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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文选-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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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
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
在中央财经小组（1）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
今天我讲七个问题。
第一个是长期计划问题。我认为，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注「这里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国民经济规划。当时只是一个初步设想。——第200、207页。」），先搞五年计划。我上次说过，十年规划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恢复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发展阶段。只有恢复好了，才谈得上发展。在恢复阶段，可以逐渐看清楚发展阶段的问题。现在谈发展，情况还摸不准。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讲法，要很好斟酌。是讲以调整为中心贯彻八字方针（注「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针对“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提出一九六一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后来简称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个方针。从此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通过采取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增加日用工业品生产，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稳定市场等重大措施，到一九六五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工农业生产和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第207、251、257页。」），还是讲调整和恢复？这要由中央决定。但是，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
当然，在恢复阶段，有些方面会有发展；在发展阶段，有些方面还有恢复。例如牲畜，现在粮食紧张，首先是顾人吃，看来五年内不一定能恢复到过去的最高水平。
今年七月准备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也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来提前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财政经济形势，确定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并要求切实地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同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第207页。」），是否可以不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注「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个计划原定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七年实行。从一九六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同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鉴于对国际国内形势和一九六一年开始贯彻调整方针情况的分析，曾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主要是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后来根据国民经济恢复较快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贯彻调整方针，打下底子，从一九六六年起搞第三个五年计划。这个主张得到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同。——第207页。」）的指标，因为现在情况还没有摸清楚，很难提出比较切实的指标，甚至划个“框框”也困难。建议七月会议主要谈财政经济的形势，摆情况，把问题搞清楚，讨论方针，研究措施。对形势的估计和应该采取的方针，要认真讨论，把思想统一起来。
农业的全面恢复究竟有多快？还要看两年，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因此，不但今年七月提不出五年计划指标，甚至明年也难以提出。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在编制这个计划之前，我们同苏联的党和政府谈过，同斯大林也谈过。一九五二年底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做出计划来，是在一九五五年春天，先经过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七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才公布的。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用了三年多的时间。现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情况更复杂。为了把问题看准，我看现在不忙于搞指标。至于明年的年度计划，可以在今年的七月会议上先提出一个“框框”，使大家心里有个数。
第二个问题，今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这是非常必要的。定了以后，后三个季度就不要变动了，再不要像往年那样“一年计划、计划一年”，使计委的同志苦得不得了。过去改一两个数字就要重新算一次帐，而数字又不落实，把精力都放在算帐上，顾不上研究形势和方针。以后不能这样办。今年的计划调整以后，执行中的某些变动，由经委去管。
现在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材料的分配，要先满足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当然，这也是根据实际可能。例如，按照农村的需要，今年供应五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木材，这是做不到的。不过，必须尽可能先照顾农业。材料的分配，第二要满足市场的需要，主要是日用工业品生产的需要，根据实际可能，能多给一点就多给一点。这两项定下来，再考虑其他。管年度计划，首先就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
现在城市的主、副食品供应都不足，人民的体质下降。可不可以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如果一年增产十五万吨鱼，奇Qīsuu。сom书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周恩来同志插话：陈云同志以前提出的每人每天供应一两豆子的办法很好。但人的营养光有植物蛋白不行，还要有动物蛋白。和尚尼姑，每天打坐，有植物蛋白也许就行了。我们这些人不行，劳动量比我们大的人更不行，有了植物蛋白，还需要有点动物蛋白。）每人半斤鱼，再搞点高级馆子，有钱可以去吃。这样，我们对干部适当照顾一下，群众就不会有多大意见了。现在不少人对照顾干部的办法有意见，这是有道理的。增产鱼的指标和措施，必须从今年开始列入年度计划。这个问题，只要切实安排，是可以解决的。
我还想到，除了每人半斤鱼，到明年年底，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每人每月可不可以增加半斤肉？据姚依林（注「姚依林，一九一七年生，安徽贵池人。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七九年六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八五年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第143、209、263、340、358页。」）同志说，今年计划收购一千二百万头猪，每头按六十斤净肉计算，共有七亿多斤。除开出口和其他必保的用途以外，平均每人每年可以有六斤。猪要保证收购到，收购到以后，还要合理分配，如压缩一部分出口。这样，鱼、肉两项，五口之家一个月就有五斤。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如果六千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今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
同志们，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我看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周恩来同志插话：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第三个问题，综合平衡。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牵涉到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提法。究竟什么是积极平衡，什么是消极平衡，认识是不同的。我以为，现在首先要弄清楚两点：一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一点是，从什么“线”出发搞综合平衡？
先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有些同志认为，现在不能搞综合平衡，因为没有条件。他们主张先订出几个远景指标，然后推算出各种数字，制定建设方案。冶金部的领导同志原来想在七年内搞三千万吨或者两千五百万吨钢。我问他，那时候品种能不能齐全？他说还不能齐全。我的看法是，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能说在达到了多少万吨钢以后再去搞平衡。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按照国内和国外的经验，生产一百万吨钢，就要相应地有近五万吨的有色金属；在有色金属中，铜、铝、铅、锌又有一定的比例，缺一样都不行，数量少了也不行。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
再说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无非是长线、短线。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例如，生产一定数量的钢，需要一定数量的有色金属，那就要认真地计算这些有色金属当年能生产多少，能动用库存多少，能从国外进口多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平衡，确定钢的生产指标。冶金部的领导同志想说服我，说他们打算搞二千五百万吨钢，有色金属不够，可以从国外进口。我给他们算了一笔帐，按百分之五计算，每年增加三百万吨钢，就需要十五万吨有色金属。开国以来，进口有色金属最多的年份是十三万吨。明年要增加三百万吨钢，假定国内生产不足的有色金属可以靠从国外进口，那末，后年再增加几百万吨钢，又需要进口更多的有色金属。我看，即使有那么多的外汇，在国外市场也很难买到。所以，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这样做，生产就可以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配了套才能做大事情，不配套就只是一堆半成品，浪费资金。
按照短线进行综合平衡制定计划指标以后，长线怎么办？一种办法是继续生产。如一机部（注「这里所说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是一九五八年二月成立的。参见本书注＇53＇。——第111、152、212页。」）的生产能力，许多是长线（内部也有很多短线），生产出来的机器今年用不上，但明后年需要的，可以安排生产，生产出来暂时存在库里。不过也要考虑，是生产出来放在库里好，还是把原材料用于生产更急需的东西好。这就是说，另一种办法是，现在不需要的，或者虽然需要但不是急需的，就可以停下来，生产更急需的东西。
总之，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例如，煤的生产指标，应该按照实际可能进行安排，即使比实际可能安排得低一点，也没有损失，东西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还可以多生产。长期计划的指标，更要注意留有余地，而且以后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
最后，我查了美、英、德、日、苏等国九十年来钢产量的统计数字，看出这些国家钢的年产量在一千万吨以下的时候，花的时期最长。美、英、德、日等国，钢产量在五百万吨到一千万吨之间，就成了帝国主义国家。苏联也是在这样的生产水平上，成了工业强国。大体说来，这些国家钢产量在五百万吨到一千万吨的时候，各种工业就比较齐全，把工业基础打下来了。日本在发动七七事变（注「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所以也称七七抗战。——第213、233页。」）的时候，钢产量还不到七百万吨。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
这几年，大家的胃口大了，每年一百来亿元的投资似乎不算什么。中国从张之洞（注「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直隶（今河北省）南皮人。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一八八四年任两广总督，开始兴办新式工业。一八八九年调任湖广总督，开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力主筹办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第213页。」）办工业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私营工业的固定资产一共只有二十二亿元左右。现在，我们一年就花一百亿元的投资，安排合理，搞得好，一年就等于过去几十年，规模还能说不大？一百亿元投资，需要二百万吨钢材。现在我们年产七八百万吨钢材，拿两百万吨来搞基本建设，可以做很多事情；此外，还可以有五六百万吨钢材搞其他事情。
第四个问题，物资管理制度。总的说，物资管理应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集中。现在，物资是由国家、各部门、各地方分管的。今后，部管的产品不能太多。钢材交冶金部管，他们就“监守自盗”，应该归国家统一管理。现在经委的精力和时间，一半以上是用在物资的分配和调度上。生产过程也是物资的调度过程，如果无权调度物资，也就无法统一指挥生产。要找管物资的同志开会，总结经验教训，包括集中过多和分散过多的经验教训，研究出一套科学管理的办法来。
第五个问题，要研究农业的基本情况。计委、经委、农办（注「指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参见本书注＇48＇。——第213页。」）要扎扎实实地做调查，认真研究农业生产的各种条件。在此基础上，拟定农业生产指标。
第六个问题，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计委有个传统，一开始就是搞工业，搞基本建设，其他方面，如农业、财政、贸易等，都是凑凑合合。这有历史原因。恢复时期（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到一九五二年底，就恢复了被长期战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所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一时期，称为恢复时期。——第107、200、214、366页。」）有个财经委员会（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九月撤销。——第45、214页。」）统管财政经济。成立计委以后，农业和财贸是农办和财办（注「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参见本书注＇24＇。——第214、256页。」）分头管的。
财经委员会的时候，我着重注意的是三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毛主席看到反映资本家意见的材料，这批条子要我研究。每次资本家来北京开会，我们就注意研究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个“反对派”站在我们面前，可是好事，逼着我们多考虑问题。二是基本建设投资。我当时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三是劳动力。每年大家都要求增加人，我卡得很紧。人进来容易，出去很困难。进来了就得发工资，供应吃、穿、日用品。凡是增加职工，我总要算一算，看市场供应怎样。如果物资不够，就不准增加人。基本建设投资和劳动力这两条管住了，计划大体上也就管住了，就不至于出乱子。那时候，我对农业管得少，后来才管了粮食统购统销。黄敬（注「黄敬（一九一一——一九五八），浙江绍兴人。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第214页。」）同志曾经提出：银行的信贷资金很多，商业的流动资金很多，为什么不从这两方面抽点钱多搞点基本建设？他不懂得，把必要的信贷资金和流动资金拿来搞基本建设，物资供应就要出现缺口，这是不行的，是有危险的。
过去我们每年要算一次帐，购买力多少，商品供应有多少，要使商品供应量超过购买力。一百元的购买力，要有几百元的商品，否则，就会出现市场供应紧张，因为有些商品不一定适应消费者的需要。商品供应量大于购买力，才能使消费者有选择的余地。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不适应，市场就不能稳定，甚至造成通货膨胀。
第七个问题，要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对于目前的形势、方针、措施，以及工作重点摆在哪里，实际上有不同的看法。每个部委，每个单位，都要鼓励有不同看法的两方面把意见发表出来。在我们党内，在政府机关内，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可以使我们看问题比较全面，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
（1）注「一九六二年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扩大会议之后，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工作和调整这个小组成员的问题。同年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为组员。——第207页。」
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一九七三年六月七日）
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
（一九七三年六月七日）
陈云：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今天是晒网时间，只谈半小时好不好？
陈希愈：（注「陈希愈，一九一一年生，山西霍州（今霍县）人。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第216页。」）好！
陈云：我想了解一下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请你们从以下几方面收集一些材料：
一、美、日、英、西德、法各国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的货币发行量是多少？外汇储备是多少，其中黄金储备是多少？
二、现在世界黄金年产量是多少，其中主要产金国的年产量是多少？
三、八百亿欧洲美元分布在哪些国家和地区？
四、作为经济繁荣、衰退、危机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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