今年的粮食准备是：东北入关一百零三万吨，四川运出二十万吨，浙赣、粤汉两铁路沿途若干地区可运出约三十万吨。如有必要，东北进关粮食还可增加。同时，我们还准备在必要时，购进若干外国粮食。即拿前述三项计算，已经与一九三二年的救灾粮食数字相差不很远。如东北增加入关粮食，外粮进口又不受阻挠，则相差更少。这是粮食准备方面的比较。如果计算到去年灾田比一九三一年约少三千万亩，多收获粮食约三百多万吨，则今年粮食供应绝不会比一九三二年差。

　　应该估计到，十二年战争之后，全国农田产量降低了，民间粮食的存底也薄了。但又要估计到，由于十二年来的通货膨胀，城市人民为了减少货币贬值的损失，大多购存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就粮食的消费说，因为长期战争造成的贫困，人民吃粮的数量是有弹性的，在粮贵的情况下，一般可以吃得粗一点，稀一点。

　　为了保证全国的民食，政府正在进行粮食调运。一方面，从交通不便但有余粮的地区，用各种方法运出相当数量的公粮到交通线上。同时，从去年收成较好历来又有余粮出境的省区，在不超过历年出境粮食的限度内，运出若干公粮接济灾区和大城市。

　　调运费用是很大的，平均计算，运费等于粮价，有些地方甚至超过粮价。运费虽大，但不少都被灾民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取得了。这样的调运，对全国有必要，对余粮区的农民也有利。如果余粮区的公粮不运到灾区和大城市，而就地与农民竞卖，则粮价将大跌，造成谷贱伤农的情况。另一方面，大城市如果粮食不足，必使工业品成本提高，其结果不仅大城市人民生活会发生困难，余粮区的农民也必然因粮食贱、工业品贵而受到损失。政府调运粮食的目的，是把偏僻地区的余粮调到可以机动的交通线上，既可以进，又可以退。只有这样的调度和部署，才能供应全国的粮食需要。

　　像上海、天津、广州这样的沿海大城市，曾经长期依赖进口粮食，今年则将以国内粮食来供应。许多人因为海口被封锁，担心大城市发生粮食恐慌。我们认为，除因内地交通十分不便而暂时又被封锁的个别海口城市，今年可能感到一时的粮食困难外，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大城市及各省城市，均将得到必需的粮食供应。今年单是国家的公粮，包括麦征之后的公粮在内，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