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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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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ㄔ�2640米）的山口，我就有一种醉醺醺的成就感，心里不由得飘飘然起来。
上坡好比在银行里存钱，接下来的自由滑行就像随心所欲的大挥霍，像在尽情享受之前的劳苦换来的果实。一开始我因为不放心路面而使用了刹车，等到后来路面越来越平滑，我就干脆撒开双手，在阳光普照的山坡上尽情滑行，山风呼啸，我感觉自己像鸟儿一般在空中自由飞翔。
*
“为啥不坐飞机呢，克里斯托弗？”
每次想起那个讲求实用主义的朋友略带嘲弄的口吻提出的问题，我就忍不住发笑。坐飞机旅行毫无意义，不仅如此，就连坐大巴和火车的念头于我也最多只是一闪而过，因为你会被一种奢侈麻痹。这个星球的广阔和多样之所以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面前，是因为我选择了现在的这种方式。在自行车上，视觉、声音和气味那么地生动而直接；我的感官不会被音乐、空调和烟味转移注意力，对于一片美妙天地的想象和记忆也就不再仅仅局限于舷窗中那匆匆的一瞥了。
*
尽管天气酷热难当，在土耳其东部这片相对保守的土地上，却没一个人穿短裤。在埃尔祖鲁姆（Erzurum）的两天，我一直把两条腿遮得严严实实，这样就不会在人群中太惹眼。后来我发现，要想真的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我就应该套上棉质的长裤，穿长袖开领衫（棉的和尼龙的都可以），再披上件背心，外加一顶小圆帽。我最好再拔掉几颗牙，几天不刮胡子。
城市宽阔的大道边绿树成荫，热热闹闹地开满了各种餐厅、商店和小卖铺，人行道上的小摊小贩叫嚷着争抢顾客。在土耳其的城市中，提供同种类型商品和服务的商家总喜欢挤到一起，一条治疗忧郁症的小巷子里就挤满了50位医生和药剂师。这里的女人都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还有人包着头巾，穿着长外套。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忍受这里的酷热！
再往北走，铺开在眼前的是东安那托利亚高原，那里土地肥沃，远处是连绵起伏的浅绿色群山（很多山高达三千多米），让人联想起蒙古草原，一眼可以望到几英里之外。阳光洒在远处青翠的山体上，投下一块块深色的影子，与刚刚收割过的金色长方形田地、绿色灰色的牧场和犁过的田野间或交错在一起。
安那托利亚（Anatolia）北部是库尔德人的聚居区，素以贫穷著称。他们的房子通常只有一层，由砌着泥墙的两间茅舍组成，屋顶是凹凸不平的铁板或泥土。牛粪压成的砖头在门口堆成金字塔状，是当地人在痛苦而漫长的冬季里唯一的燃料。这里的冬天气温可以下降到摄氏零下40度。牲畜、鹅群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农庄里大摇大摆地走在土路上。当地的狗体型非常庞大，毛色苍白，极富攻击性。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变成了卡通片《亡命之徒》里的人物。我刚甩掉两条狗，转眼就发现另一条又挡在我前面，呼哧呼哧地试探着空气里的味道。眼看实在躲不开，我干脆心一横，伸手到工具袋里寻找驱狗器。这条狗还在死死地盯着我，好像是在努力弄清我的来头。我慢吞吞地向前蹬着车，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还没等我掏出驱狗器，这家伙居然夹着尾巴开溜了。可能我身上的味道没我想象得好。
宽敞的马路偶尔有挂着土耳其、伊朗或保加利亚牌照的大货车器宇轩昂地列队驶过。当我挣扎着爬上土耳其境内又一条漫长的山道时，我听到一辆重型柴油车从后面开上来。司机减缓车速和我并行，一个笑脸盈盈的乘客从车窗里探出身子，递给我一根黄瓜。我对黄瓜不怎么感兴趣，于是婉言谢绝了，但他一再坚持。我伸手一把抓住黄瓜，好像运动员抓过接力棒一样，货车摁了摁喇叭开走了。这样的友善总能激起我新一轮的斗志，给我疲乏的肌肉注入新的力量。在广阔无垠的天穹下，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我感觉自己如此渺小，风依然使劲地刮着，像是在嘲弄着我微不足道的力量。
*
当我赶到距离伊朗边境仅20英里的多古贝亚兹（Dogubeyazi）时，摆在我面前的是雄伟庄严的自然景观和蓬头垢面的当地人。残破不堪的街道上挤满了一群一群的人，调皮的孩子像鹦鹉学舌一样大喊“哈喽”。
阿勒山（Ararat）据说是诺亚方舟最终的栖息地，因此闻名天下，它海拔5137米，终年积雪，居高临下地傲视着山脚下人类制造的景象。
虽然阿勒山被很多业余旅行者视为禁地，但住在露营地的两名美国人和一名新西兰人仍然坚持要找到那据说埋葬在峰顶附近冰层下的方舟残骸。尽管他们拥有充足的知识和装备，但由于阿勒山是军事敏感地带，所以官方要求必须出示特殊通行证。这三位坚信，宇宙年龄只有6000年，而不是几百万年，人类根本不是进化来的，而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出来的。只要发现诺亚方舟，便能摧毁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上帝的存在。他们都是雄辩的演说家，经常引经据典，而且还搜集了许多强有力的科学证据。
55岁的飞行员理查德早在19年前就尝试登上这座山峰，在过去19年里，他每年夏季都会来到这里，试图登上阿勒山顶峰。
另一位名叫戴维拉森的美国人来自帕萨迪那（Pasadena），45岁，是一位气度不凡的教师。他指出，进化论只是一种理论，而不是科学事实，因为这种现象既无法展示又无法重复。他满怀信心、滔滔不绝地举了几个亲身实例，以此来证明上帝确实存在。如此富有激情的人总是能够吸引我，尽管不能全盘接受他的信仰，但我还是非常喜欢和尊敬他。
他问，如果为我做一段小小的祈祷，我是否介意。
“啊……当然，当然不介意。”
他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低下头。他的祈祷没有让我感到窘迫，相反，却十分打动我心。他从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中获得了那么多力量和安慰，对此，我只能钦羡不已。
第四章 进入伊朗
如今的土耳其，尽管绝大多数人口是穆斯林，但却是一个标准的民主制国家。它和欧洲一衣带水，不仅是北约常任理事国，而且正在申请加入欧盟，所以西方的旅行者在伊斯坦布尔和卡帕多西亚 （Cappadocia）很受欢迎，而且他们喜欢把地中海和爱琴海的海岸线也打包在他们的度假行程中。
然而，伊朗却全然是另一番情景。尘土飞扬、酷热难耐的伊朗边境小镇巴扎尔甘（Bazargan）成了一个巨型货场，而我则像是刚刚从衣柜后面进入了纳尼亚仙境，进入了一个充满了各种异域风情的气味、颜色、味道和声音的地方。人们的举止和穿着都有些特别，他们的语言散发着神秘感。他们吃着我陌生的食物，房屋的设计也很特别，满街都是外形陌生的轿车和货车。
尽管边境旅游问询处接待我的那个小个子男人非常热情友善，但当我骑车沿山坡直奔镇中心时，我的内心依然夹杂着一些紧张——未知的东西往往既美妙又恐怖。
荒凉的山间一条布满尘土的窄道上，七零八落地散落着一些齐至脚踝的矮树丛，成群的山羊、绵羊和牛群正在啃食着这些坚如皮革的食物。群山在玛库（Maku）会合，将小镇挤入一个狭小的山谷里。这儿的人都很友好，店铺的牌子上尽是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点和曲线，像是时刻提醒我身在异域。除了饼干和甜品，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吃，直到一位店主送来一杯茶。
“你们的外交大臣罗宾·库克，是个帅哥！”他笑着说。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帅，看来果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驰出玛库，这次偶遇让我变得更踏实了，我暗想，看来伊朗人和土耳其人也没什么不同。
在遇到了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车手米罗之后，我发现他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他很高兴能有个伴。这个小伙子又高又瘦，金发齐肩，留着一小撮胡子，穿一件灰色T恤，一条牛仔裤用皮带扎着，脚蹬一双拖鞋。他的自行车看起来像是某次大甩卖上淘来的旧车，扎眼的荧光绿车身和紫色的车篮用一根绳子随便连着。据说23岁的他曾经骑车穿越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士，还去过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和新西兰，真算是老牌旅行家了。他想去澳大利亚，准备在那里找份工作，挣足了钱好继续上路，但是澳大利亚人竟然拒签他。
黄昏时分，我们在一个满地石块的山脊后铺开睡袋，他把使馆的拒签信递给我看。
“这事儿不能怪澳大利亚人，只怪那些签证逾期滞留的东欧人，是他们的不负责任给你带来了麻烦。”我说道。可不管我怎么费尽口舌，他还武断地坚持认为澳大利亚人不讲道理。整个晚上，他喋喋不休地谈着签证和各种花费。他从一个德国人手里买进了一辆捷安特自行车，只花了1200马克，跟他相比，我为这次旅行所支出的费用要多得多。这件事让他乐了半天。
“英国人去阿根廷要签证吗？”他问。
“不知道。我想需要。”
第二天，我们依然沿着沙漠和矮树丛组成的宽阔走廊两边向上爬行。路上偶尔会看到一块绿色，这是经灌溉而成的绿洲。深绿色的油罐车扬着烟尘从我们身边嗡嗡而过。这里最常见的车叫“Paykan”，是一种敦厚朴实的四门车。虽然这个型号英国早在30年前就停产了，但今天的伊朗依然在用。
一路上我们骑得很愉快，但伊朗国土面积是法国的三倍，所以这里村镇与村镇之间、从一个配给站到另一个配给站之间的距离常常显得遥不可及。路边摊上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葡萄、西瓜、苹果、西红柿、梨——偶尔能救救我们，但其他一些东西，比如牛奶、巧克力、蛋糕之类在土耳其司空见惯的东西就显得非常罕见了。
路上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寻找面包、新鲜蔬菜和水果，不守规矩的小孩子在我们周围越聚越多。其中一个小孩一直在玩我的变速杆，我让他别乱碰，结果他的手一挪开，自行车就栽倒了。
“天哪，能不能别动我的东西？”我的耐心已经达到极限，终于发出一声怒吼。
“不用那么紧张！”一个大胡子警告我。
“谁紧张啦？”我怒目圆睁，然后立刻扶起自行车出发了。
夜幕降临，我缩进睡袋，今晚的露营地是一个僻静无人的小山沟。夜色越来越浓重，我想仰望星空，好好思考一下，但米罗显然着急地想打破沉默。
“你知道伊朗人差不多去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办签证吗？”
“嗯。”
“你坐卡车到南斯拉夫时需要签证吗？”他丝毫没察觉到我在敷衍他。
“不记得。就算有，也是在边境上买的。”我还清楚记得当时那段经历，就像……唉，大概已经有12年了。
我们昨天碰上了一个只穿短裤的瑞士车手，米罗说，从明天开始，他也只穿短裤。我觉得这种做法很不明智，旅行时我尽量入乡随俗，一方面可以避免得罪人，另一方面也可以躲开不必要的关注。所以我在埃尔祖鲁姆一家店铺买了两件恐怖的直条长袖化纤衬衫——在热的地方穿极不舒服。不仅如此，我还开始留胡子了，这样不仅仅可以节省宝贵的水和痛苦的刮胡过程，还可以帮我冒充伊朗人——似乎没有一个伊朗人有时间或有兴致刮胡子。
“你见过有多少伊朗人穿短裤的，米罗？”我问。
他还是初衷不改。我觉得他纯粹是在自找麻烦，不过就像他说的，这是他自己的决定。我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话不投机，谈话很快走进死胡同，最后只好结束交流。他毫无幽默感，又不懂得聆听，告诉他八百遍还是记不住我的名字。
“好像我遇到的英国人都很沉默。”他终于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劲了。
“真的？”我打了个呵欠。
*
1973年油价猛涨，伊朗暴富之后，在伊朗国王的统治下，这个国家的汽车数量激增，从1970年到1978年之间私家车的数量翻了两番。因为买汽油可以从政府那里领补助，伊朗成了世界上开车最便宜的地方。大布里士（Tabriz）的大街由低矮的砖头、水泥和灰泥块凌乱地砌成，热气腾腾，空气中弥漫着烟雾和喇叭声。这里的环岛是个谜，谁也闹不清楚到底该从那边绕。这里司机的驾驶技术都很恐怖，这种情况下交通事故还那么少，真的很让人惊叹。人行道上忙忙碌碌地走着没刮胡子的男人，他们穿着松松垮垮的长裤和棉质长袖衫或尼龙衬衫，脖子前面敞着扣——在这儿扎领带会被人耻笑；女人则披着一袭宽大的黑色长袍，看着就像修女。
旅行指南上说整个大布里士唯一能兑换旅行支票的地方是梅利银行分行。我一边走一边看地图，顶着车流在一个单行道上骑了一会儿之后，终于找到了这家银行。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关门了，也许是因为职员都着急回家，换钱很迅速，一眨眼的功夫就完成了。
米罗就没有那么好运了。电子邮件比打电话便宜省事得多，但这老兄拒绝碰计算机，所以我们只好在恼人的酷热中，在混乱不堪的交通里噩梦一般地流窜了三个小时，希望能找地方买张电话卡。每次当我们汗流浃背地停下来问路时，总有一大群人围观，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米罗——此时他已经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短裤——却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很享受这种感觉。每次问路得到的回答都不一样，围观的人好像都不记得附近有卖电话卡的，最后我终于说服他放弃努力，干脆找个旅馆打个电话。
他的短裤终于发挥了作用，我们先后找了两家旅馆，老板都拒绝让他进入——在伊朗这个国家，米罗的做法就等于穿着三角裤在大庭广众招摇过市。对于伊朗人而言，他就是个无礼或滑稽的冒失鬼。但对于我来说，地缝才是最好的庇护所。
*
米罗还在呼呼大睡，散落四处的大鹅卵石在清晨的阳光中投下长长的阴影。我必须得叫醒他了，我已经忍无可忍。我需要目标、动力和截止时间。为了好好利用清晨的凉爽，我甚至会用闹钟。我喜欢一切都有计划。对我而言，自由只是意味着我可以自己设定截止日期，而不用听从别人，但不是随心所欲，一切都得按照时间表运行，没有时间表我就感觉像没穿衣服一样。
双手冰凉，我们开始收拾行囊，五条大狗在附近的山脊上发出轻蔑的叫声，这更令我们加快了速度。这会儿，为了一杯咖啡和巴赫，我完全可以笑着干掉一个人。
在斜射的阳光和长长的阴影里沿着陡峭的山路爬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暖和起来了。我们在警察哨所附近的山口上停下来吃早餐。我打开一罐金枪鱼罐头，抹在面包上——自从不久前小刀丢了之后，这件事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块奶酪很便宜。”米罗一边自鸣得意地嘟囔道，一边从十天前在土耳其买的一块令人毫无食欲的浅黄色砖头上切出一片。“一公斤才50万里拉！”他对自己花一美元买来的伊朗地图自豪不已，而我的是一张大得多的地形图，花了六英镑从基德明斯特（Kidderinster）的书店买来的，它不仅勾画了这个国家的轮廓，而且还以绿、黄、白、灰和淡紫等细腻的色块标明了不同的板块，我不仅可以从中更多了解伊朗的地理特征，而且这幅图本身就是个漂亮的玩意儿。
米罗告诉我，我买那本旅游指南简直是在浪费钱。
上帝！这哥们儿就是那种只知道价格却永远不知道价值的人，我实在忍无可忍，决定反击。我提醒他说，要不是靠这张地图里的街道图，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在银行关门前赶到，也不可能在城市南边的那座山上免费住宿，说不定还要在城里的某家旅馆花上一大笔钱过夜。一本像样的旅游指南可以帮一个人省却大量时间和麻烦，甚至省下一大笔费用。
“六英镑！”他尖叫起来，像是看到了鬼。“那可是九美元呢！”
没错，这我知道。等我回了家，我就会把这张九美元的地图挂在客厅，用圆珠笔标出我的路线，然后我可以向客人们“精确地”指出我是在哪个地方遇到这个让人头疼的斯洛文尼亚人的。
他买了一些浓缩柠檬汁，在路边足足摆弄了一个世纪才把水、糖和柠檬汁按照合适的比例调配成果汁。我们寻找食物的时间似乎和骑车时间一样多，因为他通常得找到会讲英语的店铺（这很不容易），才能弄清楚哪个茄子罐头里会有肉。看热闹的人每分钟都在增加，主要是孩子。这个“穿花衣的风笛手”丝毫不以为意，竟然决定要在附近的喷泉里洗脚。我绝望地远远躲开这群傻呆呆的观众，在烤人的太阳里坐立不安地等待，鼻孔里冒着烟，心里想着，看来伊朗乡下人平时实在缺少娱乐啊。
老朽的大货车、大巴和小汽车紧紧地包围着我们，我们一边顶着风艰难而上，一面在这些黑色或蓝白色肮脏的致癌烟幕里挣扎。我开始想象自己带着健硕的体格和肺癌、喉癌凯旋而归的情景了。正在这时，一声大喊从后面传来，米罗想撒尿。他冲着大马路脱掉裤子，水蛇挥舞，耀武扬威。而我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藏起来，在这样一个对于裸露肉体极端敏感的国家，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看着他没羞没臊的样子，我心里暗暗打定注意，分手的时候到了。
第五章 轻装上路
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摆放着三张矮桌，其中两张被用做睡床，其中一张床上传来无忧无虑的呼噜声。我打开旅游指南，按照最后几页的提示，点了奶酪、果酱、面包、两个鸡蛋和茶。我把鸡蛋、奶酪和果酱卷在分开的薄脆面饼里，味道好极了，而且这样的一顿素食早餐只需一美元。
路边的餐厅和咖啡馆价格便宜得离谱，而且是和当地人接触的理想地点。这里的人谦和友善，完全不受政府那套反西方论调的影响。米罗一直拒绝在咖啡厅和餐厅里吃饭，因为他害怕吃到肉，这会儿，他或许正在哪条马路边，享受着他的冷豆子就生蒜吧。
比起通往德黑兰的公路，通向哈马丹（Hamadan）的路上车少多了。路上到处是拐弯、环道和坑洼。我开始爬坡，穿过一大片多石的平地，准备向远处的群山进发。正在这时，一家人开着丰田越野车在我跟前停下，司机下车递给我一袋葡萄和桃子，然后掉头离去。
干枯的河床在快被烤焦的山间蜿蜒展开，偶尔可见一片片果园、稻田和葡萄园。柴油泵发出“嘎嘎”声，从远处汲来地下水，灌溉了这弥足珍贵的绿色。我在路边的水果摊上又买了一些葡萄，顺便和三个长者聊了一会儿——其中一个穿着一双开着大洞的袜子。
埃瓦吉（Avaj）是个小村子，位处一座漫长而陡峭的山脉中段。我在村里一家小店里畅饮了两瓶Zam…Zam（当地生产的一种橙味或可乐味汽水）。渐渐地，我周围开始聚起一小堆人，他们一边打量我的自行车，一边左一言右一语地提出各种问题。也许，在这条大路上，我依然是一个古怪的外人，是典型的“放纵的”西方人。然而，一旦我让这些人意识到，我只不过是个普通人时，他们就会表示出真挚的欢迎。我怀疑，我先前之所以无法忍受当地人的好奇心，完全是因为米罗那条令人恼火的短裤。
人群中有个很开朗的中年男人最爱讲话——但我建议他真该把胡子好好整整，再让牙科大夫好好看看。我问他离山顶还有多远。
“5公里！”他答道，然后是20公里顺畅的下山路，可以轻松滑行。
5公里用了我40分钟，到达山顶后，我在一家餐厅点了一块烤鸡、米饭，还有酸奶，我把酸奶拌到米饭里，这样米饭可以软一些。这地方的餐厅和西方很不一样，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学校或工厂的食堂：几把塑料椅子和胶木桌子散放在棋盘格一样的黑白相间的瓷砖地面上，墙上挂着绿意葱茏的阿尔卑斯山风景画。
伊朗国土面积大约是法国的三倍，印度的一半。这里多山的环境和猛烈的狂风对骑车旅行者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是道路状况却非常良好，是除德国外最好的一段。九月初的天气还很炎热，但为了不引起当地人的注意，我还是决定暂不换上舒服合适的衣服。
下午三点左右，乱石丛生的平原上突然刮起了一阵疾风，看来今天很难继续下面的行程了。我到这会儿已经完成每日80英里的定额，但要寻找一片露营地可真是太难了：在欧洲，我常常藏在树丛里或灌木丛中，但伊朗的植物充其量也就是一片绿洲，还有不请自来的居民、牲畜和狗。只有山才能提供私密的空间，越偏僻荒凉越是好，当然，当高山退向遥不可及的远方时，你就别无选择，只能见机行事了。最后我幸运地发现一幢盖了一半的建筑，看来，这是方圆几英里唯一适合藏身的地方了。
在家里时，要做的事情总是很多，我永远无法在床上或电视机前心安理得地赖上很长时间。但是现在，除了记日记和支起小帐篷，剩下的时间绝对无事可干。我仰面躺在软绵绵的垫子上，下午的阳光慢慢地吹干我身上的汗，我朦胧地沉浸在一种隐隐约约的幸福感中。
太阳下山之前，我还可以毫不内疚地美美睡上四个小时。大脑里超高的“幸福激素”和身体的满足感让我不由飘飘然，根本没心情在脑子里消化这一天发生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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