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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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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伤心事了。傅家杰说得对，“黑暗已经过去，光明已经到来。”可惜的是，林贼、“四人帮”造成的一代人的偏见，绝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中央的政策来到基层，还要经过千山万水。积怨难除，人言可畏。我惧怕过去的噩梦，我缺少像你那样的勇气！
记得有一次批判白专道路，那些占领医疗卫生阵地的“沙子”，点了你的名，也点了我的名。会后，我们一起走出医院的大门。我说，“我想不通。为什么刚有一点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就要打下去？以后，再开这种会，我不参加，以示抗议！”而你却说：“何必呢！再开一百次我也参加。反正手术还得我们做。我回家照样钻研！”我问你：“这么批你，你不觉得冤吗？”你还笑了，你说：“我一天忙得晕头转向，没时间去想它！”当时，我真佩服你！只是快分手时，你却嘱咐我：“这种事，你别告诉傅家杰，他自己的事就够烦的了。”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条街。我看到你的脸色是平静的，目光是自信的。你心里的想法是任何人动摇不了的。我也明白，你是用多么坚强的毅力抵抗着那些袭来的石子，走着自己生活的路。如果我能够有你一半的勇气和毅力，我也不会作出今天的抉择。
原谅我吧！我只能对你这样说。我走了，我把心留在你身边，留在我亲爱的祖国。不管我的双足走向何方，我都不会忘记故国的恩情。相信我吧！我只能对你这样说。相信我们会回来的。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等亚亚学有所长，等我们在医学上稍有成就，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最后，衷心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经过这场大病，你应该接受教训，自己多照顾自己。这不是我劝你自私。你的不自私，是我历来敬佩的。我只希望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只希望中华医学的新秀能够吐出更多的芬芳！
别了，我的好友！
亚芬
匆匆于机场
二十二
一个半月以后，陆文婷大夫病体初愈，被允许出院了。
这几乎是一个奇迹。以陆文婷平日极为虚弱的身体，突然遭到这样一场大病的袭击，几次濒于死亡的边缘，最后竟能活了过来，内科大夫都感到惊异和庆幸。
这天上午，傅家杰怀着感恩的心情在妻子身边忙着。他替她穿上棉衣毛裤，又穿上一件蓝布棉猴，围上一条驼色大长毛围巾。
“家里怎么样了？”她问。
“挺好。昨天你们支部还派人去帮着收拾了。”
她立即想起那间小屋，那个罩着白布的大书架，那窗台上的小闹钟，那张三屉桌……
从死亡线上回来的她，虽然穿了这么多衣服，仍觉得身上轻飘飘的。当她站起来时，两腿打着哆嗦，很难支持身体的重量。她整个身子几乎全靠在丈夫身上，一手拽住他的衣袖，一手扶着墙，才迈出了步子。接着，一步又一步，她慢慢地走出了病房。
赵天辉院长、孙逸民主任，还有内科和眼科的一些同志们，跟在她身后，看着她一步一停地沿着长长的甬道，朝门外走去。
接连下了几天雨，一阵冷风吹得光秃的树枝呼呼地响。雨后的阳光格外的明媚，强烈的光束直射进这长长的长廊，冷风也呼啸着迎面吹来。傅家杰倍加小心地搀着妻子，迎着朝阳和寒风朝前走去。
门外石阶下停着一辆黑色的小卧车。那是赵院长亲自打电话给行政处要来的。
陆文婷大夫靠在丈夫臂上，艰难地一步一步朝门外走去……
1979年11月于北京
并非有趣的自述
一
关于我自己，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愿写。
多年来我奉行这样的原则：谢绝采访、谢绝上镜头、谢绝上封面、谢绝介绍创作经验。为这，我得罪了很多不辞辛劳的记者、得罪了很多可尊敬的编辑，也得罪了很多热心的爱好文学的朋友。我常常因此而自疚，但又没有别的办法。
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难言之隐。我没有什么个人的秘密。如果需要的话，我什么都可以公开，包括我的身世，我的经历，我的家庭，我的遗憾。可是，有这个必要吗？
这也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谦虚。我并不具有这种高贵的美德。我非常自信，很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意见，常常为此受到批评。
这更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创作的诀窍不能外传。我在创作的路上走得很苦。我不敢说有什么创作经验，更不相信我的“经验”能帮助别人打开文学之门。
我只是认为，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写出作品来。读者关心的是你的作品，不是你的家庭，你的经历，你的脾气。作品中包含了作者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态度，自然也包含着作者对创作的探索、包含了作者的个性。读者需要了解的，尽可以从作品中去了解。除此之外，一切都可以说是多余的了。
坚守这道防线，我“击退”过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也遭到过很多次的失败。或者为了很好的朋友，或者为了工人，或者为了农民，我只好退却。但我还是尽可能少说一点。我以为就是这一点儿，也已经太多了。
然而，世上确实有这样的“能人”。他们没有访问过我，能写《谌容访问记》、《谌容在农村》、《谌容谈创作》。有的送我“审阅”，被我扣下了；有的未经我同意，竟自发表了。到后来，以讹传讹，许多不实之词，弄得人啼笑皆非。
抗议吗？都是好意。怎么能抗议呢？我只剩下沉默。
现在，我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委会要出《谌容研究专集》。作为一个作者，我属于人民。我的作品，属于社会。我不能拒绝别人研究。既然不能拒绝别人研究，我也不能拒绝向人家提供资料。我不得不再一次退却，并且不得不退得更后一些，我想到那些见之于文字的和未曾见之于文字的讹传，也许利用这个机会，把我的生平，我的写作，明明白白地写出来，或许有益于我的作品的研究，至少可以澄清一些误传。
于是，我来写这篇并非得已的自述。这里没有轶闻，没有趣事，有的只是严峻的生活。它只供研究之用。对于那些茶余饭后喜欢议论文人逸事、特别是女作家逸事的人来说，这绝非什么有味的文章。
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今后再也不写这样的文章了。
二
“祖籍四川巫山，生在湖北汉口，长在嘉陵江畔和长城脚下，浪迹天涯海角，当过工人，上过大学，搞过翻译，任过教师，被别人改造过，也‘改造’过别人，现在是个专业作者，或曰作家。”——倘问我的简历，如此而已。
三
我从来没有到过巫山，至今不识故乡的面目。只是在很小的时候听说，老家在巫山县的大山中，祖父有不少土地，想必是个地主。
父亲毕业于中国大学，解放前在国民党北平、重庆、内江等地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任过庭长，院长等职务。
母亲是河北保定人，毕业于河北女子师范高中。曾任教师，不过，她教书的时间很短。
公元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我降生在多难的中国。（我的生辰日月，直至前年我母亲来北京小住，适逢中国新闻社记者来访，和老人闲谈中才搞清楚，她说，“我这个女儿是民国二十五年阴历八月十八日生的，不到一岁就‘七七’事变，抱着逃难至四川。”）
关于我的童年，一九八一年岁末，在广州时曾同《花城》编辑部的同志谈起，想写一组散文。后来写成几篇，（两篇底稿给编辑同志看过）。其中有一篇《童年的记忆》，可以说是这组散文的开篇。
我是这样写的：
我没有牧歌式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连绵不断地逃难中，在光怪陆离的“大后方”度过的。
黄金一般的童年时代，去得那样匆忙，竟不曾在我心中留下些许美好的回忆。襁褓之中，由楚入川。稍知世事，由川西平原来到川东乡间，寄居在层层梯田环抱着的一个寂寞的坝子上。生活就像那里的冬水田一样静静的，没有涟漪。
我多么希望从记忆的深处去搜索童年的诗情。哪怕只是半点天真的欢喜，一缕浪漫的幻想，也可以让我去细细地咀嚼其中的甘苦，寻觅那消失在远处的生活的脚印。
然而，仿佛这一切都不曾有过。
我的童年是冷峻的。
残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是那些不可捉摸的大人投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的阴影。我早熟，孤僻，不记得曾经有过亲密的小朋友，却记得曾经一次又一次悄悄地探索过大人们的秘密。
大人，简直是个谜。他们的喜怒哀乐，变幻无常。他们的言谈笑语，高深莫测。大人，是一个神秘的海洋，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这个小小的探险家。说也奇怪，有些大人，只见过一面，只听到他或她的片言只语，却永远留在记忆中了。
那其实也只是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记忆。现在想来，多半是当时年纪太小了，对大人们做的和说的，不理解，不明究竟。但，终因为曾经想过，思考过，反留下了印记。待到白发爬上鬓角，自己在生活的路上走了长长的一段，阅尽人间沧桑，那不曾理解的终于理解了，那朦胧的终于清晰了。我的大朋友们就像拨开重重迷雾的幽灵，臂挽飘逸的轻纱，飞舞在我的思绪里，逼着我的笔，把他们勾画出来。
啊！失去的童年，那是一个死了的时代，它不会回来了。这是新一代的幸福。
在这一组散文里，我写了《卖豆腐的女人》、《背柴的小女孩》、《“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美人儿》。原准备再写几篇，一并发表，后因赶写一个中篇，把这个计划中断了。
一九八三年初，在上海参加故事片会议，看到上影厂根据台湾女作家的小说改编的《城南旧事》，那也是以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旧社会的人和事的，同我写的这组以人物素描为主的散文，在手法上有几分相似。尽管我写的人和事同《城南旧事》并不相同，她写的是旧北平城市生活，我写的是四川农村生活，但那情调却颇接近。我遵循的创作原则之一是，努力不雷同自己，更不要雷同于别人。她既先于我为观众所知，我就退让了。就这样把这组散文搁下了。《花城》编辑部的同志去年还催问我这组散文，我未便明说，只说手懒，尚未完工。其实，我是在等待上天，赐我以新的写法。如果找到了，写出来了，我愿意把这组散文奉交《花城》发表。那或许有助于读者们了解我童年时期的生活环境，了解生活曾经给了我怎样的教育。
四
一九四九年底重庆解放了。那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那时，我是重庆南岸的女二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我和同学们一来起迎来了山城的春天。
不知为什么，父亲把我和妹妹送到成都的一个亲戚家里。这位亲戚很富有，开着一个针织工厂。我是他家的客人，也是个特殊的学徒工。在那里一年，我学会了用机器织袜子。但我觉得住在那里索然无味。
我渴望脱离我的家庭，渴望过一种新的生活。
一年后回到重庆，我报考过部队文工团。他们录取了我。我又报考了西南工人出版社，他们也录取了我。
那时候，到处都要人，到处都有工作。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参加工作”就是“参加革命”。“革命”二字，对于青年学生，即便是对我这个所学极少的女学生来说，也是多么富有吸引力啊！
我在部队文工团和工人出版社之间选择了后者。在人生之路上的这第一个抉择，对我后来的生活当然是有重大影响的。但，对我说来，作出这样的抉择并不困难。较之歌舞，我更爱书籍。自从认识了一些字，我就偷阅了家里所有我能看懂或半懂不懂的“闲书”，能有机会生活到书的海洋中去，可谓“得其所哉。”
当时的西南工人出版社刚刚创办，还没有力量出书。它只有一个门市部，只有一项任务——卖书。我站在书台前，看了不少书。我背着书箱到工厂、到煤矿，看到解放了的工人多么渴望书。
一九五二年，西南工人出版社门市部并入新华书店。我被调到西南工人日报编辑部工作。在编辑部，我是一个“最底层”的工作人员。登记来信、分发来稿、收抄记录新闻。我努力完成分配给我的每一项工作，并且自学俄语、画画和高中课程。
一九五四年，我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五五年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现为北京外语学院），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调干大学生。在大学里，我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一九五七年，我从北京俄语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当俄语翻译和音乐编辑。先后在伊朗语组和对苏广播组工作。我得过先进工作者的嘉奖，也一次一次地晕倒在办公室。一九六二年，我被精简下放，到北京市教育局。当俄语教师。
五
但是，我又一次次地晕倒在讲台上。
没有一个学校愿意要一个经常晕倒在讲台上的教师。这样，我成了一个分配不出去的教师，一个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一个不为社会所需要的人。
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页。
在绝望中，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文学才能，只是因为我不能上班，又不甘心沉沦，总得干些什么事。不能坚持八小时工作，那么四小时，三小时，只要还活着，我就得有所作为，就得对社会尽自己的一份义务。
那时候，搞文学创作，讲的是“为工农兵服务”，对于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除了“深入工农兵”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在工农兵当中，我选择了农民。比较起来，农民对我不算太陌生。这同我幼年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农村，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
一九六三年秋，我把两个孩子送到上海的亲戚家里，告别了丈夫，只身来到山西汾阳县万年青公社贾家庄大队。六十年代中期，贯彻调整方针，农村在复苏。农家的小院里又有了猪，有了羊，有了鸡，农民的脸上又有了笑容。我生活在善良的农民中间。每天扛起锄头，同我的房东一起，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工余之暇，我给农民画画，也给农民当教员，教他们学文化，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这使我精神非常愉快，得到极大的宽慰。我在城里几乎被人遗弃，在农村却结识了很多朋友。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来“深入生活”为了写小说什么的。我一个字也没写。但是，我的这些农民朋友，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音容笑貌，却铭刻在我心里，后来又一一再现在我的小说里。这年冬天，开始“四清”。工作队进村，我作为一名国家干部，又了解村里的不少情况，被动员参加“四清”工作队。但是，作为农民的朋友，我又不愿意干伤害朋友的事情。这不是什么“仗义行为”，而是因为我对那些老实、忠厚，有时也玩弄一些小小的计谋以应付上级领导各种命令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从心里深表同情。左右为难，我只好一走了之。
回到北京，我写了两个农村题材的多幕话剧。一个题名《万年青》，一个题名《今儿选队长》。我给剧院送去过，也给《剧本》月刊投寄过。我得到了鼓励：“有生活气息”，“语言很好”，“有的人物很鲜明”，“有的戏很精彩”，但是，“整个剧本还不成熟”。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来说，这就是很高的奖赏了。它坚定了我走创作之路的决心。但是，怎样才能使整个剧本成熟起来呢？我感到茫然。
在这里，我要感谢戏剧家李之华同志，他看了我的这两个剧本，给我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并且允许我去旁听他在中央戏剧学院的讲课，使我多少懂得了一些戏剧规律。
我的第三个剧本是《焦裕禄在兰考》。这个剧本送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后来准备恢复戏剧演出，北京人艺组织了戏组，准备排这个戏。我和导演、演员一起到河南兰考体验生活。我满以为这个剧本可以同观众见面了，结果又吹了。
接连三次失败，使我对剧本创作失去了信心。我同剧组的同志一起去体验农民的生活，同时也体验到剧组的生活。我开始明白了一点儿：一个剧本从剧本组通过、导演通过，剧院领导通过，再到上级领导通过，有层层关卡。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怎干得了这个差事！
这样，我退下阵来。
但是，我并没有灰心。既然我的语言还有某些可取之处，笔下的人物还有某些可信之处，并且还能传递出某些生活气息，我为什么非在话剧这棵树上吊死呢？为什么不让我的人物，我的语言出现在小说里？小说不也需要生活气息，需要戏剧性的情节吗？于是，我开始写小说。
当然，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事情了。
六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个“逍遥派”。
这并不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反对“文化大革命”，而只是因为别人或者“停课闹革命”，或者“就地闹革命”，我是教育局的编外人员，没有所在单位，没地儿“闹革命”。
然而，“逍遥”也不那么容易。后来，我们这些由于各种不同原因列入编外的人员，同“旧北京市委”的干部，一起被打发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我又来到农村。同上回去农村不同的是：上次是去山西，这次落脚在京郊通县。上次是通过“后门”，请了病假，拿着劳保工资，自筹路费；这次是通过正门，拿着全部工资，路费可以报销。对我来说，有这样优惠的条件去“体验生活”，是不幸中之大幸。
当时，除了每个月放四天假，回城料理家务，对于什么时候能结束这种放逐的生活，是不能想，也不敢想的。不过，我还算安心，因为它毕竟使我又有机会来到农民身边。我同他们一起插秧、割麦、喂猪，寒冬腊月去挖河；也同他们一起偷懒，一起糊弄上面的各种瞎指挥。再就是同老大妈、二婶子、姑娘们一起盘腿坐炕上纳鞋底，说家常，听他们说东道西，讲古往今来的各种故事。
后来，不知怎么又时来运转，我们这些“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一夜之间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被委以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重任，进驻到各个村去，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当然，这也含有“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经受锻炼，接受考验”的成分。这场考验的结果是，开拓了我农村生活的视野，给了我极大的活动余地，使我有机会结识了从县、社到左邻右舍各个大队的干部，结识了过去由于避嫌而不敢接触的地、富、反、坏各式人士。
就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之余，我趴在农家小院的炕头上，开始写我那本倒霉的长篇小说《万年青》。如果我能够知道我这部处女作后来会惹出那么多事来，我肯定是不敢动笔的。
然而，谁又能有这样的预见呢？
七
《万年青》写的是一九六二年华北某地一个生产大队反对包产到户的故事。
这并不是我杜撰的。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很多农村都曾经发生过。焦裕禄树立的四面旗帜当中，就有一面是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韩村。我那个未曾公演的剧本《焦裕禄在兰考》，主要就是写他支持韩村贫下中农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的那一段。当我改写小说的时候，就以一个村的贫下中农反对包产到户为主线，把我过去写的几个剧本中比较成功的人物和情节编织在一起，铺陈为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这部小说动用了当时我的全部“生活积累”。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它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来还比较顺手。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当我结束“下放”生涯，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五中学当俄语教师时，我的丰硕成果之一，就是怀揣着这部手稿。
但是，当我脱稿时，我自己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的。我的第一读者是李希凡同志。他读了原稿，给我写了一封信，予以肯定。这使我有了寄送出版社的勇气。
说来也巧，当时被“打倒”在家的王揖同志（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听说我写了一部小说，毛遂自荐，说他同刚恢复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同志很熟，可以请严文井同志给我看看，我欣然同意。于是，原稿就到了严文井同志手里。
那时，我还不认识严文井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严文井同志并没有因为是王揖同志转去的稿子有什么特别关照，而是把稿子交给出版社小说北组的编辑许显卿同志，说：“你把这部稿子看看，提点意见退回去。”这里，我丝毫没有责备严文井同志的意思。我所以要把他这句话写出来，是为了替他洗刷一下后来他为这件事蒙受的不白之冤。
许显卿同志是一位工作极端负责、有长期工作经验的文学编辑。他读了原稿，对《万年青》持肯定态度。于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级领导，包括王致远同志、韦君宜同志、屠岸同志都看了，一致同意把这部小说列入他们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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