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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文选-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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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很需要，我也做过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我在小蒸——我的家乡做调查研究工作，蹲了半个月，调查中发现，公家养猪的地方脏得一塌糊涂，小猪、大猪、病猪、好猪都吃一样的东西。我看到农民家里养的猪，干干净净，还捉泥鳅喂猪吃。所以，当时我主张把猪分给农民私养，包括大部分母猪。因到北京以后，我向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那次我花了半个月，调查一个小蒸，一个乡就是了。公私合营那个时候，敲锣打鼓到天安门游行、我就叫姚依林（注「姚依林，（一九一七——一九九四），安徽贵池人。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时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七九年六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八五年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第143、209、263、340、358页。」）、吴波（注「吴波，一九○六年生，安徽泾县人。一九五六年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第358页。」）同志研究公私合营中的问题。研究的结果是，商业里头的每一行业都有大的、中的、小的商店，我们把它们分成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三类就是了。并且提出，小商小贩在合作小组内的各自经营的办法，应该长期保存。我那个时候身体还好，除上午、下午有事外，经常是晚上八点钟到周总理那里，十二点钟到毛主席那里，也忙啊。调查研究的方法，我看不是一百多个部一个一个地都拿本子在书记处会上念一道，大家东插一句、西插一句，最后主持会议的讲一讲就通过了，调查研究的方法，也不是一个星期跑二十二个县，那样无非是坐汽车走一圈就是了。这种工作方法太简单。
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
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我新到一个地方工作，经常是不带什么干部的。解放初，从东北进关以后，我是就地取材。姚依林、吴波同志都是华北的。我们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平常不熟悉的干部也要用。就地取材是很重要的一条原则，五湖四海，再加一个德才兼备，这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大方针。现在有同志常说，要开拓型干部。开拓型也要，但首先要强调有德，有党性。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我希望政治局、书记处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七日）
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七日）
我今天主要谈谈你们现在身负重任和要学习哲学这两个问题。
我们国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领导人是小平同志。但他今年的岁数，照中国老的算法，已经八十四岁了。过不了多少年，党和国家的全部领导重担都要落在你们一代身上。
为什么我把你们的担子看得这么重？因为，我们国家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它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国家是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在世界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延安，我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我们学习。那时，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一共六个人，有我、李富春、陶铸（当时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王鹤寿、陈正人、王德（注「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鹤寿，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陈正人，当时任陕甘宁中央局组织部长。王德，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地方科科长。——第360页。」），还有几位旁听的“后排议员。”学习小组不要很多人，大体上都要处在同一理论水平。学习方法是，规定每周看几十页书，然后讨论一次，研究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各种意见都可以争论。
我们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学习，坚持了五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那时我们读的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外，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也读点别人的著作。毛主席《论持久战》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台儿庄一战（注「台儿庄在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南部（抗日战争时期属峄县管辖）。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侵华日军为打通津浦线，进犯徐州，连结华北与华中战场，派遣若干（矶谷）师团和第五（板垣）师团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进行台儿庄防御战，首先在临沂挫败板垣师团主力，接着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围歼孤军深入的矶谷师团，至四月七日结束。台儿庄战役共歼灭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一万余人，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第361、372页。」），一部分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主席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各种情况，就亡国论、速胜论还是持久战这个问题，先在小范围讲了一次。讲后我对他说，是不是可以在大一点范围给干部讲讲，他同意了。后来毛主席自己动手把讲稿整理出来，印发给大家。《论持久战》一文的公开发表，震动了解放区，也震动了国民党统治区。
在延安，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我都看过，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实事求是。这里的关键是要把“实事”看全面。我过去说过，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因此，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对于一件事，我有了一个意见之后，可以先放一放，再考虑考虑，听听有没有不同意见。如果有不同意见，就要认真听取，展开讨论，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驳倒错误意见的过程，也是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的过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常常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不讲出来，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这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国务院财贸办的时候，有一回财政部副部长王学明主张通过提高工农产品比价，从农民那里多拿点钱，用于扩大基本建设。为这件事，大家辩论了三天，最后王学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相互辩论，也是一种比较，可以看出哪种意见是对的，哪种意见是不对的，然后取得一致看法。
总之，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
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注「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第362页。」）
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
*注「这是陈云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
一、中央纪委和下级纪检机关成立以来，成绩是主要的，也存在不足，需要改进。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
二、去年十月邓小平（注「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一九七七年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后任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先后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62、283、298、330、351、358、363、379页。」）同志、先念（注「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六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八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三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197、235、252、260、341、345、363、378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大国策（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大国策*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这两份材料注「指新华社记者所写《“卫星看不见的城市”——本溪市环境污染情况调查》（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和人民日报记者所写《四川排放污物总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两文。——第364页。」你们那里也有，现送去请再看看。
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
请告诉有关部门，这方面的材料，以后注意送我看看。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李鹏、姚依林等同志的一封信。」
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一九八八年十月八日）
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八年十月八日）
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
下面，我谈八点意见。
（一）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十亿人民要吃饭，农民种地卖粮给国家，天经地义。
现在相当大一批农民搞乡镇企业，买粮食吃，不能小看。
对乡镇企业要做些调查研究，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不行的，以便积极引导，使其健康发展。
（二）种田必须养地；承包工交企业的，必须确保设备完好率。
化肥用得越多（超过一定数量），土地就越瘦，今后必须大力提倡施用农家肥。要研究现在农民不重视农家肥的原因，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有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消极的一面，比如不少企业为了完成承包数，硬拼设备，带病运转。近年来安全事故增多，恐怕与此有关。企业一定要维护好设备，特别是关键设备，四个九不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总之，要看到，现在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应当引起重视。
（三）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
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
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
现在非生产性建设、特别是楼堂馆所建设搞得太多了，连黑龙江也跑到北戴河去盖楼堂馆所，真是怪事。
（四）永远不打赤字财政。
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
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
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
（五）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现在不应该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
三年恢复（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到一九五二年底，就恢复了被长期战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所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一时期，称为恢复时期。——第107、200、214、366页。」），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
从“一五”（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到现在近三十六年，中间虽有曲折，但发展也不算太慢。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们搞的一百五十六项（注「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些建设项目是苏两国政府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四年间经过反复协商后分批确定的，后调整为一百五十四项。一九六○年由于苏联单方面废弃协议，实际进行施工的项目为一百五十项。——第255、286、366页。」）、尖端科学技术、石油自给、武钢一米七轧机、十三套大化肥、宝钢以及铁路、电力、农田水利等建设，它们的作用不能低估。
苏联能同美国抗衡，到现在才用了七十一年。而美国，从华盛顿（注「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美利坚合众国的奠基人，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七年任总统。——第367页。」）时代算起，到现在近二百年。
当然，目前国内外情况同过去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也不是说没有缺点错误。
我在一九七九年三月说过，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以，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
还是那两句老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七）对储蓄搞保值是必要的。同时，国库券也要保值。
如果不从根本上采取稳定市场物价措旅，提款抢购风潮还会再起。
外债可以借，但要尽量少借。借外债，要用得好，还得起。
（八）目前财政经济遇到一些困难，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作用。
*注「这是陈云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
要反对动乱（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九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要反对动乱（1）*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九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
一
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
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注「李鹏，一九二八年生，四川成都人。一九四八年后，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任中国留苏学生总会主席。一九五五年后，任丰满发电厂副厂长、总工程师、东北电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辽宁阜新发电厂厂长、北京供电局革委会主任、北京电业管理局局长等职。一九七九年后，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和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等职。一九八三年六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五年九月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八八年起任国务院总理。——第299、368页。」）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二
在党员登记工作中，暂缓登记可以有，但是要把政治问题同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分开。在政治问题上，处理要格外慎重，只要检讨了（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表示本人现在对错误的认识程度），这就是记录在案了，不要扭住不放。扭住不放，不是我们党的好作风。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很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一九八九年的这场风波，是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的非常复杂的政治事件，也是我们党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当时中央常委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加上中央有些报纸进行了错误的宣传，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都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我主张，对于这场政治斗争，应该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来处理。就是说，应该从全局的观点，即从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对犯有错误的同志的审查，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对于那些触犯法律的，应当依法惩办。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开七大的时候、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还是被选进中央委员会，李立三（注「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于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第285、369页。」）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去年我们撤销了赵紫阳（注「赵紫阳，一九一九年生，河南滑县人。一九八○年十二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九八一年六月起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一九八九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他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第282、306、343、369页。」）同志的党内一切职务，但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对于胡启立（注「胡启立一九二九年生，陕西榆林人。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八九年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第369页」）同志，仍然保留中央委员。我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是有利于安定团结的，有利于教育团结绝大多数人的。中国现在是十一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动乱不得。
*注「本文第一部分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要点，第二部分是陈云同志写给中顾委常委各同志一封信的节录。」
（1）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在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诬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由于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对动乱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发展。从五月十三日起，北京非法学生组织“高自联”煽动一些人进行绝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为保证社会安定，恢复正常秩序，国务院决定自五月二十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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